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遺恨：五代十國時期南唐與中原王朝的爭霸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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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周顯德四年（957）二月，世宗率領新訓練的水軍，再次親征。水軍「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唐人見之大驚」。世宗親臨壽州城下，督促攻戰。此時，壽州久被圍困，糧食已盡，大將劉仁瞻病重，軍心動搖。唐將朱元率眾萬餘降周，其後壽州監軍使舉城投降。壽州城破，淮南岌岌可危。

這年十月，世宗第三次親征，周軍勢如破竹，屢敗唐兵。顯德五年（958）三月，柴榮親臨揚州，耀兵於長江之上。李璟怕後周渡江，派大臣陳覺入周求和。陳覺見後周勢盛，心中恐懼，對世宗說：「臣願去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於是，南唐盡獻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漢陽，雙方「劃江以為界」。「五月，璟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李璟為避周諱，改名景。顯德六年（959）七月，「唐始置進奏院於大梁」。「設置進奏院有表示臣服的意思」。

這樣，雙方戰事結束。周世宗轉告李景說：「向時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

六、南北分治的原因

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看，中原王朝都有絕對優勢，但五代各王朝都有自身的困難。

第一：從外部環境來說，五代王朝都面對不利的環境。後梁王朝三面環敵，北有晉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以及幽州劉仁恭、劉守光父子兩大割據勢力;南有淮南楊行密;西有岐王李茂貞。李茂貞還曾以「興復唐室」相號召 ,致書李克用、劍南王建、淮南楊渥聯合討伐朱粱 ,並推李克用為盟主。後粱始終處在戰爭狀態 ,特別是與河東進行了長期的拉鋸戰 ,使百姓疲於征役 ,社會矛盾非常尖銳 ,嚴重影響了政治安定。

後唐滅梁後，庄宗趁勢攻取四川，強盛一時，但內部發生變亂，庄宗被殺，四川被孟知祥所據。明宗對蜀用兵，勞而無功，國力進一步被消耗。明宗無力討伐，只有實行姑息政策。這一時期，後唐奪取幽州，解除了劉氏父子的威脅，卻不得不面對強敵契丹。契丹對後唐邊陲的侵擾加強，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後唐雖有力量抵禦，但卻不得不抽重兵防守，負擔沉重。

石敬瑭雖借契丹之力奪取天下，卻也引狼入室。一方面割幽雲十六州給契丹，失去了防禦的屏障；另一方面每年送大量歲幣，瘦己肥他，還要應對其貪得無厭的索取，勞民傷財。後晉並沒滿足契丹的貪慾，石敬瑭死後，契丹南下，滅了後晉，陷中原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石敬瑭的行為使後晉所受契丹的威脅無比嚴重，足以影響到它的存亡，並對以後的後漢、後周產生十分不利影響，直至北宋，奪取幽雲十六州都是朝廷的頭等大事。

後漢是一個短命王朝，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很難有所作為。

後周建立之初，北有契丹和北漢，南有南唐，都威脅到它的生存。

可見，中原王朝所面對的外部環境十分不利，嚴重製約它的生存和發展。

第二：從內部環境來說，五代王朝大都內部不穩，主要表現為藩鎮叛亂。有人依據《資治通鑒》對五代藩鎮叛亂的類型做過一個統計，後梁時期，「兵士嘩變」21起，「將校作亂」7起，「節度使殺部屬」2起，「反叛中央」18起，有的反叛即屬「將校作亂」，又屬「反叛中央」，綜合到一起，共29起。依據上述類型統計，後唐叛亂27起，後晉24起，後漢僅存在4年，卻有12起，後周相對較少，共有5起。對於僅存續五十餘年的五代政權來說，這是很大的數字。而藩鎮的能量，通過一個簡單的事例足以說明。後梁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在朱溫死後，擅自誅殺天雄牙將潘晏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矜倨難制」，郢王朱友珪授他天雄節度使一職。均王朱友貞企圖篡權，問計趙岩，岩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後來事情果然如此。而整個五代，由於強大藩鎮的存在，「五十三年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三、四歲而亡」，出現「置君猶易吏，變國如傳舍」的現象。內部的動亂使中原王朝很難集中力量發動對外戰爭。反過來說，通過上述統計，可以發現後周藩鎮叛亂最少，事實上，5起叛亂也發生在後周初期，這說明，後周內政相對穩定，特別在世宗統治時期，基本沒發生藩鎮叛亂，這使後周得以集中力量對北漢、南唐、契丹作戰，並取得重大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五代中原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為北宋的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內憂外患，使中原王朝虛弱不堪，無力征服強大的淮南。

從楊吳角度來說，它也有自己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