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平崛起之艱辛與冷戰遺產

　　近20來尤其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後，中國人普遍感受到中國所受到的國際壓力有增無減。而中國政府在許許多多重大外交事件上的做法，在國人看來多是被動應對。反觀已失去了蘇聯時代1/3國土的俄聯邦，坦然面對北約和歐盟的種種直接擠壓，在阿拉伯之春問題上和西方周旋，視烏克蘭簽署與歐盟聯繫國協議為關乎俄聯邦核心利益的重大事件，2014年3月1日國家杜馬當即同意授權總統出兵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籲請，此後半個月烏克蘭和西方眼睜睜地看到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神奇地變成克里米亞共和國並以俄聯邦主體身份加入俄國，還對東烏克蘭地區產生示範效應——迅速改變後冷戰格局！國人疑惑，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連屬於自身的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都沒能解決，沒有任何當年殖民主義之嫌的和平崛起，卻為何被視為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而中國政府對諸多無理挑釁為何瞻前顧後，多是解釋、澄清，且用極容易讓國內外誤解的概念「韜光養晦」安慰世人，少有切實有效的行動性反擊？這樣一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一

　　眾所周知，冷戰是美蘇兩大陣營及其所代表的價值體系在全球範圍內的衝突。打敗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末期，西方就清楚意識到殖民主義體系崩潰已勢不可擋，要維護殖民主義遺產下的利益，就得和在二戰壯大起來且繼續復活俄羅斯帝國之殖民遺產的蘇聯對抗。在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凱南(George Kennan, 1904-2005)向美國務院發送的八千字電文(long telegram)看來，蘇聯制度和沙皇體制一樣，都實施高壓統治、渲染西方恐怖、鼓吹人民愛國等，在蘇聯體制未根本變化之前，美國應遏制蘇聯，「美國有足夠的力量，推動蘇共政權走向最終分裂」。這份震動美國高層的電文，因作者擴充成18頁長文《蘇聯行為的根源》(以「X」筆名刊登在《外交事務》1946年7月號)，「堅定地遏制蘇聯」之戰略構想，「最大限度地提高宣傳和政治戰的技巧」之提議，迅速變成美國政治精英公共話題，並與英國訴求相呼應：1946年3月5日丘吉爾在美國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演說稱，「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一張橫貫歐洲的大鐵幕已拉下」，東歐受到警察國家的控制。進而，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便在國會演講中提出要全面遏止蘇聯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按耶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蓋迪斯(John Gaddis, 1941-)《遏制戰略》(1982)所說，「遏制蘇聯」成為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福特、卡特、尼克松等歷任總統的美國安全戰略核心，改變的只是技術操作層面，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馬歇爾計劃乃冷戰一部分，里根、布希、柯林頓執政亦然。

　　回首歷史可見，遏制蘇聯的冷戰有其歷史經緯。俄羅斯帝國本來就讓歐亞多國心生恐懼，一戰意外催生的瓦解殖民主義浪潮，俄國整體上沒被衝擊，只是因其內戰稍有波及(芬蘭和東烏克蘭等很少地方獲得獨立)，但很快逆勢而上(宣稱歸還中國領土只是戰時為了穩住中國的策略而已，1924年以後就不再提及，甚至出現中蘇斷交事件)，建立更為龐大的疆域連片的蘇聯帝國，接著利用二戰到來局勢把波羅的海三國納入其中，借從東面反擊納粹到柏林的機會，建立能深層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西方本可以嘗試用對話方式、藉助加強聯合國權威來改變這種態勢，但為了自身利益，沒有按合乎人類良知的行為去處置，而是選擇了令後人疑惑的方案：在美蘇本土之外的地方展開博弈，且主要是以犧牲第三世界為代價的方案，這就是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所總結的，冷戰期間世界被分裂為三部分，「一個由美國領導的最富裕的民主的社會集團，同與蘇聯聯合併受其領導的略貧窮的集團展開了競爭，這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有時是軍事的競爭。許多衝突發生在這兩個陣營以外的第三世界，——貧窮的、缺乏政治穩定性的、新近獨立的、宣稱是不結盟的國家」。美蘇冷戰製造全球緊張局勢，中國因其龐大、戰略地位顯要，自然被捲入其中，抗戰勝利不久的國共內戰，與冷戰局勢變化相關，此後冷戰不斷強加於中國，而受到傷害的中國，形象還進一步受損。蘇聯解體倉促結束歐洲冷戰，導致全球性冷戰遺產沒法正視、清理，這就給中國和平崛起留下了無盡的障礙。

