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死生線

哲學自古以來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學術最古老的學科。按常理說，哲學的觀念應該是最沒有問題的。

需要鄭重其事地重提哲學的觀念問題，不僅說明哲學本身發生了絕大的問題，而且也暗示了西方文化發生了根本的問題。重新提出哲學的觀念問題，顯然是要重新定義哲學；而要重新定義哲學，顯然是對舊哲學有根本的不滿。

如果說康德還需要休謨將他從獨斷論的迷夢中驚醒的話，西方文明的現狀就足以讓海德格爾對現有的哲學不滿了，以至於他甚至對自己的學生說他不是一個哲學家，不應該以哲學家，哪怕是偉大哲學家的尺度來衡量他，將他做的事與以往哲學家相比都不合適。

海德格爾對舊哲學的不滿，首先是對號稱「哲學的王冠」的形而上學不滿。對形而上學不滿在海德格爾的時代不僅不是什麼新鮮事，反而是一種時髦。

黑格爾逝世後，形而上學很快就成為實證主義與科學主義者攻擊的目標。

這種持續的攻擊在邏輯實證主義那裡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種批判其實是從科學的角度對形而上學的批判。與此同時，還有另一種傾向的對形而上學的攻擊，即從哲學上對形而上學的清算和批判。

青年黑格爾派的「人類學轉向」可以說是哲學領域裡一次新的哥白尼革命。

哲學從純粹思維轉向了具體的人，轉向他的現世生存的現實條件。黑格爾左派關心的不是思想的先天必然條件，而是生活的實際條件、存在的實際情況(Da Sein)。從他們開始，無論是叔本華和晚年謝林的「意志」概念、費爾巴哈的「感性」概念、馬克思的「對象性」概念，還是祁克果的「生存」概念，都指向具體有限的事實性。

狄爾泰則通過他的「形而上學現象學」給形而上學簽發了死亡證書：「形而上學作為科學是不可能存在的。」

造成形而上學死亡的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歷史現象，因而與所有歷史現象一樣，不可能永世長存；也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基礎已被現代科學所瓦解。

真正使形而上學不可能的，是我們存在的偶然性和歷史性，「即個人的精神生命的形態現處於一種持續不斷的歷史轉化過程中：它是不可計算的、相對的、有限的，因此，它不可能以某種普遍有效的方式把各種經驗統一起來。這是我們關於形而上學的現象學所得出的最深刻的真知灼見」。

海德格爾直到他寫教授資格論文時(1916年)，思想還未完全脫離舊哲學的窠臼，他還把形而上學視為哲學「真正的透鏡」。

然而，大約在1919年前後，他的立場有了明顯的變化，從形而上學的渴望者，變成了形而上學的批判者。

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批判，基本是按照狄爾泰的「真知灼見」來進行的。在他看來，形而上學的毛病正在於它的「形而上」，即完全脫離真實的生命，脫離人生存的事實性。對他來說，形而上學是一種想入非非，一種神話，一種幻想世界。

他稱形而上學是「神話和神智(theosophi scher)形而上學」，是一種「生命和思維的想入非非」，是「宗教意識形態和想入非非」，是一種「催眠的麻醉劑」。

這些指責其實說的是一個意思，這就是形而上學完全脫離了我們的現實存在，成了一種想入非非的思想神話；而當它耽迷於「絕對知識」的時候，它卻對我們有限的生命閉上了眼睛。

而哲學的墮落就在於它「復活形而上學」，而不是拒絕形而上學。在海德格爾看來，正是生命，而不是什麼「絕對知識」，才是哲學主要關心的對象。

海德格爾從事實性生命，也就是人的歷史和時間性生命出發批判舊形而上學和哲學，也不是偶然的。雖然黑格爾在他的《精神現象學》中已經提出了「生命」的概念，而浪漫主義也用它來反對理性主義哲學，但只是在形而上學隨著黑格爾的去世日薄西山時，「生命」概念才取代了「存在」概念，成為存在論的主要概念。

「生命」概念的可塑性和包容性很大，可以囊括靈魂、精神、自然、存在、動力和創造力等傳統形而上學的主要概念因子，人們用它一方面來提倡一種新存在論；另一方面用它來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學院唯心主義、粗鄙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

狄爾泰賦予了這個概念歷史性與事實性的內容，使它根本突破了形而上學的窠臼，成為後形而上學哲學的基本關鍵詞。

青年海德格爾的哲學正是秉承了這一後形而上學哲學的傳統，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在談論存在論問題時，更多地使用的不是「存在」，而是「生命」概念。這裡，狄爾泰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但是，海德格爾哲學還有另外一個淵源，這就是胡塞爾及其現象學。

海德格爾坦率承認：「胡塞爾給了我眼睛」。

然而，這個天才的學生卻不滿足於用老師的眼睛看。也正是從1919年起，他與胡塞爾的分歧日益公開和明顯。

對於海德格爾來說，現象學是一種方法；作為方法的現象學，它的精髓就表達在著名的「回到事情本身」的口號中。雖然這個口號是由黑格爾而不是胡塞爾首先提出，但卻是胡塞爾使它作為新的哲學目標而廣為人們知曉。

但是，對於胡塞爾來說，「回到事情本身」實際上是回到意識本身；而在海德格爾那裡，「回到事情本身」卻是回到生命本身。

問題是，正如狄爾泰指出過的，我們總是活在我們的生命中；或者用祁克果的話說，我們不可能走出我們的皮膚之外，又如何會有回到生命本身的問題?

這還是由於形而上學。形而上學要追求「絕對知識」和「絕對真理」，這就使它眼睛只盯著「純粹現在」和非個人的普遍性王國，而無視生活在特殊、有限的時間和處境中的個體生命，海德格爾將其稱為「事實生命」(faktischesLeben)。

這種形而上學對待生命的態度，海德格爾在1919年「戰時研究班」的講稿中又稱其為「理論的」態度。但是，「理論的」(Dastheoretische)一詞在那部講稿中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狹義的「理論」指的基本上就是在科學思維和認知中表現的理論，也就是我們日常理解為「科學理論」的「理論」。廣義的「理論」則指認識論、哲學心理學和反思現象學對全部前科學經歷(vorwisseschaftliche Erlebnisse)主題化。

海德格爾主要是在後一種意義上使用「理論」這個概念。

這種理論將生命理解為靜止的、非個人的常人(dasMan)的生命，生命既無時間，也無處境，因而是無歷史或超歷史的。有限的、會死的生命變成了一種永恆不變的抽象。海德格爾用了Larvanz這個詞來形容這種抽象化的生命。

Larvanz一詞由拉丁文詞larva而來，意思是鬼魂和面具。用Larvanz這個詞來形容生命，則說明經過理論態度主題化或抽象化的生命只是戴著面具的鬼魂，根本不是真實的生命，而是生命的自我異化。

這種異化了的生命生活在常人的平均化和公共性中，以常人(其實是無人)的是非為是非，以此來判斷自己的成敗得失，窮通顯達；但卻沒有自己的世界。

總之，「生命錯量了自己；它用合適的尺度(非量的尺度)卻未能把握自己。」而這也意味著形而上學或現有的哲學，基本上是停留在理論的領域，而完全沒有進入前理論的生命領域。

這就使得哲學瀕臨死亡的邊緣，海德格爾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就在1919年「戰時研究班」的講稿中，他直言不諱地指出：

「我們正站在方法論的十字路口，它將決定哲學的生死；我們站在一道深淵邊上：要麼落入虛無，即絕對的事物性，要麼設法躍入另一個世界，或更確切說，首次根本進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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