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文化簡史

中國儒家文化簡史已經很難描述儒家文化在春秋戰國前是以什麼樣的形態存在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社會發展的同時，環境孕育著儒文化的雛形。只等待著適當的時間到來，就會開花結果。至於為什麼這個社會環境能孕育出儒家文化而不是希臘文化，羅馬文化，我除了能告訴你地理位置的不同外，也只能再告訴你這也許和史前文化也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了。如同現在的商品總有一個品牌代言人一樣，歷史進行到春秋時，儒文化也挑選了一個文化理念代言人。於是孔夫子先生從課堂講台走上了歷史舞台。在大部份人的傳統觀念，孔夫子不過是一個弱不禁風的文縐縐小老頭，不過非也。現在讓我們這小部份人告訴你（真理是掌握在小部份人手中的，就如中國的財富分配一樣），孔子身材魁偉，人高馬大，是個彪形大漢（你要說他玉樹臨風我也沒辦法），人稱「長人」。而且力大無窮，能舉九鼎（怎麼，不相信？不相信才對，當然是騙你的了，秦武王當年舉一鼎就把自己給舉到陰間去了）。不過孔子的確是力士，而且是家道正傳，他老爸就是當年逼陽大戰時力舉城門的魯國勇士，戰鬥英雄叔梁紇。不過好像他老爸不善長泡妞，據史記載66歲才找到一小老婆。年紀說出來男人肯定都要流口水，才二十歲。真是老牛吃嫩草，不行，這比喻太粗俗，壓該是一樹犁花壓海棠。他老爸姓叔，可是他為什麼不叫叔子而叫孔子，這問題可以解釋一下：「叔」是排行，不是姓氏。孔子祖上是宋國貴族，所以孔子姓「子」。孔，是他的「氏」。孔子祖上「孔父嘉」遭宋國之亂被殺，家人逃到魯國，以「孔」為氏。姓仍然是「子」。自秦之後，姓氏才開始混而不分。孔子家道貧寒，小時候什麼臟活累活都干過，練出一個好身體。孔子先生喜歡的運動是「翹國門之關」，也就是單手舉起城門上的大門栓。門栓合抱粗，重幾十斤，估計現在的知識分子能舉起來的沒幾個。豐富的職業給了孔子兄閱歷的世情經驗，「知禮」的興趣以致他不像他老爸一樣一輩子只吃力氣飯。靠著自學，孔先生在牛背羊角的自然間，在倉庫的保管品勞累間，在操作喪事，贊禮的悲喜間，提煉著人情世故，思慮著天地人倫。在他三十歲時，他明白了他後面幾十年應該所做的事。孔子在我看來，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了先期在歷史上比較雜亂的原始儒思想，讓之形成一套整齊有形的學術體系，提出了兩手觀點：禮與仁。禮簡單來說就是等級制度，非禮貌禮儀。禮的形成有助於社會的穩定，這是很明顯而見的事，因為我還沒看到任何不要規章制度的社會。仁就是道德情操，中國號稱禮儀文明之邦，這和儒家的仁有很大的關係（不過號稱自己是禮儀之邦，也等於罵別人是野族蠻夷，從這點上來說，也不太「仁」）。中國人的道德，有很大部份建之於上。孔子於儒學還有一大貢獻就是為他的學生編定了幾本教材：《詩》《書》《禮》《樂》《易》《春秋》，使得儒學以經書的方式承傳。另外就是教授了一大批學生，使儒學的星星之火，漫延在中華大地的時空上。只等待著適當的時候引燃乾柴列火。孔先生的儒學，利在守成而非開拓。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一直遊離在國政君權之外。不過麵包總是會有的，牛奶總是會有的，只要等待著，野百合也有春天。順便解說一下什麼叫「儒」：儒在當時其實是一種職業，在祭祀、葬禮、婚禮上當主持人，是為儒。孔子當時就從事著這麼一種職業。後來「儒業」擴大到禮義啊，占卜啊，音樂啊，也就是什麼六藝。再後就統稱孔子一門為儒者，儒學。附幾則孔先生小故事：孔先生遊歷江湖在宋國時，因宋國司馬因「不仁」受到孔先生責難，便起殺心，孔先生的學生都催孔子快跑，孔先生說：「上天賜我聖德，奈之我何？」孔先生經蒲地，被當地人扣，雙方不合，大打出手，不敵。迫之無奈逼盟不去衛國，於放之。上路即傳向，去之衛。學生問：「難道俺們可以違背約定嗎？」孔子卻理直氣狀的說：「靠要狹達成的盟約，老天也不承認。」率眾義無反顧去了衛國。有一人問孔子：「我有一老鄉，為人正直，他老爸去偷了一隻羊，他就去揭發，這算不算講道德？」孔先生答道：「老子偷羊兒子應該隱瞞啊，怎麼能去告發呢。隱瞞不說才叫正直。」於是後人受到啟發，說「兒不可告父」，推而極之，是「民不可告官」。不合禮制也。其實「禮」與「仁」並沒有錯，而是在於實行到什麼程度。不過，天下聰明人多的是，我們還是留給其它人來說，這不，過一百年多年，孟先生出場了。如說孔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那孟子就是孔子思想的發揚者。他說出了很多孔子憋在心裡說不出不能說不敢說的話。孟先生上場就很有氣魄：如欲賓士天下，當今於世，捨我其誰也。不過由於本事太大，四十多歲還沒找到工作。孟先生對於儒文化，重點就是推動了「仁」。在「仁字訣」的指導下，他說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對世襲制，孟子言：「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以致朱元璋當上皇帝後看到這些話，大為惱火，言現之若在嚴辦不可。不過在當時，孟先生的仁學總是沒有什麼市場，在一個群雄畢起，戰火紛飛的年代，講仁者，無異於自殺。