　　二

　　東北亞和平環境至今嚴重不足——中日關係無法根本上正常化：中國人特別困惑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為何能屢屢挑戰戰勝國的中國？而日本則疑惑，幾十年來中國沒向日本索要賠款，期間釣魚島也由日本實際控制，為何現在要改變釣魚島狀況呢？這種認知落差，關鍵性原因是日本軍國主義歷史遺產在冷戰格局中得到了維護。按開羅會議、《波茨坦公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聯合國憲章》對戰敗國所訂立的相關約束性條款(「敵國條款」)，戰後日本賠償和軍國主義清算等問題，應水到渠成。但美蘇冷戰展開，很快就使這個能正常處理的問題變得不可能。為了使日本發揮遏制東亞共產主義之作用，美國成功阻止蘇聯和中國等按分治德國模式管制日本，而是獨自控制日本，並對日政策由戰後初期的抑日很快變為扶日。蘇聯則因在其他地區和事務上已佔盡好處，對美扶日方案加以默認。美蘇在日本問題上如此平衡，其結果自然使中國蒙受難以估量損失並給後來歷史埋下巨大隱患。對此，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在《抗議美國扶植日本並拒絕領取美援麵粉聲明》上簽名，並因飢餓而死，引發中國強烈反美浪潮，但沒能阻止美國力主儘快與日本締結和約。1950年5月，美日簽訂條約，恢復日本對本島主權，不包括琉球群島。1950年9月4-8日在舊金山舉行關於日本問題會議——中、朝、越等受害國不被邀請赴會，緬、印等受害國拒絕赴會，出席會議的蘇、捷和波等拒絕在最後文本上簽字，就這樣出台了當時世界上有一半人口不承認《舊金山和約》。十天後，周總理嚴厲譴責這是「一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準備新侵略戰爭的條約」。而美國置之不理，還「堅決反對日本與中共拉籠關係之任何企圖」。日本藉機製造「兩個中國」並從中漁利。得到美國扶植而迅速復興的日本，成為美國左右東北亞局勢的前鋒。這樣一來，日本軍國主義歷史罪行自然就無法被清算，對中國賠償、釣魚島歸還等問題，更因冷戰大勢而使當時疲弱且分裂的中國完全沒有能力處置。而中國沒能參與美蘇冷戰結束的談判，日本軍國主義遺產之處理問題自然就被徹底忽視，世界自此失去了解決美國主導的冷戰後遺症的機會。但中國在後冷戰時代不斷壯大，正視自己國家利益訴求是必然的，觸碰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冷戰遺產則是遲早的事。問題是，在後冷戰時代，觸碰被固化的不公不義之日本問題，不再會有冷戰時代有境遇相當之國的呼應，即使在克里米亞公投「回歸」俄國問題上得到中國理解的俄聯邦，突然改變了後冷戰格局，此後和美國再博弈，也不會包括日本問題，中國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迫使親手製造這些問題的美國須面對、修正。但美蘇冷戰結束方式造成後冷戰格局更有利於美、日。這就造成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既無法繞開又難以在短期內使美國積極處理其親手製造作為冷戰遺產的日本問題。

