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永遠的榜樣》

第一章感天動地的崇高風範李洪峰2018年04月10日10:34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歷史的發展，有時迂迴曲折，有時平淡無奇，有時波瀾壯闊，有時群星燦爛。歷史在它的重要節點，造就它的代表人物，其中最傑出的，我們稱之為偉人。偉人或因他們的業績，或因他們的思想，或因他們的人格，而超越時空和國界、超越種族和文化，產生廣泛深遠的世界影響。歷史由於偉人的出現而異彩紛呈、魅力四射。能夠造就偉人的時代和國家是幸運的，能夠感受偉人的智慧和光輝是幸福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是幸運的、幸福的。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一以貫之，湧現了無數傑出人物和以孔子、老子、孫子為代表的世界名人。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的傑出代表，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開創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我們黨不但創造了前無古人的偉大業績，而且造就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世界偉人。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說：「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說：「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同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而同別人比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周恩來就是這樣的人。朱德說：「總理為黨、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一個真正的徹底的革命家。」鄧小平說：「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李先念說：「中國共產黨因為有周恩來而增添了光輝，中國人民因為有周恩來而增強了自豪感。」「我們常講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什麼叫全心全意？我看恩來就是榜樣！」胡耀邦同志在瞻仰江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後題詞：「全黨楷模」。陳毅說：「真正廉潔奉公，以正治國，恩來也！」錢學森說：「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共產黨的。」林巧稚曾說：她過去信奉上帝，「那不過是追求一種精神寄託，追求一種高尚的做人準則。上帝是什麼樣的？我沒見過，誰也沒有見過。可是我從周總理身上看到了一種真正高尚無私的人格。就是他這種崇高的精神在影響著我，使我由信上帝變成信共產黨。」張愛萍說：「每當想起周恩來，就從心底產生一種意念：含辛茹苦，清貧安身的恩來原來是最富有的。」周恩來在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上層下層都有許許多多的朋友，他在得到人民真心實意的愛戴方面確實是很富有的。「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和周恩來帶頭不吃魚、肉、蛋，與人民同甘共苦。一位文藝界人士回憶說，有一次到總理那開會，服務員送上水來，一看是白開水，大家不約而同地往總理的杯子那張望，總理開朗地笑了，說：「我的杯子里也是白開水。國務院規定，內賓開會，一律不上茶，我們都嚴格地執行規定。但是白開水，並不妨礙我們談出生動、深刻的內容呀！」後來國務院開會，桌上擺著兩個盤子，一個盤裡放著一小包一小包的茶葉，另一個盤子里放著一包一包的煙，茶葉和煙都標著價，誰用誰付錢。冰心說：周恩來是中國亘古以來賦予的「愛」最多，而且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一位人物，他是「十億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馬寅初說：「周恩來總理是最得民心的共產黨員。」李四光說：「周恩來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懷寬闊，不計恩怨，廣交朋友，用人唯賢，關心體貼，無微不至，為中國共產黨團結了一大批人。」抗戰時期，美國軍事觀察組來華考察見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後，得出一個結論：國民黨佔有著大片的土地，而共產黨則佔有大片的人心。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1941年在重慶和周恩來談過一次話，他得出了這樣一個印象：「如果這個人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那麼，中國的未來是屬於他們的。」曾經23次會見過周恩來的日本友人岡崎嘉平太先生講過：「從中學時代起我一直在想，假若我知道世界上哪裡有像釋迦、耶穌、老子或孔子那樣的偉人還活著，不管是多麼遙遠的地方，我都會跑去聆聽他的教誨，哪怕是一句話也好。」「1962年10月末，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自從那日夜晚會談以來，我便為周總理的深邃思想和對人的坦誠之美所打動。我覺得前面所述我所尋求的那個人不就是周恩來總理嗎？從那以後，我從中國的書刊和朋友的談話中，了解到周總理各種各樣的卓越行動，時至今日，我已確信不疑，從年輕時我就一直尋求的"人』正是周恩來先生。我終生的希望業已達到」，「周恩來總理是我的人生之師」。美國作家海倫·福斯特·斯諾說：「在中國漫長革命的"三巨頭』政治中，如果毛澤東是頭腦，朱德是心臟，那麼周恩來就是執行之手。」「1949年，周恩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據說，當他因工作勞累過度，患心臟病和癌症住院時，仍堅持工作。他的風度，像毛澤東一樣，是極端中國式的——但又和毛相反。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終其一生對內對外都是起著這樣的作用。當毛澤東願意攪起人們心中的火山時，周恩來就像個工程師似的前來組織零部件，對細節給以最仔細的注意，在處理"中國的』形勢時有超級才能。毛是個政治家，周也是，但他還是一個天生的善於同人民相處的政治家。周是協調合作中的主人，是同國民黨搞統一戰線的首要聯絡人。」「在周恩來任總理的活躍時期，東西方能夠緩和是不使人驚訝的。