梁惠王就不客氣的對孟子說：「迂遠而闊於事情」，打發走人。孟子之仁，道理雖好，不過卻不現實。《呂氏春秋》說：「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雖然你能對人仁義，但卻不能指望別人也像你一樣仁義。《呂氏春秋》看來很明白人性本惡的道理。所以，曾有算卦者給魏惠王算卦，魏惠王叫算卦者算算自己為人如何。算卦者說：「大王非常之仁。魏惠王大喜，問：「那算算我的功業大多」。算卦者說：「那隻能亡國。」「為什麼？」「因為人一旦仁義，就不忍誅殺，就會饒恕有過錯的人。仁者大方，會獎賞沒有功勞的人。有錯不罰，無功卻獎，亡國之因。謂之仁政亡國。」混世不如意，稷下有學宮。孟先生帶著自己的行囊，再次異鄉的旅途。不過，在箋石星飯的歲月里,驟山驟水的行程中，孟先生恐怕做夢也沒想到在未來的客鄉里，自己會培育出另一個儒家大宗-------荀子。荀子不同於孔孟的是，並無多少從政理想，一生都安於搞他的學術研究。早年在稷下學宮留學後，就去了楚國蘭陵，終老於此。如果說孟子是發揚了孔子的仁，那荀子就是發揚了孔子的禮。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則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不同於孔孟的性善論，荀子更多的認為「人性本惡」，於是提出一手禮，一手法，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基於此，愛開玩笑的歷史，就把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安排成了荀子的學生。荀子思想肯定「天行有常（規律），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肯定自然界的運行法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並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的思想。政治上，他主張禮治法治並用。一方面仍很重視「王道」，提倡「禮義」；同時主張「法後王」，同意武力兼并天下，用法禁、刑賞治理國家。所以他的一些思想又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問題上，他針對孟子「性善論」提出「性惡論」，認為人性本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即經過後天改造才變善。這本身仍是唯心主義的。但他特彆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他認為人的知識、品德不是天賦的，是後天經過禮義教化、學習改造獲得的。他寫《勸學》就是為了勉勵人們努力學習，「積善成德」，成為有知識有修養的人。綜上所述，儒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發展成了一門獨立的顯學。我們不妨把這一時期的儒學稱之為原始儒學。這一時期的儒學，新興而蓬勃，初成而純正，學明而致遠。可以說是儒文化的一個本性期，學人都還保有著自己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有論則發，有興則盡。原始儒學還存留著輕君貴民，重仁薄權，知優則仕的一些思想。孟子說：「士之仕，猶農夫之耕。」荀子的「從道不從君「比之孔子的「以道事君」則更進一步。儒文化肯定著知識分子的參政議政，甚至是改政的權利。更旗幟鮮明的指出儒者並不是為君主服務，而是為本身的儒家理念而奮爭。這大大有別於後期的被用作當統治工具使的儒文化。春秋戰國這一段中國思想史上最為自由奔放的時期，為儒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可以說，知識分子生在那個年代，是幸運的，縱觀中華五千年思想黑暗的歷史，只有這短短的一瞬間如閃電划過黑夜，啟發著智慧的光芒。孟子見一國之君之不順，可言：「望之不似人君」，現在可以嗎？顏蜀見齊宣王，敢直呼其名「王前」，現在可以嗎？君王禮之有差，就敢撥劍相向，現在有這個勇氣嗎？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方面，我們還不如這些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們有著選擇的自由，有言論的自由，有思想的自由，有遷徒的自由，有結社的自由。他們敢作敢為，敢作敢當。不奴言拍馬，不低首哈腰。人們尊守著做人的尊嚴，保持著個人的獨立，堅持著自我設定並公之於眾的原則，履行著自己所篤信的主張。雖是春秋戰國之亂世，卻是自由思想之華章。但儒學作為一種哲學來說，也有外評不佳。尼采曾說：「中國的孔儒哲學是庸俗的道德把戲，黑格爾甚至認為所謂的中國哲學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無足輕足。孔子哲學只是一種道德哲學，一種常識道德，這樣的道德哲學在那個民族都能找到。儒學裡很少提到「人是什麼，人從何處來，將去之何處」這樣的終極關懷問題，而操心的都是現實生活的生存狀態。儒者都是些實際的世間智者。