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奮劑和奧運會的理想主義危機

06-05

就在里約奧運會開幕前一天，國際奧委會宣布放行271位俄羅斯運動員參賽，這意味著原定387人的俄羅斯代表隊中有接近1/3被禁賽。7月中旬，世界反興奮劑組織曾發布報告指出，俄羅斯政府支持運動員大規模使用禁藥。報告發布後引起軒然大波。

現代奧運會自1896年起於法國男爵顧拜旦之手，這個看似精巧複雜的儀式背後，永遠都是參賽者的體育品格。里約奧運會還沒開始似乎就變成了一場災難，水源污染，國家進入嚴重衰退，政府陷入政治醜聞，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然後俄羅斯興奮劑醜聞又來湊熱鬧。真正的問題在於，奧運會究竟代表著什麼樣的理想主義精神。

文｜ Louisa Thomas

編譯｜田歌

來源｜ New York Times

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的馬拉松比賽的終點線前，美國運動員托馬斯·希克斯踉踉蹌蹌快撐不住的時候，他的助手給他打了一針番木鱉鹼（現在常用作老鼠藥）和白蘭地來給他醒神。在希克斯之前衝過終點線的是另一位美國人——弗萊德 · 洛爾斯，但是希克斯卻被宣布為冠軍，因為在比賽途中教練開車載了洛爾斯11公里。當時人們都認為是洛爾斯作弊了，而希克斯沒有。

兩周前，國際奧組委宣布，俄羅斯運動員可上訴到各自的國際運動聯合會，以爭取在里約奧運會的參賽資格。對於許多反對興奮劑的官員和運動員，這一項決定令人寒心，他們一直期待著奧組委頒布針對所有俄羅斯運動員的禁賽令。之前，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發表了一份近百頁的獨立報告，為俄國政府對興奮劑的支持體系提供了證據。

證據顯示，俄羅斯政府給運動員提供興奮劑並掩蓋葯檢結果。具體操作手法媲美諜戰大片。據報告稱，在索契奧運會期間，俄羅斯反興奮劑實驗室前主任格里戈里 · 羅琴科夫博士將禁藥類固醇藥物溶於男人喝的芝華士酒和女人喝的苦艾酒中。喝了這兩種雞尾酒，運動員體內的類固醇檢驗窗口期縮短到3-5天，一旦過期就難以查出。在索契奧運會前期，俄羅斯官方事先冷凍封存好參賽運動員的清白尿樣。當運動員的問題尿樣流入莫斯科實驗室後，俄羅斯工作人員會半夜偷換或銷毀這些樣本。實驗室牆上留有「老鼠洞」，他們避開外國工作人員，通過小洞傳遞替換尿樣。

2014年底，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對莫斯科實驗室進行突擊檢查，羅琴科夫主導銷毀了1417份問題尿樣，但是還是被查到37個。他馬上向俄羅斯體育部副部長彙報了這件事，副部長派出了「魔術師」清場——聯邦安全局的特工潛入實驗室，對尿樣瓶做了手腳，使其能夠在被打開後還能像原來一樣封口，以便於工作人員更換尿樣。報告還稱，俄羅斯運動員在三十多個項目上都有作弊。國際奧組委稱：「第28屆奧運會中任何一個項目的俄羅斯運動員，都應該對奧運會岌岌可危的信譽承擔一份集體性責任。」

毫無疑問，興奮劑踐踏了體育運動的尊嚴，獲得不公正的優勢的另一種說法就叫作弊。但是好像也不總是這樣，不然希克斯早和洛爾斯一樣被踢出奧運會獲獎名單了。那是怎麼回事呢？一方面興奮劑的使用越來越成為一種「老練」之道，另一方面我們對體育運動的理解也昨是今非了，當下的興奮劑事件不妨解讀為一種理想主義危機——關於奧林匹克運動精神原義的理想主義，而現在信仰的大廈已經崩塌。

現代奧運會於1896年起於法國男爵顧拜旦之手，有感於日漸「陰柔」的法國，他將目光投於英國體育文化，秉持著對古典事物的迷戀，他將奧林匹克文化雜糅進去，就這樣，現代奧運會寄予著顧拜旦對於選拔冠軍和培育品格的雙重期待。競技遊戲的目標在於贏，奧運會也並無不同，但是對於反傳統的的顧拜旦來說，這層含義遠遠不夠，「人生中的重要的部分不是贏，而是斗；關鍵的不是已經贏了，而是斗得爽。」這是他的名言。無論跑步、摔跤還是滑雪，奧運會這個看似精巧複雜的儀式背後，永遠都是參賽者的體育品格。

1920年安特衛普夏季奧運會上，顧拜旦寫下被視作奧運會主旨的誓詞，「我以全體運動員的名義宣誓，為了體育的光榮和我們運動隊的榮譽，遵守規則，以騎士精神參加本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騎士精神」這個詞即使在當時也是一個古老說法，這個詞旨在呼籲一個更加美好、更加高貴的世界，拼盡全力完成一場比賽即為一種高貴。他們認為，一個真正的運動員就應該竭盡所能追求卓越。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體育的生存威脅並不在毒品，而是職業性。人們認為，如果奧運會運動員變成職業性的，去追求物質利益，那麼運動精神或者運動員精神將會被玷污。

