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心理廢墟重建
汶川地震心理廢墟重建
《鳳凰周刊》2013年15期《鳳凰周刊》 李光
廢城已經重建，但那些坍塌的內心，大多仍埋在廢墟深處。汶川地震8萬多人遇難、失蹤，1500多萬人無家可歸，許多人的生活瞬間被改寫。那些或顯或隱的創痛，絕非三年五載可以癒合。
據不完全統計，四川震區約有1000多萬人受到心理創傷，需要得到有效且持續的心理救援。家園重建當然提升了倖存者的信心，有助於心理創痛的修復，但唯有真正重建心理，才是尋回失去世界的根本之道。
心理諮詢師退潮
心理諮詢師已經成為災民中最不受歡迎的人。
汶川震後不久，一批批心理諮詢師湧向災區。而多次重複心理援助，如同把傷口反覆打開卻不包紮，對一些災民造成了二次傷害。有的災區的安置點已經打出了「防火、防盜、防諮詢師」的橫幅。
北川縣的蔣玲回憶：「當時我接觸的心理專家的名片可用來打撲克」，有的諮詢師草草安慰幾句，就把問卷塞了過來。「我最後急了，就說，好，拿來我給你們填，然後有的填成沒有，沒有的填成有，氣死他們。」
但這股潮水來得快，去得也快。幾個月之後，大批諮詢師已經撤離，無法持續的救助又成為了另一種傷害。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隊隊長富永良喜曾撰文建議，不能保證對災民進行持續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團體，不可以直接和災民接觸。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張侃也公開呼籲，對災區的心理援助應持續20年。如「9·11」事件後，美國政府就制訂了20年的心理救助計劃，規定專業心理救助開始後，必持續至救助對象完全康復為止。
心理救援必須和災民結成一對一的情感紐帶，這個紐帶一但建立卻又中間換人，常常帶來再一次的心理和情感傷害。因此汶川災區民眾的心理恢復，需要持續的心理救助。
臨近震後一周年時，災區民眾的心理問題集中爆發，但此時留在災區的心理救援團隊已經為數寥寥。作為不多的「守望者」之一，高級心理諮詢師督導劉猛和同事們面臨巨大的工作負荷。他們人在都江堰，卻總會接到來到北川的求助電話。「我要自殺！」
電話鈴聲常在深夜響起，每次通話都持續1-2個小時。劉猛和同事們竭盡全力，也無法撫慰所有絕望的靈魂——求助者最終實施了自殺，當時的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便是其中之一。
面對生命的逝去，諮詢師不僅會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也會產生「強烈的耗竭感」。劉猛的一位同行曾無法面對救助對象的自殺而離開了災區。「心理、能力、情感上都不足以幫助別人，但是卻有很多雙手伸出來需要你幫助。這種挫敗感可能是很多心理諮詢師離開的原因。」
一般而言，每個心理諮詢師都有一到兩個督導師，以便自己在遇到無法解決的心理問題時求助。曾經一段時間，劉猛有多達11位督導師。
欠你一聲對不起
根據國際上的災後心理衛生服務經驗，兒童、老人、殘障人，都是應當進行特別關注的高危人群。
劉猛最先觀察到孩子們的明顯變化：「很多劫後餘生孩子的行為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年齡好像一下子變小了。專業術語叫做『退行』，這是孩子們缺乏安全感的表現。」他決定開辦帳篷學校，幫助孩子恢復震前的生活。
劉猛和孩子們用以前上學時規格相仿的黑板，一模一樣的教材和他們
孩子們又重新投入生活，而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們，卻創痛彌深，難以平復：「教科書上一直說配偶死亡是成人生活中的最大壓力事件，對於西方人來說或許真的如此，但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是喪偶，而是喪子。」
汶川地震時，大量中小學生被埋在倒塌的校舍之下，死傷慘重。根據四川省建設廳當時的統計，在「5·12」大地震中，重災區學校倒塌面積多達200萬平方米。北川中學、都江堰的新建小學和聚源中學等學校的教學樓幾乎被夷為平地。四川省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在汶川大地震中共有5335名學生遇難和失蹤。