周是偉大的、自由的、溫和的、高度文明的、有魅力的、開朗的、坦率的。」尼克松說：周恩來是我所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他回憶道：周恩來既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風度的君子，又是有獻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謀遠慮的現實主義者，還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能手和傑出的「和事佬」。一個能力和智慧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這些錯綜複雜的角色，就會以思想和行動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終。但是周恩來能擔當任何一個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種角色同時擔當起來而不給人以優柔寡斷、出爾反爾的形象。對他來說，扮演這些角色並不是玩世不恭地伺機換上假面具的投機取巧，而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又思想深邃精明的人不同側面的表現。而這些側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長和政治經驗如此豐富多彩的原因。「恩來」譯過來是「恩賜來臨」的意思。這是一個簡明地刻畫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恩來沒有架子，但卻很沉著堅強。他通過他優雅的舉止和挺立而又輕鬆的姿態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穩健。他忠實地保持著在個人關係和政治關係上從不「撕破臉皮」的中國老規矩。周恩來的外表給人以待人熱情、非常坦率、極其沉著而又十分真摯的印象。在正式會議上，他那輪廓鮮明的面貌一直異常安詳。周恩來一面傾聽著我發言，稍稍把頭偏向一邊，一面直接盯著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恩來比作一條靜靜地待著、擺好姿態、伺機躍過來的眼鏡蛇。有句過去常用來形容19世紀愛爾蘭偉大的愛國者查理士·帕爾內的成語，對周恩來也是非常適用的：他是一座冰層覆蓋著的火山。我們的談話從政治談到歷史、談到哲學。所有這些，在談論中周恩來始終都是遊刃有餘的。周恩來是一位學者轉變成的造反者，他從未失去學者心靈的敏銳和思想的深度。周恩來雖然是一位獻身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燦爛輝煌的皇宮並沒有不協調的地方，他以皇朝時代的聖人所具有的那種沉靜與優雅風度往來其間。沒有一個人在這種環境里看到他之後會想到，他是這一場運動的領袖，其公開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變人性。這裡的裝飾令人詫異地表現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尊重。宮殿是由名貴的中國風景畫和古代金、銀、玉制的手工藝品裝飾起來的。這裡看不到北京街頭宣傳牌上那種聲嘶力竭的難聽的標語的痕迹。藝術和裝飾巧妙精微，同周恩來的性格和處理國務的巧妙精微很相稱。周恩來所具有的這種精微之處，大大超過了我所認識的其他世界領袖，這也是中國人獨有的特性。這是由於中國文明多少世紀的發展和精鍊造成的。這種精微之處也出現在和他的談話中。周恩來細緻地區分話語中隱晦的含義和字句的細微差別；在談判中也可以看出，他迂迴地繞過可能引起爭論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時會通過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瑣事來傳達重要的信息。周恩來還有一種既注意細節又避免陷入煩瑣的罕見才能。就周而言，「偉大是注意小節的積累」這句箴言似乎確實有幾分道理。然而，即使他事必躬親，卻從來都是「既見樹木又見森林」的。周恩來還有著中國人另一種明顯的品質，即堅定不移的自信心。這種自信是中國人在他們的本土上由於享有數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獲得的。中國可以把周恩來作為保住黨和國家統一的偉大的調和者來追憶，而世界則將清楚地記得他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外交家。他是中國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談判中他表現出本能的敏捷，對國際政治的基本原則了如指掌，並且有熱烈的思想信仰帶來的一種道德信念；所有這一切再加上他對外國的深入了解，長期的歷史洞察力以及個人的豐富經驗，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結合起來，就產生了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他的精力是非凡的。我注意到，在我們一些冗長的會談中，雙方年紀輕一點的人由於無間歇地開會而有睡意，翻譯的聲音也低沉了。但是73歲的周恩來卻始終都很敏捷、頑強而又機警。他講話從不離題，從不拖泥帶水，從未要求中途休會。如果我們下午的會議解決不了聯合公報措辭上的分歧，他也不把問題留給助手，而是親自同基辛格不分晝夜地利用餘暇消減分歧。第二天上午，他看上去還是好像剛從鄉間度過悠閑的周末回來一樣。他在處理涉及重大問題的艱苦工作中反而身心健旺起來。權力和責任感使他保持年輕。他像我會見過的任何領袖一樣，都是事先做好了充分準備。他在討論之前就做好了種種研究，只是遇到一些高度技術性的問題才問助手。周恩來的談話並不像毛澤東的談話那樣富於色彩，但他多次用生動的形象來說明他的觀點。在我們從機場乘車前往賓館的途中，他簡單明了地說過：「你的手是從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那邊伸過來的——雙方沒有往來整整25年。」周恩來是一個有造詣的詩人，有時就用一首詩來表明一個具體觀點。提到1972年的總統選舉，並暗示我會獲勝的希望時，周恩來談到毛澤東的一首題為《詠梅》的詩。周恩來說，「在那首詩里，主席的意思是說，走出第一步的那個人，不一定總是伸出手來同你拉手的那個人。百花盛開的時候，也就是百花就要凋謝了。」周恩來繼續說，「你是那個採取主動的人，你也許不會在現在崗位上看到它成功，不過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在我們於北京賓館舉行的最後一次長會上，周恩來再一次用詩闡明了一個觀點。他說，「在你樓上的餐廳里，有一首毛主席書寫的關於廬山的詩。最後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你們來中國就擔了某種風險。」周恩來的詩境同毛澤東的詩境一樣，在偉大的領袖們中間並非不尋常的。政治學，從其最高的境界來講，與其說是散文，毋寧說是詩。