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學術價值和讀法

06-05

《史記》雜談

分類：學術文化

史記的學術價值和讀法[1]

各位師友！

今天，我們一起學習《史記》。

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章學誠先生所謂「六經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史記》有感而發的。魯迅先生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既文且哲，亦文亦史。下面，我從史學與文學和哲學相結合的高度，向同志們彙報自己的學習心得。孔見不敢妄是，懇請大家批評。

發凡起例,創為紀傳之體

史者，記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錄下來，就成歷史，就是文章。《史記》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太初三年 (公元前101年)，是我國第一部通史，第一部關於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思想文化、社會風貌以及各個階層人物群像的「百科全書」。

《史記》貫通古今，包羅萬象，既包括歷代帝王興衰以及中國古代認為與帝王興衰相對應（關連）的自然變化，又提綱契領地介紹了足以反映某一時代文化思想的諸子百家學說。舉凡曆法星象，地理天文，上自天子、諸侯，下至遊俠、監者、剌客、屠夫，乃至倡優醫巫之人，「天下遺聞亡事，靡不畢集。」全書130卷，每卷1篇， 52萬言，計有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5種體制：

本紀，12篇，有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項羽、高祖、呂后、文、景、孝武。按照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政跡和言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上記軒轅、錄秦漢，下至於茲」，集中反映了司馬遷縱觀歷代興亡、歷史發展大勢的撰述宗旨，也是全書表述歷史進程的總綱。

表，10 篇，按照年代譜列各種重大事件，自三代迄於司馬遷本人生活的漢武帝時代（當世），有世表、年表，還有秦楚之際月表。反映「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的頭緒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及其發生的年月。

書，8篇，有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涉及禮樂制度、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經濟財政等社會生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等諸多方面。以明其「損益」、「改易」之跡，「承蔽易變」之狀。

世家，30篇，記載各國諸侯事迹，以及王朝輔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事主上」的史事，與乎朝廷與地方（諸侯國）之間的關係及其變化。

列傳，70篇，為古往今來各個階層和各個方面形形色色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包括日者、遊俠、剌客等下層社會人物）立傳。

這種貫穿古今，包羅萬象，「紀以敘其大端，傳以委曲敘事」，表述生動、豐富的歷史內容的史書，是以紀和傳為主體的，後世史家稱之為「紀傳體」。

用紀傳體編寫史書，不能說是司馬遷的發明。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就曾經在他的《史通》里說過，《史記》的「本紀」和「世家」，分別是仿效《禹本紀》和古「世家」；「十表」仿自《周王譜牒》；《平準書》和《貨殖列傳》，脫胎於《管子》；《准南子》里的「天文志」，可以說是《史記·天官書》的前身。但是，成功地把這5種文體巧妙地結合起來，各有側重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為表述歷史提供更廣闊的領域，則是司馬遷的再創造和傑出的貢獻。

《史記》以其豐富而深刻的思想，系統而完備的方法，典型而鮮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唐代以降，以它為代表的紀傳體史書，被稱為「正史」。而編年體史書，則被稱為「古史」。從此「歷代因之，遂分正副，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現在我們國家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專家學者編寫《清史》，也仍然採用的是這種紀傳體。確如清人趙翼所說：「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有人說，項羽不是皇帝，列入「本紀」是「為例不純」，「自亂其體」。其實，項羽是實際上領導了當時各支起義力量，推翻秦王朝的統治並在秦亡漢興之際的5年之間號令天下的。為項羽作本紀，正是太史公實事求是和進步歷史觀的表現。基於同樣的原因，他又作了《呂后本紀》而不為劉邦兒子劉盈這個只是名義上的皇帝（漢惠帝）作本紀。

劉知幾輕通史而重斷代；魏禧說司馬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其實，通史和斷代史各有千秋，何況班固《漢書》本是擬《史記》而作，記述漢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是照錄《史記》原文，雖然說「史學家事必有據，唯恐一言之由己出」，但是，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史記》確實是一座難以企及的高峰，還是趙翼說得好：「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為力，此固未可同日語也。」

文史共通，文史哲亦共通

深厚的文學造詣和鮮明的個性特色，是《史記》成為史家絕唱的又一重要原因。文史共通。匪特文史，文史哲亦共通。《史記》是歷史書，是文學書，也是考究「天人之際」的哲學書。這部鴻文巨制，對於歷史學科的重要性，自無待言，從語文學科的角度看，我們小時候，是把它當成文學書讀的，現在的中學生，不也是在語文課上讀《史記》的嗎！

