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

四書詞目：四書　　拼音：sì shū　　基本解釋　　[The Four Books] 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儒家經典賈母因問　　林黛玉念何書。 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紅樓夢》　　詳細解釋　　1.《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合稱。 南宋 理學家 朱熹 注《論語》，又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分章斷句，加以注釋，配以《孟子》，題稱《四書章句集注》，「四書」之名始立，後用作學習的入門書。 元 皇慶 二年定考試課目，必須在「四書」內出題，發揮題意規定以 朱熹 的《集注》為根據。 明 清 相沿不改。 元 方回 《古齋箴》序：「近世 朱 氏『四書』，吾服膺焉。」參見「 四子書 」。　　2. 指四部書。 南朝 梁 蕭統 《謝敕賚制旨大涅盤經疏啟》：「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 唐 陸龜蒙 《奉和襲美二游詩》：「嘗聞四書曰，經史子集焉。」參見「 四部書 」。簡介　　《四書》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參，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1190年（南宋光宗 紹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 漳州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彙集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內容範圍　　作為儒家學派的經書，《四書》不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體現出早期儒學形成的嬗遞軌跡。它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這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思想精髓，是華夏無數先賢實踐的思考的結晶，至今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堪稱是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精華。　　《四書》中也夾雜著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因此，人們應當抱著去莠存良、古為今用的科學態度去學習、加以適當的理解，將前人的智慧在現在的社會閃光。《大學》　　

《大學》《大學》原本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學者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入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中庸》　　

《中庸》《中庸》原來也是《禮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於《大學》，不是取正文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內容為題了。《論語》　　

《論語》《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鍊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繫，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複章節出現。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後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　　

《孟子》《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聖而作」。所以，儘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作者介紹曾子　　

曾子（前505～前436），姓曾，名參，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人。生於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死於公元前435年（周考王五年，魯悼公三十二年），生於東魯，移居武城，十六歲拜孔子為師，他勤奮好學，頗得孔子真傳。積極推行儒家主張，傳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孫子孔汲（子思子）師從參公，又傳授給孟子。因之，曾參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孔子的儒學學派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和建樹。他的修齊治平的政治觀，省身、慎獨的修養觀，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影響中國兩千多年，至今仍具有及其寶貴的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是當今建立和諧社會的豐富思想道德營養。曾參是孔子學說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曾參以他的建樹，終於走進大儒殿堂，與孔子、孟子、顏子（顏回）、子思比肩共稱為五大聖人。 他著述有《大學》、 《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郕伯」。宋大中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郕侯」（一作瑕丘候）。元至順初年，加封為「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在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南建有曾子廟、曾林（曾子墓）。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春秋後期魯國人，漢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曆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世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從事教育，相傳收弟子多達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 孔子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學學派的創始人，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魯，專心執教。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 《樂》 ，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一。在我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上，孔子一直享有「至聖先師」的美譽，直到今天，還依然為世人所尊敬與推崇。孟子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山東鄒城人，漢族。名軻，字子輿，又字子車、子居。父名激，母鄒氏。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的儒家經典著作。孟子師承孔伋（孔子之孫一般來說是師承自孔伋的學生），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並稱為「孔孟」，孟子曾仿效孔子，帶領門徒遊說各國。但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退隱與弟子一起著書。有《孟子》七篇傳世： 《梁惠王》上下； 《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 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從此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並長於論辯。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後家道衰微，從魯國遷居鄒國。孟子三歲喪父，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孟母斷織」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子思　　

子思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生於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八十二歲。 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 《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不詳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地位　　

《四書》《四書》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作為當時人們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成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蒙學讀物與民間文藝，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核心價值，《四書》的主要內容，又通過私塾鄉校、教書先生，通過唱戲的、說書的，從各種渠道流向社會，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書》里很多內容告訴人們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台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認為，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 ^[1]名著品讀　　「四書五經」是中國人熟悉的一個片語，甚至已經成為簡單描述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符號。「四書」相對於「五經」是較晚出現的。這個晚，不是文本創作得晚，晚的是「四書」一稱。南宋時期的大儒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糾合到一起，與千年前就有了的「五經」雙峰並峙，共同成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基礎柱石。 四書是文言文寫成的，今天人們用的卻是白話文，傳播起來多了一個門檻。粗看上去，文言文和白話文畢竟是屬於同一語言的古今差異，難度應該不大。然而，相近的語言更易產生誤解，同時，還容易產生一種目標上的偏差——令人覺得能用當代語言表達書中的內容就萬事大吉了，理解其意、付諸實踐的關鍵步驟就這樣不知不覺被丟棄了。如果只是將其內容從一種表達方式轉換為另一種表達方式，那可真是買櫝還珠了。這是讀四書的第二步，選擇方法。消除文言文的障礙不是最終目的，卻是一個不得不做的步驟，而且，這個障礙不僅現代人有，古代人也有。所以，朱熹做了一套完整的註解，稱之為《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是一代大儒，是行家，這套註解簡單、明確又不失準確，即便今天讀來也能基本掃清文字障礙。同時，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的註解在整體上富於啟發性，這和後來不少學者把《論語》、《孟子》當作研究訓詁學的素材而作注、作箋的旨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想嘗試接受儒家思想，從四書入手就對了；如果想從四書開始接受儒家思想，從朱熹入手就對了。　　現代人文言文的底子終究偏弱，沿著朱熹開的路走，實際上並不輕鬆。再作進一步的努力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拋開朱熹的注另作合乎時宜的闡說，猶如僧院中的講經；二是沿著朱熹的注作更深入淺出的講解。前一種方式對說者和聽者都有一定的要求，說者功力不到就容易流於瞎掰的野狐禪，美其名曰個性化闡釋；聽者基礎不紮實，則容易專揀有興趣的話頭而忽視正題。後一種方式則要麼太過艱深，要麼流於瑣碎，很難讓人保持必要的閱讀興趣。若將兩種方式的長處結合起來，便能得到效果更好的第三種，那就是跟著前人讀四書，即參詳前人詩文中運用相關詞句的地方。所謂運用，抽取辭彙是運用，化作典故是運用，辯駁詰難是運用，插科打諢也是運用。千百古人的片言隻語組合起來，正保留了第一種方式的長處，又盡量避免了其不足。而各種詩文中搜羅所得，其源頭本有各自的話題和語境，不過是他們正好都和四書中的某一詞句有著密切的關聯，這又最大限度地保證了詮釋的多樣性，從而迴避了第二種方式的不足。作品評價　　《四書》是公認的儒學經典，它原來並不是一本書，而是由《論語》《孟子》這兩部書和《大學》《中庸》兩篇文章合輯在一起的統稱，由南宋大儒朱熹彙輯刊刻，從此廣為流傳，名聲鵲起。　　作為儒家學派的經書，《四書》不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體現出早期儒學形成的嬗遞軌跡。它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的集中體現。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這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思想精髓，是華夏無數先賢實踐的思考的結晶，至今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堪稱是源遠流長的民族文化精華。　　毋庸諱言，《四書》中也夾雜著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這些局限已成為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這無疑是需要加以揚棄的。因此，人們應當抱著去莠存良、古為今用的科學態度去學習、加以適當的理解，將前人的智慧在現在的社會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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