典型的例子就是現代史上最偉大的運動員之一——吉姆 · 索普。他輾轉於各個印第安人寄宿學校，九歲雙胞胎兄弟去世，隨後母親去世，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在1912年夏季奧運會上，索普贏得了五項全能和十項全能的冠軍，但是第二年他就被曝出在參加奧運會之前已經參加過半職業棒球賽。當年的國際奧組委一致決定剝奪了索普的獎牌。他每場比賽只掙了兩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五十美元），他當時有多需要這些錢，這都不重要了。索普的種族和貧寒出身固然使他變成了一個好打的靶子，但是幾十年來，即使面對奧運會業餘理念的公然挑釁與侵犯，國際奧組委仍然堅持剝奪索普獎牌的決定，將奧運會限制在業餘愛好者中，以防止奧運會腐敗。在1960年的《體育畫報》關於奧運會業餘性的辯論文章中，國際奧組委主席艾弗里 · 布倫戴奇的支持者之一說，「如果我們現在淡化這項規則，那麼奧運會八年之內就會玩完。」布倫戴奇和他的粉絲對待這項業餘原則十分謹慎，甚至有些形而上學，他的一個同事還說這是一個「精神問題」。

興奮劑在當時也被認為是個問題，但是在只在業餘原則受侵害的情況下才被提及。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速滑運動員在變虛弱之前一直吃硫酸苯丙胺，自行車運動員吃的是血液擴張劑。一次一個美國舉重教練懷疑一個打破紀錄的蘇聯舉重運動員吃藥改變體質，他沒有喊冤，反而自己嘗試注射睾丸素和市面上的代謝類固醇，還鼓勵其他運動員也打這種針。

七十年代，東德開發了一個名叫國家計劃14.25的項目，每天給運動員吃小藍藥片，告訴他們是維他命，事實上是口服的4－氯去氫甲基睾酮。這種類固醇藥物會讓女人面部毛髮旺盛，音色低沉，會讓男人乳房發育，還會使男女都長痤瘡。在紀錄成績越來越低的時候，「游泳池邊的訓練格言變成了『不吃藥就去死』，」一個游泳運動員後來說，「你壓根兒不能拒絕吃藥。」但是即使是在不強制吃藥的國家，吃藥還是蔚然成風。美國田徑運動員哈羅德 · 康諾利在1973年告訴國會調查人員，他所知道的絕大多數國際田徑運動員在提高成績這件事上都無所不用其極。

國際奧組委反應得太慢了，1962年才開始成立委員會，給禁止的藥物，相關協議，相關測試列清單，第一個落馬的運動員卻是因為過量飲酒。直到1988年首爾夏季奧運會的興奮劑醜聞發生後才開始正常點，這場奧運會的男子百米冠軍本 · 約翰遜的葯檢發現問題。巧的是這是第一次職業運動員受允許參與的夏季奧運會。當然幾十年來「業餘的」運動員會收到花樣繁多的補貼，美國運動員受學校補貼，蘇聯運動員受政府補貼，拿假工資，進行全日制訓練。改變局勢的當然是電視的引入，巨額資金湧向體育競賽，湧向運動員，湧向公眾對看到更好的運動員，更好的團隊，更好的體育比賽的期待里。

業餘愛好者精神對真正的運動員精神十分必要，但曾經的信仰已經一去不返了。它在與國際奧組委差不多同時建立的組織——全國大學體育協會裡仍然存在著。如何在面對緊迫商業化壓力的時候能夠使運動保持理想主義？奧運會和體育本身代表了什麼樣的理想主義？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答案。但已經不再是一種精神上的問題了，變成了一種純粹物質上的問題。奧運會的重要問題開始與興奮劑相關。

九十年代，國際奧組委開始對廣泛使用興奮劑的情況進行整頓，最終於1999年成立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2000年，國際奧組委自1960年以來第一次修改了奧運誓詞，8月5號在里約奧運會開幕的時候，一個巴西運動員將會執奧林匹克旗幟一角，誦讀著：「在所有參賽者前，我莊嚴宣誓，我志願參加奧運會，尊重並遵守規則，不食用興奮劑及相關藥品，發揚純潔的運動員精神，為體育的光榮，團隊的榮譽而奮鬥。」取代「騎士精神」的地方，是「我們的身體不受興奮劑和毒品污染」。

絕大多數運動員當然是「乾淨」的，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但是興奮劑現在已經變得太普遍且難以控制。對藥品使用的控制效果很顯著，但是不可能根除。最近倫敦和北京奧運會的樣品複檢發現45個陽性結果中23個來自獎牌得主。葯檢甚至都不是最有效的證明興奮劑的方法，現在俄羅斯國奧隊依賴的是舉報人和犯罪調查方法。在國家橄欖球聯盟、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美國職棒大聯盟、全國大學生體育協會，無論網球、賽馬、還是納斯卡車賽，只要是獎賞遠遠大過懲罰的地方，興奮劑都很讓人頭疼。但是對奧運會來說這是一次特殊挑戰，因為奧運會不只意味著普通的體育比賽。

理想與現實的溝壑從來沒有這麼大過，2002年鹽湖冬季奧運會的申辦披露了賄賂醜聞，幾乎沒有一座民主國家的城市願意承擔一場奧運會的天價花銷，願意承擔的城市裡，大多數開支都由居民承擔。2004年雅典奧運會中失控的花銷大多變成了公共債務，這變成了幾年之後爆發的希臘經濟危機的標誌。北京宏偉的鳥巢體育館閑置著等著生鏽，恐怖主義威脅帶來了嚴密監控和安保措施，就在索契奧運會之後，主辦國強力吞併了克里米亞。

現在的里約奧運會還沒開始似乎就變成了一場災難，水源污染，國家進入嚴重衰退，政府陷入政治醜聞，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然後俄羅斯興奮劑醜聞又來湊熱鬧。

真正的問題也許不是國際奧組委對俄羅斯運動員做出合適的裁決，而是奧運會究竟代表著什麼樣的理想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