寫書，總要經歷立意（確定全書體例）選材、布局謀篇、命筆行文、選詞鍊句這樣幾個階段。司馬遷寫《史記》，也不例外。

從立意上看，可以明顯地看出《史記》親民、求實、通變、不以名位、成敗論英雄。

親民。司馬遷在感情上接近人民，重視民心的向背，並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對封建統治者的憎惡。他滿腔熱情地為出身下層的侯生、荊軻、朱家、郭解、司馬季主等剌客、遊俠、日者乃至倡優滑稽之徒立傳；在翔實記述秦漢之際農民大起義的同時，他實事求是地肯定了陳涉、吳廣諸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明白白地為百戰不得封侯的李廣鳴不平；淋漓盡致地揭露酷吏的專殘和佞臣們的醜惡嘴臉；實事求是地從政治上和社會經濟上揭露了漢武帝「承平盛世」下所掩蓋著的階級矛盾，嘲笑這位不可一世的漢家天子一再受騙於方士妖人。一部《史記》，是以司馬遷自己的是非觀念來善善惡惡的。班固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其實，先黃老而後六經，是肯定文景之治，否定漢武帝多欲所造成的衰敗；述貨殖為商人立傳，是肯定商人促進生產發展，對社會經濟的繁榮所作的貢獻；頌揚遊俠，是肯定他們犧牲自己，救人之急。通過頌揚他們來表達司馬遷自己對於開明政治的嚮往，對於人民追求物質財富和反抗強暴的同情。正是這種「是非頗謬於聖人」的精神，才使得他這部《史記》閃灼出奪目的光輝。

求實。是說這位太史公繼承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客觀實際，誠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通變。司馬遷清楚地認識到：歷史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永無止息的過程。他重視歷史的發展和變化，力求通過對於這種發展與變化的探討，揭示歷史事件的規律，並且用歷史變化的觀點記述歷史。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詳細地講。

司馬遷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半中國，到過很多地方進行調查，廣泛閱讀了皇家石室、金匱收藏的各種秘籍、檔案文書，廣泛採錄諸子百家典籍，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有價值的史料都儘可能地寫進了書中，從而使得《史記》在相當廣闊的範圍里，生動地展現了歷史的真實面貌。他搜集材料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

1、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通計《史記》引用之書，計有103種。其中，「六經」及其訓解註疏之書24種，諸子百家之書52種，歷史地理以及漢家朝廷檔案20種，文學之書7種。

2、取資金石、文物、圖象和建築物。《秦始皇本紀》著錄了「泰山石刻」、「琅琊石刻」和「之罘石刻」；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觀蒙恬所築長城、亭障和直道。等等。

3、遊歷訪問，實際調查。收集上古歷史傳說，考察調查西周建國經營洛邑的情況。調查戰國遺聞，漢初故事，古戰場形勢，人物情況，就更為詳悉。普通百姓的口碑，他也非常重視。如適大梁之墟，訪求夷門及秦之所以滅魏，「墟中人曰」云云，等等。《貨殖列傳》里關於全國各地物產、都市經濟和民俗民風的記載，也是遊歷調查得來的。

4、直接接觸當事人，或者轉錄他人的口述材料。如《李將軍列傳贊》：「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項羽本紀贊》：「余聞舜目蓋重瞳子，又聞之周生曰，羽目亦重瞳子。」等等。

5、採集歌謠詩賦。包括樂府歌謠，文人詩賦，民歌童謠和俚語俗諺等等。引用時一一標明，與徵引文獻同樣鄭重。

6、搜求秦火殘存的古諸侯國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載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如此下距司馬遷一百四五十年之事，而兩稱「今王」，顯見此乃抄錄燕國史記而改寫未竟的痕迹。

搜集得來的史料，司馬遷不是有聞必錄，而是認真地綜合、分析、鑒別和篩選。作「紀」，他從比較信而有徵的黃帝寫起；人物列傳，也從確有事迹可考的伯夷、叔齊寫起。一時無法弄清的問題，他擇善而從，或者多說並存。一時難以斷定的問題，寧肯闕疑，也不武斷地下結論。

