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上）

本文最新版本，已全文刊載於2011年8月出版的《劉氏傳記》

本文1997年建議：印繁寫簡 歡迎反駁

有朋友罵主張恢復繁體字的人「有病」、「吃飽了撐的」，如果您確在認真看完拙文全文十題後也這樣罵，我將甘願拜受一一或再妄言，應該能有50％以上的反對者改變看法。

　拙文1996年在強烈「反對繁體字回潮」的背景下冒風險寫成，約三萬兩千餘字，含九題（現增寫一題，最新版本約六萬餘字）。1997年曾以原題《簡化字利弊辯議》全文發表於《編輯之友》第二期，同年作為本人提案提交天津市政協第九屆五次會議，後又經組織遞送國家語委主任許嘉璐先生，98年獲秘書回復。至今十二年，本已作罷，但其間見海內外對繁簡議題時有辯爭，或如後見王干先生、郁鈞劍、黃宏、潘慶林先生等委員、代表每至「兩會」提及，更見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於2月4日在《揚子晚報》發文，說將漢字簡化可謂走上了一條「歧途」。遂感此事如同一個「病灶」，如不予根治，恐或時而發作一一總是藉助我們難以擺脫的實際需要，出來「反攻倒算」。故妄以為，十二年前拙文的建議還是有必要性的，亦才再將拙文面世，以在這種背景中仍提供出這個看法，忝以為中華文化盡一份責任，也是請諸專家學者和朋友們教正。另因之前刊發時多有刪簡，現文又做了較大修改，並按原本主旨改為現標題，故今所呈者，也是拙文第一次原文面世。

　　拙文主要認為，當時漢字簡化的三個基本出發點：（一）易識易記利於掃盲、（二）可減少漢字總字數、（三）書寫簡便快捷等，除「書寫簡便快捷」具有部分實效外，基本都是沒有實效的，梗概如下：

文字識記難易和筆劃多少並無必然關係（請詳見第一題）；

　　「減少字數」的實效，除規範異體字外則恰恰相反～～反而是實際上又多出兩三千個簡化字（請詳見第三題）；

　　「書寫簡便」雖有實效，卻也因為計算機的使用大打折扣。那麼，我們為這麼一點書寫簡便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呢？那就是：打亂了漢字的造字原則、不少簡化字因簡害義、因字形簡化造成誤寫誤識、減損了漢字原有的形式美感、有損於古今文化的歷史傳承，…………。（請詳見第二、五、六、七、八、九）

　　這裡要特別說到，認為「漢字幾千年一直在簡化」的流行觀念，並不符合文字史實。漢字演化是從象形文字—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到漢、晉代才以楷書形式最終定型的。這顯然是一個從無到有，由簡到繁、由繁到便，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不能把漢字的書寫「便化演變」過程，說成是「筆劃減化演變」過程。（詳見第四題一一重點節題，為新增寫）

　　我們目前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維持現狀，但我們為一點點書寫簡便付出那樣大的代價，值嗎？；二是恢復使用繁體字並保留簡化字書寫簡便的成果，以消除上述諸多弊端。有人擔心人們尤其年輕人不認識繁體字及書寫起來太麻煩。其實，藉助一定的語言文字環境，繁體字的閱讀障礙並不是很大。若國家會做出決策，我們完全可以有條不紊地恢復使用繁體字。（請詳見第十題一一為全部重寫）

　　（上述諸說均請詳見拙文各約2一4千字的具體陳述）

　　為寫此文，筆者曾到圖書館大量查閱、複印1955年時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有關「文字改革」欄目爭論的文章，以力求議論較有根據。但此文畢竟只是筆者的一孔之見，又兼筆者知識基礎不足，尤其在諸多文字學問題方面實屬乏知妄議，無知或可笑之處必將難免，故誠望得到專家學者和朋友們的教正。如果您對拙文具有贊成或反對的興趣，即請勞神審閱以下拙文的具體內容。無論您對拙文贊成還是反對，都實際使我們成了朋友，因為在關心中華文化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 劉豐傑

　　　　　2009年3月

本文提目

　　　　　　一、 簡化字真有利於掃盲嗎

　　　　　　二、 簡化字書寫究竟能省多點時間

　　　　　　三、 簡化字減少了總字數嗎

　　　　　　四、 漢字是幾千年不斷在簡化嗎

　　　　　　五、 簡化字書寫容易混淆

　　　　　　六、 簡化字在造字原則方面存在問題

　　　　　　七、 簡化字因簡害義

　　　　　　八、 簡化字損傷了漢字的形式美

　　　　　　九、 簡化字有損於文化的歷史傳承

　　　　　　十、 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可行性

　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

劉豐傑

或許可以說，當前是我國自秦以來文字使用最混亂的時期。

　　自1955年2月2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首次發布《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人民日報》1955年6月5日首先試用第一批簡化字，到1956年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及《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至今已有50多年時間。現在，簡化字不僅在國內廣為推行，並且還影響到港台及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同時也己被作為聯合國的工作語言。1992年，新聞出版署和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又發布了《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定》（其中還規定了對使用不規範漢字的處罰條款）。南方某省會城市，甚至用每天每字罰款百元強制糾正街頭用字。雖然如此，在書刊報紙、影視作品、各種廣告、產品說明書、宣傳樣冊、街頭牌匾、文稿書信、名片請柬、書法繪畫及其他用字，甚至連國家領導人的詩詞、題詞、題籤等中，繁體字的使用或繁簡字混雜使用甚至在一個字中出現半繁半簡的現象，卻仍屢禁不止，其勢態之頑強，發人深思！！人們為什麼如此頑固地對繁體字難以割捨，甘舍其簡而就其繁，舍其省力而取其費力呢？這似乎決不是僅以「趕時髦」就能簡單解釋得了。這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學術問題，它不能不引發我們對繁簡字利弊問題的反思和討論。思慮及久並經多方考察有關資料，包括查閱1955年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字改革」攔目的大量爭鳴文章，筆者擬就此發表一孔之見，以期就教於世人及專家學者，以其綿薄與大家共力於中華文化的繼承與弘揚。

