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易學考論

字型大小：大 中 小 子夏易學考論《周易研究》2006年第3期劉 彬內容提要 據史籍記載，孔子弟子卜子夏學《易》傳《易》，並有易學著作《子夏易傳》。由於《子夏易傳》早佚，以及其他原因，後世很多學者懷疑子夏傳《易》之事。文獻告訴我們，子夏學《易》傳《易》應為事實。而《子夏易傳》的一些佚文和其他有關文獻，說明子夏易學主要承緒孔子，兼容《易》之「古義」和「新義」的特點。特別令我們注意的是，子夏研習並傳授《歸藏》，這透漏了一個重大信息：在儒家易學的傳承中，可能存在同時傳授《周易》和《歸藏》兩大易學系統的傳統。而這一點被以前的易學研究忽視了。關鍵詞 子夏；子夏易學；《歸藏》系統；《周易》系統

一、子夏傳《易》

子夏（公元前507——前420年）即卜商，為孔子精通六藝的七十子之一，在孔子的四科教育中，以精通「文學」（即文獻）著稱。孔子沒後，傳經之功，子夏甚大，對此古人評價甚高，如東漢徐防在上疏中云：「臣聞《詩》《書》《禮》《樂》，定於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1](第1500頁)清人朱彝尊云：「蓋自六經刪述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又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為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是則子夏之功大矣。」[2]（第743頁）

子夏傳《易》，隋、唐人言之最明，且評價極高。由長孫無忌所撰的《隋書·經籍志》云：「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把子夏與宓羲、文王、周公、孔子易學四聖並列，其讚譽可謂不可復加。李鼎祚在其《周易集解·序》中言易學自孔子至唐代的傳承曰：「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測淵深。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修局見，莫辨源流。」[3]認為子夏獨得孔子易學真傳，漢、魏以來，雖說《易》之家眾多，但皆局於一偏，不得其正，對子夏易學也讚譽有加。

子夏的易學著作，西晉荀勖《中經簿》載「《子夏傳》四卷」，梁阮孝緒《七錄》載「《子夏易》六卷」，《隋書·經籍志》載「《周易》二卷」，註：「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唐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子夏易傳》三卷」，陸註：「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唐志》雲「《卜商傳》二卷」。看來《子夏易傳》由西晉時的四卷到隋唐時的二卷或三卷，可能已有所殘缺。至南宋時出現十卷本的《子夏易傳》，據說是唐張弧的偽作。至清《子夏易傳》為十一卷本，朱彝尊、四庫館臣認為是另一個偽本。

但文獻中的另一些記載，又使人們對子夏傳《易》產生疑問，對《子夏易傳》的作者產生爭議。這些記載以兩處最為關鍵，形成子夏傳《易》研究的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一是《史記》《漢書》所記載的先秦至西漢初儒家傳《易》世系中沒有子夏的名字。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此世系是：孔子——商瞿——馯臂子弘——矯疵——周豎——光羽——田何[4]（第2211頁），《漢書·儒林傳》的記載是：孔子——商瞿——橋庇——馯臂子弓——周丑——孫虞——田何[5]（第3597頁）。唐司馬貞、張守節考證馯臂子弘即馯臂子弓，矯疵即橋庇，周豎即周丑[4]（第2211頁）。除馯臂子弓和橋庇的前後位置不同外，兩個名單基本一樣。兩書的傳《易》名單都沒有子夏，這確實從表面上對子夏傳《易》的說法構成挑戰，也成為子夏傳《易》反對者的一條很有力的理由。另一處是對子夏易學著作最早記載的劉向、劉歆的《七略》，其含義模糊不明。《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漢興，韓嬰傳。」《七略》既說「《易傳》子夏」，又提到「韓嬰」，那麼「子夏」與「韓嬰」什麼關係，《易傳》的作者到底是孔子弟子卜子夏，還是西漢燕人韓嬰，或者還是其他人？《七略》記載的歧義確啟人疑竇，因此《子夏易傳》的作者也就有了多種可能性，產生《子夏易傳》的作者約有六人的爭議（見下文）。