《史記》選用材料入書，有明確的義例，這就是：

1、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主要以六藝經傳為史料。

2、擇其言尤雅者，總之不離古文（先秦文獻）者近是。重視使用第一手材料，廣泛徵引古文，擇其尤雅者述之，而無稽者不錄。

3、紀異而說不書，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記載天異災變，但在記述人事的紀、傳中並不加以發揮。其《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大宛列傳》云：「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等等。

4、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至於世傳其書者，論其軼事。漢初自申屠嘉以後的丞相們「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以著於當世」，故不記載。已有著作傳世，比如孟子荀卿、管仲晏嬰，與乎孫子吳起諸人，就只記述其軼事。

5、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說之。太史公曰：「疑者闕焉。」又曰：「疑則傳疑，蓋其慎矣。」是以五帝三代，只載世系而不記年。殷、周二《本紀》載殷祖契為其母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又雲其父為帝嚳；周祖后稷（棄），亦其母姜源履巨人之跡而生，等等，是皆疑則傳疑之例。

6、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厥協，就是綜合；整齊，就是分析鑒別篩選。其貫通的手法，一是剪裁摘要，二是增文補史，三是訓釋古文，四是熔鑄改寫。四種手法交叉運用，而又以熔鑄改寫為主。

《史記》書中細節的描寫，往往有合乎情理的想像與加工。比如《孔子世家》對所引《論語》材料進行時間和場景的定位，以形成連貫的編年史料，顯然是文學構思的運用；《太史公自序》引古人自況，說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特別是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是皆遭遇不平而發憤著書。這些，並不都是事實，但是這樣一加工，就闡明了只有經受得起磨難的人，才能做出大事業。

材料有了，便要謀篇。謀篇，就是定格局。《史記》在格局布置上的最大特色是「五體並用，詳今略古，夾敘夾議，寓議論於記敘之中。」劉知幾說它「雖敘三千年史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12本紀，包括《秦始皇本紀》在內，寫當時「七十餘年以來」的，就佔了7篇。10表，夏殷周三代，只有1表；春秋戰國，只作了《六國年表》和《十二諸侯年表》；《秦楚之際月表》以下7表，都是「當代史」。30世家和70列傳，就更主要是秦漢以來的內容。

設立河渠、平準、貨殖等經濟專篇，是《史記》謀篇的一大創舉。司馬遷重視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力求從經濟生活的背後，尋找道德產生的根源乃至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他翔實地記載了漢興以來的國民經濟概況與經濟政策的演變，把經濟發展與社會治亂興衰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考察，肯定衣食住行的物質需要是不可更易的客觀存在，正是這種需要，推動了社會分工和生產的發展與流通交換的出現。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這個關於經濟和政治、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重大命題。這是古代中國史學觀的一大進步。

《史記》人物列傳的每位傳主，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文章都有深意，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傳》和《仲尼弟子列傳》代表學術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蘇秦張儀列傳》，代表造致戰國紛爭局面的縱橫遊說之士；《孫子穰苴列傳》、《田單列傳》和《白起王翦列傳》，代表知名將帥；而孟嘗平原「四公子」列傳，則代表了戰國時期的新貴族。

具體到每篇文章，那可真是千紅萬紫，各各不同。寫蕭何、曹參、張良，歷敘生平，首尾完具。因為他們是漢王朝的開國功臣，關係秦漢之際翻天覆地的大變革，而且事迹具在，可以得而書之；寫《孟軻荀卿列傳》，則藉他們以敘當時之人，記述了齊國「三鄒子」，記述了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等眾多的齊國「稷下先生」，實際上是寫了一篇先秦諸子列傳；《扁鵲倉公列傳》，記述他們的醫案，因為這兩位名醫沒有著作流傳；《管晏列傳》，但載其遺文逸事，至於治國之道等等，只要已經見諸他們的著作，一概不錄，這是因為管晏之書具在，毋須再講；而寫伯夷、叔齊，那就幾乎全是議論了。為什麼記敘之文寫成了純議論？因為傳主只有不食周粟一事可以得而記述，而且厥事體大，值得大議論而特議論一番。

