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結黨，誤國誤民——明朝的公知精英們如何禍國殃民

明末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明代的西北是兵庫，盛產兵將，負責保家衛國；東南是文庫，盛產江南才子，負責治理國家。正常情況下，武人通過打仗取得地位，文人則通過科舉掌握政權，殊途同歸。在不正常的情況下，武人通過造反取得山寨地位，文人通過結黨成為無冕之王。在崇禎朝，西北的兵將帶頭造反，使西北成了賊窩，東南的文士結黨亂政，使東南成為黨派的基地。兩者都從國家的棟樑變成了國家的蛀蟲，一個從外部傷害國家，一個從內部腐蝕國家，哪個為害更甚？很難說。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們來攄一攄。西北成為賊窩與遼東戰事有關：遼東要打仗，西北要出兵，打仗總失利，失利就送死，送死就不想去，不想去就要被處死，要想既不送死，又不處死，只有逃亡，逃亡沒有飯吃怎麼辦？搶唄，於是就成了匪盜。這是士兵造反的路線圖。東南結黨成風與科舉制度有關：科舉考試要做文章，文章寫得好就會踏入仕途，踏入仕途就要參與政爭，參與政爭就要黨同伐異；另一方面，文章做得好的就會名聲大著，名聲大著就會有很多人慕名前來交流切磋，交流切磋多了就會交很多朋友，朋友多了就容易形成圈子。黨同伐異與朋友圈子一結合，就成為大規模的結黨，無論在朝在野都能對朝政施加影響。這是文人結黨的路線圖。文章、政治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如果再有一些有政壇失意人士，在民間潛心經營，打著以文會友的名義廣交朋友，結黨就像滷水點豆腐一樣可以立就。朝廷一點也不糊塗，對於文人結黨的這種趨勢早就心知肚明，並有所提防，《明史》記載：「（萬曆）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可見，文人以書院的形式影響朝政由來以久，而朝廷的打擊也由來己久，顧憲成並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萬曆也不是第一個打擊結黨的人。萬曆七年，正是張居正當政時期，打擊結黨，不僅是萬曆、天啟等「昏君」的行為，「聖明」如張居正者，也毫不手軟，以聖旨的形式強令拆除書院。張居正連書院這樣隱蔽委婉的方式都不能容忍，務要將結黨扼殺在萌芽狀態，有些人以打擊東林作為萬曆、天啟等人昏庸的證據，豈不怠哉？！到了萬曆末期，東林黨出現並形成氣候，萬曆採取了正確的方式進行扼制，但是由於措施不夠鐵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子孫後代留下了隱患。泰昌和天啟初年，新皇帝缺乏統治經驗，被東林黨人華麗的詞藻和刻意擁戴的假象迷惑，以至於東林黨由衰而盛，勢力遍布朝野，天啟初年，東林黨人甚至把書院蓋到了北京，在朝廷的眼皮底下活動。泰昌死得早，沒有機會認清東林的真面目，天啟當了幾年皇帝以後，對東林的危害逐步認清。於是他通過魏忠賢以鐵腕的方式進行處理：對其骨幹成員以外科手術式的方式定點清除，而對次要人員則讓他們靠邊站（罷免或落職閑住），最終以《三朝要典》的形式對東林進行定性、定案，此後國事向好的方向發展。然而正在此時，天啟突然病逝，明朝失去了中興的機會。崇禎上台以後，和他的父親、哥哥剛上台時一樣，缺乏統治經驗，對東林黨的實質認識不清，在其皇嫂的鼓噪下，對魏忠賢及其朋友充滿了畏懼，於是一場大範圍的清洗展開，同時銷毀《三朝要典》，給東林翻案，東林黨人再次如日中天。然而東林黨人上台後送給崇禎的大禮卻是己巳事變，東林黨員遼東軍事統帥袁崇煥一手導演城下之盟，東林黨員的內閣大臣錢龍錫和兵部尚書王洽知情不報。此後，崇禎雖然改變了對東林的態度，讓東林靠邊，但他堅持讓閹黨入土，拒不為閹黨翻案，拒不啟用逆案名單中人。他啟用孤臣的同時，也使自己成了孤君。此後國事日壞，不僅遼東問題無法解決，還出現了嚴重的內亂，兩個問題都一發不可收拾，越演越烈，最終導致亡國。一直到南明，兩黨的相互提防也影響了危難關頭的團結一致和統一戰線的建立，使得明朝失去了保持半壁江山的最後希望。以至於明朝全國人民當了三百年的亡國奴。從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凡是東林興起的時候國事就每況愈下。明朝的滅亡與皇帝沒有正確處理黨爭密切相關，雖然崇禎後來啟用孤臣是一個正確的思路，但是他前期大規模砍伐己經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他在用人思路上作了調整，但是他並沒有改正之前大規模處理「閹黨」的失誤，這種調整顯然不不足以挽回前期失誤造成的損失。節選自：從萬曆到永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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