論傳統「六書」之本原意義

漢語的造字方法——「六書」本義 （摘自拙著《漢語的音義起源·自序》） 「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保氏》，但具體是指哪六書，其含義是什麼？沒有說。但可以肯定是指漢語的造字法則，可惜戰國時代的戰亂紛紛，特別是秦統一後，焚書坑儒，其本義已不可知。漢字到底是根據什麼來造的，遂成千古之謎。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解六書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這算是已知的最早解釋。 許慎在《說文》中進一步明確為：「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以後基本上以此為定論。漢字是形音義一體的，但《說文》似乎割裂了它們，以至於所解的「六書」，顯得十分牽強。為了使顯得合理，《段注》將其進行了補充；現根據其註解進行分析： 《段注》以為「指事之別於象形者，形謂一物，事晐眾物。指事不可以會意殽，合兩文為會意，獨體為指事。」意即指事為獨體字，且不是指具體某物的字。《說文》舉例為「上、下」，可甲骨文的「上下」實際上就不是獨體字，而是用一長一短的兩橫表示某一平面的上面或下面。 《段注》以為「有獨體之象形，有合體之象形。獨體如日月水火是也；合體者從某而又象其形，如眉從目而以象其形，箕從竹而以 象其形……獨體之象形則成字可讀，軵於從某者不成字不可讀。」意即象形分獨體與合體。其實象形字應為整體象形，不應該有獨體與合體的區別，《段注》的所謂合體，其實是後來的畫蛇添足，按形聲的法則添上去的，不能算象形字了，其所舉「箕」就是這樣；但「眉」還是象形，沒有「目」，是看不出眉毛的樣子的。 《段注》以為「其別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獨體；形聲，合體。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以事為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為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意即形聲字是義旁+聲旁的合體字。可實際上，幾乎所有的聲旁都跟義相關，都算是「合體主義」；否則，「江河」有什麼區別呢？「江」從「工」，音從「鴻」，指大雁的以此為界，南來而北往；「河」從「可」，音從「鵝」，指天鵝生活在黃河流域；雁鵝本屬於一類，都是大型水鳥，離不開河流，故「江河「以其叫聲為聲。 《段注》以為「會者，合也。一體不足以見其義，故必合二體之意以成字。」意即義符+義符的合體。因此，「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這看起來好象沒有問題，但「武」實際上是「戈」所「止」，「止」是腳趾，指到、走，意即加以兵器。所以會意也帶有某種不確定性。同時，字的讀音從哪裡來的呢？它跟義有什麼關係？ 對於轉注，《段注》沒有註解，根據《說文》自己的解釋，當如「考、老」一般，義本相同，但讀音不同，便用同一部首將其歸類起來。實際上，「考老」不過是同音同義而異形而已。 對於假借，《段注》以為「託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於此，則凡事物之無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輾轉而為之。是謂假借。」意即同義複合，同音通假。實際上，「令」發命令的人；「長」，年紀大、有威望的人，它們的意義本相近，完全可以通用，不存在假借的問題。 可見，《說文》對六書的解釋是牽強附會的，《段注》自然也沒法將其講明白。但《說文》所講的「六書」名詞應該不是憑空杜撰，錯在只是把它們理解為字的構造法則。 縱觀漢字，「六書」法則的體現，在於形音義上： 首先在字形上，所有的漢字都可以謂之為象形。但某一具體物，可以用一體象形來表現；而更多的事理，本沒有具體的形，所以便無直接的形可象，於是便採取比擬的辦法，用其它有形的字來組合，具體的為「指事」；抽象的為「會意」。因此，在字形的構造上，實只有這三種。 但文字畢竟不是圖畫，文字要求簡單易寫；因此，漢字的象形往往只取某一特徵，如以「匕（翅膀）」象鳥、「角」象牛。可有翅膀的不只是鳥，還有飛蟲；而且即使都指鳥，可鳥的種類有那麼多。有角的也不只牛，還有羊、鹿等。這可謂為「一象多物。」相應的，由於只取某一特徵為象，取鳥翅膀指鳥，取鳥啄自然也是指鳥；同時，即使是整體象形，還有觀察的角度不同而導致差異，如「象、襄」都是大象的整體象形，可由於視覺上的一前一後的區別，導致字形迥異；這可謂之為「一物多象。」在辨析漢字字形時，必須注意這兩點。 其次在讀音上。形音一體的，可謂之為「形聲」，形即聲的意思；這些字主要是指那些獨體象形並能發聲的物體，諸如「牛羊馬犬象」等字，它們是漢語的音義之源。如果說真正要模擬出原始漢語的發音，應該就是這些音源字所指物的發聲。 而大部分字所指的事物是沒有具體的可作代表性的聲音的，於是便根據其形狀、意義等，與有聲漢字的相關性來進行假借。如「上」，本是抽象性的，無聲可言，便抓住其由低到高的概念，借鴻雁高飛的特徵而借其為音；「牙」，雖是具體物，卻不會自發聲音，便抓住其形狀象鴨嘴而借鴨為聲。 因此，漢語的讀音，受音源物的制約性較大。那些發音比較單純的物體，如燕子，其叫聲變化不大，因此其字族的讀音也就比較單純；而那些發音有變化的，如雞，雛雞、成雞、公雞、母雞的叫聲都不一樣，因此其字族的讀音也就比較複雜。