歷史要求實錄；文學要講究藝術性。司馬遷首先是史學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我們不能把《史記》當成單純的文學作品來讀。司馬遷的偉大貢獻，是冶文史於一爐，把歷史和文學統一起來，以人物為中心，塑造了我國古代首尾三千年間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形象。每篇世家紀傳，都有生動的故事情節，都有曲折細膩的細節描寫和繪聲繪色的活動場面，以及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史記》的辭藻文章，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影響了歷代文學大家的成長，甚至還影響了元明以來戲劇和通俗小說的創作。究其所以如此成功，概括地說，一是運用選擇和互見的手法，突現歷史人物的個性；二是兩兩對照，以烘託人物；三是熔鑄鮮明的愛憎感情，以感染讀者；四是運用多種文學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五是有意識地塑造（注意：塑造。文學藝術的塑造）典型化的歷史人物，以符合他自己編著史書的理想。前四點，是他塑造歷史人物形象的手法；最後一點，則是司馬遷有意識創造的歷史與文學的統一。這位太史公尊重歷史，但他編寫史書不搞自然主義，而是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剪裁、提練和強調，塑造出各種各類歷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從而更深刻地反映出複雜紛繁的社會生活場景及其本質，發掘出這些現象背後蘊藏的深邃哲理，這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就是《史記》的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

文以載道，鬱郁乎文哉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史記》的文筆是優美而生動的。《史記》文章，一是簡明，二是善於抓住人物的主要特點，寥寥幾筆，一個個活鮮鮮的歷史人物，就躍然紙上。殷盤周誥中那些詰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寫為平直易解的詞句；新鮮活潑的民間口頭語言，被大膽吸收，與各地的方言土語並列；當時極為盛行的辭賦文章的駢偶形式被大膽揚棄，從而大大擴展了長短相錯的散文領域。

狀人物。完璧歸趙的藺相如，捨身剌秦王的荊軻，叱吒風雲的項羽，豁達大度而又不拘小節的劉邦，指鹿為馬的趙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眾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為什麼栩栩如生？司馬遷寫人注重寫個性。為文學家立傳，總要轉錄其作品，同樣，為政治家立傳，也一定轉錄他的奏議和著作。能夠代表人物個性的言行，再小也要敘述，不足以表現個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棄。以廉頗為例，寫他8次勝仗的赫赫戰功，不過「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這樣寥寥數語，然而對於他如何與藺相如嘔氣，如何負荊請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這些瑣事，卻用盡濃墨重彩，大書特書。為什麼這樣寫？戰術戰功，每個良將莫不盡有，不足以表現廉頗的人格，到是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頗的忠誠、氣量雖小卻又能識大體的個性。

這種細節的描寫，文筆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寫「項籍少時，讀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短短60個字，就寫出了這霸王的志大才疏。

記事件。寫重大事件，司馬遷言簡意賅，準確而生動。比如記述鉅鹿之戰：「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有聲有色！

「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9個字，打贏了這場戰役；「殺蘇角，虜王離，涉閑不降楚，自燒殺」14個字，道盡了這場戰役的赫赫戰功。

寫張良為長者拾履，韓信入人胯下這類細節，同樣也入木三分。不僅入木三分，同時把人物也寫活了。

記言語。一篇《倉公列傳》，只是皇帝對倉公的策問與倉公的對答。這種特殊手法，歷代史書絕無僅有，因為實在是太難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馬遷善於攫取歷史人物的精彩語言，恰到好處地寫進他的《太史公書》，惟妙惟肖地為歷史人物畫相，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傳》里齊宣王所說的「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淳于髡關於「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論；飛將軍李廣引刃自殺時所說「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广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誰能不與他的將士和百姓們一起哭泣！讀到萬石張叔之子張建發現奏事文書寫錯字時所說「誤書！『馬』（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的誠惶誠恐，又有誰能不解頤？

品圖書。關於儒家「六經」，司馬遷一語中的地說道：「《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言簡意賅，千載至今，遂為定論。他對《春秋》和《離騷》的點評，就寫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矣。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

這種觀點，我們當然不能苟同。但在當時，這無疑是一錘定音的。關於《離騷》，司馬遷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謗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義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游於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千古至今，遂為定評。

篇末論贊。好些篇章後面，都有司馬遷以第一人稱發表的議論，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太史公曰」。這些論贊，議論宏闊，筆勢縱橫，旨義深微，言詞精練。或考證古史，或敘遊歷所得，或提求取材義例，或明其作述之旨，或褒貶人物，或縱論史事，或者隱含譏剌。要皆直抒胸臆，觀點鮮明，構成系統的歷史科學理論。從寫作手法上看，這些論贊，無不都是從大處著眼，恰如其分，而又多是從小處著手，順手拈來。《項羽本紀》的論贊是如此，《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眾多篇章的論贊，也莫不如此。

