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感的心理機制與公共管理倫理建構-高猛的學術空間-搜狐博客

恥感的心理機制與公共管理倫理建構

周毅剛，高 猛

摘 要：恥感蘊含著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關係，包括「向內看」和「向外看」兩種機制。在公共管理倫理建構中，我們必須通過對公務員「角色自我」實施外部控制，使其逐漸接近「角色超我」。但是，公務員的「角色超我」並不一定將其引向「仁」之境界。中國人的「恥感」具有較重的社群取向和從眾傾向，在社會轉型期，恥感常被理解或踐行為一種本末倒置的「向外看」的單向度恥感，引發了虛無主義的道德觀。因此，我國公共管理倫理建構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要綜合運用道德規範、恥感規範和法制規範，尤其要將恥感本身包含的「外控」與「自律」機制結合起來，建立起對形式主義恥感的制約機制。

關鍵詞：恥感；心理；機制；公共管理倫理；建構

恥感是人類的一種基本情感心理，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典型的社會文化形態。春秋時期，孔子就站在人格修養、治國安邦的角度闡釋了「恥」的意識。他說：「君子恥其言過其行。」「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論語·憲問》）「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1946年，美國學者魯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研究日本人國民性的著作《菊與刀》中第一次提出了「恥感文化」的概念。日本學者森三樹三郎論證了「恥的文化」的真正發源地是在中國。國內許多學者也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恥的社會」(如朱岑樓、金耀基、李銀河、胡凡等)。

當代，中國共產黨在全黨全社會開展「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活動，其中談到要「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恥感規範與公共管理倫理建構緊密聯繫，恥感在塑造公務員的公共意識、誠信意識、責任意識、法治意識、廉潔意識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功能。恥感不僅僅是市民社會的共同情感，也理所應當上升為公共管理實踐中的公共情感。

本文就恥感的個體心理過程、社會心理機制展開論述，具體分析公共管理倫理建構的實現途徑及幾個著力點。

一

從心理學的視角看，恥感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反思、自我意識的情緒，它與自我意識及人格的關係非常密切。克羅澤（Crozier）強調，在恥感心理過程中，個體主要是通過自我來實現自我體驗。他認為恥感主要依賴於三個因素：歸因於他人，自己對行為的判斷與對他人判斷的知覺之間的對應關係，以及被判斷的自我內容（核心）[1]。從這個觀點上來看，當自我的核心內容受到質疑，就會體驗到羞恥，但是只有當個體採用了自身之外的其他的觀點時，羞恥才會發生。

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人格包括本我、自我、超我三個方面。「本我」是指個體自身的本能、慾望和需要，這些慾望強烈的衝動著，急於得到滿足，它們的活動遵循「快樂原則」，但只能通過社會自我才能找到實現的途徑。「自我」處於本我和超我之間，代表理性和機智，具有防衛和中介職能，它按照「現實原則」來行事，充當仲裁者，監督本我的動靜，給予適當滿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對本我的控制和壓制上。「超我」是人格結構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通過內化道德規範以及社會文化環境的價值觀念而形成，其機能主要在監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為，超我的特點是追求完美，所以它與本我一樣是非現實的，遵循「道德原則」。

我們認為，恥感的個體心理過程中也包含著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關係。首先，恥感的素材來自於「本我」，它使人們彰顯自己的本性，遵循「快樂法則」行事，於是人們顯露出各種先天或後天的不足，甚至其行為會僭越社會能允許的尺度，這正是恥感發生的前提。第二，恥感產生的關鍵是「社會自我」（即弗洛伊德所說的「自我」）。這個階段是「向外看」的過程，是自我反思的前奏，即通過向社會看、向身邊看、向他人看、向未來看，確定恥感的標尺，進一步激化恥感的產生。第三，恥感產生的終極指向是「理想自我」（即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根據舍勒（Scheler）的看法，恥感正是產生於應然理想完滿與實在的落差、矛盾或衝突，產生於本質要求與現實生活、本真意義與世俗存在之間的不和諧[2]。劉易斯（Lewis）則認為，羞恥是「當我們評價自身的行為、情感或行動並意識到我們做錯了事情時的一些感受」，而且他相信逃避羞恥的最後企圖是自戀。可見，羞恥的誘因首先而且更多的來自於對內部的關註：「它是自我對自我失敗的關注，對失敗的評價導致了羞恥」 [3]。正所謂由「思」而「恥」，「思」與「恥」一體，此為人之存在。綜上，恥感中不僅蘊含著「向外看」的心理機制，也蘊涵著「向內看」的心理機制，它是二者的矛盾統一體。「向內看」是恥感的本質，「向外看」是恥感的導火索。恥感既是主體對良心、完滿、善的自我意識的過程，也是主體對自我進行反思反省的意識過程，二者渾然一體。

