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的官方路線圖：人口政策調整已進中央考量

2011年09月22日

歷次普查全國總人口數

中國人口年齡金字塔

二胎待產

在過去的若干年裡，中國應當對實行了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做調整的呼聲遍及輿論界，今年7月廣東提出的「單獨二胎」試點申請則又掀起一輪小高潮。

從一個省的執政層來說，一個在過去10年人口增長率為全國三倍的中國人口第一大省，第一個公開提出「單獨二胎」省級試點的申請，背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邏輯？

而從全國的決策層來看，今天中國的人口形勢正在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人口體量依然龐大，但結構已然老化，且兩者內在相剋。中國是該堅持現有政策，伴隨著出生人口的下降快速進入老齡化，還是應該放寬人口政策，以人口數量為代價開始結構的優化？

脫胎於上世紀80年代的二胎試點的經驗，能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嗎？

人口第一大省的二胎邏輯

廣東在1997年之前執行的人口政策較為寬鬆，在導致人口迅速增長的同時，卻也使獨生子女的比例降低。這反而成為其申請「單獨」試點的優勢

本刊記者/韓永 文/王秋思

2011年7月10日，廣東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張楓對媒體宣告：廣東省已正式向國家提出「單獨可生二胎」試點的申請。自那之後，張楓就「不給講話」了。

在8月22日回復《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簡訊中，他說：「現在不給講了，請理解。」在9月6日的簡訊中，他說：「實在不能多說，請多多諒解。」

在上述採訪中，這位廣東省計生委主任提到該省已經申請「單獨二胎」試點，「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國家決定」。

廣東省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長鄭梓楨說，張楓的上述表態，等於將試點的皮球踢給了國家計生委。「如果批了，是你向中央要的。如果不批，責任在中央。我覺得這就是廣東的策略。」

中國人口學會一位負責人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對此的反應是：「從國家層面說，哪有底下(這樣)要求的？你不干擾我工作嘛！你可以內部要求，哪能把這事捅到報紙上？明顯是在施加壓力嘛。」「再說，真正要試點，要考慮很多因素。比如你現在生育水平比較低，也比較穩定。廣東是長期穩定在低水平嗎？不是。你還沒降下來，試什麼點！」

「反常」的申請

事實上，早在今年3月份，張楓就已經「泄露天機」。當時他在一次「性與優生研討會」上說，廣東正積極向國家爭取「單獨二胎」試點。

所謂「單獨二胎」，指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允許生二胎。此前，中國允許生二胎的政策邊界，除了農村家庭初生為女孩以及少數民族地區外，是「男女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即「雙獨」。

在張楓表態之前，還有一次被視為更高層次的爭取。今年2月份，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會見來訪的國家計生委主任李斌時，提出希望給廣東先行先試的支持。這次被視為為「單獨」試點打了「提前量」的爭取，事實上有些被斷章取義：汪洋所說的「先行先試」，有個定語，即在「區域『一盤棋』管理、服務體系建設等方面支持廣東先行先試」，這是一個有關管理與服務的話題，幾乎不涉及二胎政策的調整。

廣東申請「單獨二胎」試點，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除了二胎放開話題本身的熱度外，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悖論：為規避放開可能導致的集中出生，試點通常都會安排在出生率水平較低的地區。而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數據顯示，廣東省在過去10年的平均出生率為1.9%，比全國的平均水平0.57%高出3倍多。正是憑藉這種高速的增長，廣東省在過去的10年超過河南、山東，成為中國的人口第一大省，總人口達到1.04億。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張楓將廣東省榮膺人口第一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人口統計方式的變化。「10年前對常住人口的統計方式，主要是戶籍人口，10年後，則把在廣東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都登記為常住人口。而廣東的流動人口佔全國的1/3。」

但廣東省社科院人口所前所長鄭梓楨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就算刨除外來人口因素，廣東省的人口增長率也不低。該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廣東省的戶籍人口從7473萬增加到8500萬，增長了1027萬；而在過去10年，中國總人口的增長量為7390萬。「也就是說，廣東省戶籍人口的增長量，佔了全國總增長量的近七分之一。」