很多父母失去了他們唯一的孩子。家長們悲苦難捱，呼天搶地要求政府徹查校舍質量問題，這也一度成為當時社會輿論發酵的焦點之一。
幾家研究機構對房屋包括學校損害進行研究的分析結論是，「重災區房屋建築抗震設防很難抵禦此次特大地震的破壞，重災區房屋的倒塌是不可抗的。」2009年5月7日，四川省政府也發布信息，稱「目前尚未發現主要因為建築質量的原因造成的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案例。」
這樣的結論顯然難以平復家長們的心情。很多家長認為自己沒有為孩子討回公道，歉疚不已。情緒起伏也尤為激烈。「幾乎所有的母親都不會笑了。」劉猛說，大概地震半年之後，他才能偶爾看到有一些母親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絲笑容，但當她們自己意識到之後，馬上就又不笑了。「她們覺得，我要是笑就對不起死去的孩子，甚至認為笑就是犯罪，買一件新衣服也是犯罪，總之所有的快樂都不應該享受。」
同時，這些家長的生活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原來的至親和密友都不再交往了，原來只在家長會上見過或者素不相識的遇難學生家長現在成為彼此的依靠。有一段時期，他們時常聚會，或者集體上訪，向當地政府為死去的孩子「討說法」。
「這些人的心理創傷已經不再是個人層面的心理問題，而成為一個社會層面的頑疾。」劉猛認為，家長們的心理創傷已經遠遠超出了心理學範疇，亦非心理諮詢師能力所及。「其實，如果他們能聽到給那些死去的孩子一聲道歉，比任何一個心理諮詢師的治療都有效果。」
看得見的傷口，等不來的陪伴
一位四川本地的NGO研究者這樣描述這些固執的堅守者：一批批的解放軍相繼撤離，社會各界的援助團隊和志願者們也相繼離開。這個時候，哪怕還有一個人呆在當地，哪怕什麼也不做，只是簡單地陪伴著他們，對他們來說都是莫大的安慰。
很多心理學者都在受訪時表示，心理援助主要依靠本地力量才能保證其持續性。但心理學在中國大陸仍是新興學科，汶川地震發生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做了大量心理危機干預專業的人員培訓。但張侃發現，在北京免費培訓的2000多人，等需要用人時只找到20多人。這一現象令他們改變了培訓思路：要深入基層，把培訓四川當地的心理學工作者作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副主任、總督導徐凱文也曾多次前往災區，主要對學校裡面的本地心理治療老師進行培訓，希望能培養出固定的本地化的心理治療隊伍。「因為我們的著眼點在學校，但是那些受災最嚴重的地方和案例我們沒有接觸到。」
多次前往災區的香港大學行為健康綜合服務中心總監、香港大學自殺研究及預防中心副總監陳麗雲也注意到這一現象，去災區的專家最多呆一周左右，大部分是去做研究，有具體援助經驗的人很少。
汶川地震後，內地多所高校開設了災難心理學的專業課程，但有限的心理學專業人員大多在精神病院工作，關注心理衛生的社區重建，並進行社會心理援助的人才仍然稀缺。
張侃發現，唐山地震時沒有實施心理救援，此後在受災人群中發生的與心理、精神問題有關的數據，比全國其他地區平均要高出3倍。「災後心理重建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它的恢復遠比房屋、道路等硬體設施的重建工作艱巨得多。
地震之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就把設立心理援助工作站列入行動計劃。依國際慣例，心理援助站至少要配備7名工作人員，其中包括：1名精神科醫生，評估並診斷常見的精神疾病；2名心理諮詢師，進行心理諮詢和個體危機干預；2名心理輔導員，進行團體心理輔導；2名工作人員，負責站點的行政事務。
但一度火爆的災區心理救助項目，如今少人問津。在網上搜索相關災區心理救助網站，不少在2009年後就停止更新。殘存的災區心理救助項目也舉步維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8年計劃籌建10個心理救助站點，由於資金等限制最後只建成7個。目前每個站點每月經費僅1萬元，運轉相當吃力。
一些由政府設立的心理救助站成效亦難令人滿意。2008年除夕夜，北川青年母廣翔試圖自殺，離他住所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個國家權威心理研究機構的駐點。然而這個心理援助站在當地幾乎不為人知，時常大門緊鎖。
