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節選：當代民主情況（上）——《一個私人領域，數字時代的民主》

06-05

編者按：《一個私人領域，數字時代的民主》（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Series）一書由一直致力於研究數字媒體時代政治領域傳播的傳播學者Zizi Papacharissi所著，此書於2010年由Polity Press出版。

傳播學者Zizi Papacharissi

經歷了工業和科技的發展，城市與社會的規模與現有民主模式發展的不平衡讓我們面臨著當代民主的困境。與此同時，無線電廣播、電視、英特網和相關媒體對於人們來說在觸發解放、自治與自由上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人們曾經對政治、民主期待的幻滅和當代科技神話的誕生在科技與民主之間形成了神秘的關係，而本書則試圖梳理在媒體傳播和現代科技影響下的當代民主現狀與前景。在完全展開論述之前，Papacharissi首先在第一章「當代民主、公民參與和媒體」中闡述了當代民主的五大現狀，分別代表了當代民主社會的五個困境。

當代民主情況（上）

——摘選自《一個私人領域，數字時代的民主》第一章「當代民主、公民參與和媒體」

對於學者、政客、媒體權威和公眾來說，當代民主的情形都已是熱門的主題。大多數討論（無論它們萌發於哪種人群之中），一定提及下列一種或多種潮流：（1）對於過往政治參與形式的懷舊之情，經常以華麗辭藻將過去的公共領域理想化；（2）以代議制民主形式對公民參與強加限制，這種形式正在依賴於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社會中運轉著；（3）在代議制民主形式中，通過投票聚集民眾意見；（4）通過政治參與的正式渠道導致公民參與的衰退；（5）玩世與犬儒在公民範圍內的滋長，以及民眾對政客和大眾傳播媒體的期望破滅。這五個趨勢勾勒了當代民主特徵，描述了大眾社會中的公民參與，並將傳播媒體置於整體社會大局中。

第一個趨勢，對於舊時政治參與形式的懷舊圍繞著對話、公民參與和高水平政治參與的優點，對健康的民主予以反思。當下的時代，其特點則是對話水平降低、政治冷漠、和與過去相比投票參與度的減低。對公民參與頻繁的回顧檢視引起了對公共領域或者公共話語的理想化想像。人們將民主理想典範託付於羅馬共和國和古希臘廣場、啟蒙主義沙龍和咖啡館，以及我們祖先的政治習慣與舉止之上。公共領域作為公民商議和參與的地點，其變化亦呈現了這些行動和代議制民主的變化軌跡。然而我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些舊時典範通常是排外的，和過於提倡精英主義的，是根據性別、種族和階級來分化的。

Ghost, Kader Attia, 2007

同時，與公民參與、公共話語和當前政治情形相連的爭論常常建立在對舊時代政治活動的過高評價之上。比如說，通過一個歷史分析，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展示了不同時期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活動中的美國民主，其中過去的美國民眾，其接受信息量、受教育程度、面對遊說持懷疑態度和活躍程度的平均水平相比當代要低得多。此外他還提出，公共對話並不是民主的主要組成部分，也不是「民主的靈魂」，因為公共對話極少真正主張人人平等，可能會規模過大並缺乏組織性，其氛圍極少是文明開化的，並且最後也不會為民主難題給出任何神奇的解決方案。

一些學者表示現代民眾通常會被賦予被動、憤世嫉俗、無系統的特點，但與當代相比，那些過去的年代也並沒有任何不同。更重要的是，對於任何時代的民眾來說，接受信息的傾向和由此而來的公民參都不是特殊趨勢，然而其功能主要在於作為社會、經濟和教育因素。就如德利·卡皮尼（Delli Carpini）說的，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更多的公民都是通才，意味著除開性別、種族、政黨問題外，他們被越過專門知識的綜合知識所吸引。在這種情況下，所知更多的公民當然更容易具有政治活躍度，儘管其活動受限於一個不提供與精英直接溝通機會的系統，並且這一系統傳送的信息與公民直接提供信息的價值是相衝突的。