　　毋庸諱言，本文主旨是對簡化字提出探索性質疑，但同時也要先做如下說明：

　　文字改革及漢字簡化，是黨領導的一項重要工作。筆者也並非不知道，自300多年前明末學者方以智（號密之）所著《通雅》中首先倡主文字改革始，清人盧戇章、王照、陸費逵和近現代學者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適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也都是主張文字改革甚至走拼音化道路的。國學大師錢玄同還曾有文痛斥清時的「文字復古主義」。筆者雖自知卑微膚淺，然決非迂腐不化、抱殘守缺，也不想殆笑於不識時務，更無意於作當代的戴季陶（他曾在1935年國民黨教育部被迫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簡化324字時，於西山會議上「為漢字請命」，最終使其停止推行）。然而，筆者出於匹夫之責的考慮，面對當前的文字混亂狀況時而思辯不已，遂冒天下之大不韙，撰文對簡化字利弊進行反思。文字史證明，漢字自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大篆一小篆一隸書一草書到楷書和行草，一直經歷著一個向更適應社會和文化需要不斷演化發展的過程。漢字簡化也是文字演化過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我們的漢字簡化工作，同樣屬於這個歷史過程。漢字簡化古已有之，今簡化字相當大量采源自斯，故本文所及簡化字的某些弊處也是泛指，決無意詰謗否定文字改革工作。並且認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漢字簡化乃至確立拼音化的方向，都是出自國家文化發展以及文化人民性和大眾化的考慮。現今對簡化字的反思和質疑，乃是在新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尤其是計算機的普及）情況下，向我們提出的新問題。在改革開放、百花齊放的環境中，大家共同研究討論乃至爭論，將有助於文字改革的健康發展，使文字改革工作做的更好。

一、簡化字真有利於掃盲嗎

　　資料說明，當初簡化漢字的原因，乃是在於漢字「文字和語言分離，不能從字面上就自然讀出音來」，並且「字數繁多，結構複雜，一字多音，同字異體」，「實際使用上」「極不方便」。「在打字、印刷、電報上都造成了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無法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主要是指無法使用當時剛剛興起的計算機技術）。所以，最終「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1954年、1955年，報紙上絕大多數文章都是在將漢字與俄文和英文等拼音形式的文字相參照的情況下，熱切擁護漢字簡化和拼音化的。說「蘇聯小學一至四年級四冊課本，譯成中文共有92萬，而我們年級相同的課本，只有16萬字。我國六年制小學的語文成績，不及國外四年級的水平；我們的學生過文字關，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多用兩年以上的時間。……我國十億人…，就要浪費二十多億人年。」（武占坤、馬國凡主編《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4一7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然而，由於王永民先生髮明了五筆字型輸入法，現在更已開發出多種輸入方法，無論繁簡文字，其輸入計算機的速度，已遠超過外國的拼音文字。也就是說，如果把一篇中文文章寫成拼音來輸入，時間和內存的耗費都會大於漢字。所以，文字改革初期憂慮方塊漢字「不能適應現代科學技術」的實際障礙已經解除。很顯然，五筆字型輸入法是一項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創造，因為它解決了世界上使用人數甚眾的一種語言文字與世界科技文明接軌的問題。有人因此讚揚王永民「功同許慎」，實不為過。由此，「漢字拼音化的方向」已經失去了必要性。文字改革工作的學者們也承認：「近一個世紀漢字拼音化運動的實踐已使人們對漢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的基本理論發生懷疑。」（《漢字·漢字改革史》前言）當時這個頗顯開明的結論，現在已經是不言而喻了。

　　漢字簡化第一個主要原因是它「難學」（「難認、難記、難寫、難用」）。1955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上有一篇文章說：「漢字的缺點給掃除文盲帶來極大的困難。」並說農民學文化「年年上冬學，年年從頭學」。當時甚至曾經計劃，凡十劃以上的漢字都要簡化。由此需要思考：大量的文盲，難道全都是由於漢字結構繁難造成的嗎？如果難學就學不會，那就應該什麼人也學不會，都會是文盲，否則不等於說農民天生就愚笨嗎？實際上，經濟條件和生活狀況才是文盲多少的主要原因。溫飽富足之餘，誰不希望學習文化，還能有多少人會「年年上冬學，年年從頭學」呢？現在農民生活好了，文化普及率也相應提高，不少農民子弟以極好的成績考入重點大學，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城市比農村文盲少，也能證明這一點。如果說繁體字是產生文盲的主要原因，那麼，與我們實行簡化字同期至今已五六十年沿用繁體字的台港澳地區，不是應該比我們文盲比率更高嗎，而事實並非如此甚至相反。不少人都說繁體字難學難記，而實際上，五十多年前只學過幾年繁體字的上，相隔如此之久，大多都仍能識讀甚至書寫出來。近又有報導說，農村有上萬高中學生放棄報考大學，其原因不言自明。由此看來，掃盲應該先掃窮。