　　日本問題讓中國人難以煙氣，台灣問題作為直接針對中國的冷戰遺產更讓中國憤怒。1945年9月4日，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和《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宣告收復台灣和澎湖列島，並於一個月後派員到台灣接受日軍投降；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重申，台灣已歸還中國，美國及其盟國承認中國對該島行使權力，國務卿艾奇遜也聲明「當台灣成為中國的一個省時，沒人對此提出過法律疑問」。但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美國宣布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杜魯門在關於封鎖台灣海峽的聲明中聲稱「台灣未來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恢復後再決定，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朝鮮戰爭結束後，大陸試圖收復台灣，而美國在此時(1954年12月)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第二年1月艾森豪威爾要求國會授權保護台灣和澎湖列島的安全，參眾兩院迅速以高票通過法案。對此，1958年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作為回應。而美國不以為然，相信中美衝突，中國只能向蘇聯尋求幫助，但蘇聯兌現承諾保護中國的程度要視局勢而定，美國隨即調整政策，與風行解凍思潮的蘇聯緩和冷戰、對中國更為強硬，如第七艦隊公開在台灣海峽為國民黨向那些「離島」運輸補給物資的船隻保駕護航。此後台灣問題冷戰化的格局被固定下來，導致海峽兩岸隔絕！美蘇冷戰局勢變化，促使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但因冷戰局勢仍有利於美國，故尼克松表示，中國需保證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作為美國從台灣撤軍的先決條件，中美《聯合公報》也只是說「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在中美雙邊關係史上是「一大步」，但在美國主導的冷戰框架內只是「一小步」，未觸動東亞冷戰格局，六年多以後(1978年12月16日)美國才與中國建交，正式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稱，「美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中美建交沒有使美國改變冷戰框架，四個月後美國簽署《與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 ACT)，以法律形式規定「美國須幫台灣有足夠能力保衛自己，並提供防禦性武器，總統要隨時向國會報告台灣安全的危險和台灣面臨的可能威脅」，據此成立「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相當於正式的大使級外交機構(職員達300人之眾，主要官員來自國務院任命的外交公務員，且不歸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管理，國會監督其運作)；1981年里根執政後公開宣稱要向台灣出售高性能的武器裝備；1991年6-7月，美國眾參兩院先後通過《關於台灣前途的政策》第285號修正案；1992年11月美國部長級貿易代表訪台並會見李登輝，突破了中美建交後13年來部長級以上官員不得訪台之限制，其後美國售台高科技武器大幅度增加。隨著中國和平崛起，海峽兩岸統一乃人之常情，因台灣問題作為冷戰遺產使美國能合法介入、日本也能參與其中，導致兩岸任何一方動議該議題，外部勢力都會通過內部紛爭而反彈：這是中國和平崛起無法繞開的最大難題！

　　實際上，美蘇爭霸世界的冷戰，最直接把中國捲入其中的還屬朝鮮戰爭，並直接影響到後冷戰時代朝鮮半島問題危機叢生。1945年8月美蘇協定，朝鮮半島北緯38度南北的日軍，不是向所在地區的朝韓軍隊，而只能是向美/蘇軍隊投降，並禁止南北朝鮮人員和物資交流、鐵路被切斷、通訊聯繫被中止等。稍後，蘇聯操縱先後成立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朝鮮人民會議和北朝鮮人民委員會，美國先後建立軍政廳對南朝鮮實行軍管、由朝鮮人組成的民政長官室和臨時政府。這種為了一己之私，以犧牲半島根本利益為代價的朝鮮半島分治之舉，隨著冷戰升級而被固化——南北韓分別成立以李承晚為總統的大韓民國、以金日成為內閣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如此一來我們就很容易明白，1950年6月-1953年7月的朝鮮戰爭，主要是美蘇為了各自戰略利益而操縱的結果。中國被迫捲入這場戰爭，越來越多史料公布，這是蘇聯試圖避免和美國發生直接交戰，把中國拖入其中的結果。當時《真理報》(1950年11月27日)就刊發了蘇共中央委員、《真理報》總編蘇斯洛夫的主張，蘇聯的勝利在於把美國的遏制目標引向中國。與此同時，艾奇遜主張把朝鮮納入美國的「集體安全體系」，既免蘇聯干預，又挫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由此，我們也就明白了為何主要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的「抗美援朝」，蘇聯居然能在幕後主導戰事進程、與「合法的」聯合國軍隊談判，中國由此一次次喪失有利戰機。新中國建立伊始就被迫捲入美蘇冷戰而起的戰爭，代價巨大，正面效應雖絕非乏善可陳，至少邊際效益日趨遞減。作為糾纏新中國60多年來頑疾的朝鮮半島問題，在後冷戰時代危機不斷，成為額外增加中國和西方較量的因素！

