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 中美貿易戰結束最重要的意蘊是什麼？

今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戰打了幾個月，各種極端言論與分析湧現了出來。不過，我從來就不參與這種爭論的任何一方，因為，我知道對於兩個世界超級經濟大國來說，這種貿易戰無論如何打，如果不是坐在談判桌來解決，最後的結果肯定是雙輸，哪一方都沒有多少便易可占。只有雙方坐在談判桌上，在利益上攤派達到共識，最後才能夠達到雙贏。就如年初我對香港媒體採訪所說的那樣。

年初香港的媒體採訪我時，曾就中美貿易摩擦的問題問過我。我當時回答的是，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大國，由於兩國經濟制度的軒輊、經濟結構的差異、經濟自然資源稟賦不同、人民生活水平懸殊等，兩國經貿之間存在爭端及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貿易爭端及摩擦一直會發生，今後也會不斷發生。對於中美貿易的摩擦與爭端，只有通過談判，兩國政府才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兩國經濟之間這些差異性存在巨大的優勢互補的合作空間。合作才能雙贏。

可以看到，正因為這種合作與競爭，不僅讓兩國人民獲得了最大化的福利，也促進了兩國經濟全面增長與發展。現在我們到美國的任何一個超市，其琳琅滿目的商品絕大多數都是中國製造，美國的居民能以最低價格購買到全球最好的消費品，分享到全球最好的各種資源。這就是一種最大的福利。

同樣，大量的中國居民湧入美國留學，中國居民能以最低價格同步購買到最先進的電子產品，進口大量中國缺少的資源與產品等，同樣能夠讓國內居民分享到國際市場前所未有的福利。這些都與國際貿易全球化及分工合作有關。

但是，當時我也說，兩國之間巨額的國際貿易，肯定會出現貿易摩擦、會出現各種貿易爭端，因為巨大的利益關係，要每時每刻都達到平衡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別是在市場條件下，這種利益不平衡更是不可避免，所以，兩國出現這些貿易爭端與摩擦應該是一種常態。對此，只要不堅持某種非市場化思維，而是堅持經濟理性，這些貿易摩擦與爭端沒有不能夠通過談判得以解決的。只是談判次數多少而已。

所以，我特別贊同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教授文貫中對這種國際分工合作的評論。他說，經濟全球化帶來巨大收益，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堅實的經濟學學理的基礎上的。因為，基於比較優勢之上的分工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因全球化而得以超越各國邊界，使專業化帶來的效率不斷提高。規模報酬遞增使具有這種特性的產業可以全球為自己的舞台，以窮盡降低平均成本的潛力。也正是基於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之上的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源源不斷的增益和紅利。國際分工越發達，分工序列越長，越是超越國界，國家之間的依賴越深，也越能分享全球化的紅利。這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涵義。

在這裡，文貫中教授把國際分工與合作的貿易關係看作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涵義，這既是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也是對現代社會的基本理論概括。因為，無論是17-19世紀的英國、19-20世紀的美國及亞洲四小龍的成功，還是從清朝的乾隆時代到1970年代末中國經濟邊緣化、拉美國家進口替代的失敗及蘇聯的解體等事件，就經濟國際化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意義。特別是中國，當WTO的大門向中國打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進入了騰飛的時代。所以，要讓中國經濟仍然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中國還得融入這個國際分工體系，並通過全球化的巨大的潛在增益來讓中國經濟體質更為強盛，讓中國居民的福祉更為全面增長。

可以說，在這場中美貿易戰的爭端中，中國的領導人一直以專業化、理性的方式在觀察事態之發展，以及以理性地方式思考如何在保證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條件下與美國政府談判達成共識，而沒有被中美貿易戰爭端出現後國內一些激進的言論所左右。

比如，有人對前幾十年中國的改革和開放質疑，主張對美貿易戰要「奉陪到底」，對核心技術的獲得要不惜一切代價等等。如果按照這種言論，重新讓中國回到所謂的自力更生、閉關鎖國道路上，重新讓中國的舉國體制來左右中國經濟發展，那麼中國經濟不僅會回到計劃經濟老路，也會回到低效率及無效率的非市場化的老路。如果這種情況出現，肯定是對中國經濟及人民福祉最大的傷害。

可以說，正是站在這樣的理性基點上，中美貿易戰的談判最後以雙贏的方式結束，並在5月20日發表了中美經貿聯合聲明。聲明指出，根據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的指示，2018年5月17日至18日，由習近平主席特使、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中方代表團和包括財政部長姆努欽、商務部長羅斯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成員的美方代表團，就貿易問題進行了建設性磋商。