另外，不同的物體，所發出的聲音相似，這是最容易混淆的；加上漢字的單音化，更使本來有區別的聲音模仿起來也會相似；如牛、羊、貓、狗、鹿等，其叫聲本有不同，但模擬出來的就難以分辨，導致「iu、ao、ou」的混同性很強。所以，要準確地判斷某一漢字的音源，的確不是簡單的事情。如果要因此建立精確的漢語音義體系，沒有人為的規定性也是做不到的。 由於語言聲源的這種模糊性和多元性，即使是同一語言，也就必然會導致各地的方言差異；而如果所生活的環境不同，所模擬的音源物也就會不同，這就必然會導致即使同是原始社會，雖然各地的語言表達方式一樣，而所形成的語言也會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間的差異性自然也會越來越大。這是導致漢字的一字多音的根本原因。 至於借音，就存在更複雜的不確定性。借音的方式主要為「因形借音」和「因義借音」。形既存在「一物多象」，義即存在一字多義，自然所借音也就不同；何況所能借的音源體系，本多交叉混同，自然影響借音的多元化。如蜘蛛，因其是無聲的，只能靠假借，如「蟙、蟿、蟢、蠿、蜱、蚿、蛛、蠨、蛧」都是指蜘蛛，分別取其吐絲、結網、高懸、駐中等特徵而借音於隹、燕、蜂、牛、虎等。 再就是在意義上。同一事物，觀察的角度不同，產生的意義也就不同；而時代的變遷，新的事物被不斷發現和創造，需要用相應的語言文字來表現，最方便的辦法當然是用已有的語言文字來指稱；因此，同一漢字，所表達的意義也就多樣，如老虎，老虎的毛色為黃色，用以指顏色為黃色的物體；老虎兇猛異常，用以指發狂；老虎是百獸之王，用以指首領等；起初表達的意義簡單，本用象形字「王、黃」就可以了，但隨著語言的要求準確，便只好添加其他義符來細化，加「犬」為「狂」，加「石」為「磺（礦）」，加「白」為「皇」等。這可稱之為轉注。 字根性的漢字其實不到三百個，其它漢字都屬於這類轉注字。受字形、讀音的制約，也為了方便於記憶，單音字進一步發展成為複合詞，從而使漢語保持生生不息的頑強生命力。 如上所述，所謂「六書」，的確是漢語的基本法則，但不只是在字的構造上，而是體現在形音義三個方面。因此，這些法則體現在具體某字上時，則至少有兩種，如「牛」，本是牛的象形，音即本來發聲，屬「象形+形聲」；「好」，「女、子」合起來指生育之事，取小孩出生時的哭聲為音，屬「指事+形聲」。 但象「匡」這類字則較麻煩，而且這類字是漢字的主體，在《說文》中被稱為形聲字，即「匚」為形，表義；「王」為聲，無義。可實際上「王」是表義的，由虎皮的顏色會意指礦藏。所以，按前例說它就很難做到妥當，從字形上來說，說其象形，它又是合體字；說它是指事，「匚」又的確是象形。從讀音上來說，說它是假借，「王」卻又是形聲；說它是形聲，「匚」又是不表聲的。因此，它屬於漢字因多義而孳乳的新字，屬於「會意+形聲」。而「框」，則是在「匡」的基礎上的轉注，則屬於「轉注+形聲」。 為了方便，以區別於《說文》所說的約定俗成的「六書」，我認為還復為班固的「六書」要恰當一些，即「象形、象事，象聲、假借，象意、轉注」。漢語的發展可以依次描述為： 「象形+象聲」，如「牛羊」，字音即所指物的發聲，是最原始的字根，是漢語的音義元素；「象形+假借」，如「日月」，字所指物本無聲，因義而借雞（雞鳴日出）鵝（月色月狀如鵝）的叫聲為字的讀音，是漢字語音化的基礎。 「象事+象聲」，如「好（孩子生下時的哭聲）」；「象事+假借」，如「明」；「象意」的字既表抽象事物，自然是無聲可象，只能是假借，屬「象意+假借」，如「上下」，是漢語成熟化的標誌。 讀音在所注字根中的字，如「涯框」，音從「厓」從「匡」，可拆為「水厓、木匡」，才是「轉注」。而如「件」，借燕為音，當為「象事+假借」；如「卡」，借鴨為音，當為「象意+假借」；拆開後已非原義，故不能算轉注。「轉注」是漢語精確化、簡練化的需要，從而派生出無窮無盡的新字。為了書寫和識記的方便，這一法則發展到極致後（三到四個字的組合），被複合詞所代替，《說文》所謂的形聲字大都屬於次類。 因此，漢語作為一種語言，應該是跟人類文明的進程相輔相成的，它不應該是幾千年的問題，而是跟人類的進化一樣古老。人是會說話的動物，而說的內容就是當時的現實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食物、危險、繁殖；人應該起初就是能夠自由活動雙手的兩腳動物，因此能夠將要說的內容按象形的法則摹寫下來，這就是文字。因此，最初的語言，應該都是象形和摹聲的，其內容就包含在文字和聲音中，是形音義一體的，沒有誰先誰後之分。這也是世界上的初始語言看起來都頗為相似的根本原因；漢語是唯一成熟的沒有消亡過的原生態語言，所以一直保持著語言本身的面貌；但其他幾大古文明語言，都消亡了，只保留聲符，造成形音義的脫節。所以，要研究語言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漢語。要弄清漢語的音義起源，不能不推翻《說文解字》以來對「六書」的認識，重新弄清「六書」的本義。再論傳統「六書」之真諦 【作 者】白兆麟 【作者簡介】白兆麟(1937-)，男，安徽安慶人，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安徽大學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關 鍵 詞】六書/構形/假借/轉注/形聲中圖分類號：H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19(2003)02-0062-05傳統「六書」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問題。