他們兩者之間的不同是很明顯的。周恩來的眼光、談吐和作為，都像一個高度文明的、彬彬有禮的外交家；毛澤東卻是直爽的、質樸的、有稜角的，洋溢著一種天生的吸引力。毛澤東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風燭殘年也仍然是公認的領袖；而周恩來是總執行官。尼克松既是美國總統，又是著名的戰略思想家。尼克松上述關於周恩來的系統而深刻的印象，是他第一次訪問中國同周恩來的直接接觸中完成的。毋庸諱言，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元首，在他訪問中國之前，必備的功課，是對毛澤東、周恩來作深入的研究。但百聞不如一見，同周恩來短短一周的接觸，猶如石破天驚，一下子激活了尼克松關於周恩來的所有思想儲備，他的印象是如此的強烈和鮮明、如此的深刻和生動，他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活生生的立體的高大的完美的周恩來形象。基辛格說：周恩來是我平生所遇到的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他臉龐瘦削，頗帶憔悴，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堅毅又安詳，既謹慎又滿懷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緻的灰色毛式服裝，顯得簡單樸素，卻甚為優美。他舉止嫻雅莊重，他使舉座注目的不是魁偉的身軀，而是他那外弛內張的精神、鋼鐵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一樣。他似乎令人覺得輕鬆自如，但如小心觀察就知並不盡然。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臉上神情就顯得明白語意，或立即露出微笑，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聽得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一見就感覺得到。顯然，半個世紀來烈火般激烈鬥爭的鍛煉，已將那極度重要的沉著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賓館門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來立即微笑著和我握手。這是將舊日嫌隙拋於腦後的第一步。簡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兩三個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來是其中之一。他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他溫文爾雅，耐心無盡，聰慧過人，機智敏捷。他在我們討論之際，輕而易舉地就點破了我們新關係的實質，似乎除此之外別無明智的選擇。我們兩國的社會，從意識形態到歷史，差異是那麼大，要把兩國促合在一起，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一般人的想法，也許認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兩國緊張關係的某些具體問題的根源。台灣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又不能很快得到解決，至於其他問題，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為我們兩國持久關係的基礎。所以結論是討論根本問題：我們對全球事務特別是亞洲事務的看法，以此來澄清我們的目標和前景，這樣就可以沒有多少實際事務性問題要解決，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就必須從務虛開始。周恩來和我把時間主要花在這些能增進相互了解的看不見摸不著的問題上。美國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說：凡是見過周恩來的人，沒有誰會忘記他。他精神飽滿，富於魅力，長相漂亮，這是一個原因。他給人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濃密的黑眉毛下邊有一雙炯炯發光的眼睛，在凝神看著你。你會感覺到他在全神貫注地看你，會記住你和你說過的話。這是一種使人立即感覺到親切的罕有的天賦。你看到的是這樣一個人：思想活躍，意志堅定，受過嚴格訓練，頭腦井井有條。當然，他在設法使我們趨向贊同他（和他的黨）對中國和世界事務的看法。他自己對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這樣做，靠的是冷靜的說理，清晰溫和的措辭，廣博的歷史知識和對世界事務的了解及深入掌握的事實和細節。人們需要的是說服（或者受到教育），而不能壓服他們，或者因為不同意就摒棄他們。美國外交官戴維·布魯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都是當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一生是經歷風險並取得成就的一生。他以勇敢著稱，曾多次在九死一生的情況下免遭於難。作為一個長征的參加者，他對軍事有卓越的見解。作為一個幹練的談判者，他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進行對抗的困難年代單獨負責外交工作。當共產黨人最後取得了正式統治地位時，周恩來在政府的管理工作中顯示出近乎天才的能力。實際上，他掌管了國內經濟和政府為他的數以億計的同胞們所操心的事情，與此同時（始終在毛澤東同意的情況下），他還指導對外政策。許多外國政治家都認為，周恩來具有許多難得的品德，而像他那樣的德才兼備於一身，是在任何時代、任何政府首腦中都罕見的。周恩來的知識的力量和個人魅力使許多人著了迷，並為之傾倒。他在共產黨內有獨一無二的資歷，同毛澤東保持親密的工作關係；同部隊息息相關；對國際事務有廣博的知識，得到知識分子的信任；是年青一代不可多得的貼心人；多少年來善於交朋友，無論對友對敵，都能保持很好的個人關係；最後就是他畢生致力於做改造人性的工作。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說，她之所以要寫《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這本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夠向他們揭示人生真諦的人物，而不是現在西方宣揚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價值』。」尼赫魯的妹夫胡特辛格寫道：「他那抑揚頓挫的聲音，他那溫文爾雅的姿態，青年人般有感染力的笑聲，明亮的雙眸，使同他會面的人都被他的翩翩風度迷住了。」