從形式上看，這些論贊整齊而又靈活。所謂整齊，是說《史記》篇前為序，篇後作贊，並在文中夾敘夾議以為史論。考慮到十表、八書和類傳都是貫通古今的，把大段恢宏議論放在篇首作為序論，進行貫通性的概括，表現出強烈的理論色彩；本紀、世家、列傳三者均敘人物，故在篇末作為贊論，褒貶人物，具有鮮明感情色彩；論傳提示義例，《自序》集中闡明作述之旨，是為全書總綱。

所謂靈活，是說在整齊之中又有變通。《外戚世家》和《孟子荀卿列傳》兩篇，實質是類傳，故作為序論以明其類。以孟、荀作為列傳的標題，只是為了突出這兩位儒學大師的歷史地位，而其內容則是一篇先秦諸子類傳。《剌客列傳》作為一篇類傳，本應編在《循吏列傳》之後，卻被有意安排在輔秦人物中間，與呂不韋、李斯、蒙恬諸人並列，以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安排，是太史公反暴政思想的委婉展現，因為剌客就其實質來講，都是反暴政的。

要而言之，破體為例是《史記》的一大特色。全書五體，無不都有破例。質的規定性需要通過格式進行反映，但必須要有變通，才能曲盡其妙。歷史豐富多彩而又變化萬端，只用死板的格式，是不能對之進行形象反映的。立例又破例，充分展現了司馬遷的卓越史識。後世書生輕議冢中人，孰知冢中笑爾書生氣！

《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蔚成了一脈相承的主流。唐代，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效法司馬遷提倡古文。後來宋元諸大家，明七子和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的古文，都是《史記》主流中的波瀾。它如蒲松齡《聊齋志異》以及諸如此類的筆記小說等等，無不都是受了《史記》的影響。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際，是哲學；通古今之變，是史學；成一家之言，則主要是屬於歷史編纂學的範疇。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其一家之言，代表了中國古代歷史科學所已經達到的水平、最高的學術成就。

《史記》八書究天人之際，十表究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就是研究天和人的關係。天人關係、古今變化，前人多曾道及，而把它們綜合起來加以考察，使它們獲得歷史的形式，成為一家之言，則是司馬遷的偉大創舉。

「天」和「人」是先秦人們歷史觀念的兩個基本範疇。古代的「天」，指至上之神；「人」，指人君，而不是普通民眾。古代人們信守天命，並以此來說明天與人的關係。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天與為國者（人君）之間的關係，就是世間治亂、家國興亡與「天」的關係。那時，人們認為「天」是至高無上之神，世間的一切，都是由「天命」所決定的。在這個看不見而又摸不著的「天」面前，誠惶誠恐。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開篇就說「臣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

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學生。作為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最重要的命題是倡言「天人感應」。司馬遷一反乃師家法，傾向於認為決定人類命運的是人類自己，而不是天神。他懷疑「天」有意志，把自然現象與陰陽五行的迷信進行了區別，在肯定陰陽五行學說對於自然規律描述的同時，明白指出「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批判了這種「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學說。對於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求仙，他更是無情揭露、諷刺揶揄。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乃是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這裡所說的「天」，是指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司馬遷說：「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楚亡漢興不是天意，人心向背才是事業成敗的根本原因。批評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說項羽的失敗，不能歸結於「天亡我」。伯夷叔齊有善行而不得善終，司馬遷說：「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如果說他只是批評項羽荒謬，那麼，這就是直端端地批評「天道福善禍淫」的傳統觀念了。

當然，司馬遷並沒有最終否定天命，《天官書》中，他也人云亦云地記述了「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亢為疏廟，主疾……氐為天根，主疫」；「狼角變色，多盜賊」；南極「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以及諸如此類的「天人感應」之言。在《高祖本紀贊》里，說「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並以此證明漢得「天統」；在《秦楚之際月表》中，讚歎漢得天下是「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又說「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毋容諱言，這位太史公，只是懷疑「天命」而已。當然，他講的「天命」，主要還是指歷史變化的事勢，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是不相同的。

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命題，與董先生也針鋒相對。他認為萬事萬物莫不在變。只有用發展變化的觀點，才能探究事物的規律和本原。為了認識歷史之變，他提出了詳今略古，詳變略漸，綜其終始，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論，以「通古今之變」。