近兩千年來，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體分析，有人加以改造。無庸置疑，這是一個古老而草創的理論。然而至今，我們是否真正地把握了這箇舊理論的精髓？近代文字學史上有一樁重大事件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甲骨文出土以後，劉鶚的《鐵雲藏龜》於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當年獲睹，興奮不已，「輒窮二月力，校讀之」，撰就我國第一部考釋甲骨文字的專著《契文舉例》，為「開闢中國近代學術史的新紀元」揭開了序幕。毫無疑問，這憑靠的是他深厚的舊學根柢和較高的鑒別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長期攻治《說文解字》的素養，不僅具有分析小篆形體的豐富實踐，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許慎有關「六書」理論的精髓。可以說，《契文舉例》是依託舊理論處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證。就當代而言，裘錫圭先生的新「三書說」，孫雍長先生的十種「思維模式」，王寧先生的十一種「構形模式」等，都是關於漢字構形問題的最新理論，是對傳統「六書」的改造與創新。因此，如果能夠吸收歷來眾多學者有益的思想，進而把握「六書」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維歷程和思考方式，就能夠深入理解傳統「六書」的本原意義。這對進一步明確漢字的性質與演化，理清古今字的產生、類化字的形成、音譯字的轉化，完善符合漢字實際的文字學理論，確立當前漢字簡化的原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附帶要說的是，本文意在理性辨析，不在文字考證，加之排版困難，所以舉例時不出現古文字，而以能說明問題的楷字為例。　　一、漢字的性質漢字是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具個性的文字元號。對於它的性質，至今說法不一。明確漢字之性質和揭示「六書」之真諦，可以說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問題。科學語言學的奠基人索緒爾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體系：1、表意體系，……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係，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係。這種體系的典範例子就是漢字。2、通常所說的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的這個論斷，不僅著眼於文字記錄語言的本質特性和文字構形的基本依據，而且也著眼於漢字的整體系統和構形特點。在記錄語詞的職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並無根本區別，其區別只在於連接詞的紐帶是詞義還是語音。漢字在表義與表音的相互促進中，一直頑強地堅持固有的表意特點，不斷採用新的方式增強其表意功能。這表現在三個方面：1、當漢字所記錄的詞所指的事物發生了變化，漢字總是及時地調整其字元。如「寺」原從「又」（表主持），後改從「寸」（表法度）；「炮」原從「石」，後改從「火」等。2、漢字中的假借字向形聲字轉化，成為漢字演變的一種規律。如「辟」轉為「避」、「僻」、「嬖」，「因」轉為「茵」，「舍」借為捨棄加「手」旁，「須」借為等待加「立」旁，等等。3、從早期形聲字的來源看，它們不但不是表音性的產物，而且明顯是漢字頑強地維持其表意體系的結果。如「考」為加「老」而成，「祝」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聲字里的聲符，有一部分還具有區別詞的作用。如「逃」與「迢」，「鵠」與「鶻」，「沒」、「漠」與「沫」，等等。由此可見，漢字，包括形聲字，是以意符為綱的。　　二、《說文》與「六書」首先必須明確，《說文解字》是處在語文學時代，其起始目的是為了「正字」，即為了正確地認字和寫字。《說文敘》就是闡明認字和寫字兩大問題。不過，由於許慎博學多能，對漢字形體又深思熟慮，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原來的目的，以至於引起後來學者濃厚的興趣，並據此而作進一步的探討與鑽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學的專著。傳統文字學稱作「小學」，開始也表明其起點是很低的識字教學，只是由於兩漢經學今古文鬥爭中古文經學家的推崇，「小學」才上升為考證和釋讀儒家經典的津梁，即講解古代文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其次，對於「六書」，班固引劉歆稱為「造字之本」。所謂「造字」，當有兩層含義：一是就漢字的整體系統而言，即把語詞轉化為文字；二是就漢字的單個形體而言，即單個字形如何體現所記載的語詞。許慎所說「作書」當指後者，且雲「厥意可得而說」。因此，「六書」在當時是對「著於竹帛」之「書」的說解條例，即許慎心目中「說字解經」的「字例之條」。