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不會戰勝生命,因為兩者之間沒有戰爭 | 李輝
墓碑不會戰勝生命,因為兩者之間沒有戰爭
文 |李輝
一直喜歡看探險和旅行的書,從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到黃永玉的《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
《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書影。
最近,「遠行譯叢」中的這本《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頗為喜歡。作者約翰·繆爾,被譽為自然保護運動的先驅、美國「國家公園之父」,他用優美筆調和精彩細節的勾勒,將一百多年前徒步旅行的過程,留存於這本已有百年歷史的老書之中。
千里徒步,約翰·繆爾看到一片他覺得最美的波那文都墓地。佇望墓地,他看到的是生與死美麗的融合和交流 。下面這段文字,品味再三,為作者的這種感悟而讚歎:
讓孩子們走入大自然,讓他們看到死亡與生命美麗的融合和交流,它們不可分離的地快樂結合在一起,就像森林與草原、平地與高山、溪流與星星那樣,孩子們就會了解死亡事實上並不痛苦,它跟生命一樣美麗,墳墓並沒有戰勝生命,因為兩者間從來沒有戰爭。一切都如上帝安排的那樣和諧。
1867年前後攝影師格利森拍攝的波那文都墓園。
波那文都墓園內的幾座墳大部分都種上了花。通常,墳前靠近豎立的大理石墓碑旁邊種著玉蘭,墳後是一兩株玫瑰,墳上或兩邊則是紫羅蘭或鮮艷奇特的花朵。這一切都用黑色鐵欄圍住,那些堅固的鐵杆可能是地獄戰場上的矛刺或棍棒。
觀察大自然如何勤勉地補救這些愚蠢的人工作物,著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它腐蝕鐵欄及大理石,把隆起的墳頭漸漸剷平,好像是過重的泥塊不應壓在死者的身上。彎曲的綠草一棵接一棵長出來;種子默默無聲地舞著柔軟的翅膀飛來,把生命的至美帶給人工的塵土;而壯盛的常青樹枝幹裝飾著各種蕨類,樹蘭的簾幕更覆蓋了所有一切——生命在各處滋長,消滅了人類的所有迷惑記憶。
(《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第51頁,美國約翰·繆爾著,王知一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約翰·繆爾說得不錯,孩子們走進大自然,總是會感受到過去從未體驗的東西。包括墓地。
黃永玉為沈從文墓地所題碑文,李輝 攝。
2014年陪同沈朝慧大姐在鳳凰郊外拜謁沈從文。
2014年陝西漢中拜謁諸葛亮墓。
位於廬山植物園的陳寅恪夫婦墓碑,李輝 攝。
2016年12月6日,丁聰百年誕辰日在故鄉楓涇墓地拜謁丁聰沈峻夫婦,李輝 攝。
我的母親曾是小學教員,許多年裡奔波於鄉間。因而,我的童年是在不斷流動的狀態中度過的,而時間呆得最多的自然是農村。
與城裡墓地不同,農村的田野最多,墳也最多,大多不集中,它們似是被撤在荒野,星星點點,孤零零的。除了一年一度清明掃墓時培培新土外,人們很少光顧它們,一般來說它們總是顯得破敗、寂寞、荒涼。
按照我們湖北家鄉一帶的習俗慣,好像是在人被埋七天或多少天后,親朋好友應該夜間去祭奠。祭奠往往要延續一整夜。在這個夜晚,死者的靈魂會走出墳墓,大人說,年紀越小,心越誠,就能看到鬼的影子,看到他吃親人送來的食物。
後來從書上得知,佛教中有「七七」之說,人在死去之後,到第七個七日時,必定會重生他處。按照佛經解釋,人生有六道流轉,在由死至生之間存在著「中陰身」,以求再生。每七日為一期,如不得生緣,就再延續,最終到四十九天時便再生。生者在此期間需要做超度、祭奠等。我想,我們那裡鄉間的習俗,想必與此有關。
曾記得十歲之前,在一個無月的夜晚,我隨一個小夥伴去祭奠他的爺爺。新墳在一處山岡上,並不孤單,周圍散布著不少舊墳。完成例行的擺放祭品鞠躬放鞭炮之後,所有人就遠離墳墓,躲到低洼處,等著亡靈走出來喝酒,品嘗家人的祭品。夜很深,很靜,墓前兩支蠟燭在夜風裡飄飄忽忽,神秘得很。我有些害怕,緊偎在大人懷裡,但眼睛還是死死盯住前方,生怕漏過神秘的那一瞬間。