變是歷史的本質。司馬遷說道家「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沒有一成不變的態勢，沒有永恆存在的形體。他用發展變化的眼光看待人類社會的歷史，提出了「變」、「漸」與「終始」諸名。他所說的變，指社會在不斷地進化和發展；漸，是進化和發展的過程；終始，是指因果關係。《十表》的結構和內容，鮮明地反映了他「詳今略古」和「詳變略漸」的歷史觀點，對三代作「世表」而秦楚之際作「月表」，就是詳今略古，就是突出這個「變」字。《秦楚之際月表序》云：「太史公讀秦漢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內，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講的是這段劇烈變革的歷史經驗應該認真總結。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混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講以古為鏡，同時又講古今不同，他對歷史的總結，是要給當時和後代作「鏡子」的。

當然，司馬遷的「變」，不是承認歷史是由社會內部矛盾的鬥爭推動向前發展的辯證法的「變」，也不是認為社會只是循著自然規律漸進的庸俗進化論的「變」，而是認為歷史是以一定時間為周期的循環往複的「變」，這就是貫穿《史記》全書的「三統循環論」。《史記·高祖本紀》說：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這段話，是司馬遷對於漢之所以能夠代秦的總結，因而也就最能反映他那個「變」的本質：首先，歷史是按照「忠— 敬—文」這樣的順序，周而復始地「變」的。其次，不管怎樣變，都越不出儒家的社會倫理範疇，只有形式的不同，而無質的飛躍。第三，秦之所以暴亡，是因為推行法家之治，「酷刑法」，「任力政」。第四，所以漢朝「承敝易變」，改行「王道」，「卒踐帝祚」，「得天統矣」。

忠、敬、文都是儒家社會倫理範疇，為什麼又要變來變去？司馬遷認為，這些社會倫理範疇，作為當國者的思想武器，是各有利敝的，因而必須交替使用。關於這種循環的時間尺度，司馬遷說：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載，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從東周到漢興五百年，漢王朝正好處在歷史變完一紀之後，進入第二紀，自然應該是萬象更新的盛世了。

治亂興衰既然是因果相聯、循環往複的，所以，就需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以稽其成敗興壞之理」。追原其始，察究其終，了解和把握歷史變革的全過程，從而審視其原因、經過、發展和結果；在事物興旺的時候，看到它開始轉化的起點。這就要對整個歷史進行貫通性研究，而且要劃分為若干段落進行考察。因為前一段歷史是後一段歷史發展的原因，而後一段歷史是前一段歷史發展的結果。為此，司馬遷創為了歷史年代之學，把三千年中國史劃分為3段：

一、殷周時代（古代）。從傳說中的黃帝到周召共和元

年，亦即公元前841年。

為什麼只從共和開始紀年，司馬遷在《三代世表序》中說：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厝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系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周召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為《世表》。

二、春秋戰國和秦代（近代）。從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207年。這段歷史，又分為兩個時期：

1、春秋時期。《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共和訖孔子（從共和二年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841年到公元前477年），表見《春秋》」。

2、戰國、秦時期。《六國年表序》：「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從周元王元年到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476 —— 公元前207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三、漢興以來七十餘年（當代）。從秦王子嬰素車白馬，背輿自縛向項羽投降的公元前207年算起，至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1年）。

「言」，就是議論，就是理想和主張。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創設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啟迪後人，影響社會。編寫歷史著作，要闡明自己的思想，不應只是史料匯抄和事實的堆積。《史記》書中，司馬遷融會貫通諸子百學說建立起來的歷史學體系，就是他的「一家之言」。這種歷史科學體系，表現為他在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倫理各個領域的認識與觀點。他主要採用了以下三種形式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一是創立紀傳體通史以寓義例；二是剪裁熔鑄史事、寓史論於記敘之中以明其理；三是通過論贊以直抒胸臆。

歷史記述既應無所不包，就必須「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歷史科學既應概括人類社會的一切文化現象及其變化發展，就必須「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融匯諸子百家學說於一編之中。於是，司馬遷創造了紀傳體史書，條理包羅萬象的人類文化歷史，「究天人之際」講自然和空間，劃分天人關係；「通古今之變」講時間流變，闡明人類社會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展、演變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就是在古與今的時間流變中上演，並且不斷演變。作為太史公，他所要捕捉的，就是這個「變」字。在歷史變革中考察歷史，把握人類社會演變的進程和內容，探求成敗興衰的規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為大一統的西漢王朝尋求長治久安的「治道」，這就是太史公的一家之言。