解讀古代文獻的實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學」固有的形、音、義互求的傳統方法，其分析對象是秦代規範過的小篆，而漢代學者所說的「六書」就成了傳統文字學分析漢字構形的法則。對《說文解字》及其「六書」的原本性質，後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複雜局面。班固所謂「造字」，許慎所謂「作書」，其實質即為語詞構造一個書面形體，也就是「漢字構形」。可以想見，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摸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當時人的思維方式。上古時期，人類認知思維的特點必定是重形體、重感知。在漢字初創時期，先民的構形思維必然只著眼於語詞所指稱的意義內容上，即用字形直接顯示詞義，以達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為「造字」的這種構形方式明顯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構形思維的著眼點必然轉向詞的語音上。漢語是單音成義的詞根語（孤立語），音節的有限必然帶來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義上的困擾。為擺脫這種困擾，先民的構形思維便自然發生逆轉，從著眼於詞的語音又回復到著眼於詞的意義。這一曲折的構形思維歷程，給先民帶來新的啟迪，到最後，在漢字構形上，便同時兼顧詞的意義和語音兩個方面。根據這種構形思維歷程的合理推測，「六書」作為構形方式，其出現的先後順序大體是：象形—象意（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形聲。應當指出，許慎在《說文》里對漢字字形的編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對「六書」（作為構形方式）產生的順序從未經過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會著眼於漢字演化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系統性和歷時性兩個層面來重新思考並加以解釋，方能揭示傳統「六書」之真諦。　　三、傳統「六書」再剖析許慎於《後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漸多也。」這是許氏對九千多小篆形體的基本分類，即區分為「文」和「字」兩大類：「象形、指事、會意」是對「依類象形」（後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說；「假借、轉注、形聲」是對「孳乳漸多」的「字」的解說。因為前三者是「本於物象」，而後三者是以「文」為根而孳生的。這就是說，許慎所謂「六書」並不是對漢字形體結構的完備的分類。他處在語文學時代，即使是對漢字構形的解說，也不可能沒有局限。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作為說解的「六書」，分類比較粗疏；二是對「六書」本身的界說過於簡略，又受了當時駢體文風的消極影響；三是每書所舉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體分析。正是這些，給後來的論爭留下了極大的空間。因此，有必要對「六書」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現其本原意義。1、象形：許氏雲「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於物形。過去，曾有學者把象形分為獨體與合體兩類。其實按構形方式來說，獨體象形就是繪形象物，即用簡潔的筆畫描繪語詞所指稱的物體，構成一個獨立的圖象。例如「子、自、止、貝、它、晶、網、行」等。合體象形就是烘托顯物，即藉助一個相關物象的陪襯，來顯示所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頁、眉、果、聿、牢、須、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頁、皿、川」都是用來襯托其餘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這兩類象形字，是絕大多數漢字構形的基礎。2、指事：在許氏的解說中，「見意」二字是其關鍵。參照《說文》正文里所舉的例字，其構形方式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符號見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類是加標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於上古原始記事方式中的契刻記號和記繩之法，後者所加記號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這是「六書」中爭議最少的，無須多說。3、會意：許氏所云「比類合誼」較為確切。「會」有「會比」、「領會」二義。