鄭梓楨說，這種戶籍人口的快速增長，對「單獨二胎」放開後的風險評估會有直接的影響，「因為計生政策調整，只對戶籍人口適用。」

一位參與廣東省「單獨二胎」論證的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廣東申請「單獨」試點，更多是一種表態的性質，其實質意義不大。「本來，廣東省一開始做的是『十二五』人口形勢的論證。『單獨二胎』並不在論證的範圍內。後來有一次開研討會，大家說起這事，說報紙上已經開始提了。張楓說這個問題你們論證一下，作為『十二五』期間的一個重大的政策舉措。這是在今年年初。」

此間，有關「單獨二胎」試點的消息開始流向民間。在盛傳的第一批試點名單中，廣東未在其中。「按照一般的邏輯，沒有進入名單的才會大喊大叫，真正進入名單的都默不做聲。」這位學者說。

中山大學廣東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丘海雄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廣東的表態，有民意的壓力在裡面。「這與廣東省特殊的政治生態有關。在這裡，政府有點怕老百姓。」

2011年全國兩會，廣東籍的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連續第二年提交要求放開二胎的提案。這位中山市中山紀念中學校長說，由於出生人口減少，現在很多學校不得不合併，或者撤銷。

廣東「十二五」人口形勢論證的總負責人、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認為，廣東的此番表態，除了是對民意的回應外，還向中央主管部門傳達了兩個信息：一、我願意試點，並且有足夠的把控能力，「這會為其在試點的爭取中贏得加分」；二、我也有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是：雖然廣東省在人口總量上冠帔在身，(但是)其獨生子女的數量並不多，處於二胎育齡期的獨生子女的數量就更少。」

二胎「試驗田」

廣東「單獨二胎」論證的參與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要考量「單獨二胎」放開可能產生的人口增長風險，就要看其符合條件的育齡婦女的規模。「城市婦女的初育年齡一般要二十八九歲。加上兩個孩子出生之間的合理間隔，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合理年齡應該是三十一歲左右。」這樣推下來，如果2011年放開「單獨二胎」試點，符合條件的育齡婦女應該出生在1980年前後。「看這一政策是否會造成『出生堆積』，就要看出生在這一時期的獨生子女的規模有多大。」

到這裡，不能不提一下1980年前後中國和廣東在人口問題上的大背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這是中國計劃生育的綱領性文件。接下來的近4年時間裡，這一「提倡」事實上演變成了強制。這封沒有對城鄉區別對待的《公開信》，事實上將中國帶入了歷史上最為嚴厲的「准一胎化」時期。

但在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計劃生育則呈現出另外一番景象。1980年2月2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有關計劃生育的地方性法規。在這個《條例》里，二胎並沒有被嚴格限制。《條例》中不僅有對在其頒布之前生育二胎的獎勵規定，對於超生費的收取，也只將對象限制在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者，以及生第二個子女和第一個子女之間間隔不足四年者。

1986年，廣東省對上述《條例》進行修改，在將城裡人政策收緊為「一胎化」的同時，保留了農村的二胎政策。

在舉國收緊的大背景下，廣東省之所以能保持一方寬鬆的環境，既與其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地位有關，也與當政者的觀念有關。任仲夷在1980年11月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之前，時任副總理萬里給了他一個「尚方寶劍」：各部的規定不符合廣東情況的，你們可以不執行。而任仲夷本人對於人口問題，也有不同於彼時官方主流的理解。他說，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只有解放思想，人口包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

廣東省的經濟建設，依靠大量有海外背景的投資。寬鬆的人口政策，是其投資環境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丘海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廣東省的計劃生育中，一直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就是私企老闆。