　　同樣糟糕的是，中蘇分裂後，因美蘇各自直接向中國周邊國家滲透，中國安全問題惡化。美國謀求在東南亞的戰略布局，是因中國人口眾多、又有傳統文化魅力，這遠超出蘇聯共產主義僅僅用革命和物質幫助的作用，按當時發展趨勢，中國共產主義制度下人口和自由世界人口比例，很快就從1:2變成3:1，而西方無法承受如此變化。由此，即便是1961年8月蘇聯砌成了柏林牆，美蘇冷戰局勢加劇、中蘇分裂，美國也未和中國共同維護東南亞局勢，反而針對中國建造通往寮國邊境的公路，美蘇暫停敵對，主導1964年討論寮國中立化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成功維護美國在寮國的利益、滿足蘇聯阻止中國在東南亞擴大影響力的意圖。至於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也不是和中國無關的：按1965年約翰遜總統在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所聲稱，「阻止共產黨中國陰影的日益蔓延」。美蘇對東南亞以不同理由的介入，直接使中國南邊局勢處於高度不安全狀態，1966年林彪提出中國贊成所有新興國家的民族解放戰爭，支持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國共產黨挑戰和殖民主義瓜葛良多的所在國政府。這些「革命」先後失敗，它們和中國政府關係究竟密切到什麼程度，在冷戰時代沒人直面，但普遍渲染是中國操縱，造成中國和東南亞關係緊張；後冷戰時代少有人再去嚴肅深究原委及背後的冷戰因素，使得受益於中國和平崛起的東南亞諸國，一旦美國、俄國或其他國家因素介入，當年中國輸出革命的傷痛記憶則被激活，事端則起。

　　冷戰還波及到1953年曾共同締結「和平共處五項條約」的中印關係幾次逆轉，甚至發生三次軍事衝突，但無一不是因美蘇冷戰格局調整的結果，使這兩個原本都深受殖民主義傷害的東方大國不得不損兵折將，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形象嚴重受挫。這些冷戰遺產，影響到今天中印關係經常被世界輿論所利用、為彼此國民所困惑。同樣，中越關係也被冷戰所捆綁，共產主義陣營一致時代，中越關係密切，美蘇冷戰格局調整，影響蘇越關係、牽動中越關係，如1979年中越戰爭就肇始於當時美蘇在諸多問題上的恐怖性平衡正日漸顯示出越來越有利於西方，而越南繼續擔當蘇聯在東南亞抵制中國的角色，超越冷戰的中國不得不反擊。但這場戰爭的傷痕至今難以彌合，至今常被越南反華派所利用，風雲變幻的國際局勢也拿來說事。

　　三

　　冷戰還使中國長期無法正常進入國際社會的任何領域。在科技方面，西方封鎖中國無須贅述，即便是1970年代末開始中國睿智地超越美蘇冷戰，向歐美開放，西方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開放也極有限；美蘇冷戰局勢變化，1960年代初以後蘇聯也封鎖中國。這些導致中國科技發展在冷戰時代嚴重受損，大多依靠自力更生，後冷戰時代中國被迫超越式發展，卻招致西方對中國科技進步的不信任(「科技間諜案」「知識產權案」)，拒絕把科技領域諾貝爾獎投向中國。同樣，在文化藝術和人文學術的所有方面，中國基本上不能與西方文化界交流，1960年代以後蘇聯文藝界也斷絕與中國交往，這些造成中國對世界文化發展趨勢的嚴重隔膜，世界關於中國認知完全不取決於中國人的言說，而是各國的漢學和媒體、「中國研究」。同樣嚴重的是，奧運會作為最能彰顯國家形象的場域，中國因冷戰而長時間缺席——國際奧委會在中國席位問題上製造事端，導致1952年第15屆奧運會烏龍事件(中國代表團抵達舉辦地-赫爾辛基時比賽已近尾聲)，1954年國際奧委會確認中國奧運會資質，兩年後又製造「兩個中國」，中國被迫中斷了與其一切聯繫，直到1979年11月末重新承認中國奧委會資格(包括解決「中華台北奧委會」問題)，以至於1980年第13屆美國普萊西德湖冬奧會才是新中國第一次成功派隊出席，又因冷戰局勢變化，中國未能參加同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直到1984年才首次參加夏季奧運會並實現中國在奧運史上金牌的零突破。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已是美蘇冷戰結束17年以後。這些不僅導致後冷戰時代中國體育大放異彩時西方不信任、申辦奧運會過程坎坷良多，更重要的是，長期缺席國際體育盛會，使新中國形象無法得到及時彰顯。而冷戰卻不妨礙美蘇在奧運會上頻頻嶄露頭角，即使1956年初在義大利科爾蒂納·丹佩佐舉行第7屆冬奧會是冷戰冰點時期，包括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和美國、英國、法國等32個國家仍正常參加，且彼此收穫良多。

