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考古系列學術講座啟動儀式暨首場報告——「發現和重構古埃及文明」講座紀要

  2016年10月9日上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埃及考古系列學術講座」啟動儀式暨首場報告在考古研究所八樓多媒體廳舉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金壽福教授做了題為「發現和重構古埃及文明」的學術講座。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劉國祥主持並點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所、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博物館和北京電影學院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和學生聆聽了此次講座。

講座現場

主講嘉賓金壽福教授

考古所科研處劉國祥研究員主持

  講座伊始,金壽福教授用圖像介紹了古埃及的地理地貌,並引出此次講座六個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主要講述18世紀末之前歐洲人了解古埃及文明的渠道。古埃及歷史從大約公元前3200年持續到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32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率軍征服埃及,之後埃及先後受託勒密王朝、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埃及語和其載體象形文字逐漸淡出歷史舞台,近三千年的古埃及法老文明便逐漸被後人遺忘,成為失落的文明。18世紀末之前的歐洲人對古埃及文明的了解很有限,主要通過三個渠道獲取相關知識。一是古典作家對埃及的描述,希羅多德和亞里士多德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繪古埃及的社會文化,為後人留下了寶貴史料,但很多記述與事實不符,尤其未曾到過埃及的亞里士多德的記述含有更多的臆測成分。二是聖經《舊約》中有關古埃及社會和埃及法老行為的描寫,豐富了歐洲人對於古埃及的認知。三是近代早期赴埃及遊歷的歐洲人的遊記,如英國旅行家和人類學家波科克(Richard Pococke)和丹麥探險家諾登(Frederik Norden)都曾到埃及和西亞遊歷,並出版遊記。這些遊記也為歐洲人了解古埃及提供了珍貴資料。

  整體上看,上述三種文字史料對古埃及文明的記載是碎片化的,甚至有很多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內容。古埃及文明較全面、真實地走入現代人的視線,與拿破崙遠征埃及密切相關。接下來,金教授在第二部分重點講述拿破崙遠征埃及的歷史背景和其對於埃及學的重要意義。1798年,拿破崙率領十萬大軍佔領埃及,隨軍的還有一百多位法國當時最傑出的東方學家、科學家、製圖家、畫家和其他藝術愛好者。他們記錄下當地的自然景觀和風俗人情,描繪眾多文物,抄寫和臨摹神廟和墳墓牆壁上的文字,收集各種文物。這些法國人回國後做了大量工作,歷經近二十年時間,把這些成果整理出版,形成了20卷的《埃及志》,成為現今埃及學研究的珍貴史料。除此之外,拿破崙在1798年成立埃及研究所並擔任副主席,在短短三年時間內共召開47次會議,這些工作為埃及學的誕生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三部分主要講解商博良破譯象形文字的經過。金教授指出,早在商博良之前,一些歐洲人就已經提出了若干有關釋讀象形文字的關鍵線索。法國人巴泰勒米(Abbe Barthélemy)提出橢圓形里的象形文字是神和國王名字的觀點。法國人吉涅斯(Charles Joseph de Guignès)認為聖書體文字、祭司體文字和大眾體文字之間相互關聯。丹麥人索伊加(J?rgen Zo?ga)提出象形文字當中包含表音符號的見解。在此基礎上,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 )開始解讀象形文字,認識到大眾體只不過是聖書體的簡寫,二者的語法規則相同;大眾體是比聖書體和祭司體更加簡略的書寫形式;象形文字從本質上說是字母文字。他通過對若干王名圈裡面的王名的研究,最終釋讀出若干單音字母,進而解讀出若干短語和段落的含義,實現了象形文字解讀的真正突破。

1822年,商博良發表了其對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結果,埃及學由此誕生。象形文字的破譯為進入法老的世界提供了科學依據,激發了歐洲人對古埃及的熱情,了解和研究古埃及文明成為風靡一時的社會風尚。