廣東省本地文化對男孩的強烈偏好，在「官弱民強」的政治生態下，加劇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博弈，讓計劃生育政策在當地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彭希哲說，這種偏好，一方面與當地以家庭為主的生產方式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地沿襲多年的宗族觀念有關。在寬鬆的政策環境下，這種偏好會轉化為較高的生育率，在政策收緊時，它又異化為嚴重偏高的出生性別比。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如此總結：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1997年之前，廣東省實際上執行的是「城市一胎、農村二胎」的政策，廣東也因此成為中國規模最大的「二胎試驗田」。

相對數量偏少的「單獨」

這個「二胎試驗田」里產出的獨生子女數量，事實上可以通過幾個數字大體推算出來：假設當時的政策導致的結果是「農村生二胎、城市生一胎」，則城市出生人口在總出生人口中的比例，大體相當於其城市化水平的二分之一。1980年，廣東省出生人口總量為118.31萬人，當年的城市化率為17.4%，城市的新出生人口數量=118.31×17.4%×1/2=10.28(萬人)。這個數字可被大體視為廣東省當年出生的獨生子女總數。

這一數字在全國處於什麼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振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2005年獨生子女的數量往前推，1980年全國出生的獨生子女數為275萬。廣東省在其中佔比3.6%。這比同期廣東總人口在全國的佔比低了2.2%左右。

為了看得更直觀，還可拿在人口總量上與廣東相差不大的江蘇省做一對比。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廣東的人口總量為59299220人，江蘇則為60521114人。

根據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潤龍的研究，江蘇省1980年獨生子女的規模約為89萬人。也就是說，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如果廣東和江蘇同時在2011年放開「單獨」，江蘇省的人口增長量可能為廣東的8倍多。

與廣東相反，江蘇省是中國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最為嚴厲的地區之一。在1984年全國大部分省份將農村的生育政策調整為「一胎半」的時候，江蘇仍然堅持原有的一胎政策，是全國固守此政策的兩個省份之一(另一個是四川省)。另外，該省也是進入「單獨」試點呼聲最高的省份之一。

彭希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若按獨生子女的數量從高到低進行排位，廣東在全國的排名比較靠後，「在20位左右」。

在確定要進行「單獨」論證後，張楓找到了4個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和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彭希哲說，課題組最終的論證結果是，廣東省放開「單獨」二胎，將為其帶來最多十幾萬人的增長，而在非擁擠年份，這個數量只有幾萬人。

這個增長的數字，或許會有些偏差，因為計算的過程建立在很多假設的基礎上。比如生育意願，真實的生育意願很難獲得，就只有多設置幾個參數。翟振武說，對於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意願，他的團隊就在0.5～0.8之間引入了多個參數，得出了多個結果。

彭希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廣東省育齡期獨生子女的數量在全國的排名偏後，但並不構成其優先試點的充分條件。「觀察這個事有兩個角度：如果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廣東試點的緊迫性不如上海、北京；如果不做比較，只看廣東本身的情況，它(人口政策)就應該動。」

張楓在電話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於放開「單獨」可能造成的人口增長，廣東省可以承受。「目前廣東的總和生育率(一個婦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數，2.1個被認為是合理水平，即更替水平)在1.7左右，已經連續十多年處於低生育水平。我認為在1.8～2.1之間是最好的。太低了，不符合發展需要。」

張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對於廣東省人口政策調整的思路是：「十二五」放開「單獨」，「十三五」搞城鄉一體化。「『一個好，兩個妙，三個地球受不了。』我相信，我的觀點能夠被大多數老百姓接受。」

糾偏性別比

課題組的研究還發現，放開「單獨」對廣東性別比和老齡化的影響，短期內效果不彰，要放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跨度內觀察，才見成效。

性別比失衡一直是廣東久治不愈的頑疾。五普時，廣東省的性別比高達100：130(女性為100)，在全國排名第二，僅次於1988年從廣東分出去的海南省。2010年，該省的性比別降到100：109，而出生人口正常的性別比範圍，在103～107之間。