關於第一點《史記》《漢書》所載儒門傳《易》世系，實際上涉及到先秦至西漢儒家易學傳承流派的問題。《漢書·藝文志》敘述孔子沒後，《春秋》《詩》《易》的傳承情況說：「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這說明在七十子那裡，《易》學的傳承已分為數家。考諸文獻，七十子中有易學事迹者有子夏、子貢、商瞿等人。子夏的易學事迹，除上引文獻外，《孔子家語·六本》、《說苑·敬慎》載有子夏向孔子請教《損》《益》之道，《孔子家語·執轡》記子夏聞古《易》而向孔子講述。帛易《要》篇記載子贛（即子貢）在孔子晚年好《易》時，與孔子討論《易》之卜筮的重要問題，《漢書·藝文志》錄有子貢的易學著作《子贛雜子候歲》，由此推測子貢也有可能傳《易》。商瞿傳《易》，除《史記》《漢書》的記載外，《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亦云：「商瞿，……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因此，在孔子去世後，除商瞿外，估計子夏、子貢也都傳《易》，形成至少三家傳《易》的局面，而《史記》《漢書》所記傳《易》世系，所反映的只是其中一家——商瞿的傳《易》譜系而已。這樣說，我們還有其他的理由。大家知道，司馬遷的易學是承其家學，即太史公司馬談的易學，而司馬談承於楊何，楊何承於王同，王同承于田何[4]（第3118頁，3127頁，3288頁）。因此司馬遷所記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楊何的傳《易》譜系，正是司馬遷所承習的、始於商瞿的儒家的一個傳《易》流派，而絕非儒家易學傳承的整體面貌，這也是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既述當時數家《易》皆自田何的現狀：「乃今上即位，……言《易》自菑川田生」，同時又推重楊何易學，強調「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的重要原因。商瞿《易》一系被載於《史記》《漢書》，而子夏《易》一系不見載，正是推重家學時尚的時代產物。因此《史記》《漢書》沒有記載子夏傳《易》，並不能直接證明子夏沒有傳《易》。

關於第二個問題，古人關於《子夏易傳》的作者，除卜子夏外，約有下列五種看法，對此我們作一考辨：

（一）漢人韓嬰，清人張惠言、臧庸、近人張心澂等持此觀點，此種觀點影響較大，信從者較多。張惠言《易義別錄》卷十四曰：「劉向父子，博學近古，以為韓嬰，必當有據。」臧庸於所輯《子夏易傳》的《序》中曰：「庸以子夏之為韓嬰，當以《七略》《七志》《七錄》為據，漢晉六朝人所言不謬也。『嬰』為幼孩，『夏』為長大，名與字取相反而相成也。《韓易》十二篇者，上下經並十翼也。今本《漢書》脫『十』字，當據劉議補之。」[6]此說本劉向、劉歆《七略》「《易傳》子夏，韓氏嬰也」，論證「子夏」為韓嬰之字，改《漢書·藝文志》「《韓氏易傳》二篇」為十二篇，認定《七略》的「《易傳》子夏，韓氏嬰也」即班固據《七略》而成的《漢書·藝文志》的《韓氏易傳》十二篇。此論證有一定道理，但也甚有問題：且不說「子夏」是否真為韓嬰之字，依臧氏說法，劉向在《七略》中兩錄《韓氏易傳》一書，豈不重複？再者，臧氏改《漢志》「《韓氏易傳》二篇」為十二篇，並不能成立。《漢志》「《易傳》」下列《周氏》、《服氏》、《楊氏》、《蔡公》、《韓氏》《王氏》皆為二篇，「《韓氏》二篇」不可能有脫文的錯誤。因此，臧氏的論證並不令人信服。張心澂《偽書通考》云：「案《漢書·藝文志》曰：『劉歆奏《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沉，取其指要也。』其《六藝略》載籍『《韓氏》二篇』注云：『名嬰』，據《七略》以指要為題，他詞或刪或入注。『《韓氏》二篇』即《七略》之『《易傳》子夏韓氏嬰』二篇也。」[7]張心澂的論證比臧庸更深入，他是以《六藝略》為《七略》的刪要本，《七略》「《易傳》子夏韓氏嬰」經刪要後成為《六藝略》的「《韓氏》二篇」。按臧庸、張心澂的看法，劉向、劉歆的《七略》中沒有記載卜子夏的易學著作。考《漢書·劉歆傳》：「歆及向始皆治《易》。」《漢書·劉向傳》載劉向在上封事中數引《易》，可知劉向治《易》淵源有自。他在其《說苑·敬慎》中記卜子夏向孔子問《損》《益》之道，必有所本，因此《七略》中載有卜子夏的易學著作，是有根據的，只是他的記載不很明確而已。實際上，劉向、劉歆「《易傳》子夏，韓氏嬰也」的記載下面還有一句話：「漢興，韓嬰傳。」這值得我們注意。對此一種較合理的解釋是：卜商的《子夏易傳》，在漢初由韓嬰傳之。考《漢書·儒林傳》，韓氏《易》所自受不明，但確不屬上引《史記》《漢書》自商瞿至田何的一系。劉向、劉歆「《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漢興，韓嬰傳」的記載，很可能透漏出這樣的信息：韓嬰易學，很可能就屬於子夏這一系。