假如毛澤東是紅色中國的理論家，周恩來就是使毛澤東的理論添上生命力的實行家。周恩來所具有的高度智慧，在各方面都有非常完美的體現。這裡有兩則周恩來同胡宗南、蔣介石打交道的小故事。1943年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舉行酒會歡迎周恩來，企圖把周恩來灌醉。他就讓熊向暉到七賢庄八路軍辦事處去接周恩來。熊向暉就跟周恩來用英文講了這個事情。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會上他的高級軍官以及他們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來敬酒，周恩來都很巧妙地回絕了。酒會要結束時，周恩來突然問胡宗南：「我看到朱總司令的7·24電報，你要進攻延安，究竟是怎麼回事情？」胡宗南說：「沒有這個事情，我沒有進攻延安的意圖。」周恩來說：「這樣好，我提議來敬一杯酒。」胡宗南讓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議：「我們為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乾杯。」周恩來說：「你提到全國抗戰，我很欣賞。全國抗戰，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蔣委員長是國民黨的總裁，毛澤東是共產黨的主席。我作為共產黨員，我願意為蔣委員長的健康乾杯，我也提議在座的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乾杯！」國民黨人都愣了。周恩來看到他們不好乾杯，說：「大家有為難之處，我不強人所難，這杯酒就算了。」就這樣用這種方式拒絕了。最後周恩來提議：我們乾杯！希望堅持抗戰，堅持進步，堅持團結，為收復一切失地乾杯。他說，願意的乾杯，不願意的不勉強。結果周恩來一飲而盡。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級將領也都一飲而盡。1945年9月，重慶談判期間，一天中午，蔣介石突然約周恩來對弈。蔣介石原以為周恩來不敢應戰。沒想到，他的電話剛一放下，周恩來就與王若飛等人過來了。蔣介石見面一驚：「你答應了？」周恩來風趣地說：「豈有不來之理？桌面上兩黨談判，棋盤上楚漢相爭，多麼有趣！蔣先生您說是嗎？」蔣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在蔣介石的會客室中，兩人隔著「楚河漢界」擺開了陣勢。蔣介石問：「周先生是要用藍子還是要用紅子。」周恩來手中抓住了一個紅「帥」，說：「我就用這個吧！」蔣介石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隨即排兵布陣，大有猛虎下山之勢。周恩來見蔣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陣。無疑，蔣介石不諳對方看似平常的陣勢，加上求勝心切，想先發制人。於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襲之術，首先來個當頭炮，直逼紅帥大本營。接著又是沉底炮，雙炮齊上的火炮攻勢，使周恩來的「帥」幾乎無路可逃。蔣介石雙眉一挑，對周恩來說：「這一著，周先生大概還未想到吧！」周恩來卻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態，將早已備好的「車」「卒」，緊密配合，齊頭並進，很快，就在對手不經意間化險為夷了。蔣介石這才意識到，對方戰術非同一般。在場的兩方觀戰人，無不佩服周恩來高超的棋藝。蔣介石邊走子邊問：「周先生你從小跟過名師？」周恩來笑道：「下棋不過是一個小玩意兒，哪從什麼師哦。」其實蔣介石哪曾知道，周恩來5歲就開始下棋，到9歲時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點是後發制人，一旦看準戰機，既敢拼殺，又善誘敵，臨危不亂，處險不驚，獲勝不驕，往往以少勝多，轉危為安，直到最後勝利。第一盤蔣介石輸了。第二盤，蔣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時便節節敗退，多次進攻都被對方化解，不免有些緊張起來。人們發現他的額頭上已滲出一些汗珠。勝利在握的周恩來穩紮穩打，妙用「卒」「車」「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藍棋之「將」。蔣介石一時亂了陣腳，來了個傾巢出動。可是戰局已定，他無法挽回危局，只得丟「卒」保「車」，最後到拋「車」護「將」。周恩來問：「蔣先生，你看怎麼辦？」蔣介石有些不高興地說：「我看還是和了吧！」一旁觀戰的王若飛趁機插話說：「不，我看藍棋輸定了，紅棋必勝，豈能以和了之。」蔣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聲長嘆：「周先生棋藝果然名不虛傳，我蔣某算是領教了。」周恩來一語雙關地笑道：「蔣先生的火炮攻勢還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誤在於輕視我的這些小米加步槍。」周恩來有著傳奇般的經歷，他一生中為黨為人民進行過各種形式的鬥爭，承擔過各種最複雜、最艱巨、最危險的任務，經歷過無數次生與死的考驗，但不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臨危不懼，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計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生命安全，保護黨和人民的利益，表現出共產黨人英勇奮鬥、不怕犧牲、忘我獻身的精神。無論是大革命失敗後，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環境，或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的艱難困苦年代，還是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特務包圍甚至隨時可能被逮捕的日子裡，或解放戰爭中同毛澤東、任弼時被胡宗南大軍包圍在陝北時，他都毫不氣餒、鬥志昂揚、信心十足地指揮戰鬥，堅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1946年2月10日，重慶市各界群眾，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在校場口舉行慶祝大會。國民黨為了破壞這次大會，在會場的周圍埋伏下特務。當會議一開始，特務們便大吵大嚷地衝上主席台，大打出手，當場打傷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身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聞訊後，不顧自己的安危，立即趕到會場。他氣憤地說：特務們站出來，讓大家看看你們！他的憤怒指斥，把特務們嚇慌了，一個個悄悄溜走了。接著，他又到醫院裡探望受傷的民主人士。