翟振武說，放開「單獨」對性別比糾偏的作用有限，因為廣東的獨生子女主要在城市，而性別比的失衡主要在農村。

這一狀況早已有之。在1941～2000年間，廣東省的性別比只有3年在正常的範圍內，沒有1年低於106。

按中山大學人口所所長李若建的研究，計生政策與性別比之間的關係表現在：在相對寬鬆的政策下，民眾通過數量選擇性別；而在數量的空間被壓縮後，就異化為通過質量來選擇性別(即拋棄女嬰)。1997年廣東省計生政策收緊後，1998年，廣東省的性別比就突破了130。

在2005～2007年間，人口學者宋健、劉爽、王金營、江立華分別對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4個從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執行較為寬鬆人口政策的地區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與周邊地區相比，這4個試點城市的性別比更為正常，且「越來越正常」。

受訪專家說，這表明性別比的變化確與人口政策有一種正相關的關係：人口政策越寬鬆，性別比越趨於正常。

難撼老齡化？

「單獨」放開對於廣東省人口結構的影響，也要分短期和長期兩種情況。

南開大學教授原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短期來看，放開「單獨」對廣東的人口結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他為《中國新聞周刊》提供了一個計算思路，以證明想通過二胎政策的放鬆來改善老齡化，根本是一廂情願：2010年，廣東省人口1.04億，其中65歲以上人口為703萬人，佔6.75%(老齡化水平=老年人口數量/人口總量)。如果想降低一個百分點，需要做什麼？這703萬你不能動，因為那是已經生下來的，是1949年之前出生的那撥人活剩下的。你只能動分母。分母要加進去1770萬人，老齡化才能降一個百分點。而廣東戶籍人口一年才出生100萬！

但是，如果這個1770萬分10年加，一年就只需177萬人，如果分20年加，一年只需88.5萬人。「所以老齡化問題，要放在一個超長的周期當中看。」原新說。

翟振武說，如果現在全面放開二胎，到2030年，廣東的老齡化可能會降低兩到三個百分點。而只放開「單獨」，對老齡化的緩解就要小很多。

「六普」數據顯示，廣東省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6.75%，比全國平均水平少2.12%。這種較為年輕人口結構的很大一個因素，是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一份統計數據顯示，在廣東2100多萬外省流入的人口中，90%以上是15～64歲的勞動人口。如果刨除外來人口，廣東省戶籍人口的老齡化則為8.98%，比全國的平均數據高出0.11個百分點。

廣東省老齡委在今年6月份發布了一份《廣東人口老齡化發展態勢與戰略研究報告》，該《報告》預測，在以後的幾十年，廣東省將以年均接近3%的速度進入老齡化，並於2048年達到高峰。屆時廣東的老齡化程度將達23.84%，是國際標準的兩倍多。屆時，兩個勞動年齡人口就要撫養一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是目前的3倍。

撫養比的變化，最終會投射在經濟發展上。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就會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在1982～2000年期間，中國總撫養比的下降，推動了人均GDP上升了2.3個百分點，對同期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在25%左右。

張楓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正是他的擔心所在。「如果勞動力人口比例小，創造的財富就會少。為什麼歐洲現在延長退休年齡？就是為了增加勞動人口比例。」

丘海雄則指出，隨著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相比沿海更為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開始向內地轉移。這是一個緩慢而不可逆轉的發展態勢。

對於外來人口出走所留下的巨大缺口，彭希哲提出廣東省有兩個途徑加以彌補：一是增加本地戶籍勞動力的供應，延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血脈；二是產業轉型。這兩者與計生政策之間的關係是：前者需要放鬆農村的計生政策，以增加體力勞動者的供應；後者則需要放鬆城市的政策，以增加腦力勞動者的供應。

「要考慮一個地方的長遠發展，主要還是看它的戶籍人口，」彭希哲說：「廣東現在是1億400萬人，以後要發展到1億2000萬。與其讓外地人進來，還不如自己生出來。對廣東來說，總歸我要提供1億2000萬人的公共服務。」