撇開民族的情緒，不得不承認這些夷族蠻人說得很有道理。世道煙雲，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儒家到了秦始皇的手中，遭到了一記重創------腰斬。誰叫韓非子說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樣的話呢，奉行法家主義的始皇帝，怎麼能理受得儒生淳于越當庭政批呢？於是在李斯的建議下，轟轟烈烈的興起了一場古典文化大革命。其實這也是環境改變的使然，從周朝的分封制過渡到秦朝的集權制，知識分子們已經不可能再像從前一樣隨意評議時政，擾亂朝綱。秦始皇清醒的認識到，暴力產生的政權，必須靠著暴力維護。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必不能讓儒生們再「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於是，該焚的焚，該坑的坑，這樣一來，不光是儒生，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得老實多了。當然，看到這裡你也別罵始皇帝混蛋，其實一切也不過出去政治需要，某某人不是還曾說過嗎「別人罵我們是秦始皇，我承認，不過我要補充，你罵得還不夠」另外有一點特別提醒大家的是-----焚書坑儒也罷了，李斯這傢伙在這裡還開了一個不好的頭，也就是「以吏為師」，給眼睛不太好的同志提醒一下，不是「以史為師」，而是以「以吏為師」。當官的也許懂得法規，但未必會思想。再說了，當官能有幾個能懂法規？在中國這樣一個嚴重人治的社會裡，我懷疑絕大部份都不懂，稍懂一點的，也拿著法規去干犯法的事去了。不過古人有雲「思想誠可貴，法規價更高，若為當官故，兩者皆可拋」。雖不會思想不懂法規，但當官的卻有權利去扭曲，閹割思想，支配思想。於是，歷史到了這一步，某些方面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在這裡，讓我們把歷史的眼光轉向漢朝，先來看看劉邦對儒學的態度。實話實說，歷史的記錄里劉邦對儒生可以說沒什麼好感，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也就是他的光榮事迹，但這並不造成他在政治上感情用事。也許是吸取了前秦暴政滅亡的教訓，劉邦的治國方略已從法家向儒家靠近。謀士陸賈寫了《新語》一書，認為秦朝「不仁義」，「用刑太極」，以致夭折。應該輕徭薄稅，休養生息，對知識分子嘛，也不要管得太嚴，可以寬鬆的，就睜隻眼閉隻眼。而儒生叔孫通治定朝禮整治禮議取得的好效果，更讓劉邦直接的體會到了「做皇帝的風光」。既然嘗到了好甜頭，誰不願意繼續呢？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正式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全國大興儒家教育，興辦太學，設五經博士，建立博士子弟優選官制其實這時候的儒學，已經和前面我們提到的原始儒學已經面目皆非。現在的「新儒學」，已經摻進了更多的法家思想，因為統治者明白，治國治家，法家為家。不過法家一是名聲太不好聽，二是不得人心，所以俺們就來給他披上一件儒家外套，瞧，仁義禮智信，漂亮又美麗，多好！儒家的「仁義」為核心的政治觀與道德觀，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套專制的理論基礎。而「天人相與」、「君權神授」則又聲明了統治者的合法性與長期性。再者「三綱五常（三綱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為仁義禮智信）為政體提供了有效保障。如此多用，何樂不為？如果說在秦朝時儒學受到了腰斬，那在漢代，儒學無疑是受到了強姦。後世後代，無非是翻新花樣的輪姦罷了。所以，知識分子儒家化，就意味著知識分子奴才化。因為儒學本身，已是被統治階級利用改造，熊十力說得好：「自漢代以迄清世，天下學術號為一出於儒，而實則上下相習，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誣孔之實。」自此中國人，深受口是心非之害。而漢宣帝的太子非議用刑太深，提出宜用儒生，漢宣帝則更是說得明白無比：「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從此"儒學"成為"儒教"，中國文化暗中已是大一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已成昨日黃花；中國知識分子只有讀經一條獨木橋可走！這件事的直接後果是抑制了讀書人獨立思考的衝動與可能性，遮蔽了人性中至為高貴的自由精神，以一種毫不寬容、攻乎異端的文化霸權姿態斫喪著思考者的理性和想像力，把民族推向愚昧的深淵，統治者賴此有了控制思想、以思想定罪的理論依據。進一步說，中華民族從文化角度看，有了一個醜陋的邏輯--天是有意志的，道是永恆的（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一切真理已在儒學經典中完成，異端邪說等同於旁門左道；文人的前途（乃至於國人的前途）在於做官，做官就要讀書，讀書就要讀聖賢書，聖賢書就是所謂"六藝之科、孔子之術"，除此之外，生活再無別的意義。　　