為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立即舉行緊急會議。會上，代表們一致推選周恩來為代表，當面去質問蔣介石。這件事被國民黨反動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來收到一封恐嚇信，信里還裝了一顆子彈。信中威脅說：「你若要向蔣主席報告這次事變，便請你先嘗嘗這顆子彈的味道！」顯然，敵人準備對周恩來下毒手了。是去找蔣介石還是不去呢？不少人為周恩來的安全擔心。面對敵人的恐嚇，面臨生命的危險，周恩來以革命為重，置生死於度外。他掂了掂那顆子彈，哈哈一笑，說：「好啊！那我就不客氣地收下吧！」當時，中共代表團的領導同志，在重慶雖然是公開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現，但敵人經常跟蹤盯梢，一切行動處在敵人嚴密的監視之下。敵人是什麼殘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來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發生危險。周恩來深知這一切，但他不能聽任反動派囂張下去，不能辜負政協代表的委託，毅然決然地冒險去找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了嚴正的抗議，要求他說話算數，保證人民的自由與民主。周恩來心中時刻裝著人民，也時刻裝著黨。他很珍惜黨的名譽，時時處處注重維護黨的名譽。20世紀50年代初，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工作細則。其中提出「三保」，即醫生為總理保健康，警衛保安全，秘書保工作。周恩來看後又加了一保，即「我、鄧穎超同志及你們要共同保黨的政治影響。」他要求自己、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一言一行，都要從黨和人民利益出發，只能給黨增添光彩，絕不能有損黨的聲譽。他終生實踐了這一點。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池田大作說：「對周總理的生活方式和人格了解得越深刻，就越受感動。尤其最感人肺腑的是，總理的一生中，貫穿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民用這樣的歌聲表達了對他的敬仰："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連心』。」「對於我來講，能夠在周總理晚年見到他，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事。當年和周總理的見面，現在還像一幅名畫一樣，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里。周總理是非常有教養的人，他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他一直是全心全意地、鞠躬盡瘁地去為人民服務，去為世界和平而努力，這方面他是非常堅定的。他待人像春風一樣，使你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愉快。他對人非常慈愛，非常慈祥。所以見到他的人都感到他的心慈祥得像一個菩薩，一個佛一樣。他有那麼慈祥的一面，但是對於敵人，他是非常嚴格，非常堅強，他堅強得像鐵一樣，他是絕對不會屈服於任何人的。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他是一個人格非常高尚的人。在現在或者在近代，很難再找到一個像他那麼優秀的人。」池田大作有一個玉石雕的周恩來半身胸像，就放在創價大學最重要的一角，最重要的一個地方。他希望所有創價大學的學生，或者來參觀的所有的人，能夠學習周恩來這種偉大的人格。肯尼迪夫人傑奎琳說：「全世界我只崇拜一個人，那就是周恩來。」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克說：「我把周總理看作我的老師、兄長。他從未指點過我，但是他的行為本身，就是無形的力量，他成了我學習的榜樣。」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說：「周恩來是我唯一的偶像。」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說：「周恩來使人為之傾倒的風度，完完全全贏得了我的心。」美國記者約翰·麥·吳德施說：「周恩來是當今共產黨領導人中出訪最多、最有經驗的角色。他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黨內最高層任職時間比列寧、斯大林或者毛澤東還要長。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他就擔任總理，作為國家的代言人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周恩來經歷過五次內戰，兩次世界大戰，十幾年日本的侵略，10年蘇聯的敵視，20年美國的排斥，而成了當代最經久不衰，最能屈能伸的政界人物。」美國人阿道福·修斯多夫說：周恩來是一位非常有教養的人，舉止文雅、為人坦率、有禮貌又和藹可親。他了解中國以外的事物，但無所畏懼。他掌握巨大的權力，但行使起來時，我認為總是節制有度的。在共產黨中國的領導人中，我相信這個人最不追求傳統形式，最不講究家族觀念，怡然自得，完全是自己的本色。美國著名作家、新聞記者索爾茲伯里說：周恩來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主義感的政治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阿爾登·魏特曼說：自從共產黨政府在1949年成立以來，他就擔任總理職務（1958年以前還兼任外交部長）。人們稱讚周恩來實事求是地管理政府機構。儘管他有時候在政治上受到攻擊，他仍然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兩三位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雖然某些與他有關的政策曾告失敗，可是他的足智多謀使他一直留在黨的最高領導層。第一個理由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至高無上的象徵——毛澤東——忠心耿耿。第二個理由是：他是經歷了1934年到1935年長征的一位久經考驗的老戰士，正是那次行軍，共產黨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到達延安，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第三個理由是：在「大躍進」運動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成功地保持了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美國傳記作家朱雷·阿查爾說：他始終是一個不能為他人所代替的政治家。