二

公共管理倫理學是在不斷尋求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彼此契合的基礎上形成並發展的，因此，在公共管理倫理建構中，我們不能採取非此即彼的絕對性思維。一方面，我們既不否認公務員有「經濟人」功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又相信其在「規範倫理」的作用下，可以走向「美德倫理」的善政。

1. 公共部門及公務員的「角色本我」

公共管理者首先是作為社會人而存在，同時，他又扮演著特定的職業角色，這個角色賦予了他行使公共權力為民眾增添福祉的歷史使命。因此，公務員的「角色本我」超越了弗洛伊德所說的人之「本我」，它為公務員的「恥感」提供了原始素材。大體而言，公務員的「角色本我」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公務員作為人的範疇所具有的原始本能、慾望和需要（即弗洛伊德言之「本我」）。第二，只要有國家、政府的存在，公共權力的雙重傾向(即公共權力運作的公正性與公共權力運作的異化傾向)就不會消失，因此，公共部門及公務員有不斷擴張和濫用權力的自然趨。正如孟德斯鳩所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4]。第三，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作為多元利益主體之一，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理性，他們常在公共利益的掩護下「搭便車」，實質上侵犯了公共利益。

與之相對應地，公共管理倫理建構首先要解答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如何引導公務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主要是指，要採取策略積極構建正己修身、誠實信用、仁民愛物、居以廉平、奉法循理等基本倫理。第二，如何引導公務員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包括依法行使權力、承擔公共責任、促進民主、權力的監督與制衡等方面。第三，如何引導公務員樹立正確的利益觀，例如，要明確區分公共利益、小圈子利益、私人利益，以及設置公正合理的公務員利益協調機制等。應該說，公共管理倫理建構的其它內容都是由這三個問題分支而來。

2. 公共部門及公務員的「角色自我」

社會角色是指與人們的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範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它構成了社會群體或組織的基礎。公務員的「角色自我」是指依照「現實原則」，以其職務為圓心「向外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角色自我」是對「角色本我」的適度滿足，但更多地是對「角色本我」的控制與壓制，以期建立起適應外界期望的角色形象。公共部門和公務員的角色衝突、角色不清、角色中斷、角色失敗等社會角色失調，是公共管理倫理失范的重要原因。

社會互動理論告訴我們，角色互動的有效性不僅依賴於公務員的印象整飾，也依附於外界環境的參與互動。謝夫（Scheff）將恥感定義為一個情緒大家族（困窘、羞辱、羞怯、失敗、無能），這個大家族通過一種「對社會契約的威脅」聯繫起來[5]。從功能主義的觀點來看，恥感是一種信號，它使我們避免那些可能導致它的行為——因為羞恥是令人痛苦的。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恥感可以被看成一種社會控制的機制。這為公共管理倫理建構可以採取外部控制的方式提供了依據。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情境下，這些環境因子對公務員行為的影響效果是不同的。總體而言，對公務員「角色自我」可以實施外部控制的環境因子包括：

第一，政治表率與道德示範。政治領導人在促進道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們可以通過良好的道德典範作用促進公務員獲取道德知識，消除公眾的懷疑和不信任，使公務員知恥明恥，努力向作為道德典範的政治領導人學習。在我國，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因此，公共管理倫理構建必須與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教育相結合。

第二，立法控制與司法控制。立法控制，一方面表現為通過強制實施的法律規章為從政者確立基本的道德標準；另一方面，立法機關通過行使質詢權、調查權、彈劾權、不信任表決權等來實現外部控制，其心理機制就是通過立法框架和立法控制激發公務員的外向性恥感，使公務員按照現實政治可以允許的尺度控制和壓抑本我的衝動，在此基礎上發展內向性的恥感，不斷走向「理想自我」和善政。司法控制主要是指司法機關根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通過審理行政案件，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實施法制監督；是以國家審判權來制衡國家行政權，以防止權力趨向腐敗或被濫用和專斷，並給予受損的權益以司法上的救濟。「在司法控制的責任機制當中，司法審查和憲政賠償責任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6]。

第三，行政控制與行為準則。行政控制主要是指嚴格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在公務員錄用、考核、分配、獎懲、紀律、職務任免升降以及迴避、交流等方面突出廉政勤政的要求，凸現出權責利相統一的原則；完善行政內部監督機制；反腐鬥爭必須旗幟鮮明，標本兼治等。行為準則是「對公共服務的價值的陳述，是對公共服務角色的描述，它包含著公務員的責任、義務」[7]，明確地指導公務員的行為。

第四，社會倫理建構。公共管理倫理是整個社會倫理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它們之間存在著多方面的相互滲透、吸收、轉化和融合的關係；社會變革推動了行政心理的發展，也為公共管理倫理建構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並提供了社會條件。因此，強調公務員必備人格、德行的養成以及生活方式的塑造，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這才是提升倫理的根本與長遠之計。