　　1988年版《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2頁說：「解放以後三十五年的今天，我國文盲、半文盲的人數仍將近是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此結論的時間是在1984年，推斷可知，從1955年、1956年發布「簡化字草案」和《漢字簡化方案》算起已是28年了，這差不多夠兩代人普及高中或上大學了。面對此種現實，怎麼還能堅持認為之所以文盲多，「漢字的繁難，仍是直接因素」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一般說來，筆劃少的字畢竟可能易學易記一些，簡化字也確使書寫較為簡便。不過，問題也還有另外一面，筆劃少並不一定與易學易記構成絕對的因果系。因為人類認知的意義，是確認一物與他物形、質、量的區別，而認字則主要是一個形態整體認知的過程。此種認知的關健是形態特徵差別的狀況，而不是在於量的差別。人們對文字的整體認讀，往往比分解認讀更重要。比如對英文單詞，人們未必主要是一個個字母去識讀的，人們也同樣不會在心裡一筆一划地寫一遍才能識讀一個漢字。比如我們對一、二、三、藏、薄、灞」等字，識讀的時間就是完全相等的。再如，有些文字印瞎了，或看電視因距離遠、目力差看不清楚，但我們仍能判斷它是個什麼字，這就是整體認讀記憶結果。這時侯，文字的筆劃多少已不重要，人們關注的是其整體形態一一或者說，此時人們是把文字當作一個圖形來看待的。所以，筆劃多的字，在整體認讀中，未必比筆劃少的字識讀起來更困難。從記憶心理來看，人們學記的速度和牢度，也不與事物本身的繁簡絕對成正比。有時候，事物越複雜，印象反而越深刻，記憶反而越牢固。相對簡單的事物，有可能反倒容易被忽視或混淆，記憶思維也越容易猶豫或徘徊。經驗證明，故事越曲折，事情越重大，印象就越深，相反則容易淡忘。同樣，漢字中的「戊、戌、戍、戎」和「已、己、巳」要遠比「朦、曝、艚、……」等筆劃繁多的字更難記憶和區分。文字的筆劃越少，特徵就越不明顯，就越難區別，書寫和認讀也未必更方便。在已被停廢的「二簡字」中，像「屍」下加一橫念「展」、「家」的「豕」簡化為「人」、「刀」加走之兒」念「道」……等，就很容易和「尺」「穴」「邊」等產生識讀和書寫的混亂，這也許正是「二簡字」很快被停廢的原因。

　　一位在香港教法國兒童學漢語的歐陽女士說，教兒童認識簡化字還得從繁體字教起，因為簡化字孩子們總是分不清楚。比如「學」和「字」就總分不清楚。還要先告訴他們，繁體字的「學」是這樣寫的，比「字」複雜，所以簡體字「學」也比「字」的上部多兩點兒；另如「兒」、「幾」、「九」等字，也要先讓他們知道，繁體字的「兒」原來是這樣寫的——好像兒童身子小頂個大腦袋，還有兩隻大眼睛……。這也許並非唯一的例子。漢字形近結構的難以識記也許古已有之，而簡化字無疑更增加了文字形近的幾率。

　　對於文字來說，是否容易記得牢，關健並不只在筆劃多少，而是更在於是否常用字。有許多字，如「犴、仵、尜、旰、刈、殳、孑、孓、奀、夼、亍、亓、弋、叻、冇、皁、甪、丱、畀、盱、柰、凼、氕、氙、氖、嘸、氘、乜、厄、砬、兀、冗、乩、戽、爿、吽、氻……」等，雖然筆劃很少，但認識的人卻比較少。僅十劃以內就有不少屬於這類生僻字。然而，五十多年前學過繁體字的人，至今卻多能將繁體字識寫出來，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現代信息通信理論也認為，信息編碼越簡單，抗噪能力就越弱。在電報編碼中，往往會人為地增加「消息的多餘性」，來「幫助減少接收消息的誤差」。雖然人們明知道這種「多餘性」「會影響到通訊效率」，但仍「要人為地」去「加大多餘性，以求使通訊更可靠。」（陳力行：《概率與信息》第206頁，山東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人們也不難理解，電話號碼升位不僅是為了擴容的需要，也是為了減少差錯的機會。筆劃多的字，多寫一筆少寫一筆都不會認錯；而筆劃少的字，稍有不慎便可能引起誤讀。所以並不是文字筆劃越少越好，否則速記符號就該是最理想的文字了。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著名學者王力在主持對《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修訂工作》中也曾說過：「不要以為筆劃少越好。筆劃越少，形近的字就越多。為了節省幾筆，卻增加了認字的困難，得不償失。」並指出：「原定十劃以上的字都要簡化。現在看來，這個設想是不合理的。」（《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80頁）

　　緣上所述，簡化字易學易記的說法，顯然是大有折扣的。

二、簡化字書寫究竟能省多點時間

　　簡化字書寫省時省力無可懷疑。但其實效性究竟如何呢？這是在簡化字推行50多年後需要認真思考和評估的問題。

　　以前曾經算這樣一筆賬：「我國六年制小學的語文教學成績，不及國外四年級的水平；我們的學生過文字關，要比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多用兩年以上的時間。」「我國十億人口都來學習漢字，就要浪費二十多億人年。二十億人年，這是多大的精力和時間！」「二十億人年，算得一代人。如果長期不改革，世世代代用下去，那麼，我們子子孫孫還將浪費多少青春？」（《漢字·漢字改革史》第75頁）我們且不說這筆賬算得是否科學，但這畢竟是立足於拼音文字來說的。既已否定了拼音文字，這筆賬算不算也就沒什麼意義了。