  第四部分重點講述了館藏埃及文物較為豐富的幾個博物館的相關情況。在埃及學誕生後的兩百年時間裡,歐美各大博物館將搜集和館藏埃及各類文物作為工作重心。英國打敗拿破崙以後,大批埃及文物進入大英博物館。1802年,喬治三世把羅塞塔石碑贈給大英博物館。在德國,威廉三世統治時期,柏林博物館開始設立埃及分部,後來成為獨立的博物館。都靈埃及博物館收藏埃及文物始於1753年,目前收藏的埃及文物數量僅次於埃及開羅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從1906年開始收集埃及文物,目前共有26000多件藏品,大部分在40個展廳展出。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於1897年開放,埃及藏品主要通過購買美國埃及學家威爾伯(Charles Edwin Wilbour)等人的私人收藏品逐步形成。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於1876年開放,埃及藏品主要來自哈佛大學在埃及的考古發掘成果。開羅埃及博物館建於1835年,之後幾經遷移而至目前解放廣場上的博物館,博物館二樓收藏了大量有關圖坦卡蒙墓葬的珍貴文物。

  與考古發掘同時,人們對流傳下來的古埃及文獻釋讀、評註和翻譯,古埃及文明得到建構和復原,古埃及文明的發端、發展和衰亡過程得以重現。以此為基礎,第五部分具體介紹了古埃及王表和紀年的相關內容。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馬涅托編寫的法老時期的朝代定義與中國古代的歷代王朝不同,其僅以繼承者的身份和王室主要駐地作為區分朝代更替的標準,彼此之間不存在質的變化動蕩和文化斷裂,因此很難從考古學文化上加以區分,這也是很多埃及學家經常忽略的問題。

  講座最後,金壽福教授指出,我們現在雖然發現並構建了古代埃及歷史,但在這一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有關古埃及歷史時段的爭議及其背後反映出的東方主義問題。西方人創立的埃及學研究的時間段一般從史前時期到亞歷山大征服埃及為止,有的學者把下限放寬到托勒密時期,只有少數學者把羅馬人統治埃及時期也納入進來,但沒有人把埃及學與伊斯蘭教傳入以後的埃及聯繫在一起。兩種形式的東方主義由此形成:第一,西方優越於東方,因為東方文明需要西方人發現並給出正確的解釋。第二,法老埃及優越於現代埃及。

  其次,對於現代埃及人來說,語言、文化、宗教等差異促成了斷裂,他們面臨嚴峻的身份認同危機。其一,他們應如何看待和擺正自己與古埃及歷史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如何在保持和強化身份的同時繼承古老的傳統。其二,埃及學是由西方,特別是歐洲學者一手建立起來的學科。埃及語的解讀方式無論在語音、語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歷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構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維模式。從地域上來講,現代埃及人無疑是古代埃及人的後代,但是他們如何才能夠架構連接其祖先的橋樑,這是他們必須正確看待和認真解決的重大問題。埃及想要在保持自身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繼承法老時期的文化傳統,在西方建構並主導的埃及學話語體系中爭取平等對話的權利,在限制文物外流的同時吸引和增強外界對法老時期建築和器物的關注,還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問題。

現場提問與交流

  在最後的總結性發言中,劉國祥處長對金壽福教授的講座做了精彩點評。劉處長指出,金壽福教授在百忙之中為大家帶來了一場十分精彩的報告,知識傳遞系統全面,講述點面結合,同時闡明了自己鮮明的觀點。講座中提到了拿破崙、商博良與埃及的關係、埃及文字的釋讀以及埃及王朝的劃分等重要埃及考古的相關知識,對我們充分了解埃及考古有很大的幫助。金教授細緻的講述和富有啟發性的思路活躍了現場氛圍,引發了在座聽眾的一系列思考,同時也為我們客觀認識埃及考古提供了有益的啟迪與借鑒。

為主講嘉賓頒發聘書

  埃及是世界考古的一塊聖地,古埃及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佔據了顯赫地位,近百年來吸引了世界各國考古研究者的目光。由於各種客觀原因,迄今為止我國的國家考古隊還未曾赴埃及進行過考古研究。2016年7月經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務會審議通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赴埃及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列入院創新工程重大項目,為我們進一步加強對古埃及文明的了解提供了新的契機。赴埃及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的啟動,有助於我們進行古埃及文明與中華文明的對比研究,探討兩文明發展的內涵機制與各自特徵,更好地配合文化「走出去」戰略需求,增強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進一步了解對古代文明對人類文明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和所佔據的突出地位,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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