董仲舒繼商鞅、李斯之後，又一次斷送了中華民族或可能有的另外一種前途，將中國推上了蒼白而又單調的狹路。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自董仲舒後，中國再無迥異於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模式出現；以至於與世界文明發生無可避免的碰撞時，我們只能像個盲人或小丑一樣的被動的應付。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五項重大建議：　　（1）建立明堂禮制，約束貴族行為；（2）建立培養官吏的國家太學，從民間選賢良，為平民知識分子開闢通仕之途；（3）提出一套天人學說，用以約束警策皇帝；（4）限制豪民占田，節制土地兼并；（5）以儒家經典統一政治思想，建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不過，也有敢於起來反抗強姦的人，「獨尊儒術」也為儒家知識份子帶來了議政自信心的增強，士人階層壯大。西漢末年的儒家知識份子已開始借用「五德終始論」，要求實施「禪讓制」。 儒家知識份子眭孟上書禪讓，殺！，儒家知識份子蓋寬饒上書禪讓步，殺！畢竟不離那戰國風雲的年代才300年，儒生們還有著那未曾完全馴化的血，在東漢的最後年代，儒生的血在燒。我們知道，由於秦始皇先生的焚書坑儒，儒學已是被弄得只能偷偷摸摸的口頭相授，這種口頭相授傳下來的儒學，由於是由秦漢通用的隸書記載，被稱之為「今經文」。我們的「經學大師」董仲舒，就是為此為底本，再加上法家，墨家，陰陽家而弄出他的「新儒學」。可想而知，這種口傳儒學與孔孟時的儒學相比，不知道已經變形成什麼樣。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心裡想的添加去，把不合我意的刪下來。如此一來，「原始儒學」豈不絕種乎？也是天不絕儒學，漢武帝末年，就在天下儒生痛心悸首徹底絕望時，晴天霹靂一聲響，六月飛雪映紅陽。有人在孔子舊宅的牆壁夾層中發現了包括《尚書》《論語》在內的一大批儒家經典，原是孔子第九代孫孔鮒所藏。全由六國時期的蝌蚪文書寫，我們不妨稱之為「古文經」。於是乎，一些有膽有識的儒家知識份子，拾起這從牆縫裡揀來的武器，向「新儒學」挑戰。以桓譚、王充為首的儒生，站在復興「原始儒學」的立場上，猛抨被統治者官方化，權力化的「新儒學」，大反「怪力亂神」。桓譚因一再上書請禁讖緯，差點被處死。後來的王充也是辭官走人。從東漢中後期開始，因「原始儒學」的復興，一些在朝知識份子的御用文人色彩漸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天下為已任」的自信，王符寫了《潛夫論》，仲長統寫了〈昌言〉，崔是（「是」上面還有一個寶蓋頭，五筆打不出來）寫了〈政論〉，荀悅的〈申鑒〉而趙壹的《刺世疾邪賦》則代表了當時儒家知識份子的心聲。這一股復興勢力延續了數百年，無論是在反對「新儒學」，還是反對宦官擅權和外戚干政的鬥爭中，它都起到了核心作用。不過，只可惜結局不怎麼好，東漢桓、靈二帝時期發生的黨錮事件，被監禁，被殺，被流放的儒生達千餘人之多。這次「儒學復興」運動，不過是在一潭將成死水的水中扔下了一塊石頭，盪起一些波瀾而已。隨著又一個亂世的到來，儒學與儒學知識份子，又等待著另一輪的強姦。（未完待續）對文化，藝術，人文社科感興趣者可加群號15309182進行交流。本群為思想交流群，推薦好書，分享資源。=============================================================中國儒家文化間史（唐宋元明清篇）昏然睡醒人間夢，一燈如豆好著書。 ：）隋唐時期，值得重點一提的就是科舉制度的產生。楊堅所初創，並在唐王朝所發展完善的科舉制度，影響了中國一千三百年之久。科舉制度的產生，打破了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選官制度，使得貧寒子弟也有可能通過此途走上仕途。當然，在唐王朝，科舉制度的完備更多是出於一種政治需用，特別是在唐初期，通過主持科舉，掌控了人材的動向，更以相抗衡依然勢力強勁的門閥士族。這一點，在李世民執政後不久就修改《氏族志》上就可以看過。《氏族志》不僅是一部貴族的名冊錄，更是一本貴族的權力譜。書里明確規定了門閥制度的巨大權力，是貴族限制君權的一把利劍。李世民修《氏族志》，目的可以說有三：一是安撫士族，穩定人心，二是保障了皇權。三是通過加入了一些有功之臣的族姓，為以後打壓這些特權階層，埋下了伏筆。但實行科舉制之初，卻受到不少傳統士大夫的抵觸。以前是生下來就可做官，現在卻要苦讀詩書通過考試。所以在實際操作中，不少貴族直接就走後門了，依舊靠著家庭背景與政治地位來做官。而且就算是參加考試，在經過「貢選」這一關時，擁有錢權的貴族的機會明擺著就要大上很多。但李世民畢竟是有魄力的君王，一邊在加強科舉的完善，另一邊就直接因才納人。平民知識份子只要能力，就直接安插上來，如我們熟知的魏徵等人就是這樣提上來的。長此下去，效果卓然，傳統士大夫的勢力逐漸縮小。下面我們來談一談唐朝時的教育情況。隨著戰亂的結束，天下一統。休養生息，國力上升。曾經萎縮的教育事業，又開始慢慢興旺了起來。各州有州學，各縣有縣學。