在採取有效措施大力減少美國與中國商品貿易赤字上，雙方達成共識。為了滿足中國人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以及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將大幅增加購買美國商品與服務。這將有助於支持美國的發展和就業。雙方同意富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業與能源出口。美國將派遣一個團隊到中國制定細節。代表團還討論了擴大製成品與服務的貿易。雙方有共識需要創造良好條件增加這些領域的貿易。雙方都極為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同意加強合作。中國將推動修改這方面的相關法律和法規，包括專利法。雙方同意鼓勵雙向投資，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雙方同意繼續在這些議題上進行高層接觸，並且努力以主動的方式解決經濟與貿易憂慮。

可以說，儘管這場中美貿易戰最後的結果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但並非易事。最為重要的就在於兩國領導人站在什麼基點上，來看這場前所未有的兩國貿易摩擦與爭端，如果基點站錯，如果為激進的民粹主義和非市場化的觀點所左右，對這場中美貿易戰的錯判、誤判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其結果也肯定是損人不利己的。所以，應對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成員的專業化、理性及市場化的態度及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團的理性態度給予點贊。

當然，儘管這場中美貿易戰以達成共識的方式結束，但中國政府要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加大中國改革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大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制度的重大改革。因為，近十幾年來，儘管中國經濟在這兩個方面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但仍然嚴重落後於現實經濟發展之需要。也就是說，對於中美經貿的共同聲明，表面看是如何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如何增加美國農產品及能源對中國的進口，但這些並非是最重要的。最為重要或最核心的應該是如WTO宗旨那樣，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

就兩國的經濟條件來說，存在巨大的差異是必然。因為無論是產業結構、自然資源稟賦、居民收入水平，還是社會市場制度等方面，兩者存在巨大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差異性正是兩國經濟分工合作的基礎，兩國能夠通過各自的比較利益優勢進入貿易互通有無，從而使雙方獲利。所以，在市場競爭條件公正公平的條件下，兩國的貿易逆差或順差根本就不是最為重要的事情。這些都是企業及消費者選擇的結果。

美國貿易代表團把重點放在這點上，應該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因為，這些東西完全是由市場來決定。比如美國強調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只要價格與國際市場一樣，中國對此肯定不會有太多的不同看法。因為這些產品從其他地方進口和從美國進口是一個樣。

其實，在中美經貿共同聲明中，最為重要的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及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近十幾年來，在國內不少行業，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的作用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退步。

比如國內房地產市場，不僅國民經濟的「房地產化」越來越嚴重，而且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而推出行政性工具無所不用其極。可以說，如果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不採用市場化的槓桿來調控，那麼要讓中國房地產市場走出困境是不可能的。與之類似，企業的國進民退、要素市場的非市場化、金融市場政府過多參與控制等，都與市場化程度低有關。

還有，中國的營商環境，由於受計劃轉軌經濟的影響，政府往往都希望通過舉國體制來打造行業及企業，以此形成競爭力，但這不僅會讓政府對經濟參與程度過高，或在許多方面及行業，政府對市場的影響往往都不願意退出，而且也讓這行業及企業效率低下。這自然會造成中國的營商環境市場化的程度低，國際上不少國家遲遲不願意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

十八屆三中全會向世界莊嚴承諾，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這也說明了中國尚未發育成由市場機制決定性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市場化的改革仍然是當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艱巨的任務。所以，這次契機，可能加快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以此來全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

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不僅在於國人這方面的意識較弱，更重要的中國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存在較大缺陷。比如，對喬丹體育的判決、對網上交易假名牌的監管、外商進入的保護等。這些方面將嚴重阻礙中國經濟國際化。所以，在這次中美貿易談判聯合聲明中，特彆強調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修改，將是全面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我曾記得，中國在加入WTO之前，國內市場一直在擔心，甚至有不少言論認為，如果中國汽車市場全面開放，那麼中國的民族汽車業將會毀於一旦。但實際上中國汽車市場真正地開放，迎來的卻是中國汽車市場的全面繁榮。這不僅讓中國汽車業得到飛速的發展，也建立起了全球第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這正如WTO宗旨所強調的，各國對等而互利，開放各自市場，促進貿易，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民收入。

就現代各國的經濟發展來說，全面改革開放將是國家經濟得以發展與繁榮最為重要的條件。WTO大門向中國開放，成了中國經濟得快速發展及繁榮最大的動力。同樣，中美兩國貿易談判重新劃定市場規則與條件，它將是全面推動中國經濟市場化及改革開放的重要一步，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新的談判還會繼續下去。這就是此場中美貿易戰結束最為重要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