高興時，他會用英語、俄語、日語或法語同外國來客作友好談話。周恩來的獨特的魅力，在於使客人感到他們講的話起了作用，對他有影響，而且情況往往確實是這樣。他們告辭時，有點受寵若驚。周恩來要了解外界的情況，如饑似渴，經常他問客人的問題往往比客人問他的還多。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具有這種性格，他對中國以外的事態發展了解之多出乎人們的意料，即使北京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年代也是如此。周恩來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在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周恩來經常提醒身邊警衛人員：「你們不要只記得我是總理，還要知道我是一個普通共產黨員，一個普通勞動者。」有一次，他明確具體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在國務活動時我是政府總理；在黨內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黨員；在群眾中活動時我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1958年7月，周恩來到廣東省新會縣視察，風塵僕僕，日夜操勞。時任該縣的縣委書記黨向民同志看到眼裡，急在心裡，感到實在過意不去，就在周恩來離開新會的前夕，悄悄地安排為周恩來設宴送行。宴會地點，就安排在縣委院內的一間小屋裡；廚師，就是縣委伙房的炊事員，而且沒什麼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儘管這樣，在吃喝將近結束時，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黨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這樣一頓飯，你請不起，還是讓我出錢，算我請客吧！」隨即示意他的秘書，把300元人民幣交給了縣委的司務長。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童年時代都是在淮安度過的，因此他對淮安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愛淮安，但他更愛偉大的祖國，從不因為淮安是他的家鄉而給予額外的照顧。1960年，淮安縣委負責同志到北京時，見到了周恩來，在彙報了淮安縣10萬畝棉花喜獲豐收的情況後，提出想辦一座紗廠。按理，這對周恩來來說確實不是什麼大事，但當時正值困難時期，周恩來一方面鼓勵他們，另一方面又引導他們說：你們種棉花，就要辦紗廠，那上海的紗廠就吃不飽了。最終沒有同意。1962年，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蘇北大片農田被淹。江蘇省政府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支援。周恩來看完信後，心裡沉甸甸的。調撥人力物力支援災區是完全應該的，只要他一句話就可以了。但他說：我家鄉的事應由當地黨政部門管，該怎麼辦由他們拿主意。周恩來對家鄉懷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鄉的問題上從不偏私。周恩來和鄧穎超是共同奮鬥的親密戰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儘管這樣，周恩來對鄧穎超不但沒有絲毫關照，反而要求格外嚴格。鄧穎超是早期中共黨員，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憑她的能力、貢獻、資歷、經驗和聲望，完全可以勝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但周恩來始終不予考慮。他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職。」1974年籌組四屆全國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批准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卻被周恩來給壓了下來。直到周恩來去世後，1977年全國人大選舉鄧穎超任常委會副委員長，她才知道毛澤東早有批示。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解放初期成立政務委員會，人家要我上，你們的伯伯不同意；恢復婦聯時，人家又要我上，他還是不同意；定工資時，蔡大姐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划到6級，國慶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單里有我，又劃掉了。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現在我當副委員長，又是政治局委員、紀委書記，這些工作都是黨分配的。但如果你們伯伯在，他一定不會讓我擔任。」周恩來嚴格要求其他親屬的許多故事也一直為人們所稱頌。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在紹興的親戚故舊中，不斷有人上京拜訪或寫信給周恩來，要求予以照顧或安排工作。這使周恩來感到，需要制定一個讓親友人人皆知的準則，作為處理他和親戚的規範。1956年，周恩來專門印了《告親戚朋友書》，即10條家規。具體內容為：（一）晚輩不能丟下自己的工作專程去看望他。（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費，沒有工作的代付伙食費。（四）看電影（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準用招待券。（五）不準請客送禮。（六）不準動用公家車子。（七）個人生活凡能自己做的事，不要找人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任何場合都不要講出與周恩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第二年，正好表弟王貺甫又赴京開會，周恩來將印好的《告親戚朋友書》交給王貺甫說：「這是我的十條家規，你拿去看看，你要教育子女。我這麼多親戚，為啥同你們王家來往較多，因為我佩服子余先生，他比較開明。」併當面告誡王貺甫：不要宣揚宗族關係，也不要靠他沾光，而要各自去當地好好工作，為人民服務。周恩來的親侄女周秉德曾跟隨伯父伯母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周恩來沒有子女，所以待周秉德像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在工作安排上，周恩來一直要求周秉德響應國家的號召，到最艱苦、最邊遠、最基層的地方去接受鍛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普通勞動者。