再生一個孩子
上海市曾對災區派出一批援建的心理救助志願者，但這些人第二年就撤離了，如何讓心理援助服務延續下去，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長期在內地工作的台灣NGO工作者、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督導亘將告訴記者，台灣在災後心理援助的經驗是，心理諮詢師要和社工師一起開展工作，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而建立本地化心理救助是一項長遠工作，最令人無奈的是，災區本地民眾普遍沒有心理諮詢的概念，心理救助人員在他們眼中就是「搞『思想教育』的」。
為了幫助喪子的母親，劉猛創立了「媽媽之家」，但當地區管委會的一位官員認為，這個救援機構「根本沒什麼作用」，「老百姓如果有需要，可以去醫院」。2009年8月，劉猛的城北馨居心理援助工作站因為拆遷而一度關閉，在更換場所重新開張後，劉猛發現，由於心理救助一度中斷，這個群體中間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強大而黏稠的「磁場」，悲傷和絕望充斥其中。
「正常情況下，人的大部分思維指向是朝向當前和未來的，但喪子母親往往沉浸在過去。不管是個別交談，還是集體晤談，說著說著話題總是很快回到死去的孩子身上。」如果沒有辦法扭轉她們的思維指向，任何治療手段都是無效的。
劉猛偶然看到志願者折的紙玫瑰，想到利用摺紙花轉移這些媽媽的注意力，「這項工作既不簡單，又不過分複雜。太簡單吸引不了她們的注意力，太複雜又會讓她們煩躁。而折一隻紙玫瑰需要6道工序、270多次摺疊。這個過程中，媽媽們有了共同交流的話題。」
志願者也參與其中，一張桌上只能容納三四個人，折花的時候，話題仍然會聚集到各自的孩子身上。志願者會適時插話：「馬姐，你以前的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如果再要一個孩子，你希望是男孩還是女孩？」「你以前是個男孩，假設一下，如果你有了一個女孩，你會不會帶？」
「如果」、「你希望」、「假設」等都指向未來。「這些詞語不是一次都灌輸給她們的，而是通過日復一日的交流，讓她們知道自己還要思考未來。」
這些志願者也大多數都是喪子母親，而不是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她們去幫助其他母親的過程中，自己也得到慰籍。媽媽之家所做的，就是營造這樣一個情境，讓她們通過彼此的扶持共同走出困境。」劉猛認為，鼓勵喪子媽媽再次生下寶寶，創傷就會得以醫治。但他這個想法遭到了其他心理專家的反對。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總監
美國精神分析協會前主席Gilbert Kliman，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珉，甚至
「他們希望我另覓他徑，但我真的想不到其他辦法了。」劉猛小心翼翼地推進自己的想法。
而政府部門也希望這些喪子母親能早日再生育。因為遇難學生家長的情緒一直比較激動，集體上訪行為時有發生，甚至釀成群體性事情，如何安撫這些家長的情緒，成為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一大難題。早在2008年7月30日，四川省就啟動了災區「再生育全程服務行動項目」，國家撥出上億元專項資金，對在地震中計劃生育家庭有子女死亡或傷殘並有再生育願望的婦女，實行孕前、孕期、分娩及治病等全程免費服務。一些地方甚至出台政策，將這一群體的生育率作為指標考核基層政府的工作。針對這一特定群體，災區各地計生部門的工作方向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從限制生育到推動生育。
但在一位前去採訪的記者看來，政府有點太著急了，「家長們當時都被組織起來到成都去檢查身體，但當時很多人根本沒有心情，人都傻乎乎的，性生活都沒有。」
無法重來的愛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再生育熱潮的問題逐漸顯現，很多再孕家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困境，無法建立正常的親子關係。