二胎的官方路線圖

基於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之間的內在矛盾，中國生育政策的調整，不可能是一個「兩利相權取其重」的選擇，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到底哪個「輕」，則取決於決策者如何看待現在與未來的關係

本刊記者/韓永

在「十二五」對中國人口政策的描述中，翟振武貢獻了關鍵的一個詞。

「現在的說法是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原來說的是『調整』，這是我給改的。『調整』含有對原來否定的意思，『完善』是說讓政策更好地適應實際情況。」翟振武說。

「這個『完善』主要說的是放開。」翟振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決定將這一說法寫入「十二五」規劃時起，人口政策的調整就已經進入中央層面的考量。

今年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和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講解。翟振武的另一身份，是中國人口學會的常務副會長。該學會的會長，是國家人口計生委前任主任張維慶。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翟振武說，人口政策的完善勢在必行。對於今年將開始「單獨二胎」試點的傳言，他說：「(試點)是這個月還是下個月，今年年末和明年年初，有什麼區別？」

地方的準備工作正在悄悄進行。復旦大學一位社會學教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海市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只待中央一聲令下，馬上投入試點。

失信的數據

中央的這個「令」，按照傳說中的計劃，本應在今年下達。

國家計生委一位專家委員會委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流傳的 「單獨二胎」試點「三步走」計劃基本屬實，即在「六普」結束後，在2011年放開第一批試點，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將在「十二五」期間相繼展開。「但『六普』打斷了這一進程。『六普』數據出來後，對它的爭論又花了一些時間。最主要的爭論，是對它的不信任。」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彭希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六普」的數據往前推，可以算出中國過去15年的總和生育率是1.5左右。「如果真是這麼低，就是一個極低的生育率。和英國、法國一樣低了。那就不是要不要調整(生育政策)的事，而是馬上要調整。」

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透露的情況是，在「六普」數據公布之後，他依據「六普」的原始數據，推算過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結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根據現有公布的人口總量和結構數據，推算生育水平的變動過程並不困難。」

但和過去每一次普查數據的遭遇一樣，「六普」數據也遭遇了信任危機。焦點還是出生人口的漏報率。「2009年國民經濟年報顯示，中國0～14歲的人口是2.58億，佔總人口的18%以上，『六普』說是2.22億，一年就減少了3600萬？」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了他的質疑。

一位參與「六普」數據調查的北京某街道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依自己參與這項工作的體會，確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六普」數據的準確性。「人口普查員多是社區的樓長或居民代表，有的年齡偏大，素質參差不齊。有的人會漏問一些信息，不好意思再問，就會自己編；有的戶去了幾次沒人，失去耐心，就會照抄派出所提供的戶主姓名底冊，不夠的信息就編。」

這些收集上來的信息，又可能在上報的過程中走樣。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普查經費的發放標準，通常以被調查對象的數量為準，這給了基層組織者修改數據以換取更多經費的動機。

對地方政府的人口考核指標，是另一個影響數據如實上報的因素。《中國新聞周刊》發現，有些地方的普查數據，正好「卡」在上級為其制定的人口指標上。「五普」時，全國總人口比地方上報的人口之和多出了2072萬人。

基於以上考慮，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後，除了原始數據，還會有一個修正數據。修正的過程通常會參考能提供輔證的其他數據，比如小學入學率等。由於數據之間缺少必然的邏輯聯繫，這一過程常伴有一些人為的估計。比如「五普」的原始生育率為1.22，但官方承認的數字為「十五」期間的1.8左右，「十一五」期間1.7左右，現在是1.65左右。

與原始數據一樣，修正數據同樣不足以服眾。北京人口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志剛說，在出生人口的修正上，他認為有點調得過頭了。「老怕出生漏報嚴重，怕調不到位。以前修正的比例高達25%～30%，現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原始數據和修正數據，讓中國的人口數據陷入了一個「羅生門」。「現在沒人能說得清楚中國的生育率。說高了有人不同意，說低了也有人不同意。而社會科學又不同於自然科學，可以通過模型的計算得出一個確定的數字。」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原新說。