　　若從簡化字的筆劃簡省來說，我們知道，文字的列印和排版，其工作效率與文字繁簡併不相關，所以，說簡化字省時省力，只是在於日常書寫方面。在簡化字提高日常書寫速度方面，我們可以立足於以下的教據：「《簡化字總表》中第一、第二兩表五百二十七個簡化字的繁體平均每字十六畫，簡化後平均八畫，第三表偏旁類推字一千七百五十四個字，繁體平均十九畫，簡化後平均十一畫。」（郭錫良：《漢字知識》第108頁，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下。註：本文中凡用「筆畫」處均為保特原文）由此所得的最佳估計，是簡化字比繁體字的筆劃少了一倍 ——但卻僅有527個字是這樣。另外的1754個字，只平均減少不到三分之一的筆劃。即使退一步都以簡化字減少了一半筆劃來計算，也不會使我們的書寫速度提高一倍，因為並不是所有漢字都經過了簡化。按《簡化字總表》計，所有簡化字加上偏旁類推的簡化字，其總數僅為2238個（共簡化2264個繁體字），這約可占通用的六七千個漢字的三分之一，占最常用三四千字的五分之三。簡化字在常用字中出現的頻率大約可在二分之一左右。（參見《漢字知識》第105頁）由此可見，所有簡化字減省的筆劃在常用字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以前所做的「筆劃精簡的幅度如果降低一半，那麼書寫速度，也就提高一倍」（《漢字·漢字改革史》第26頁）的估計是不甚科學的、不符合實際的。由此可見，即使大、中、小學恢復繁體字教育，給師生們帶來的書寫壓力，不會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可怕。況且，筆者也還是主張日常書寫繁簡任其混雜的，因為這本來已是早就存在的事實了。如果把繁體字書寫的困難想像得難以承受，那港澳台的師生們和民眾，這五十多年又是怎樣度過的呢，其教育效果也並不比我們差。

　　還要看到，從漢字結構的「共性」和「個性」區別來看，「現代漢字由字數到筆劃幾乎精減到表意明確性所允許的最大限度，……出現更高的『簡明』水平，已無更多的餘地。」（《漢字·漢字改革史》第49頁）也就是說，今後再想減少漢字筆劃，已無多大潛力可挖了。簡化字雖然可以節省一些書寫時間，但由於形近字增多，書寫者總擔心被誤認，有時寫完還要加筆強調字形，又會浪費時間和注意力，無形中也會抵銷部分書寫速度。如果因字跡混淆造成政治或經濟損失，那就會更不划算了。

　　問題還更在於，現在究竟有多少人成天在書寫。學者、作家、編輯、記者、文秘、教師、學生等職業，佔總人口的比例並不大，並且這些人也並非整天都在書寫，相當多情況下是在使用計算機打字。那麼，他們在減少筆劃中所節約的分分秒秒加起來究竟有多少呢？我們有沒有必要付出那麼多文字混亂的代價，去節約這麼一點點時間呢？計算機的大量普及，勢將在更多方面替代人們的手工書寫，簡化字書寫簡便的優點，也已逐漸被弱化。

　　現在，我們一方面強調推行簡化字，而客觀的國際國內環境及社會的實際需要，又使計算機不得不同時配備繁簡字體兩種軟體，有些出版物也不得不出版繁簡兩種版本。據說，國外同一作品的著作權，竟可以向我國出賣兩次版權一一即簡體版賣給大陸，繁體版賣給港澳台，這難道不是我國的損失嗎？漢字簡化使原來的「單軌制」變成了「雙軌制」，既是一種混亂，也使人力財力造成不小的浪費，這怕是節約一點書寫時間所難抵償的。

　　簡化字在識讀和書寫方面的優點，也很難說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比如，在繁體字年代產生的孔子、老子、莊子、孟子、孫子、司馬遷、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蒲松齡、魯迅、郭沫若、老舍、茅盾……等，並未見在五十多年簡化字時期有與其齊名者湧現出來。港澳台或東南亞等一直使用繁體字的地區，也末見阻礙其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們的文盲是否減少尚且不論，但國民文化素顯然還有待提高。

　　這些都在提示我們，還需要更切實地估計簡化字減少筆劃的實在價值。

三、簡化字減少了總字數嗎

　　當年之所以要將漢字簡化，不僅是因為它結構複雜，而且還因為它「字數太多」，「給文字的使用造成困難」。字數太多的原因，一是同音同義但形態不同的異體字太多（這在甲骨文、金文、籀文或篆文、隸書及楷書中都有）；二是同音不同義字形也不同的表意性差別（比如它和牠、舍和捨、里和裡、後和後等）。這使得漢字總數多達五六萬，最常用的漢字也有三千多。所以，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說：「漢字簡化的主要目的，是使漢字的筆劃簡化，字數減少，逐步做到漢字有定形、有定數，以便利於漢字的學習和使用。」

　　精簡字數的方法有兩個，一是廢除異體字；二是採用了同音替代的方法。「1955年12月公布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共八百十一組……共廢除異體字一千零五十五個」。（《漢字知識》第109頁）1956年10月，「印出了《第二批異體字整理表》」，直到1965年，雖然兩表「已合成了《異體字整理表》，但一直未能公布。」（《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66頁）

　　文字改革中的「異體字整理，使印刷用字變得純潔了，清除了一批銅模和鉛字，節省了財力物力，減輕了人們學習、掌握和使用漢字的負擔」（《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65頁），這無疑是功德無量的。再加之採用同音替代方法，字數的確減少了許多，識字量也應該是減少了。

　　果真如此，那當然好，但問題並不這麼單純。一是因為大量的同音替代，埋下了當今繁簡之間文字混亂的隱患，是當今文字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在國家法定推行簡化字並通過各種法規文件、行政措施禁止不規範用字（包括異體字、繁體字、錯別字、自造字等）的同時，卻還有相當多的人因為工作需要，不得不去識記或使用繁體字。對於這些人來說，推行簡化字不僅沒有使他們減少識字量，反倒是識字量更增加了。這些人包括：