　　與中國境遇相反，日本被冷戰庇護，得以充分重塑形象。1955-1993年自民黨在美國支持下執政達38年之久，給日本連續提供貿易立國、發展科學技術、經濟發展國際化等良好機遇，很快成為世界重要經濟體。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實施補救曾經的軍國主義形象，如福田赳夫時期(1976年末-1978年末)對東南亞實施所謂「福田主義」外交，「把東南亞各國當作真正的朋友，建立起心心相印的相互信賴關係」，在各方面「對東盟及其成員國加強團結合作與堅韌性的自主努力」給予積極合作。同時，積极參与能提升國家形象的重大國際體育賽事，僅以奧運會而言，只是因挑起戰爭失去了1936、1938年先後獲得的1940年東京夏奧會、1944年札幌冬奧會承辦權，作為戰敗國被禁止參加1948年倫敦奧運會，但很快就正常參加了歷次賽事，且每屆奧運會和冬奧會都給世人留下良好印象，如體操運動員加藤澤男參加1968、1972、1976年三屆奧運會，贏得12塊奧運獎牌，其中包括8塊金牌。尤其是，成功申辦1964年奧運會、1972年冬奧會——成為亞洲首個舉辦奧運會 、冬奧會之國。此後長野獲得1998年冬奧會承辦權，在世界看來屬於正常不過的事情。冷戰提供的這些機遇，連同冷戰時代諾貝爾獎嚴重國際政治化，1968年川端康成就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些對抵消日本二戰罪行、消解雅爾塔體系意義、在東南亞和西方重塑形象等作用，無可估量：這就是為何軍國主義的日本能得到多國接納的原因。

　　總之，戰後勢力範圍不斷擴大的蘇聯，積极參与亞非拉(半)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過程，促成西方聯合起來共築遏制蘇聯的冷戰鐵幕，日本由被管控變成了被扶持、被納入西方的「自由」「民主」體系，還有機會參與東南亞國家重建過程。這樣的冷戰進程不斷改變世界共同反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所形成的世界版圖，貧弱的中國被迫捲入其中，本已深受殖民主義之害、又背負由殖民主義轉化而來的沉重遺產，中國失去了許多能自主對待冷戰的機會，使新中國形象另受污損。蘇聯解體瓦解了雅爾塔體系，卻維護了西方冷戰遺產，使冷戰在亞洲的結束添加變數，這些都使中國形象在後冷戰時代再造變得困難重重，哪怕中國在1970年代末已機智地超越冷戰格局，成為美蘇冷戰加速終結的重要力量。而以蘇聯單方面解體為結局的美蘇冷戰終結，不意味著全球範圍內的冷戰結束。中國在直接背負著亞洲的冷戰遺產、置身於以不對稱方式結束冷戰的後冷戰格局、遭遇合法化的冷戰時代價值體系擠壓等背景下和平崛起，只要觸及任何一方面的冷戰遺產，就必定會引起相關方面的緊張，甚至中國尚未來得及觸及，相關方也會擔憂而事先挑釁。而深受冷戰其害的中國之崛起，觸及不公不義的冷戰格局、觸動違背人類文明良知的冷戰價值體系，那是人之常情。這就使得中國自然會遇到後冷戰格局所施加的各種麻煩，而且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發展之路仍會坎坷不平，哪怕克里米亞併入俄國後，在相當程度上會改變美國主導後冷戰進程的格局，仍會遭遇那些已經合法化的冷戰遺產掣肘。

　　(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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