然而「六普」的數據分歧，遠不如「五普」激烈，「對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間，這不影響對人口形勢做出大的判斷，」上文提到的國家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於國家經過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總和生育率，學術圈也大體上能夠接受。」

翟振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認為現在的總和生育率為1.63。「我覺得中國的人口頂峰不會超過15億，放開的思路是沒錯的。」

數量與結構

對於生育政策調整的思路，業內主要有幾種觀點：一是直接放開二胎；二是在放開二胎之前再設一道卡；三是完全放開。基於風險控制和逐步推進的一貫邏輯，完全放開的方案從來沒有進入決策者的視野。

對於在二胎放開之前是否還要再設一道卡的問題，涉及到人口的數量與結構在決策者心目中的排序，以及對民眾真實生育意願的判斷。

多位受訪學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生育政策要放開的一個核心邏輯，是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推進，加上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出生人口的數量逐漸減少，而在五六十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群則相繼進入老年期，這使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重逐漸增加，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在不久的將來，會讓尚未富裕起來、社會保障尚不健全的的中國難以承受。而放鬆人口政策，讓出生的人口增加，可使得勞動人口在將來不至於下降到可憐的比例。

但也有人認為，這一邏輯不能成立。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翟振武說，放鬆人口政策對老齡化的緩解只能是杯水車薪。「如果從現在開始放開二胎，到中國老齡化最為嚴重的時候，可以緩解兩到三個百分點。比如從28%下降到25%或26%。」

南開大學教授原新的測算也不樂觀。他說，現在不管生育政策如何放開，民眾的生育意願也很難到達2。「如果政策放開後，生育率能夠達到1.8的話，未來50年(中國的老齡化)最多降一個百分點多一些。但是有什麼意義？還是個高度老齡化。」根據他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到34%。

但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認為，一方面，上述觀點似是而非，另外，也不能因放開對老齡化收效甚微就棄之不用。「關鍵是你是要看50年呢，還是要看200年？」2004年，原新曾藉助聯合國對未來世界人口預測的模型，對中國的人口形勢做出過一個「大膽」的預測：若中國一直保持1.5的總和生育率，300年後，中國的人口總數將是0.75億。

但這些只是對未來的預測，而決策者更願意看到現實。從現實來說，中國至少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感受到勞動力的短缺。「六普」數據顯示，中國2010年15～64歲的人口為9.39億。「這個數字能維持到2011～2012年，然後開始減少。但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比勞動人口增長的過程要緩慢。」原新說。

結構的威脅遠在天外，數量的威脅卻近在眼前。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彭希哲說，決策者視野所能看到的，還是一個擁擠的中國：城市裡擁擠的交通，農民工春節返鄉的艱辛，大量難以就業的大學生，能源的大量進口，種種數據顯示，龐大的人口總量仍然是一個現實的壓力。「有人說，未來50年，人口的結構矛盾將替代數量矛盾，我不同意。」原新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到2050年中國的人口還將在14億上下。數量問題始終伴隨著我們。」

數量與結構之間內在相剋的關係，讓人口政策的調整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放開二胎，從長期來看，確可以改善人口結構，緩解老齡化帶來的衝擊，但不得不長時間承受一個龐大的人口體量；而堅持現有政策，任由出生率下降，將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中國快速駛入老齡化。

原新說，作為人口學者，這是他經常的矛盾所在：「數量與結構之間，不存在『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可能性，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那哪個更「輕」？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提供了一個思路。他說，若目前放開二胎，中國的人口總量不會超過15億；若今後仍堅持長期不放開二胎，老齡化將是目前的3倍以上。「哪個是中國難以承受的？肯定是後者。因為前者我們已經走過來了，但後者還不知道怎麼走。」