所謂「比類」，自然是會比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件，這部件可以是圖象（不能獨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會意」也包括兩類：一是會比圖形，二是會合字形。前者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按照事理關係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語詞的意義，其內容大多是某種事物過程的表象。例如「丞（後作『拯』）、正（後作『征』）、韋（圍）、各（）、立、既（會食已）、即（會就食）、莫（暮）」等。後者是組合兩個或兩個以上能獨立的字在一起，憑藉構件字的意義關聯，使人領會出新的意義。例如「從、牧、取、占（以口卜卦）、鳴、轟、炎、淼」等。4、假借：許氏雲「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就當今嚴密的思維而言，許氏所定界說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許氏所舉例字卻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後來的各種爭議。其實是誤解了許慎。許氏原意是界說和例字彼此統一而相互發明。也就是說，其「假借」包括兩類：一類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毫無關聯，只有音同或音近的關係；一類是轉義借字，其假借字的本義與借義有聯繫，即通常所謂的引申關係。前者如「難」，本義為一鳥名，借為難易之「難」；「莫」，本義為朝暮之「暮」，借為表虛詞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後者如「令」，本義為命令，借為（今言「引申」）縣令之「令」；「褊」，本義為「衣小」，借為（引申為）狹小之稱；其它如「因」（茵席—因憑）、「字」（育子—文字）等。許氏以「令、長」為例說假借，顯然是把詞義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視為「假借」。這在語文學時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5、轉註：許氏雲「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世對「轉注」的解說，總共不下幾十種之多。其中「主義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聲主「形聲即轉注」說，戴震倡「轉注即互訓」說，朱駿聲為「轉注即引申」說。要想探明許慎之原意，只有採取「以許證許」的原則。《說文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據形系聯，引而申之……畢終於亥。」又解說「會意」云：「比類合意，以見指揮。」據此，所謂「建類」之「類」，應當是「方以類聚」、「比類合誼」之「類」，也就是「事類」，即語詞意義的事類範疇。「一首」之「首」，即《敘》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標誌事類範疇的部首字。因此，「建類一首」就是建立事類範疇，統一部首意符。所謂「同意」，指與部首意符所代表的類屬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說來，「轉注」之「轉」謂義轉，即由詞義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義轉變；「注」謂註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來字形的義類。孫詒讓於其《名原轉注揭櫫》云：「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文旁詁注以明之。」此深得許氏之旨。故簡言之，轉注者即字義轉變而注入相關意符也。轉注當包括兩類：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糾、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蟲、女、火、日」即為後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悅（說）、訃（赴）、間、措（錯）、賑（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貝」即取代了原來的「言、走、月、金、手」，以適應字義的改變。有一點容易引起學者誤會，需要作點說明：「六書」中每書所舉例字，除「轉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並非平列關係，「老」是類首字（建類一首），而「考」是轉注字（同意相受）。許慎謂「考從老省」，即是佐證。6、形聲：許氏雲「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學者一般都把「以事為名」當作「形」，把「取譬相成」當作「聲」。這不一定符合許氏的原意。《說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敘》中「名」字僅此一見。當言及文字時，或曰字，或曰文，或曰書，皆不用「名」。據此，所謂「以事為名」之「名」當指名號、名稱，即字音。這與「依聲託事」之說也相一致。