　　一．古典語言文字工作者，包括訓詁學或古籍研究人員等。

　　二．考古工作者。

　　三．書畫藝術家或書畫愛好者。

　　四．中醫研究人員。——我國古代醫學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如果中醫人員根本不認識繁體字、異體字，就可能對進一步研究醫藥典籍造成一定障礙，影響其醫術和理論的進一步提高。

　　五．公安、刑偵、海關、戶籍管理人員。——不認識繁體字對於查檔、破案、檢查出入境物品、歷史檔案都可能發生困難。

　　六．文史館、博物館、各類展館的編輯、研究人員乃至解說員。他們都可能在某種情況下不得不和繁體字打交道。

　　七．古籍出版編輯人員甚至其它出版編輯人員。

　　八．校對人員。——近些年繁體字出版物、宣傳品等的大量出版，使得識讀繁體字成了校對人員難以迴避的要求，甚至有可能作為考核條件。

　　九．文史專業的師生。繁體字甚至異體字有時會部分成為他們授業或修業躲不掉的課目。

　　十．計算機操作人員。——出版物及社會需要使計算機已基本普遍配有繁簡兩種軟體，不認識繁體字甚至是不能勝任工作的。

　　十一．商業工作者。——許多國內外商品包裝、說明書系繁體字，或有時還需要閱簽繁體字合同。

　　十二．企業家。——招商引資或商品貿易活動中有可能用到繁體字。

　　十三．影視、戲劇等藝術工作者。——當涉及歷史題材作品，回到某個既定的歷史背景中時，繁體字就會在這個「歷史」中重現，不認識繁體字就可能造成訛誤或笑話（現在這種錯誤已經屢見不鮮）。

其實，不列出上述諸項人們也已經看到，現今，我們已經處在一個程度越來越濃厚的繁體字環境中，幾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都難以完全隔絕繁體字。舉例說，人們所購買的國內外商品的產品說明書、藥品說明書、某些書刊報紙、商業廣告、街頭用字、大人小孩天天看的影視光碟，包括許多兒童動畫，就大量都是繁體字的。

　　事實證明，繁體字就像一個無法擺脫的「魔影」，將永遠不可能絕跡。而且國家也明文規定了繁體字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漢字拼音化了也是如此）：「改成拼音文字，並不等於廢除繁體字，不僅漢字要用，繁體字也要用」。（《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58頁）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王鐵昆也說：「國家從六十年代起一直在積極推廣漢字規範化，國務院正式發布有關規定在公共場所禁止使繁體字，但這並不能說明繁體字已經廢止了。在一定的專業範圍內如書法、考古、中國醫藥研究等方面繁體字還應繼續學習、推廣。」（《人民政協報》1996年8月17日）1996年11月23日的「焦點訪談」節目中錢其琛外長也說：「面對港台市場，出點繁體字書還是有意義的。」

　　上述可見，繁體字必將長期乃至永遠地、幾乎在我們所有社會、文化生活中存在下去。我們一方面強調推行簡化字，同時又不可能徹底擺脫繁體字，那麼我們實際的必須識字量和漢字社會通行總數，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呢？假如回答是後者，當時「減少字數」的良好初衷豈不事與願違了。

四、漢字是幾千年不斷在簡化嗎

　　在時或發生的繁簡字辯爭中流行著一種說法，即認為漢字數千年來不斷在簡化。這個理論的權威性代表人物是中國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先生。他於「五四」時期參加新文化運動，1939年逝世前一直力倡文字改革。1920年他曾在《新青年》發表相關文章。1922年他在國語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其中說：「數千年來，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被簡省的」。（《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28頁）另據轉見，說《中國全史·漢字史》中載有他另一段話：「從甲骨、彝器、《說文》以來，時時發現筆畫多的字，時時有人將它的筆畫減省。殷周之古體減為秦篆，秦篆減為漢隸，漢隸減為漢草（章草），漢草減為晉唐之草（今草）；漢隸的體勢變為楷書，楷書減為行書；宋元以來，又減省楷書，參取行草，變成一種簡體（即所謂『破體』、『俗體』、『小寫』）。這都是顯著的減省筆畫。」這種說法在繁簡辯爭中影響到不少人、甚至一些知名學者的判斷，使人們認為推行簡化字是文字史無條件的必然發展，而且抱憾推行的太晚了。所以很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

　　筆者以為，錢先生把漢字幾千年的演變發展史，一言蔽之為「都是顯著的減省筆畫」，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減」義為從某種數或量中「去掉一部分」；而「簡」則義為形式、形態、結構、過程等的簡單，它包含著減少卻末必都含有減少，所以兩者含義很不相同。謔言推論之，如果漢字從甲骨文就一直在「減省筆畫」，豈不早就枯陋不存了。這當然不是錢先生本意，但把幾千年漢字的演變都說成「減省筆畫」卻並不符合漢字演變的史實：

　　對漢字的發源，《六書源流歌》說：「伊昔古皇初，結繩致隆治，爻畫既肇興，……象天而法地，倉頡與沮誦，爰始造書契，……」。這說明，漢字始源於結繩紀事和八卦符號，或如今之所說的半坡符號。後黃帝史臣倉頡觀鳥獸之跡而創製文字。及至從象形文字一甲骨文一鐘鼎銘文一春秋戰國時的大篆及秦之小篆，這個至少（從公元前1300年一221年）一千多年的演變過程，雖然夾有一字多形取其簡的演化，但總趨勢還主要是筆劃不斷豐富、字數不斷增多的過程，否則怎能滿足不斷豐富的社會需要？如果從甲骨文就不斷「減省筆畫」，筆劃繁多的大篆小篆是怎麼產生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六國文字主要是大篆（也有包括甲骨和金文，狹義專指籀文），但各國字形雜亂不一。故秦統一六國後，由丞相李斯依大篆創製小篆，使文字規範統一。對照來看，小篆較之大篆只是形態結構離象形遺迹更遠，更為端正勻稱，更具條理和邏輯性質，使書寫更為便利。其中減少筆劃的情況雖有，但並非普遍，從整體看更並非顛覆性重製。所以，從大篆到小篆，只用「減省筆畫」來概括它的演變主向，顯然是以偏概全的。