那一夜就在等待中熬著。「瞧,爺爺出來了!」小夥伴驚奇地輕叫一聲,立即被大人捂住嘴巴,說是怕驚動亡靈。可是我儘力睜大眼睛,還是什麼也沒看見。是心不誠,還是根本就沒有,我說不清楚。但我後來寧願相信小夥伴的眼睛,我想,即便根本沒有,他也能從他的錯覺中得到安慰。在這樣的場合,表面上看,人們是為了亡靈,其實依我看更是為了他們的願望能得到某種形式的滿足。
這也許就是人們創造墓地的意義所在。
1997年拍攝的維也納墓地之一。
1997拍攝的維也納墓地之二。
誠如約翰·繆爾所言,墳墓為死者而修,更大程度上卻是為了生者。看到它們,生者往往看到的是他們自己。記憶,願望,情緒,生者生活中種種形態,在墓地里閃爍著光影。魯迅把他的舊文彙編成冊,命名為《墳》,就明明白白地說過,他「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方面是為了埋葬,一方面則是為了留戀。
埋葬的是過去,留戀的也是過去,但它們都屬於生者的現在。墓地就具有這樣的雙重意義,它既代表生,又代表死。當你把目光注視著墓地時,就彷彿能聽到生與死的對話,無聲,卻並非空白一片。說得再明白一點兒,在我看來,墓地的每一座墳丘,每一塊墓碑,是生與死之間的門檻,是兩者擁抱的空間。生者由此表明跨入另一世界,而死者也由此意味著與生者保持了持久的聯繫。
於是,走進墓地,生者看到的不僅是死者的影子,更有自己情緒的波動。實際上,生者之所以常常光顧墓地,之所以把墓地作為永恆的話題,與其說是為了死者,不如說更是為了自己生命情緒的某種平衡。
在盧森堡二戰美軍墓地,拜謁巴頓將軍。
位於台北陽明山的閻錫山墓地。
2001年,來到美國弗農山莊安葬首任總統華盛頓的墓地。
2014年8月在英國牛津郡拜謁奧威爾。
法國作家蒙田說過:「要使自己習慣死亡,唯一的辦法就是更靠近它。」但他說的只是墓地的一種哲學意義。更多的時候,墓地是和人的感傷緊緊相連的,在文學家那裡,則是常常借墓地來渲染感傷。
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撰寫蕭乾先生傳記《浪跡天涯》。二戰爆發後,蕭乾在英國生活七年,曾在劍橋大學潛心研究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晚年,他和夫人文潔若一起聯袂翻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圓了他當年的夢想。
蕭乾告訴我,二戰結束後,他前往瑞士蘇黎世,特意前往茵夢湖畔尋訪喬伊斯墓地。走進墓地,他在墓碑之間徘徊,從依稀可見的墓文中尋找喬伊斯的名字。他敲開管理墓地人的房門,走出一位身穿粉紅衫的小女孩,她帶領蕭乾走到喬伊斯的墓前。在四周都是大理石的墓叢中,出現在他面前的不過是一小方塊灰石塊,上面刻著:詹姆斯·喬伊斯,1882——1941。
喬伊斯對墓地的描寫也十分優美。他在小說《死者》結尾部分寫道:
玻璃上幾下輕輕的響聲,引他把臉轉向窗戶,又開始下雪了。他睡眼迷朦地望著雪花,銀色的、暗暗的雪花,迎著燈光在斜斜地飄落。該是他動身去西方旅行的時候了。是的,報紙說得對,整個愛爾蘭都在落雪。它落在陰鬱的中部平原的第一片地方上,落在光禿禿的小山上,輕輕地落進艾倫沼澤,再往西,又輕輕落在香農可黑沉沉的、奔騰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著邁克爾·富里的孤獨的教學墓地的每一塊泥土上。它紛紛飄落,厚厚地積壓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門的尖頂上,落在荒蕪的荊棘叢中。他的靈魂緩緩地昏睡了。當他聽著雪花微微地穿過宇宙在飄落,微微地,如同他們最終的結局那樣,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死者》)
我讀過的一些描寫墓地的作品,喬伊斯的這段文字,恐怕算頗具感傷也頗為優美的描寫。自讀過這段文字之後,我的印象里,感傷與墓地就是一體。
第一次走進歐洲墓地,是在瑞典旅行期間。
1992年在瑞典鄉村教堂旁的墓地。
我在瑞典的日子裡,去過不下十處墓地,或在城市中央,或在鄉村,或在湖畔。無一例外,它們都在教堂附近。有時匆匆一瞥,有時悠閑自在,便獨自一人如同觀光一樣在裡面緩行,還不時拍攝幾張照片,抄錄幾句碑文。瑞典墓地給我另外一種感覺。沒有荒涼,甚或沒有感傷,而是一種平靜下的和諧。
