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向上流動是衡量社會善治的指標之一

　　 流動，指的是包括資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於文化等的運動，而全球性流動是今天與以往最大的不同之一。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認為，全球化的主體實際上就是流動。這種流動不是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純粹直線式運動，而是全方位的互動、擴展與傳播。流動的另一社會學意義在於社會階序間的縱向流動，其中，向上的縱向流動是否活躍可以成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是善治的指標。

　　 頻繁流動是現代社會的特徵

　　 世界上有許多人已不再如前人在某個地方或國家生活終生，他們的流動可能是跨區域，甚或跨國、跨大陸。中國吸引了許多外國人士將某些地方當作他們跨國生活的僑居點，如北京、上海、廣州、義烏等地，都可以遇到「直把他鄉當故鄉」的外籍人士。他們在這些地方安了家，但卻由於業務需要，必須奔波於國家之間。他們實際上同時在幾個地方、幾個國家，甚或幾個大陸生活，如此，他們的生活便一直處於流動的跨國狀態。同時，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也有不少中國人處於類似的跨國狀態中，而他們的這種生活狀態也吸引了國際學術界的興趣與關注。當面對文化「他者」時，我們應當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意識，同時必須堅信所有人，哪怕其他種族在外貌和文化上與我們存在極大差異，但相同之處遠遠多於差異。我們都有著基本的道德規範與價值判斷標準，同樣具有尊嚴。

　　 如果說流動是當下世界範圍內的一個重要特點，那麼中國境內又何嘗不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者通過「跨國」而凸顯，後者則體現為「跨地域」。跨地流動之所以能與其他問題一起構成社會問題，則與一些地方政府過去不適當的治理方式有關。如果說阻擋跨國流動的是國境、海關的話，那麼阻礙中國人口自由流動的則是戶口制度。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經濟的飛速發展帶動了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與家鄉。他們流入城市或者各類工業園區，尋求自身發展的機會和更為美好的生活。然而，長期以來便存在的戶口制度使得大量流入非農業生產領域的農民成為了「農民工」——這一在字義上充滿矛盾的身份標籤表明了他們特殊的歷史和社會際遇。

　　 戶口制度影響橫向流動

　　 戶口制度，在社會治理上造就了中國語境中的一種特殊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也因此成為國家進步過程中的巨大障礙。由於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戶口制度為城市戶口居民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與民生相關的社會福利，致使原先存在的城鄉差別進一步拉開距離。這不僅表現在民眾待遇的層面，而且還深入到人們的觀念里。改革開放之後，大量農民進城務工，而城市居民對他們的歧視也顯現出來。直到現在，他們依然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甚至絕大部分依然無法在他們的務工之地定居下來。中國大地蔚為壯觀的「春運」大潮，便是制度性歧視的典型後果，也是不合理制度所產生的特殊社會形貌。遂有學者將此種狀況稱為「二元結構」。正是這種二元結構，致使以農村戶籍為主的流動人口成為城市裡的「他者」。

　　 不獨農業戶籍人口如此流動，許多受過較高水平教育的年輕人的生活也處於流動之中。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許多高校畢業生都選擇留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類大城市。但是在這些城市裡，他們也面臨著種種問題。眾多這類收入體面的白領，或者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士，要麼承負高昂的生活成本，要麼在「逃離」和留下的兩難中艱難抉擇。如果社會資源分配合理，那麼偌大的中國怎麼可能只有「北上廣」才能成為年輕人的逐夢之地？但與此同時，不容否認的是，正是由於資源和人才如此集中，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才能建造中國最為重要的研發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創新園區。這一方面推動了城市的進一步發展，而另一方面提高了「准入」門檻。所以，我們必須對此進行反思。

　　 縱向流動有待疏導

　　 在橫向的空間流動成為常態的同時，縱軸上向上的社會流動卻不順暢。如今，社會縱向流動的活力減弱，根本無法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這是某些策略和舉措不當所帶來的消極後果。例如，教育是社會流動的條件之一，然而，教育市場化的取向致使不少生活在農村的青少年付不起學費，甚而放棄接受中等教育，這不啻完全失去了縱向流動的機會。

　　 在我國，橫向流動給社會的發展帶來活力，但也滋生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與國家的體制，尤其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制度性殘餘密不可分。為了使社會治理達到善治，治理者必須下大力氣進行制度改革。改革如何進行，不能僅限於頂層設計。急民眾之所急，想民眾之所想是為要務。只有這樣的「群眾路線」才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而縱向流動的停滯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社會風險爆發的機率。由是觀之，國家不能將所應當承擔的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完全拋給社會，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待於政府在政策上的調整。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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