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評價梁啟超

梁啟超，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和康有為等倡導的「戊戌變法」曾經推動了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然而，「戊戌變法」失敗後，歷史在大踏步前進，他卻仍站在原地吶喊，主張君主立憲制，淪為歷史進步的絆腳石。歷史屬於他的時間很短，但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影響卻不可小視。毛澤東對梁啟超其人、其文、其事的閱讀和評論，給我們留下了很多耐人尋味的細節，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演進的歷程。尊崇與效仿1910年秋，毛澤東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在這裡，他從表兄文運昌的藏書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毛澤東初次接觸梁啟超，看似偶然，實則必然。那個年代，受「戊戌變法」影響，梁啟超的名字和學說在國內風靡一時。對《新民叢報》刊載的新鮮內容，毛澤東著迷到了愛不釋手的程度，如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文，他看得非常用心，並在該文「論國家思想」處寫下一段批語：「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一段政論文字，表明這時的毛澤東已欣然接受了維新派思想。此後一段時間，梁啟超成為毛澤東尊崇的人物。他不僅學習梁氏的思想，模仿梁氏的文風，還給自己取了「學任」（梁啟超號「任公」）的筆名。1911年春，毛澤東來到省城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在這裡，他看到同盟會辦的《民立報》，知道了孫中山以及同盟會的綱領，開始擁護革命黨人的主張。激奮之中，毛澤東寫下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牆壁上，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反對專制獨裁的清王朝。對於此事，毛澤東在1936年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可是這個政見卻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孫中山和他們之間的區別。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由康有為任國務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1912年2月，當了半年兵的毛澤東決定繼續求學，最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在回答試題《民國肇造，百廢待興，教育、實業何者更為重要》時，他即以梁啟超的「以教育為主腦」之說立意下筆。可見，當時梁啟超開啟民智、塑造新民的救國之道，確實佔據了毛澤東思考中國問題的方法論高地。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翻閱毛澤東是年10月至12月的課堂記錄，有直接引自梁啟超《新民說》的名句，有化解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相關論點的體會，還有對梁啟超《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所述內容與中國哲學家楊朱的比較，等等。或許是因為沉醉於梁啟超的言論之中，毛澤東在四師的國文課上，很快就被教員袁仲謙看出其文風著意模仿梁氏，因而建議他應研讀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韓愈的文章。毛澤東聽從師命，買了一部《昌黎先生集》，精心鑽研古文文體。質疑與反思1914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合併到第一師範。一師是當時比較民主開明、辦得較好的學校。在這裡，毛澤東受教於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等優秀教員，打下了深厚的學術基礎，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獲得了社會活動的初步經驗。隨著學識的積澱，特別是社會實踐的洗禮，毛澤東逐步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見解。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實行帝制，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這種倒行逆施的行徑，引起全國一片反對之聲，就連昔日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梁啟超、湯化龍也起而響應。毛澤東立即致信蕭子升，請幫助找楊度主張君主立憲、反對共和的《君憲救國論》一閱。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布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控制著北京政權。曾參與策劃護國戰爭的梁啟超，擔憂事久引發革命危機，轉而致力於南北和解。此時，毛澤東對北洋軍閥尚無清楚的認識，因而很贊成梁啟超的主張。6月下旬，他趕回韶山看望病中的母親，途中被騷擾的南方軍隊所阻隔，更加認為政局應該穩定。在7月18日、25日致蕭子升的信中，毛澤東明確表示不贊成逐走勸袁稱帝的湖南都督湯薌銘，認為這樣會使政局動蕩不穩。「湘省之禍，比之辛亥為烈矣。」「殺機一起，報復未已，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不謂此次竟演此惡劇。」可見，毛澤東已非簡單地接受梁啟超的主張，而是經過分析後認同梁的觀點。而且，他對梁啟超的一些政治行為開始了質疑，1916年12月9日在致黎錦熙的信中指出：「袁氏籠絡名士，如王（闓運）、梁（啟超）、章（炳麟）、樊（增祥）諸人，均墮其術中。」1918年8月，毛澤東來到北京。這裡異常活躍的思想氛圍，激發了毛澤東對新思想的渴求，以及對救國道路的進一步思考。馬克思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社會改良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等等，都對他產生了影響。時事環境的改變，使得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陳獨秀等，成為毛澤東關注的焦點。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筆。