　　秦篆至漢隸的演進，據說自秦甚至六國即萌始（故而又有「秦隸」說），據稱為徒隸所造所用。其特徵主要是筆划進一步由曲變得較直，而減少筆劃並不突出，個別還增加了筆劃。所以它的演變主要是在「便化」，是形態簡化而不主要是「減省筆畫」。這是古文字向「今文（即隸書）」及楷書定型的根本性轉折。或者說，隸書已使漢字基本定型，因為「楷書同隸書在字形結構上極少分別（漢隸草頭與竹頭不分），只是筆勢方面有些不同。」（《漢字知識》第63頁）這顯然也是不能概之為「減省筆畫」的。

　　秦漢之間，從隸書逐漸演生出草書。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論其緣由說：「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風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梁武帝《草書狀》）有稱草書萌於漢初，亦有稱張芝或杜探所創。草書有的結構是將隸書簡寫，只求粗具形態，不求筆筆相符，連筆書寫，輕快便捷。形態近於隸書的稱「章草」；將其簡去波勢挑法、筆劃相連而成「今草」（稱王羲之所創）。草書雖可隨意縱情，仍有法度作范。如《草書訣》就有「有點方為水，單挑卻是言……」等說。對於草書，無論稱其是對篆隸的「簡化」還是「減省筆畫」都是名副其實的，無可爭議的。但是，草書乃是漢字演化中，因諸侯爭戰急速傳遞檄文的特殊需要所激，突變而生的一個獨立的文字元號系統（清李雲麟就曾說：「楷書至晉代始成，是與草各為一體，兩不相涉。」），並非漢字主幹（至今不是民眾普及的字體），否則漢字豈不要沿其之簡一直簡下去，怎還會繼而又有楷書的產生？

　　一個值得深思的向題是：草書之後於漢、晉定型為「楷模」的楷書（有說漢末即有楷書，《晉書》稱晉人王次仲始作楷），不近取草書之簡，卻上溯隸書之繁，且兩者「字形結構上極少分別」，何也？漢時是在高祖文景之治和武帝興漢的統治之下，且大儒、書法家、智者甚多，可如張良、司馬遷、班固、司馬相如、蔡邕、董仲舒、東方朔……等，難道會都那麼傻，無人受草書啟發想到筆劃多了難寫、字數多了難記嗎？顯然不是。這是因為，在此之前，直溯甲骨，我們的先賢早就經歷了字數少、文字兼職過多及筆劃少字形相近造成混亂的困擾。比如，「上古一個『辟』字（就）兼有後代『避、闢、僻、嬖、譬』等字的意義」。《漢字知識》第25頁）人們知道《周易》艱澀難懂，文字通假是個重要原因。如「孚」字兼有誠信、俘獲、處罰三義，致使《周易》中的「有孚元吉」，被諸多易學家作出「有誠信所以大吉」、「有所俘獲故吉」和「雖受到懲罰，但終歸吉利」等三種不同的歧義解釋。要克服這種弊病，就必須使文字由簡到繁，加筆分職，增加字數，專字專義。比如「責」原有責、債二義，故加「亻」使「債」和「責」各字專義。其例甚多，可如：

　　由責而債 由弟而悌 由孰而熟 由竟而境 由馮而憑 由賈而價

由屬而囑 由舍而捨 由共而供 由自而鼻 由知而智 由昏而婚

由田而畋 由反而返 由卷而捲 由其而箕 由雲而雲 由鉏而鋤

由兒而貌 由孚而俘……略

　　「假借字多，正是由於當時字少的緣故。古代字少，後來逐漸增多，這是很清楚的事實。」（引文同上）這諸多文字史例，說明當時漢字不是在簡化，而是在繁化；筆劃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這顯然是用「減省筆畫」和「幾千年漢字不斷在簡化」難以說通的。

　　楷書上溯至隸書、篆書直至甲骨文、象形文字，乃是歷代文化祖先們歷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簡到繁，從泛到專，刪簡異贅，最終優化選擇而定型的標準漢字或規範漢字。它就是當今所稱的「繁體字」，它（以及篆書和隸書）也是承繼、發揚幾千年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從秦篆（甚至大篆）一一隸書一一楷書較而觀之，雖然其外形差異很大，但其結構內核的承繼性從末發生震蕩性突變。從這個意義上說，漢字從小篆即已確立偏旁部首關係並基本對應至今，實應視為漢字定型化的始宗。這三種形態只不過是三種不同的字體，其演進雖或有少量減少筆劃，但主流仍是從曲線型向直線型的「便化」演進，而不是「減化」。正因為這三種形態均各具存在的意義，才能一直沿行至今，隸、楷還成為計算機的字體之一。如果把篆書一隸書一楷書的演進，說成從劣向優的「簡、減」進化，楷以前的篆書和隸書豈不早就淘汰無存了？然而直到我國1955年試用簡化字的兩千多年裡，雖曾夾歷了草書的出現，也曾相伴出現過一些民間「俗體字」「破體字」等簡化形態（其從未進入文字長河的主流），但其結構系統從未發生過顛覆性動變。歷經幾千年演進而定型的中國文字元號系統一一楷體字或稱「繁體字」，如果不具備優選性、科學性與合理性，怎能兩千多年一直基本保特穩定。它超強的生命力，使其歷經元、清兩代由少數民族當政的三百多年，仍能巋然不動！反倒是在清代，漢字的規範性得到了空前絕後的維護，這就是所謂的「文字復古主義」。筆者還認為，春秋時期的大篆，即是中國文字初具系統化的濫觴。從大篆直至楷書，實際乃是一部文字演進的「便化」史（包括為化解通假之弊而增加筆劃和增加字數），而不是一部「減化」史。即使稱其為「簡化」史，也有可能造成誤解。其間夾經的草書，雖然大大減省了筆劃，其核心目的，也同樣是「便化」。