很多家庭都希望再生育的孩子和原來的孩子性別一樣，這被視為死去的孩子投胎重生。但並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如願。
作為喪子母親，衣梅受到的創傷更為嚴重，因為她和丈夫朱軍曾第一時間找到女兒並聽到她在廢墟中呼喊「爸爸，快來救我」。朱軍大喊「女兒你等著，爸爸救你」。趕到的專業救援人員勸說家長離開廢墟，由他們施救，結果孩子還是不幸遇難了。朱軍總是覺得，自己欺騙了女兒。
2010年下半年，經歷過兩次試管嬰兒失敗的他們居然意外地自然受孕成功，這個即將到來的新生命為整個家庭帶來了生機，朱軍一直覺得，「女兒要回來了」。
在產房外得知是兒子之後，朱軍嘴上不停地說「哦，嗯，好，挺好」，但第二天回到家看到女兒的照片後，他忍不住嚎啕大哭：「女兒，對不起，你再也回不來了……」他覺得女兒或許還在生自己的氣，不肯回來。
朱軍的異常心理地震兩年後才開始有所顯現，他每晚都要獨自到閣樓守著女兒的遺物睡覺，不喜歡與人交流，也不喜歡外出。朱軍始終沉浸在失去女兒的痛苦中，不覺傷及幼子。而衣梅只能對丈夫的行為盡量忍讓，多讓幼子與他接觸，希望情況有所好轉。
即便是如願再獲得一個女兒的張敏香，也一直覺得原來的女兒才是完美的，而對現在孩子的哭聲頗為厭煩。每隔一段時間，她就背著家人偷偷跑到女兒墓前，說一聲：「女兒，跟媽上山去說說話。」然後會坐很久的車，走到無人的深山裡，大聲呼喊女兒的名字，並一遍又一遍地問：「女兒你冷不冷？女兒你想不想媽媽？」喊上三個多小時後，哭得雙眼又紅又腫，才肯回家。
劉猛認為，這個群體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情感重建。很多家庭看起來又恢復三口之家，但其實是四口之家。「因為以前的那個孩子並沒有離開，隨時影響著母親對現在孩子的情感傾注和喜愛程度。而且，大多父母不知道該如何向孩子解釋，所以一般都會模糊地表述說『哥哥上學去了』，或者『姐姐睡覺去了』，他們還會不自覺地將兩個孩子拿出來比較，孩子要和一個並不存在的哥哥或姐姐爭奪父母的寵愛。」
更為普遍的情況是，這些家長往往對現在的孩子過分溺愛，即使經濟並不寬裕，仍對孩子有求必應。由於患得患失，家長對孩子幾乎形影不離，導致很多孩子對父母的依賴性過強。
幫助這些家庭建立正常的親子關係，成為劉猛現在最主要的任務。2012年6月，媽媽之家搬家到震後重建的壹街區香樟園，重新裝修成親子教育中心。室內的牆壁被粉刷成藍色，每個凸出的牆角兩側都用木板包裹，以避免孩子們磕碰。客廳里擺滿了各種玩具，還有劉猛和其他志願者自己動手打造的木質滑梯。
風景最好的一間卧室和陽台打通，通過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人工湖和小樹林，其餘幾面牆壁則被貼上了壁畫，一側是遼闊的草原，一側是無垠的大海，還有一側是高聳的山川。房頂是幾隻海鷗在藍天白雲間翱翔。地面上的決明子沙池中，擺滿了各種沙灘玩具。
隨著媽媽之家轉型成為親子教育中心，受援助家庭也出現分化。一些父母因為年齡、身體和心理等的原因，無法再次生育。 「再孕母親」和「無子母親」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少。其中一些無子母親的精神狀況堪憂。
一位名叫付紅的母親從2009年流產以後，精神開始出現明顯異常，家裡人讓她出去買東西，連錢都找不對。儘管和人交流已經產生障礙，但是當別人問她是否還想要孩子時，付紅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想要。」
付紅始終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治療，因再孕失敗而又一次受到創傷的母親不止此一例。再生育計劃或許使得一部分家庭推雲見月，同時也令一些家庭重墜冰淵。這些尚未癒合或者更加刺目的傷口，不得不讓心理救助者重新審視5年的過往。政府也應警醒，樓宇可以重建，人心若是失去溫度，再光鮮的世界，也仍是一片荒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家長系化名，實習記者崔馨予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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