首都長安更有三個高等教育機構：開放於低級官員或平民的「國子監」；開放於普通貴族的「弘文館」；隸屬於皇太子主辦的高級貴族大學「崇文館」。學校所用教科收，只限於儒家的「五經」，並且是由孔穎達重新註解過的「五經正義」（也稱為九經），以此為標準統一。於是，儒家學派的思想領域再次縮小。學生只須研習弄懂九經中任何一經，便可由唐政府授予官職。教育發達，科舉發達，科舉中榜及第，便成了儒家知識份子的最高目標。聰明才智人士為了從這一條窄窄的縫隙里進入政府，不得不把精力全消磨在「九經」上。如此，思想一統，李世民終可高興的說：「天下英雄都被我裝到口袋裡了」。順便說一句，修改了《氏族志》的，除了李世明，還有武則天。武則天一登基便下令改《氏族志》為《姓氏錄》，規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更以打擊貴族知識份子。唐朝時期，除了值得一書的科舉制度處，便是韓愈、柳宗元為首為掀起的「古文復興運動」了。儒學復興是從唐中葉啖助、趙匡和陸質對《春秋》的探索及其對經學傳統方法的突破上開始的。《新唐書?啖助傳》載：「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丏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苣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這裡的「自名其學」，說明了中唐以後，有一部分儒家開始突破傳統經學的束縛，用自己的思想、觀點來理解儒學。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興起，改變和影響了中國古代的學術結構與知識體系。魏晉隋唐以來，佛道之學演化為一股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巨大影響的新興學術思潮，儒學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動搖。在這個嚴峻的事實面前，如何挽救日益衰落的儒學地位，對應佛道兩家特別是佛教的挑戰，便成為儒家學者迫切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也是完成儒學復興的一個重大學術問題和理論問題。於是韓愈順熱而出。韓愈在儒學方面最大的貢獻就是為儒學構建了一個「道統」。在《原道》中，韓愈說：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構建這個虛擬的道統，以便用來與佛教法統相抗衡。這樣，韓愈就否定了兩漢經學在傳承孔孟道統方面的意義和地位，同時也表明了自己將要繼承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的文化使命。同時，韓愈又撰寫了《師說》一文，對儒家的師生關係作了闡述，指明了其重要性。為了宣揚儒學之道，韓愈又對佛道思想和六朝以來盛行的駢體文給予了猛烈的批判，因而與柳宗元等人發起了古文運動，使文章成為傳播儒學的新途徑。 經過韓愈的努力，古文運動在晚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北宋。韓愈的道統論和古文運動，表達了唐宋之際儒學復興的時代要求，對宋代學術思潮的勃興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此引發了一場深刻的學術變革。它突破了儒學的作用和意義，促使許多知識分子把注意力轉移到儒學上來，影響到學風的轉變。說到儒家文化，宋朝絕對是它的一個成熟期。科舉制度創立發展完善於唐代，但到了宋朝才真正做到。宋朝每科的所取人數通常為唐代十倍以上，並且考試製度嚴密，實行「彌封制」與「譽錄製」，使作弊現象大為減少。貴賤同平，很多平民子弟通過科舉入政，著名的如有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科舉制度久日久遠，已深入人心。不同於隋唐的是，宋朝政府更認識到了儒家文化對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於是更為注重對儒家文化的宣傳、教育，恢復儒學的絕對正統地位。在科舉的考試內容上，幾乎全是儒家一統。取消了隋唐以來的詩賦、策論，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在教育上也是作為國家基本政策來抓，達到了有史以來最為發達的程度。對待知識份子，也比較寬容自由，宋政府本身也是「重文輕武」。宋朝的藏書機構也很發達，國立圖書館為崇文院，下有「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 昭文館負責搜集和保管圖書，集賢殿負責對藏書校正，史館負責搜集史料和編寫史書，崇文院秘閣負責保藏珍貴書籍與字畫。但崇文院的最大貢獻，則是編寫了四部大頭著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延續了文化的傳播與傳成。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時期的印刷術在民間大規模普及，這些外在的條件都為儒學的發展提供了條件。1043年，面對國弊政害，范仲淹發起了慶曆新政，失敗。