周秉德參加工作後不久，就從基層農村小學被調動到區委機關工作。周恩來知道後，立即追問周秉德：是不是因為人家知道你和我的關係，照顧你到城裡的？當周恩來了解到確實是由於區委工作需要才抽調周秉德之後，才肯作罷，同時告誡周秉德，「還是要多在基層工作鍛煉才好」。1968年，周恩來的侄兒和侄女先後到延安和內蒙古插隊勞動。由於他們表現好，1970年經當地群眾推薦，按照正常手續，分別應徵參軍了。當他的侄女穿著新軍裝，高興地回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時，他一見面就問道：「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麼多人，專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特殊化，一點兒也不能搞。」經過耐心動員，他終於讓侄女脫下了軍裝，重新返回內蒙古草原插隊勞動。侄兒也聽伯父伯母的話，痛快地辦了離隊手續，重回延安插隊勞動。周恩來在京的親屬不少，每年，他總要召集這些在京的親屬開一次會。開會不談別的，彙報一下一年來的思想，再一個個檢查一下，有沒有借用他的名義搞什麼名堂。來的這些親屬，既不管飯，也不管煙，只管茶水一杯。開完會了，都自己回家。他有個侄子，鋼院畢業，留在鋼院工作。在老家找了個對象。結婚時，周恩來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們只能要兩個孩子，多一個不行，少一個行。」當時還沒有計劃生育標準，但周恩來卻早已考慮到了，而且首先要求在自己親屬身上實現。後來，他侄媳婦調到鋼院，他們倆一起來看周恩來。周恩來得知侄媳婦進京了，就問道：「為什麼不能調回去呢？還有這麼多人調不進來，你為什麼一定要調進來？」結果，他硬是把侄子和侄媳婦一塊兒調回了老家。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的要求很高、很嚴，決不允許有一點特殊化。他要求身邊工作人員外出開會或工作，只准帶耳朵、眼睛，不準帶嘴巴，也就是不準隨便發表意見，以免人們誤以為是他的指示精神。工作人員要嚴格遵守保密制度，是誰管的事，就該誰知道；不該知道的事，決不去打聽。工作人員出差，不許購買內部供應的優惠廉價商品，不許收受禮物。曾經擔任過周恩來秘書的趙茂峰說，總理和秘書的關係，可以用十二個字概括：（一）信任。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是由組織部門挑選忠實、可靠的人選，經審查後，把該人的情況報告總理，總理同意後才調入。按分工該你辦的事，就交你去辦。（二）尊重。總理對秘書是同志關係，是平等關係，他認為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沒有我是首長，你是服務人員，我是領導，你是工作人員之分。（三）培養、鍛煉。工作上讓你在實踐中鍛煉，在學習中提高。平時他很關心秘書們的學習，尤其關心年輕秘書的學習，包括政治學習和業務學習。（四）關懷愛護。總理對每一位秘書都非常關心，關懷秘書的政治進步，家庭經濟情況。關懷秘書的子女。他自己沒有孩子，他關懷每一個孩子，因為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是社會的棟樑。趙茂峰介紹，總理對秘書提出過一些要求，大致是：（一）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要立即報告，不管他是在休息，還是在吃飯、在衛生間，都要去報告。（二）毛主席找他時，要立即報告。（三）報告要準確。報告情況和問題要非常準確，不允許有大概、可能之類情況，如你報告得不十分肯定，就讓你弄清後再報告。（四）傳達他的指示要準確。他有指示要記清、記准，聽不清的，再問，直至清楚為止。傳達他的指示，他怎麼說就怎麼傳達，不能加任何個人理解和意見。（五）報告要及時，不許延誤時間，報告簡明扼要，一句話能說明的，不說兩句。（六）辦完事後要報告結果。他交辦的事或有重大事情，辦完後要再向他報告。（七）在工作中他歡迎提出意見和建議，不提意見有時還問你的意見，提的意見錯了也沒有關係。（八）嚴格保密。不該知道的事情不要打聽，不要問，不讓說的事情不要對另外人說。（九）要聽黨的話，對黨忠誠老實。（十）工作要認真細緻；做到准、勤、嚴。准，就是聽准、報告准、傳達准；勤，就是腦勤，勤於動腦，手勤，勤於動手，腿勤，勤於跑腿；嚴，就是工作嚴謹，嚴格保密，嚴守紀律。（十一）作風要正派。（十二）要經得住批評。批評缺點錯誤，是愛護，也是對人民高度負責。總理批評過後，該交辦的事情，仍然交你去做。（十三）要有好的身體。總理工作時間長，沒有節假日，平時工作每天16個小時左右，都是凌晨兩三點才休息，有時通宵達旦地工作，秘書要等到總理休息後，把總理批閱的文件整理、處理完畢，才能休息，沒有好的身體是頂不住的。總理辦公室機要秘書劉震海回憶：在日常工作中，總理要求秘書必須做到六點：一是準確。辦事處理問題，必須認真，精益求精，上情下達，絕對不能走樣，時間、地點、人名不能搞錯。在總理的要求和影響下，我們寫一個通知總理臨時開會的便箋，也要一筆一畫，校對準確才能呈上。二是及時。總理日理萬機，都是有關黨和國家的大事，必須增強時間觀念，時間就是效益，就是命令，就是勝利。總理閱批電報，要求收到時間、抄出時間、送閱時間，必須清楚。遇有緊急情況，必須隨時報告，以掌握最新情況，抓住有利時機處理問題。三是扼要。總理要求秘書寫文字材料或口頭報告，必須做到簡明扼要，要突出重點內容，講明主要情況，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切忌文字冗長，講話漫無邊際。四是保密。在總理身邊工作無小事，增強保密觀念極為重要。總理要求秘書和所有工作人員，要嚴守黨和國家的機密，做到守口如瓶，外出不能隨便接觸生人，不能對外人說的話，絕對不能說，包括愛人和親屬朋友。不能公開的事，絕對不能外傳，嚴禁犯自由主義。五是建議。在工作中，總理要求發揮主觀能動性，要創造性地工作。總理在交辦事情時，鼓勵秘書多動腦筋，勤于思考，多想問題，多提建議。六是回報。凡總理交辦的事情，必須按時回報情況和處理結果。處理每件事和解決每個問題，都要做到有頭有尾，有始有終。總之總理交辦的所有事情，都要做到及時、準確、扼要、保密，有情況，有分析，有解決問題的意見，有處理問題的結果，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報。周恩來辦事極為嚴謹。凡是他批閱過的文件、電報都留有他的筆跡，對錯別字和標點符號，也從不放過。審批上報毛主席、黨中央的文件，他不僅要特別用心推敲、修改，而且還要把文件中的主件、附件、表報，按照閱讀順序排列好，編上號碼，然後再發出。如果是絕密文件，他要親自裝訂、封口，寫上傳閱人的姓名，在信封的右邊加註文件標題，左邊簽上周恩來的名字，然後交工作人員登記發出。對發出的緊急電報、文件，必須回報發出的時間。周恩來個人請客吃飯一律自費。他的客人很多，有來西花廳拜訪的、談話的，還有來請示工作的。