位於哥德堡的墓地一瞥,李輝 攝。
去得最多的一個墓地在哥德堡,它就在我居住的瑞典朋友家附近,有好幾個早上,我到那裡散步。在我所見過的墓地里,這座最大,據說也是哥德堡城最大的。大約上千座墳墓,有規則地排列著。墓地以一座小丘為中心,四周則為平地。這是一塊有很久歷史的墓地,我曾看到十八世紀的墓碑。當年修建它時,想必屬於郊區,但如今已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公路、住宅區、商店與它相伴,它完全成為一個城市的一部分。
墓地中央,有一處噴水雕塑,陽光下,水霧透明而飄逸。墓地非常整潔,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處水並或自來水龍頭,並備有水桶,供每日前來掃墓的人使用。每一處墓碑前,均留有一小塊地,用以種植花草。這是春天,鮮花已經開放,和身旁水靈靈的嫩綠一起,點綴著墓地,渲染出暖意。早上剛剛澆過水的花草,更顯得鮮活明快。這裡距海不遠,一群群海鷗,飛來,又飛去。
幾乎每一塊墓碑,都是一個雕塑,但形狀不同,大小各異。大者是一門石屋,最小者只是小小一個十字架。精緻者為銅雕塑,或是身有雙翼的小天使,或是獅身人面像,或是海鷗和我叫不出名字的鳥。至朴者,只是一塊未做任何雕琢的礁石。
最有特色的一處墓碑前,沒有花草,但卻擺放著幾個大小不一的海螺。死者一定是位水手或漁民,他的親人願意他在寧靜的世界裡,仍然聆聽大海的聲音。還有最為簡單的碑文,上面只刻著三個字母,沒有生卒日期,也沒有多餘的裝飾。這一切,構成了一個龐雜的墓地,但在清新的空氣中,在一片片花草點綴下,它們顯得和諧而具有藝術氛圍。
布拉格郊外猶太人墓地,卡夫卡一家人合葬一起的墓碑,李輝 攝。
布拉格威舍堡墓地,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的墓碑與教堂相映襯,李輝 攝。
這裡感覺不出陰森和荒涼,與周圍流動的車與人,與每日變化跳躍著的世界,也沒有形成強烈的明暗反差。相反,卻有生者創造出來的溫馨。看來,墓地在瑞典人手中。不是渲染感傷。瑞典給我的總的感覺是靜多於動,感情真摯但有節制,並不隨意揮灑。對他們而言,生活需要平靜與安適,需要藝術,紀念死者也同樣如此。這樣,創造墓地,就是充實自己的生命,就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墓地也自然而然成為城市的一個場景。
我看到人們不時駕車或步行來到這裡。
一位老太太,年過古稀。她手拿小鏟,正在修整花草。看到我留心地觀看每一塊墓碑,她便站起來,微笑著等候我走過去,然後熱情地指著墓碑和我交談。但她只會講瑞典語,我一句也聽不懂,只聽出「爸爸、媽媽」的發音。我明白她是說這是她爸爸媽媽的墓。看得出,她很高興我這樣一個東方人,能來觀看她父母的墓碑,能在一個美麗的早晨,和她分享墓地的溫馨。
去瑞典之前,我翻譯的英國作家布瑞南的散文集《枯季思絮》,作家出版社剛剛出版,其中有一段也寫到墓地:
世界上最美的墓地是在喬治亞州的薩凡納。蒼老的灰色墓碑,躺卧於綠草之間,生機勃勃的橡樹,低垂下蒙蒙長枝,墓碑上籠罩著樹的影子,布滿西班牙苔蘚。在這樣的地方,死亡既富有詩意,又合乎自然。
(《枯季思絮》 )
他對墓地氛圍的描述,與我在瑞典看到的墓地,頗為貼切。
這些年,時常會去走進不同墓地,拜謁親人和前輩,在墓碑前獻花,鞠躬。最讓人為之痛苦的是,不到十年時間,妹妹、父親、哥哥相繼去世。不過,我們把他們一起安葬在湖北襄陽的同一個墓地。這樣,他們三個人相聚一起,不會寂寞。他們也會不時出現在我的夢中,與生者對話。
2007年我們兄妹三人與父母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父親、哥哥、妹妹一起安葬於襄陽這片墓地,李輝 攝。
清明將至,又是走進墓地祭掃的日子。約翰·繆爾說得多好:「讓他們看到死亡與生命美麗的融合和交流,它們不可分離的地快樂結合在一起,就像森林與草原、平地與高山、溪流與星星那樣……」
完稿於2017年3月, 北京看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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