，王安石接過重任，發起了舉動更為徹底的政治改革。並引起了宋朝知識份子的黨派支持：以王安石為領袖支持新法的新黨；以司馬光為領袖反對新法的舊黨。王安石沒有力量把反對新法的舊黨全部趕出政府，無法像商鞅一樣得到強力支持以行作為，皇帝趙頊無法跳出宋國立朝傳統，只能把反對派貶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問題就出在這上面，新黨的改革，必須要靠地方政府來執行。而現在卻是由反對派來執行改革，結局可想而知。宋代儒學的發展高峰，就是「理學」的出現，理學家周敦頤首先喊出了口號「文以載道」。而後繼而來的程顥程頤兄弟，以及他們的傳人，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更是個中代表。程頤是黨派之爭中的洛黨領袖，也是「理學」開創者，師從唯心論哲學家周敦頤.加之所吸引的一些佛家學派和道家學派的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學。這些學說，到了朱熹手裡，更進一步被他光大發揚。以前我們常提及五經（詩，書，禮，易，春秋），朱熹把《論語》《孟子》及禮記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一本，稱之為四書。理學壓制性靈感情，「存天理滅人慾」這口號聽起來就有點嚇人。而且對待婦女的貞操問題上，非常嚴厲。范仲淹的母親在范仲淹父親死後即行再嫁，無人輕視，但在程頤後，則重視起了貞切問題。曾有人問他：「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程頤斷然說道：「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借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理學的一大特質就是對於犧牲別人的生命財產幸福，無不十分慷慨激昂，魯迅總結說是「吃人的禮教產生」。理學行使到實際生活當中，一大弊端就是道德標準之高與現實行為脫節。因為要求高，更導致國人的言行不符，己做不到高要求，卻施之於別人身上以達自己私利。理學之害，可以說是從精神上毒化了國人，性情上催殘了國人，更容易生成一個小人社會體系，不講道德（因為道德太高誰也達到不了）只求私利，不為大義只唯小利，不求公正只維已存。不過平心而論，宋之理學，儒家人士還是行之有正，但發展於後，卻是培育出來所謂的「假道學」居多。朱熹一生著述講學不輟，慢慢形成了較大的影響。但卻更讓他名揚天下。慕名而來聽學者日漸增多，信者日眾，逐形成一學派。反對派以「組黨結社」為名，稱之為「偽學逆黨」，請求皇帝處死。皇帝從寬處理，撤官滅學。但六年後又行開禁，理學依然傳之甚廣，受之甚眾。更因為理學家把持了國家考試大權，知識份子更是被圍圈而入。附朱熹詩三首：春日勝日尋芳泗水邊，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蘭漫種秋蘭四五莖，疏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涼風計，護得幽香到晚清。順便說一句，愛國英雄文天祥是朱熹的第三代弟子，《正氣歌》，《過零丁洋》人皆聞之。也曾說出：「節，不必為君守，當為江山社稷守，為自身守」的壯言。宋朝時期的儒家文化發展，總結有如下：1儒學主體地位的確立，儒學道統最終得到了確立。儒家道統自韓愈提出之後，在宋代得到了儒家學者的普遍認同和讚許。從宋學諸派到南宋朱熹、張軾和陸九淵等，無不提倡「道統」。2經學重新獲得了新生。六經是儒家經學的核心，宋儒擺脫了漢唐章句之學的束縛，直探經旨本源。經學是宋代學術思想的核心，在儒學中一直處於群學之首、萬學之源的特殊地位。正是宋儒這種新的研經方法，使宋代經學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據《宋史?藝文志》記載，宋代的經學著作達1304部之多，其中尤以《春秋》學和《易》學著作為多，分別為240部和213部。這些著作反映了宋代學術界對儒家經典的重視，並從這些經典中恢復了原始儒學的開放性和生命力，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學已成為兩宋時期中國學術的主體。3儒學最終完成了哲學化和倫理化的過程。宋儒在探索儒學的過程中，主要以心性義理闡發儒經，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義理之學」。周敦頤「濂溪學」、邵雍「象數學」、張載「關學」、二程「理學」、王安石「新學」、司馬光「朔學」、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等，對宇宙本體論和心性論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從而最終完成了儒學的哲學化和倫理化。4「經世致用」的精神得到了倡揚與復活，逐漸形成「以學治己」、「以學治人」、「以學治天下」的人格風範和內心精神世界。元朝，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被放逐時期，漢人地位下降，第一等為蒙古人，二等為西夏人與西域各族人士，三等為契丹、女真，及少數北方漢人，四等為南方漢人。