後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為「譬」者喻也，使人曉喻也。這與「比類合誼」也相一致。上個世紀20年代的文字學家顧實，就曾提出過類似的看法（參見其《中國文字學》）。從歷時觀點來看，形聲當包括兩類：一是追加聲符，例如「齒、星、鳳、飼、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為後加的聲符；二是音義合成，即同時使用形符和聲符而構成的形聲字，也就是孫詒讓所謂「形聲駢合」，例如「江、河、陵、陸、芹、菜」等。　　四、「四體二用」說評析清代乾嘉以來，戴震、段玉裁所倡導的「四體二用」說，對學界影響極大，一般都認為前「四書」是所謂「造字法」，而「轉注」與「假借」只是所謂「用字法」，其性質根本不同。基於上述重新剖析，我們認為，「六書」無論是在說解條例還是在漢字構形的意義上，其性質都完全一樣。先說「轉注」。如前所說，無論是追加意符還是改造意符，轉注都是漢字構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話來說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這樣去理解「轉注」，那麼我們常說的「古今字（區別字）」、「類化字」、「音譯意化字」的出現，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古今字如「弟」為「悌」，「竟」為「境」，「陳」為「陣」，「奉」為「捧」等；類化字如「鳳皇」為「鳳凰」，「遮鴣」為「鷓鴣」，「次且」為「趑趄」等；音譯字如「師子」為「獅子」，「匍陶」為「葡萄」等。以上三種後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謂「轉注字」，按照「轉注」構形法去解釋也完全能講得通。這與前四書哪有什麼區別呢？在討論「轉注」時，前面曾經提到清人江聲，他認為：所謂「建類一首」是指《說文》部首，而《說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說「凡某之屬皆從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同構」關係，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轉注字，畢竟混淆了形聲與轉注的界限。其原因在於他缺乏歷時的觀點。如果著眼於靜態分析，是指結構類型，那麼用轉注法構形的字都屬於形聲結構。這是共時觀點。如果著眼於動態分析，是指漢字構形的演化，那麼轉注是改造舊形體的構形法（構成之前已有原體字），而形聲是受其啟發而出現的創造新形體的構形法（構字之前並無原型）。這是歷時觀點。轉注與形聲，從共時平面來看，二者同構而易混；從歷時演化來看，二者異構而易分。再說「假借」。它能否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即所謂「造字法」，意見根本對立。認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幾乎是一邊倒的聲音。表面看來似乎如此，但我們還須再冷靜地思考。許氏所謂「假借」之界說，是著眼於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的意義，而不是漢字的形體結構。所謂「本無其字」，是就語詞需要造字的前提來說的；所謂「依聲託事」，這「聲」首先指語詞的聲音，然後才兼及那個借字的讀音；這「事」當指語詞的意義，然後再賦予那個借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假借」似乎沒有造出新的文字形體，但是，從語言里需要造字的那個語詞來說，從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實來說，「假借」又確實使原無字形可「目治」的語詞終於取得了一個能代表它的書寫符號。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借」何嘗不是利用原有形體的構形法（即前人所謂「造字法」）。「四體二用」說，既忽略了先民造字歷程中的思維特點與心理事實，也並不符合許慎「假借」界說的原意。我們應當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把「假借」視為「不造新字的構形法」。這樣，既承認了它的實質，又看到了它的特點。章太炎有言云：「轉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節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為繁省大例。」就此「二書」後來的客觀作用而言，章說很有道理；可是，就構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說不合史實。應當說，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窮盡，而轉注是適應「假借（包括引申）」（其結果是一字多義）之繁多。受「假借」而為「轉注」之啟發，「形聲」便應運而生。這一演化規律證明：漢字始終在強烈地維護著自身的表意體系和基本格局。收稿日期：200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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