但對於決策者來說，結構與其任期幾乎毫無關係。而從現實來說，政策放開還需要考量的另外一個壓力是：若直接放開二胎，會有多少此前被抑制的生育意願釋放出來。這是一個統計難題，它會因選擇對象的不同而呈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又會因受訪人的種種顧慮而很難得到真實的信息。

在定量遇阻的情況下，有人試圖藉助於定性分析。多位受訪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流動，正在消解生兒育女的傳統功能。「養老逐漸被社保所取代，勞力逐漸被機械所取代，宗族的影響力逐漸被經濟的影響力取代。在『產出』遞減的同時，『投入』卻逐漸增加，生兒育女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它越來越成為一樁『不划算的買賣』。」

但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翟振武說，經濟的發展造成生育意願的下降雖是不爭的事實，但並不等於就下降到很多人想像的程度。「如果按照國際的標準，按中國現在的經濟、教育等影響生育水平因素的考量，中國目前的生育意願起碼是2.4個。而現在的生育率只有1.63個。」

超生是決策者的另一個顧慮。「如果我說放『雙獨』(父母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可能很多人『單獨』都放了；我說放『單獨』，很多人可能把二胎都生了。如果我放二胎，可能都不止二胎了。在政策制定的時候，決策者會把政策制定得緊一點，加上一點超生，正好達到我的目標。」彭希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上述邏輯下，生育政策的放開註定要採取一種「保守療法」：在放開二胎之前，再設置一道「關卡」。

方案的博弈

這道「關卡」怎麼設？翟振武說，這種設置既要考慮不造成擁擠效應，又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2004年，由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發展與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領銜的「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提出了一個為期約15年的「分類實施、逐步放開、兩步到位」的調整方案。分為兩步：第一步：從2005年開始，允許夫婦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生育兩個孩子；第二步：在第一步順利實施的基礎上，從2010年起進一步過渡到每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為了避免在短期內可能的「出生堆積」現象，方案建議，首先允許35歲以上已婚婦女生育兩個孩子，以後每年降低1歲，直到2020年全面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該方案的第一步，大體就是目前待產的「單獨二胎」方案的雛形；但方案的第二步，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翟振武說，以年齡作為生育的門檻，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容易造成擁擠效應。「誰到了這個年齡，誰就會搶著生，擁擠在所難免。」二、沒有考慮個體的差異，可能會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有的人過了35歲還能生，有的過了35就生不了了。」

相比之下，「單獨」就沒有明顯的缺陷。「『單獨』是一個婚姻的類別。不管你多少歲，只要屬於這個類別，就可以生。所以你不著急，不用在那兒搶。」

翟振武說，這也能保持一種政策的連續性。「以前有個『雙獨』，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極少；現在『單獨』放了，覆蓋了前一個類別；以後全面放開時，就剩下一部分人了。這是個漸進的過程，後一類要覆蓋前一類，我們把這個叫『浸潤式』的過程，是個『無縫鏈接』。」

翟振武說，「單獨」方案的論證，是一個繁瑣而複雜的過程。「要考慮政治、行政能力、全國地域差異、政策的銜接、擁擠效應、目標總量等，很多東西要考慮。還要去測算，左一方案右一方案。對真實情況還要有確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說民眾的生育意願很低，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城市裡想生兩個孩子的比例是52%～56%。」

這次政策調整，正好趕上中國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如何錯峰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翟振武說，這次高峰會在2011年到2012年達到頂峰。

對於斷斷續續釋放的試點省份傳聞，翟振武說，其實對於國家來說，先放哪個省，後放哪個省，對全國的影響都是微乎其微的。「全國的問題只是我不要『一刀切』，要分批放。但在批裡面，誰在第一批，誰在第二批，對全國無所謂。它不取決於各省的論證報告，而取決於決策者的報告。」

按照原新的說法，調不調整生育政策，哪個省調整，是中央說了算，不是國家人口計生委說了算。至於政策怎麼調，則由各省人大修改本省的《計劃生育管理條例》，「《條例》能不能在人大通過，還很難說」。

(王秋思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