7月21日，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熱情歌頌俄國十月革命，要求工人、農民、學生、教師、警察、車夫等聯合起來，仿效別國的方法進行革命。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不僅不再到梁啟超的著述中尋找立論的依據，而且在觀察問題的方法論上已經顯示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影響。毛澤東關於各省自治的主張，更直接地表達了他的獨立思考，以及對梁啟超相關見解的不贊成。1920年10月3日，毛澤東在《「全自治」與「半自治」》一文中寫道：「我對於20年內辦中國的總組織，總是懷疑，所以我不特反對吳子玉的國民大會，並且反對梁啟超的國民制憲，同時更大大反對南北議和。我以為起碼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進則各省自治。」同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信羅章龍：「中國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齊，要弄好他也無從著手。從康梁維新至孫黃革命（兩者亦自有他們相當的價值當別論），都只在這大組織上用功，結果均歸失敗。急應改塗易轍，從各省小組織下手。湖南人便應以湖南一省為全國倡。各省小組織好了，全國總組織不怕他不好。」凡事能夠在懷疑中進行反思，乃思想上走上成熟的重要標誌。毛澤東對梁啟超的認識，由竭力推崇到冷靜思考，在質疑之時又不以偏概全，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表明他的思想方法前進了一大步。批判與揚棄以梁啟超為楷模的毛澤東，經過學習思考、比較分析，最終信仰了馬克思主義，並以馬克思主義為救國救民的思想武器。1921年1月，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新年大會上，毛澤東直陳己見：「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選擇，是經過研究鑒別和深思熟慮的。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深刻理解，也使他能夠重新審視包括梁啟超在內的諸家思想，並進行批判和揚棄。1939年2月22日，毛澤東就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致信張聞天：「此文及老墨哲學諸文引了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馮（友蘭）諸人許多話，我不反對引他們的話，但應在適當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說明他們在中國學術上有其功績，但他們的思想和我們是有基本上區別的，梁基本上是觀念論與形而上學……若無這一簡單的申明，則有使讀者根本相信他們的危險。」這封信，體現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批判地繼承古今思想文化的辯證態度。對待他曾經尊崇的梁啟超，也不例外。在革命勝利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充滿自信地說：「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不難理解，在破壞舊世界的過程中，對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需要側重於批判；在馬克思主義取得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開始建設新世界的時候，則需要側重於保護各種有益的思想文化，以求指導思想一元化與思想文化多樣性的辯證統一。因此，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指導方針。「雙百」方針提出後，黨內曾產生不理解甚至是抵觸的情緒，在知識分子中也有不少顧慮。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和青年團負責人開會，強調「雙百」方針的重要性。他說，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後來就有點片面性了，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後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對康有為、梁啟超也不能抹煞。要求全面評價胡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再次體現了毛澤東在執政條件下對待前人的胸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青年時代尊崇的梁氏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強調要敢想敢說敢做。他說，自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並舉出古今中外的許多事例，包括孔子、耶穌、釋迦牟尼、孫中山、馬克思、章太炎、康有為等等。由此，毛澤東得出一個結論：青年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還說：梁啟超青年時也是所向披靡。對於年輕有為、富有活力的人物，毛澤東總是十分欣賞，但將孔、耶、釋、孫、馬、章、康、梁相提並論，且單講梁啟超年輕時「所向披靡」，著實有些不尋常，充滿了對青年時代的懷念之情。不足一月後，1958年4月8日，毛澤東在武昌同吳冷西、田家英談話，再次詳述梁啟超的思想轉變、辦報艱辛與文章風格，盛讚梁氏「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其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毛澤東讀談梁啟超，從學習、模仿，到質疑、反思，再到批判、揚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逐步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歷程，也體現出作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對待一切思想文化方面所秉持的唯物史觀與辯證法精神。〔作者毛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來源：《黨的文獻》 標題：毛澤東讀談梁啟超：從尊崇效仿 到批判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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