第五，公民參與與監督。民眾是公共服務的目標群體，也是公務員恥感產生過程中「角色自我」階段的重要外部條件。一方面，公共管理倫理建構需要公民的支持與配合，成熟而廣泛的公民參與豐富了公共管理的內容。例如，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本身就是對政府及公務員的一種示範和激勵，政府對之應該加以鼓勵、引導並為之創造平台；另一方面，公民參與提高了公共管理的透明度和公開度。實踐證明，公民參與是反腐敗、反不道德行為的強有力的手段與途徑。具體方式主要包括：選舉、村民自治、民主評議政府、政治協商會議、公示制度、信訪制度、聽證制度、民意調查、媒體監督、利益群體、諮詢委員會、舉報申訴、公民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等。

3. 公共部門及公務員的「角色超我」

公共部門和公務員的「角色超我」，通常是一種接近於「美德倫理」的圓滿狀態，具有明顯的「向內看」的特徵。這個過程里，公務員通過對外在道德規範的確證與認同，將外界賦予自身的道德律令轉化為自己內心的法則，把社會道德要求內化為自己內心的道德需要，由被動接受、遵循道德規範轉為主動遵循，在沒有外在強制的情況下，自覺按照內心的道德法則約束自己的行為，以使其行為合乎「美德倫理」的要求。

公務員「角色超我」的實現，一方面要藉助道德教育和文化熏染，例如，政府引進企業化理念、治理與善政理念、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倡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等精神，以及樹立典範、弘揚正氣等舉措，都可以幫助公務員建立「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的內在信仰，使其自覺地承擔相應的義務與責任，更加積極主動地為公民提供更廉潔、更優質、更公正、更有效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從根本上來講，「美德倫理」最終還是要通過公務員的慎獨、自省、反求諸己、知恥改過等途徑得以實現，因此，必須將公共管理倫理教育從大一統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分化獨立出來，改變灌輸教育的模式，使之成為公務員培訓的專門項目，創建既有利於開發利用教育資源，又有利於調動學習積極性和認同性的多樣化教育方法體系。

需要注意的是，「角色超我」並不一定將倫理建構引向「仁」之境界。在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取向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恥感常被理解或踐行為一種本末倒置的「向外看」的單向度恥感。「禮的原則乃是給予生命以德性，並以防止形式主義，但事實上反而造成了形式主義。[8]」

三

一些學者指出，東西方文化的一個普遍性的差別在於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的差別。例如，本尼迪克特認為，西方文化是一種罪感文化，這種文化中的人格特徵表現為一旦有過失、罪惡等行為時，他們主要感受到內心良心上的譴責。東方文化是恥感文化，恥感是對外人批評、嘲笑、摒棄等的一種反應，因此人們必須密切注意別人行動所作出的暗示，並強烈地意識到他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這就意味著正確的行為很少由內在的強制力來決定，而往往是從社會關係中去把握，由社會來決定，所以恥感文化總是藉助於外部強制力來行善[9]。

本尼迪克特的論斷表明東西方文化在「導人以善」的作用機制上有著重大的不同。但是，筆者認為，將東西方文化中的「罪」、「恥」採取簡單的二元對立是不恰當的，「罪」和「恥」只是恥感本身的兩個維度。

歷史上，古有廉頗負荊請罪；司馬遷受宮刑之辱；越王勾踐心壓亡國奇恥，身受敵國凌辱，並甘受卧薪嘗膽之苦。這些典故不一而足。何以至此？這正源於他們超脫了庸常的恥感的束縛，將外向性的恥感升華為內向性的恥感，因此他們的精神才能跨越時空，亘古不廢。司馬遷在《報安國書》中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是「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可見，司馬遷的恥感從本質上與個人價值、個人信仰、道德自律相聯繫，具有明顯的內向性特徵。西方學者愛伯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傳統精英所有的義理中，恥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非道德性的恥。相反地，恥在儒家中是一個道德概念……本質上，恥於罪的作用是相同的。[10]」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的「恥感」本身也包含著「罪」的意識。

當然，不可迴避的是，外向性的恥感並不一定升華為內向性的恥感，尤其是在社會的轉型期，中國人的「恥感」確實具有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特徵：