　　還有人說，自甲骨以來至近現代，一直就有民間「簡體字」「俗體字」「破體字」（比如古時的：禮無塵雲眾從；隋代的：營驢盡燈壽獻敵墳繼顧燭變婁壯燭齊淵；宋元明清之際的：嘗將閭蓋記榮勞紳謂誦樂險詩實黨聽寶辦萬歸辭舊羅夢雖陽與雖憐懷聲醫鳳台斷辭義亂……多達幾百個），說今天的簡化字近八成是古已有之的。應該說，這些「俗體字」確是反映了人們追求簡便的本能願望。有些人對它們歷經幾千年一直未被採納耿耿抱怨不平，但可曾從反面想想：其不被納入正字，必然有其不被納入的道理。我們中華民族古有堯舜，秦有始皇，漢有高祖文景武帝聖治，唐有貞觀玄宗盛世，宋有徽宗善書，元有成吉思汗，明有永樂，清有康乾；又兼歷代有孔孟老莊，漢諸大儒、賦人，唐諸詩人，宋諸詞家，元諸曲家，明清小說家……，這諸多明君、先哲先賢們，如果不是考慮文字的科學性（不會造成形和義的混亂）、承繼性與穩定性（合之而為民族性），誰會傻到偏要舍簡求繁、非要把這點「聰明」留給兩千多年後的我們呢？究竟是他們錯了還是我們錯了，真該想想了！今年二月四日《揚子晚報》載季羨林先生說「將漢字簡化及拼音化並不科學，可謂走上了一條『歧途』」，老人家決非信口之言。另外，說到太平天國曾正式使用一百多個簡化字，但那也只是國土小部、瞬瞬十年稍余的時間。1935年國民政府也曾擬推行簡化漢字方案，但未及推行便被戴季陶等「諫」止。故筆者以為，不應將這些作為漢字演進的主流來評判，從而將漢字史以「減省筆畫」來描述。

　　順也贅言說到，有的朋友認為，當今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簡化字畢竟已經成為「歷史」。但要試想，以其五十多年去比較兩千多年，究竟何者更是歷史？還有的朋友說文字要「尋根」就該尋到甲骨文甚至象形文字！這有點抬杠而不是研究向題了——那乾脆尋到結繩紀事吧，但這樣說並不能說清問題。還有說，從甲骨文到繁體字不算割斷（筆者並不贊同「割斷」）歷史，為什麼從繁體字到簡化字就叫割斷歷史。愚以為，因為前者是漢字從產生到成熟、定型的漸變過程；而從繁體到當今的簡化字，按正式推行為社會普及文字說，乃是中國文字史上唯一一次震蕩性突變（草書是突變，但至今仍難普及）。所以黃宏等21人提案中說的從小學生就教導文字「尋根」，應該是指與歷史上和當今簡化字有更直接演生關係的篆書、隸書和楷書。能了解到更早也沒什麼不好。

　　至宋、元、明、清乃使漢字簡化的呼聲日盛，其誘因是民間文學日益興盛且要刻版印刷。木版刻字繁難且耽延時日，自是刻印者和作者乃至讀者疾而共憤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名著都產生於明清之際，且又正是明代木版刻印最盛，故筆者寡知的最早倡主簡化漢字的方以智為明末學者，也就似乎事出有因了。及至到近現代鉛字印刷，鑄刻字模麻煩不說，一套鉛字就要佔滿幾層樓（今日則小小電腦足矣）。再對照拼音形式的西文，加之後來計算機的出現、擔心難以輸入，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那麼多有識之士，如清人盧戇章、王照、陸費逵及再後的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胡適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何以要奮而推動簡化漢字甚至拼音化了。魯迅甚至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其情可見。我們應該理解當時漢字簡化的客觀需要，否則怎麼會得到那麼多學者和民眾的贊同？筆者如若時在成年，諒也會衷心熱烈贊同的。但現在，計算機的普及和多種輸入方法，已基本化解了當時的背景因素，社會上繁簡混行的弊病和雜亂現實，不斷啟發人們做新的思考，繁簡辯爭因之再起。我想，如果魯迅先生仍健在的話，以他的睿智和卓識，應該不會那樣說了。

　　由此可見，歷史上一直不能納入正體字的簡體字、俗體字，之所以能在上世五十年代替代繁體成為正體字是有條件的，而不是歷史的必然。假如計算機的產生和輸入方式，能和我國宋、元、明、清民間文學的興盛相同步，其從「在野字」取代繁體成為「在朝字」的事情，怕是不大可能發生的。漢字一一及一切文字的最高優選目的，既不是簡，也不是繁，而是「便」。為了社會文化活動使用的便利，當簡則簡，當繁則繁。繁影響了便，就要去簡；簡影響了便，就要去繁。便一一乃是一切文字永世不變的最高目標。