讀書人的作官之路科考也被廢止，雖在1313年又恢復，但分人放榜，蒙漢難易的現象繼續歧視著漢族知識份子。儒家文化在這一時期並無甚大發展，儒家知識份子的精力全發泄在雜耍劇場里的元曲上去了。忽必烈去，朱元璋來。這個中國歷史上極度專制的封建政權，開始了一個中華文明的黑暗時代。明朝統治的三百年，是愚昧的三百年，是退化的三百年，它對中國及中國人人性的傷害，觸遠極深。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論述。1對人權的摧殘。稍稍有些理性人，都會認識到對人性的蹂躪，那怕是對個人的蹂躪，無疑也是對人類整體的犯罪。但在一個只有皇權思想的社會裡，又怎麼會存在這樣的認識呢？明朝時期，大規模的建立起摧殘人權的的政務機構，詔獄系統成立。在政府正規的司法系統外，先是創立了錦衣衛，而後又創立了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完全脫離司法控制，認定罪犯後，就逮捕拷打，逼出口供，然後內部處決。就是這樣的一個非理性機構，朱氏家族都認為還有理性存在。已是發展出更為恐怖暴力的特務機構。全國布滿了秘密警察，任何蛛絲馬跡，一舉一動，早上發生晚上就可至皇帝耳朵。另一種直接對人權進行摧殘的，就是廷杖。所謂廷仗，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對罪人用木棍對進行拷打。上自宰相，下至平民，無人能於倖免。施刑時，宦官高坐中央監刑，其他政府官員陪坐兩旁。宣判詔書後，即被伏倒在地，用麻布從肩綁住，使之不能轉動。再把雙足捆綁，四方拉定，只露出臀部腿部。擊打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腦撞地，塵灰滿口，鬍鬚全部磨脫，慘不忍睹。至於其它內部酷刑，更是令人髮指。這一套，朱元璋用來對付全體中國人。而在英國，卻頒布了《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過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2絕對專制體制的完成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朝，已到極致。絕對專制體制，由此形成。在政府機構上，進化形成到極權頂峰。同在英國，建立起國會，約束君主權力。3文字獄我不知道在其它國家是否有這種現象，但即使有，恐怕也難以與我國相比。所以，我認為這是我國國粹。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懼怕老百姓言論寫作思考的權利，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是不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們還是談論明朝。朱元璋出身卑微，做了帝王后心裡估計有些扭曲。所以看到有些文字時，要比一般人更多玩味。須知文字的解釋不在於客觀的表達，而在於當權人物的主觀認定。如此一來，國人又背負了一個文字的十字架。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府學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府學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則本是則，無奈朱元璋要想成「賊」，諷刺他曾做過小偷。許元奏章上有「體士法坤，藻失太平」，但朱元璋要想成法坤為「發髡」，藻失為「早失」，意為諷刺他曾當過和尚，早失太平，這誰也沒有辦法。許元又成為一個刀下鬼。運氣好的當為杭州府學徐一X（抱欠這個字打不出），他的賀表裡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一句，光者禿子，生者僧也，則者賊也，朱元璋讀過後，也懷疑自己是否多慮，於是饒了他一命。同在西方，卻已是進入文藝復興，掙脫了中世紀黑暗的枷鎖，進入了一個光明的時代。以上所說，就是儒家文化發展到明朝時期的政治社會背景，明朝時期，我們主要說一下八股文、明朝學制對儒家文化的影響及王陽明的學說。歷史發展到明朝，知識份子的進仕之路已唯有科舉一條，而這華山一條路，卻是越走越窄。朱元璋規定考試範圍只以四書五經為限，四書五經又以朱熹所註解的為限，試卷格式也有規定。到朱棣時，又進一步加以約束，只以八股文為范。我沒做過八股文，不知道做起來是怎麼回事，但根據資料，解釋是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包括八股。一股即兩個或者四個完整的句子。形式嚴格，不能改變，稍稍一動，就不是八股。但八股文的嚴厲更是體現在精神方面。按規定，寫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意見，只能有儒家聖人的語言，看起來道貌岸然，實際上空洞無一物。實際上就是嚴厲禁止個人獨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於是，無數的讀書人都走入了這條異化的道路，不僅之於順從，更與之融為一體。