例如，中國人格外重視他人的看法和評價，在社會轉型期更容易出現內向性的恥感與外向性的恥感相互割裂的現象，想盡辦法「脫恥」成為恥感的主要補救措施。

在公共管理實踐中，恥感分裂變異的例子很多。例如，公共組織中往往存在一類「圓人」，他們善於阿諛奉迎、八面玲瓏，精於權術遊戲、面子功夫，卻不學無術、無德無能，甚至墮落腐化、搞權錢交易，但仍然在組織中擁有相當分量的「面子」，在群眾當中作威作福。近年來，「神道文化」盛行，一些政府官員樂此不疲，甚至家中內室也供有佛龕，以祈福求運，以脫掉自己的「恥感」。「脫恥」的行為還包括對做過的事情百般抵賴，抑或是為了補救恥感帶來的痛苦體驗而做出更加恬不知恥的惡行。此時，恥感就異化為人性「過載」的保護。這些分裂變異的恥感心理嚴重製約了公共管理倫理建構，引發了虛無主義的道德觀，加速了社會的倫理失范，侵犯了法制的權威。

再者，中國人的「恥感」具有較重的社群取向和從眾傾向，這就給「恥感」賦予了團體意識，如家恥、國恥等。

在公共管理實踐中，這種特徵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公共部門的凝聚力，並激勵其自覺地設置參照群體，逐漸形成公共部門間的競爭機制；但是，這種特徵也經常使公共部門呈現出類似於個體恥感分裂異化的現象，容易形成集體掩蓋事實的「保護機制」，滋生集體腐敗，誘發小圈子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缺乏公共精神等。

在我國公共管理倫理建構過程中，我們要認真思考這種「異質化」現象的本源：

第一，傳統儒家基於「禮」構畫的人倫社會是尊卑有別、各盡本分的，因此，公務員「角色自我」形成過程中，互動雙方經常出現地位、義務、態度等方面的不對稱；行政體制改革滯後，使得公共部門的權力過於集中和泛化，「官本位」的傳統又加劇了這種特性。第二，儒家注重通過「禮治」達到社會的和諧穩定，故人們更傾向於通過人情、「面子」整合社會關係，而人倫社會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家庭本位。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差序格局」，就像是小石頭砸在水面上，以小石頭為圓心，依次往外環狀延展。每一個環離圓心的距離大小就是人們拿捏行為的標準[11]。在這種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裡，向內看可以說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說是私、是己。兩者之間沒有清楚的界限。第三，在以往的公共管理倫理建構中，「君子像」的道德主張過於苛刻和理想化，為了避免「失禮」，人們一個自然的反應是盡量做到「表面的無違」，把自己裝扮成「道德完人」以規避恥感帶來的懲罰，這就鍛造了人們的「戲劇才能」。在這種情境下，恥感就如同沒有受精的卵，永遠不可能孵化出「公共的善」。

這對我國公共管理倫理建構的啟示有：

首先，公共管理的「美德倫理」建構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不顧現實地企圖將一切倫理全盤制度化，採取單一的肯定性路徑，具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可能性；其次，必須循序漸進地藉助「規範倫理」的效能，綜合使用道德規範、恥感規範和法制規範，在社會轉型期和變革期尤其要重視法制的力量，並建立起對形式主義恥感的制約機制。應該說，倫理道德發展的最高階段，是法與道德的統一，是倫理活動現象、倫理意識現象和倫理規範現象的統一；再次，要積極倡導現代行政精神，運用文化熏染、體驗教育等柔性手段將公共倫理內化為公務員的內在信仰。

綜上所述，恥感心理和行為是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相互契合的結果，完整的恥感心理包括「向外看」和「向內看」兩種機制，是以否定性的方式把握「善」的過程。一方面，它通過「規範倫理」堅守道德的底線，喚醒內心善的種子；另一方面，它指向「美德倫理」的至善境界，通過反求諸己最終升華為道德理性。但是，我們要謹防恥感的分裂變異，在運用恥感規範時要本著使公務員慎獨、自省、知恥改過的目的出發，並完善相關法制和體制予以配合。正如馬克思所言：「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恥，那它就會像一頭準備向前撲去而往後退縮的獅子。[12]」

——本文發表於2008年第2期《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參考文獻

[1]Crozier, W. R. Self-Consciousness in Shame: The Role of the Other.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998, 28(3), 273-286.Rosenbloom, David H,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507-508.

[2]舍勒.論害羞與羞感[A].價值的顛覆[C].北京：三聯書店，1997.

[3]Lewis, M. Self-conscious emotions: Embarrassment, pride, shame and guilt [A]. In M. Lewis & J. M. Haviland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3, 563-574.

[4] 孟德斯鴻.論法的精神(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43.李春成.行政倫理研究的旨趣[J].南京社會科學,2002 (4), 31.

[5] Scheff, T. Shame and the Social Bond: A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2000, 18(1), 84-98

[6][7]張成福,黨秀雲.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35-345.

[8]W.S.A.Pott.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5.

[9]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6.

[10] 金耀基.「面」、「恥」與中國人行為之分析[A].見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C].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254-269.

[11]費孝通.鄉土中國[C].北京：三聯書店.1985.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