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不能彼此信任

06-05

我們為什麼不能彼此信任［內容簡要］：對社會契約的輕慢，使得在當今的中國，信任成了一種奢侈品，許多人以欺騙為生，即便被揭穿，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與代價。

岳敏君作品《舞台內外》

人們正在闖入一座時代的叢林。

家園的炊煙與教堂的尖頂，在視野里漸漸隱去。黑夜降臨，叢林里缺少信任與理性的光亮；無法從同行的陌生人那兒獲得足夠的安全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開始相互冷漠，甚至彼此敵視，終將有一天，為了生存，所有人開始在黑暗中互相撕咬。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都已經感受到了類似的狀態。當下中國的信任危機，瀰漫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存在於各個人群、階層和行業之間，也活躍於每個社會組織細胞的內部。

一則來自最高政府機構的消息，也可以從側面證明中國當下的信任危機嚴重到了何種程度。10月1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當前社會誠信缺失問題依然相當突出」，表示「將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

確實，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謊言無處不在的時代。1990年代以來，主宰公共空間話語的經濟利益至上，以及原本的「熟人社會」被迅速摧毀，將中國人推入這樣一座叢林：人們逐漸回復到了一種類自然狀態，每個人把所有人當成不可信任的敵人，與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讓人們害怕的事情。

對社會契約的輕慢，使得在當今的中國，信任成了一種奢侈品，許多人以欺騙為生，即便被揭穿，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與代價。

更糟糕的是，公權力與法律，原本應該是社會誠信的最後一道盾牌。如今，卻成了摧毀社會誠信的一股主要力量。根據人民網的調查，對政府、專家、媒體三者的不信任最為嚴重。這種情緒與信任危機夾雜，更加重了社會的崩潰。

在這組具體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原本天然存在的信任感，是怎麼樣接二連三地坍塌、崩潰。而媒體與以微博為代表的新技術、新傳播方式，又是怎樣加速了這種崩潰的進程。

英國詩人約翰·唐恩曾在詩中寫道：「沒有人是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所以，請不要問信任的喪鐘為誰而鳴，它是為了我們每一個人。

（本期封面和封面報道內文圖片均選用著名畫家岳敏君先生的系列畫作，感謝岳敏君先生的授權使用。）

失信如柴危機似火中國周刊:中國周刊記者周昂北京報道發布時間：2011-11-16 16:10:03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id=5782

［內容簡要］：信任危機從未像今天這樣，讓每個中國人感同身受。新技術的發展，又為信任危機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乾柴。

岳敏君作品《The Execution》

一段時期以來，被中國人反覆溫習的一個概念是，這個社會似乎充滿了「陷阱」。

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包括：

2011年8月的一天，江蘇一位名叫殷紅彬的大巴車司機，發現一位老人倒在路邊。他停車，下來攙扶。可一個普通人「學雷鋒」的故事並未就此結束。老人非但沒有感激他，而且向他潑了一盆污水，指責他就是「肇事者」。

司機的清白最終被車上的電子眼證明。但在類似的事件中，南京的彭宇、天津的許雲鶴等人均被法院判決賠款，引發軒然大波。遇到倒地的老人是否攙扶？對於中國人來說，這問題從未這麼難以抉擇。

2011年7月23日，D301次動車與D3115次動車在溫州發生追尾，41名乘客遇難。事故發生後，鐵道部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應對措施極為拙劣甚至荒唐，事故原因的調查報告也遲遲未出。

很快，新的動車駛過事故列車殘骸，但它是否意味著更加安全？很多人恐怕會套用鐵道部前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在新聞發布會上的那句「名言」——「反正我是不信」。

2010年1月的一天，一位唐姓女士，花費了280萬元，購置了四十餘件達芬奇傢具，她以為高昂的價格意味著高檔的做工，但是這些傢具自從送來，便散發著刺鼻的氣味。後來經央視曝光，人們得知這些所謂進口傢具，不過是冒充貴族血統的劣質產品。於是，達芬奇傢具的銷量在兩周內下跌九成，連其他進口傢具品牌也失去了人們的信任。

當然，你可能不會遇到訛詐的老人，不會登上出事的動車，或是消費高檔傢具，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不會遇到別的「陷阱」。

也許你在商場中乘坐的扶梯會突然改變方向，將你重重摔落；也許你在街邊飯館中吃飯時，後廚的師傅正往鍋里倒地溝油；也許你為某慈善組織的募捐箱投上十塊錢，回到家中打開電視，發現剛剛捐出的鈔票，可能正好圓了某個炫富女的瑪莎拉蒂之夢。

「市場、政府、社會三個領域同時遭受信任危機的現象，前所未有。」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指出。

一則來自最高政府部門的消息，或許可以從側面證明中國當下的信任危機嚴重到了何種程度，10月1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當前社會誠信缺失問題依然相當突出，將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

這一切也許讓人很難想像，中國曾是一個以「守信」為最高美德之一的國家。

失信沒好報，這個道理曾經被中國的古人深信不疑。據明代筆記《郁離子》載：有一個商人坐的船沉了，見漁夫時呼喚：「我是濟陽最大的富商，你救我，便給你一百兩金子。」但獲救後，商人卻翻臉不認賬，只給漁夫十兩金子。還說：「你打魚，一生都掙不了多少錢，得十兩金子還不滿足嗎？」後來，富商又在原地遭遇沉船，有人想救他，漁夫說：「他就是那個說話不算數的人！」於是商人淹死了。