五、簡化字書寫容易混淆

　　《漢字簡化方案草案說明》中說：「這個方案採用三種方法來簡化漢字：第一是筆畫的簡化，第二是字數的簡化，第三是寫法的簡化。」第二種方法主要是異體字整理，把一字多形者擇確其一；再者是同音替代方法，即如用「後」兼代原來的「後」和「後」、用「雲」兼代原來的「雲」和「雲」等等。第一、三種方法則往往是「從俗從簡相結合」的。其大體方法是：1、用原字的部分代替，如「務」簡作「務」；2、更換偏旁，如「禮」作「禮」；3、更換形聲字的聲符或形符，如「癢」作「癢」；4、形聲字改為非形聲字，如「淚」作「淚」；5、非形聲字改為形聲字，如「態」作「態」；6、同音替代，如「鬥」作「斗」；7、借用古字，如「雲」作「雲」；8、草書楷化，如「馬」作「馬」；9、符號代替，如「義」作「義」、「頭」作「頭」。（參見《漢字·漢字改革史》第174一175頁）

　　漢字經此簡化產生的書寫容易混淆的情況，簡化之前也是存在的，只是現在更為突出罷了。書寫容易混淆的原因，主要是筆劃減少使形近字增多，其中尤以草書楷化最容易出現書寫混淆的問題。草書楷化作為印刷用字其弊尚不為甚，而日常書寫卻難以像印刷用字那般嚴格。在一定的書寫速度下，很可能產生字跡混淆難辨的情況，甚至產生某種嚴重後果。如將「貝」簡作「貝」，在快速書寫中很容易混淆於「欠」字；同時，原「見」字簡為「見」，有時也會與這兩個字混淆難辨。另外，快速書寫中，「風」和「鳳」、「陳」和「陣」、「車」和「東」，甚至連看來字形甚不相近的「學」、「馬」、「寫」三字之間以及「數」和「教」、「項」和「次」、「項」和「頂」、「線」和「淺」、「經」和「徑」、「極」和「板」、「礦」和「砂」、「如」和「為」、「廣」和「廠」、「片」和「蟲」「卡」和「長」、「千」和「干」、「幾」和「兒」、「干」和「於」、「庄」和「壓」、「處」和「外」、「僅」和「反」、「問」和「向」、「板」和「報」、「以」和「從」、「無」和「天」、「無」和「元」、「審」和「宙」、「縣」和「具」、甚至「幾」和「12」……等之間，都可能產生含混難辨的問題。這樣的情況決不僅此，難以盡舉。可以見證的是，如果計算機用手寫板輸入，這些字往往會同時顯示，證明計算機對它們也有辨別困難，反覆改寫也耽誤時間。筆者曾有畫評拙文說到與該畫家巧緣相識時，寫有「或謂天緣」一句，畫集出版後卻誤為「或謂無緣」，其涵義恰正相反。每本畫冊都要用筆改，使畫家與筆者都頓足抱憾！

　　偏旁部首的簡化，還會使許多與其相關的字，在快速書寫時混淆難辨。如將原「言」字旁參用行草簡作「訁」，就很容易與「水」字旁部的許多字產生混淆，此可例如：（計汁）、（許汻）、（訂汀）、（訐汗）、（訌江）、（訕汕）、（謳謳）、（訩洶）、（沂）、（設沒）、（詁沽）、（訶河）、（詞泀）、（譯澤）、（詳洋）、（諢渾）（誄淶）、（詿窪）、（詰潔）、（話活）、（誕涎）、（誚消）、（誥浩）、（誨海）、（誦涌）、（諄淳）、（談淡）、（請清）、（諸渚）、（讀瀆）、（諑涿）、（誰淮）、（諶湛）、（謂渭）、（謗滂）、（謚溢）、（謨漠）、（諭渝）、（謫滴）、（謾漫）、（譚潭）……等多達幾十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常用字。在脫離了一定浯言環境的情況下，這些字就有可能很難辨認。由於其字數較多，出現差錯的概率也就比較大。人們固然可以責怪書寫者不認真，但如果「言」字偏旁不簡化，即便書寫潦草，也很少會與「水」偏旁的字相混的。

　　究竟有多少字會如上述產生混淆，詳細考察可能還有許多，筆者難以盡述，只此也已很是問題了。現實中還確曾因形近字發生過一些笑話或「事故」。比如，由於某人姓名中「鳳」和「風」字難以分辨，就曾發生過投遞郵件的風波。因為「長」被簡化為「長」，義大利未來主義兼形而上派畫家卡臘的名字，就曾誤印為「長臘」，實在令人噴飯！更有一個離奇的事例，是把「漢江工廠」誤印為「121227」（見《校對手冊》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頁），其原因是這些字被潦草地寫成了「恢復繁體字利弊辯議（上）」。排校中出現這種錯誤是罕見的、典型的，但如果寫繁體字的「漢江工廠」，即便書寫有多麼潦草，也決不可能出此錯誤。另外，某出版社也曾出現過把「毛澤東」誤為「毛譯東」、「譚震林」誤為「潭震林」的事情，幸虧印前發現，否則就是嚴肅性的錯誤了。諸如此類的情況究竟有多少，很難全面去考察和統計，否則，相信會有更多事例或更嚴重事例的。假如真的像當初設想的將漢字筆劃都簡到十劃以內，其結果真是不堪設想了。有人或說繁體字中也有形近字，但卻遠不像簡化字這麼多，而簡化字確是使形近字大大增加了。

　　如果從上述情況看，就不比繁體字多寫幾筆更划算了。如果再造成人力財力的浪費（比如書出錯了再重印），顯然更是得不償失了。

（轉自劉豐傑文藝博客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trewq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