Ghost, Kader Attia, 2007

相對於增長的民主懷舊的第二個趨勢，是對於當代民主有一種被稱為「民主矛盾」的特點的心照不宣；即是說，對於無法在一般社會實施直接民主的心照不宣（Coleman，2005b；Mouffe，2000，2005）。大多數當代社會直接因為規模過大以至於無法實施直接民主模式，因此便運用代議制民主模式。其中公眾選舉出代表來討論公民和政府事務並進行管理。一些社會認為代議制民主要求公眾意見的統一併強調多數原則，這就妨礙了真正多元主義的所有可能性（例如，Mouffe，2000）。大多數政治科學家贊成更加溫和的觀點，那就是即使代議制民主中的公民參與變得可能，也只是一種妥協。

第三，與在代議制民主中贊成直接溝通的挑戰相同的，是聚合公眾觀點的趨勢。其中一些情況是與後工業時代相關，包括城市化、大眾傳播工具的發展已將政府、政客和大眾傳播媒體引致需要通過投票選舉聚集公眾意見的地步。這種Herbst稱作是「經過編號的聲音」的趨勢，將個人對公共事務的意見中的個性、細節和可靠性，換成了能夠符合聚合過程中預先決定的系列問題和答案的集中意見。因此，組織和分類公眾意見的趨勢限制了公眾事務討論的機會和範圍，因為民眾並非被號召起來進行商議，而僅僅是對某些問題回應同意或不同意。這種現象使公眾話語深度以舊時民主中從未見過的方式被折衷，並限制了公民在公共事務中的參與程度。

第四，以上這些趨勢都反映了公民通過正式或常規渠道參與政治中日益劇增的不情願，比如選舉、社區參與、志願者。不論現代公共領域試圖不基於性別、階級或種族來劃定限制的事實，現代社會中的民主模式為公民參與留下的空間非常小。代議制民主中的公民主要以選民形式參與，他們會選出官方人員代其進行商議或作出決策。因此大眾社會管理功效得到了保證，但對於公民事物的公共商議作出了妥協。混合的權力又帶來了額外的限制。例如，Carey指出，資本主義的私有化權力已創造了替代公共領域的大眾商業文化（mass commercial culture）。普特南·羅伯特（Putnam Robert）則將美國公民（精神）的消逝歸咎於無所不在的電視，認為電視佔領了原本用於公民事務的所有時間，並導致了生活的被動觀點。出自同一脈絡的，是有關過去三十年間公民脫離參與程度的令人震驚的比較——德利·卡皮尼形容年輕一代的美國人對於政治和公共事務抱有的信任度和興趣都更少；他們對於與公民身份相關聯的義務，政治的主旨和程序所知更少；他們閱讀報紙或觀看新聞的時間更少，更少會登記選舉投票，也更少參與超過投票之外的政治活動；他們更少參與具有相似意志的社區組織，和他們的前輩相比也更少介入到傳統形式的公民參與中去。

最後一個趨勢，是公眾的玩世與犬儒，對政客和大眾傳播媒體的期望破滅兩個現象的平行增長使得公民日漸遠離對於公共事務的活躍參與。研究表明，持續的犬儒效應揭露了政客和媒體使用的憤世嫉俗的語言和日漸關注內部矛盾而不是重要議題的趨勢，都導致人們對於政治影響力、媒體和公民行動能夠幫助改進公眾事務持懷疑態度。由於接受公民參與對治理產生影響的前景看起來十分糟糕，由於這種懷疑態度經由媒體負面或憤世嫉俗的新聞報道得到再次加強，不斷增長的玩世犬儒的態度以螺旋上升的方式散播著（Cappella and Jamieson，1996，1997）。或者，如巴金翰（Buckingham）所說，玩世主義呈現了公民大眾，尤其是年青一代一種自我展示的策略，用於掩飾他們在影響政治領域時感受到的無力與無能。這些趨勢的合併定義，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限制了公民的角色。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角色在製造公民貢獻、讓選民感受到有意義和有影響力上是失敗的，給公民造成了無力、缺少信任和失控的平均印象。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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