以今天的眼光看，這個故事包含兩層意思。第一，說話要算數，不然後果嚴重。第二，陌生人難信，富商必須開出一百兩金子的價碼才確信有人救他。

從中可以窺見，正如費孝通所言，中國傳統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石頭丟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一圈的波紋，形成以血緣關係、地緣關係為紐帶的一張張關係網。這種社會便是「熟人社會」。它強調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辦事大多憑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淺程度，在公共事務中則容易發生論資排輩、任人唯親、徇私舞弊等。

可當人們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後，就必須從「家」中獨立出來，頻繁接觸「難信」的陌生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社會強制方式對承諾加以監督、制約和實施，可以從制度上保證人們的互信。例如，一個人走在斑馬線上，儘管對過往車輛中的駕駛者一無所知，但依舊可以信任司機會靠右側行駛，而不會撞到他，這是由於靠右行駛是交通法規的規定。扶起老人不用擔心被訛，因為人們天然認定，向善行為可以得到保護。

但是，隨著僭越法律和規則的行為不斷湧現，由公權力構築的一道社會心理堤壩，已經日漸脆弱。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河北大學的一起轟動全國的車禍，當滿嘴酒氣的青年人高喊「我爸是李剛」時，他引爆的除了公眾的憤怒，還有難以撫平的不安——如果有人能夠肆意作惡，又逃脫制裁，還有什麼法律可以切實保護自己，什麼規則又可以確信不疑？

對郭美美事件的質疑，則更加直接地指向了公權力本身。

據報道，2011年9月22日，山東泰安彩民張鵬（化名）喜中雙色球一、二等獎，獲得863萬元巨額獎金。他考慮將部分資金用來資助慈善事業，但想到「郭美美事件」後，決定把獎金的一部分用來給家鄉修路。就連其他慈善機構也遭到了醜聞牽連，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志願者在廣州募捐時，甚至被市民直接詢問其行為與郭美美「有沒有關係」。這些慈善機構基本均被老百姓認定和公權力有關，是由政府行政命令建立的、不受監督的團體。

來自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監測顯示，目前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以政府、專家及媒體最為嚴重。

而今，政府失信的後果體現在各個領域，無論是地震或高鐵事故所報道的傷亡數字，還是某某政績成果，抑或是與政府有關的慈善組織募捐，都備受質疑。一闢謠，人們就發笑。

一幅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漫畫，頗能代表當下中國人的無奈心境：

一男一女相遇，發現對方還活著，喜極而泣。

男：「你沒有被地溝油、蘇丹紅、瘦肉精、毒饅頭毒死真是太好了！你家的樓也沒有著火！你家門前的橋沒有塌吧？上班扶梯也沒有故障真是幸運！太好了！我們又活了一天！」

女：「我真擔心你上班路上遇到70碼！或者被人連捅8刀！最擔心的還是城管打人誤傷了你！害怕你坐動車！也不敢給你打電話，怕你手機爆炸。」

這時，鐵道部前發言人王勇平的聲音傳來：你們都是生命的奇蹟！

這段對話中所提到的種種事件，幾乎無一不是微博上的熱門話題——新技術的發展，為信任危機的熊熊大火添了一把乾柴。

政府信息不公開不透明曾被廣為詬病，而今天，那些曾掌握在某些人或者機構手中的信息渠道，正逐漸被網路瓦解。互聯網公開、平等分享的特點，讓普通百姓也可以從被動的聽眾，變為主動生產信息的自媒體。

2009年1月，24歲雲南玉溪青年李喬明死在了晉寧縣看守所。晉寧縣公安局負責人對此事的解釋是，李喬明是與獄友玩「躲貓貓」遊戲時頭部受傷而死的。這種離奇的死亡方式經過媒體報道後，在網路上激起強烈質疑。更猛烈的質疑來自無數的自媒體，他們挑戰而且咒罵了看守所官方結論。「躲貓貓」一詞成為當年的流行語。

迫於巨大的輿論壓力，雲南省委宣傳部迅速組織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並公開面向社會邀請網友和社會人士參與調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李喬明系被牢頭獄霸毆打致死，相關責任人陸續受到處理。

毫無疑問，新技術手段使那些見不得光的醜惡更迅速地曝光，激發了普通民眾更多的情緒，與獲得真相的信心。

2010年興起的微博，是這場新技術浪潮的後起之秀。和美國的社交網路不同，它還主要承擔了自媒體的功效。很多人改變了網路習慣，從此不看門戶網站，而從微博上攫取新聞。

此前的郭美美事件正是這件技術利刃的結果。2011年6月，微博網友發現了一個網路認證身份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年輕女孩，挎著愛馬仕包包炫富，從而引發了人們對她真實身份的猜測，以及對她背後認證機構——中國紅十字會不透明、官僚化的非議。不久前的723動車事故，也是典型的新技術推動結果的案例。從事故原因，到營救生還者，對各種官方說法的廣泛質疑及全民討論，其過程都在網路上時時更新。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認為，微博的流行，根本上是社會有這個需要：「微博是對傳統媒介言路開放程度受到限制的補充性反彈。」

不過，新技術一方面實現了民間對社會的監督，另一方面也是社會信任危機烈度的放大器。荷蘭尼爾森公司2010年9月發布了一份亞太各國網民的用戶習慣報告，稱在整個亞太地區，中國網民最喜歡發布負面評論，也只有中國網民發表負面評論的意願超過正面評論，約有62％的中國網民表示，他們更願意分享負面評論。而全球網民的這一比例則為41％。

「當政府不受歡迎的時候，好的政策與壞的政策都會同樣得罪人民。」古羅馬政論家普布里烏斯·克奈里烏斯·塔西佗這樣解說他的執政和思考結論。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主任葛晨虹認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在這個新技術來襲的時代，已經真切地擺在了中國政府的面前：「走出這種『低信任度』的社會怪圈，首當其衝是重舉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那麼，一切又回到了一個根本的命題上——今天的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