高山仰止讀奇書

《史記》寫成後藏諸名山，副在京師。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乃流行於世，而10篇未成，有錄無書。三國·魏人張晏說：「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一開始便無足本，或者是還未發布，就已有散失了。

褚先生名少孫，今本《史記》中，凡是他所補的，大都標明了「褚先生曰」，很易識別。趙翼說：「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乙者也。或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耳。」要而言之，今本《史記》確有後人補綴的文字，但並不都是褚先生的手筆。

《史記》文詞古奧，漢代典章文物，又與後世多有不同。於是，就像漢儒注經一樣，有不少人為之作注，主要的有南朝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3家，習稱「史記三家注」。最初，各自單行，與《史記》卷數不合。紀曉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北宋年間，曾把這三家注散刻在《史記》正文之下，合為一編。這個本子，而今也已不見，目前最早的，是南宋黃善夫本，已由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納本二十四史》中。此外，有明代嘉靖、萬曆之際南、北國子監所刻「二十一史本」（監本），毛氏汲古閣「十七史本」和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本。其中，武英殿本最為通行，後世多有翻刻和影印。

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刻印《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130卷（即金陵書局本）。1959年，中華書局以之為底本進行整理，由顧詰剛先生主持校勘並且分段、標點後出版發行。這是目前我們較為容易見到的一個好版本。

1955年北京大學王伯祥教授選注出版的《史記》，代表了當時《史記》研究所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蘭州大學張大可教授新注的《史記全本新注》，發展了王先生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學另一位王利器教授，也對《史記》做了很多工作，出版有《白話史記》。這是3個真正由專家整理，注釋（其中王利器甚至是翻譯成白話）出版的好版本。今天我的這個講稿之中，就包含有他們的辛勤勞動。

讀《史記》，版本要擇善而從，建議最好選用中華書局的標點本；要識字義，通訓詁。過這道關，可以藉助工具書。要明句讀。明其句讀，才能通曉義理，才能明其章法。此外，還要先作些入門準備，先讀《太史公自序》，讀班固《漢書》里的《司馬遷傳》，了解司馬遷其人其事，再讀一些關於《史記》的評論，諸如《漢書·敘傳》論史記的段落；劉知幾《史通》的「六家」、「二體」和「古今正史」諸篇；《隋書·經籍志》；鄭樵《通志·總序》和《四庫全書》之史部正史類關於《史記》的評論和記述，粗略認識《史記》在史學上的地位和學術價值。

讀書目的不同，方法也就應當有所區別：

1、以研究《史記》著述體例及宗旨為目的而讀，就須提高眼光，鳥瞰全書，以究其文體；

2、以研究古代史跡而讀，就需要首先通覽全書，以觀其大略，尋出每個時代的關鍵要點，最後精讀與這些要點相關的事項；

3、以研究文章技巧為目的而讀，那就著重選讀其中最精彩的一些篇章。

梁啟超先生從考據學出發，提出了所謂專究讀法，亦即通過讀書，對《史記》進行整理。為此，他提出了5項任務：

1、辯識後人竄亂部分；

2、考證先秦史實；

3、為《史記》作新注；

4、編製《史記》古今地名對照手冊；

5、於《史記》十表之外，補作一個總的大事年表。

幾十年來，有很多學人圍繞這5個方面開展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並不是說對於《史記》的研究已經完成，學海無涯，不管是文學問題還是史學問題，都還有很多沒有弄清楚，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梁先生這種專究讀法，屬於乾嘉考據學派的範疇。我們今天讀《史記》，應該站在更高的高度，追求文史共通，文史哲共通，既為汲取歷史經驗而讀，又為研習文章與哲理而讀。通過學習，豐富自己，提高自己。我曾經向青年教師講：教書莫要教成「教書匠」；教師應當是學者。我高興地看到，一年多來，天立學校的文史教師，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不斷進步。在這裡，我再送同志們一句話：刻苦、深入地研讀《史記》，就是一條使自己儘快上升到學者水平的途徑。宋代理學大儒朱熹曾經深有感觸地吟唱過：「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埋頭鑽研，堅持數年，必有好處。

[1] 2004年2月27日在瀘州天立學校的演講。以後，又分別在瀘州市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和古藺縣中學教師學習會上各講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