每當快要吃飯時，他總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他請客吃飯，一般都是簡樸的家常飯菜，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請冰心夫婦倆到西花廳做客，共進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湯，而唯一的好菜是一盤炒雞蛋。冰心回憶說：「這使我感到驚奇，總理的膳食竟是這樣的簡單，高興的是總理並沒把我們當作外人。」周恩來從不收受饋贈禮物。在「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到外地出差，總要告誡隨行人員，不要在地方上買東西。他說，現在都是憑票供應，你們買了人家的東西，人家就沒有了。對地方上送給他的東西，凡是能退回去的一律退回，不能退回的，照價付款。外賓送的禮物，如果是不能保存的食品，他總是分給工作人員，其他禮品一律登記送交機關事務管理局保管。1961年春節前夕，他收到家鄉淮安縣委託人捎來的蓮子、藕粉等土特產，當即委託辦公室回信，並寄去100元錢。信中說：「周總理和鄧穎超認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準送禮的情況下，你們這樣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過去的一位老警衛員給他捎來一筐新鮮橘子。他問清值25元錢後，讓寄去50元。他說：「多餘的錢讓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這樣以後他就不再送了。」總理衛士長成元功說：有一次，總理去杭州參加中央會議，臨離開的前一天，杭州市交際處的同志提了一筐菜讓我們給帶上。我們說：這可不行，總理對此有嚴格規定，不能收。他們說：這是替你們買的呀，有發票，你們給錢不就成了。我們說，那也不行，總理不會答應的。第二天登機，我們發現機上放了兩筐菜，就找到送行的交際處的同志問怎麼回事。他們說：這不是給總理的，是叫你們帶到北京給中央領導同志的，有發票到時候付錢就好了。於是兩筐菜就帶回北京送到了供應處。供應處給每個首長家分了一份，都是收錢的。工作人員領回來，炊事員給做了，吃飯時總理看到了非常生氣，他飯也不吃了，說：「把成元功給我叫來！」問我這菜是哪兒來的，是不是從杭州給帶回來的。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總理說了。總理說：我和你們講了多少次了，不許往回帶東西，為什麼就是不聽？我回答說：這不是專帶給我們的，是帶給中央首長的，供應處付了錢，我們分到一份也是付了錢的。總理一聽更火了，說：「付了錢也不行！我問你：北京的老百姓能不能吃到這樣的菜？」我說：「當然吃不到。」「我能吃得到，群眾吃不到，他們會怎麼說？以後你們都要和政治影響聯繫起來。我們自己制定出的規矩自己不遵守，讓下邊人遵守、別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嗎？這和國民黨還有什麼區別？」周恩來十分重視對幹部子女培養教育，對他們嚴格要求。一天有位秘書把孩子帶來，孩子在育英小學（當時是高幹子弟學校）讀書。周恩來看到孩子穿著一身呢料的中山裝，心裡生疑問衣服是誰給買的？孩子答是學校發的。又問伙食怎樣？孩子答吃的都是雞、鴨、魚、肉，學生吃膩了就丟在飯桌上。周恩來聽了十分驚訝。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周恩來有些空閑，就坐車直驅育英小學。到學校後校長迎接。周恩來簡單地詢問了學校的情況後，直接提出學生反映的情況，嚴肅地批評說：「你們學校的學生都是革命幹部的後代，要好好地教育他們，不能特殊化，不要把他們培養成八旗子弟！」1963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說：「特別是幹部子弟，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我呼籲我們的領導幹部，首先是我在內的這407個人應該作出一點表率來。不要造出一批少爺。老爺固然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不然我們對後代不好交代。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像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那樣，但是歷史也可以借鑒。秦始皇能夠統一中國，可是他溺愛秦二世，結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們決不能使自己的幹部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包袱，阻礙我們的事業前進。對於幹部子弟，要求高、責備嚴是應該的，這樣有好處，可以督促他們進步。」周恩來常常懇切地教育和告誡領導幹部，務必嚴於律己，廉潔奉公，過好「五關」，即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講到過生活關時，他說：「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於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在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周恩來講的這「五關」，本質上是「權力關」。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過「天下為公」的著名口號，但國民黨沒有過了「權力關」，失敗了。當年有人曾經向宋美齡談到國民黨的腐敗和共產黨的清廉，宋美齡說了一句話，她說：「共產黨還沒有嘗過權力的滋味！」如果共產黨同樣過不了「權力關」，就和國民黨沒有什麼兩樣，就和歷代統治階級沒有什麼兩樣。過好「權力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處理公與私的關係。中國是家庭觀念和封建傳統影響極深的國家，處理好公與私的關係，是談何容易的事。但周恩來做到了，他在26年的總理崗位上，在手握重權的條件下，言行如一、表裡如一、始終如一地做到了。他把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追求、把黨的理想和奮鬥目標，高度現實化、高度生活化、高度人格化了。他真正做到了一塵不染、一身正氣，他真正做到了公而忘私、大公無私。在我們黨內，如果說毛澤東標誌著理論高度，那麼周恩來則標誌著精神高度。我曾經寫過兩副聯語。一副是：主席格局昭日月，總理風範冠古今。葉劍英生前講過他最敬佩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的格局，周總理的風範。另一副是：崇高風範冠古今，感動中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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