本應該是大哭大悲的事，卻被弄成了大喜大樂，世情之荒唐，讓人嘆息！從此中國人，絕大多數已不是思想的主人，而是成為思想的奴隸。國歌中曾唱道：「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如果思想不自由，奴隸起來了還是奴隸。八股文已是悲哀，學制更是哀上加哀。明朝教育完全官辦，純粹是培養奴隸的基地，這裡舉些例子以論：學生上課時無椅子，全部站著聽。有不懂的問題問老師，必須跪下聽解。違反了校規，就得打屁股，重者就充軍。宋納升得朱元璋賞識，執行起規定來異常認真，許多犯規學生活生生被餓死，還有些學生不堪學業重負上吊自殺。學生不準擅入學校廚房，不準品論學校伙食，不準在宿舍里唱歌、喝酒；不準穿其它衣服；不準在吃飯時喧嘩；不準……當然也有反抗的，趙麟就為其中之一。曾因繁重的學習壓力和嚴酷的校規，貼出一個大字報。事發不久，就被棒打一百，充軍發配雲南。但此事被朱元璋知道了，於是一聲令下，砍頭掛於校門前示眾。並對學生訓話如下：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貼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欽此。------------------------------------------愚民向來不與暴力分割。儒學在明代，也出了一個宗師級人物，這就是王陽明。理學從宋時的身體力行，已成為了現在的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面對這種情況，王陽明的「心學」發展了起來。王陽明的學說承傳於陸九淵的「心即理」學說，大致說來包括兩方面：一個是致良知，另一個是知合一。致良知就是實行心理上的自覺，既然知道了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而實行這個道理，就是知合一。僅知道道理而不去實行，就不是真正的知道。王陽明的學說對於儒家文化的發展，起了深遠的影響。雖然他本人一生不順，屢受打擊，但在中國文化史上，卻留下了自己偉岸的一頁。王陽明的心學後期漸入空幻漸界，逐轉衰弱。清朝，是我們要來敘述的最後一個朝代，儒家文化的發展，並沒有因滿人的入侵而敗落，相反，在康乾盛世，又得了復興，這當然也有政治的因素在裡面。儒文化也成了滿人治漢的一個武器。康熙親自主編了《朱子大全》與《性理精義》，把朱程理學定為官學。儒學又有了迴光返照時的神采。值得一提的還有清朝的文字獄，規模之大可創紀錄。比較有名的有如下：劉正宗出詩集，張晉彥寫序有「將明之材」。清政府認為此句詭譎難測，劉正宗絞死，張晉彥處斬。最大的文字獄庄廷瓏的《明史》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汪景祺的《西征隨筆》案。查嗣庭的「維民所止」案。鄒汝魯的《河清頌》案。轟動一時的曾靜案等等等………這個名單開下去，恐怕還要開很長。而文字獄所造成的影響，卻深遠莫及，國人的在嚴酷的環境里，那裡還敢說什麼真話，馬屁精神一統天下。儒家知識份子，更是一頭埋在古書里，兩耳不管窗外事，潛心鑽研，搞考據訓詁工作去了。不過總還是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戴震，就大徹大悟道：「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顏元也說道：「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而袁枚卻更為突進，對欺世盜名的的朱程理學，他大加鞭撻。對風行的經學考據，他嗤之以鼻。但個別人的吶喊，怎能抵得過眾餘人的強音？在大環境的逼迫下，到道光年間，我們連這個別人的吶喊也幾乎不聞了。清代儒家知識份子，曾國藩也可一說，面對著聲稱「敢將孔孟橫稱妖，經史文章盡日燒」的太平天國洪秀全，曾國藩充分利用了儒文化向心力，來打贏這場可以說是文化形態上的戰爭。戊戍三傑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秉乖著儒家知識份子的良知道義，面對家國危難，也毅然挺身而出，救國難於水深火熱之中。最後，我想用于成龍的一句話來作結尾：「經史子集千卷萬本，無非仁義禮智；程朱理學滾瓜爛熟，無非天地良心。」讀書至此，無話可說！至此，這一篇中國儒家文化間史，我想可以划上了句話了。雖然在清後，中國為正統的儒家知識份子已經斷絕，但儒家的精神，卻仍浸透在國人的靈魂當中。如何來面對這樣一種深深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如何來面對文化傳承的問題？如何發展自己的文化，又如何來協調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間的關係？若我這一篇小文，能讓諸位對儒家文化有個大概的了解，更能促使各位進行思考，其幸大矣。參考資料文獻：《略論宋代學術史的時代特徵》 韓毅:著 《中國人史綱》柏楊：著《中國儒生另類史》 沈戎：著《中國學術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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