又，宋翔鳳認為，韓嬰作《易傳》，韓嬰之孫韓商傳之，子夏是韓商之字，故以之命名為《子夏易傳》。宋翔鳳《過庭錄》卷一曰：「《漢書·儒林傳》云：『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征，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翔鳳案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為《子夏傳》也。」宋翔鳳的論證是不可信的。其一，子夏為韓商之字，乃宋氏臆測，於史無征。其二，宋氏之所以能推測韓商之字為子夏，恰恰是受孔子弟子子夏其名為卜商的啟發，而作出韓商其字為子夏的錯誤推論。因此，宋氏其說不成立自不待言。

（二）楚人馯臂子弓。《經典釋文·序錄》於「《子夏易傳》三卷」下引曰：「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案馯臂子弓為子夏門人，《史記索隱》和《正義》皆引應劭曰：「子弓，子夏門人。」他除了傳承商瞿一系的易學外，也當傳承子夏《易》。後人認為《子夏易傳》為馯臂子弓所作，很可能是一種誤解。

（三）漢人丁寬。此說見於荀勖《中經簿》，其曰：「《子夏傳》四卷，或雲丁寬所作。」這種後人的說法不可信，《漢志》已載「《丁氏易傳》八篇」。但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緣由，丁寬為商瞿、馯臂子弓易學的一系，當傳馯臂子弓亦即子夏易學的古義，因此誤將丁寬作為《子夏易傳》的作者。

（四）漢人杜鄴和（五）漢人鄧彭祖。南宋孫坦《周易析蘊》云：「世有《子夏易傳》，……疑漢杜子夏之學。」南宋趙汝楳《周易輯聞》曰：「彭祖傳梁邱之學，如以子夏為彭祖，猶有彷彿。」這兩種看法都是以二人皆字子夏為據，不足憑信，朱彝尊《經義考》駁之曰：「孫坦疑是杜鄴，趙汝楳疑是鄧彭祖，蓋兩人俱字子夏也。然繹其文義，總不類漢人文字。」[8]（第42頁）

總之，從以上文獻的考察中，我們看到儘管有不同的觀點，但《子夏易傳》為孔子弟子卜商卜子夏的易學著作，卜子夏傳《易》，還是很有根據的，並不能推翻。下面我們從《子夏易傳》的一些佚文和古籍所引子夏於孔子問《易》的一些資料，一方面進一步證明《子夏易傳》確為子夏所作，另一方面來探討子夏的易學思想及特色。

二、《子夏易傳》佚文考

《子夏易傳》唐時尚存，但已有殘缺，至南宋時亡佚。幸賴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孔穎達《周易正義》，以及宋朱震《漢上易傳》、項安世《周易玩辭》、王應麟《困學記聞》、趙汝楳《周易輯聞》等書中引用的一些內容，可稍窺子夏的易學面貌。另一方面，出土帛書《周易》、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的一些資料[9][10]，可與古籍所引《子夏易傳》相比照、印證。下面我們對《子夏易傳》的一些佚文作一具體考察。

（一）《周易正義·卷首》曰：「但《子夏傳》雲雖分為上下兩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可知在《子夏易傳》中，《周易》卦、爻辭部分只是稱為「上下兩篇」，還沒有稱為「經」。案西晉武帝時出土汲冢竹書，其中有《易》類書，已經有「《易經》」之名，《晉書·束皙傳》記曰：「《卦下易經》一篇。」據李學勤先生考證：「估計汲冢是戰國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紀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這是墓中所出竹簡寫成時間的下限。」[11]（第181頁）這說明《周易》稱為「經」最遲不晚於戰國晚期之初。《子夏易傳》稱《周易》為「上下篇」，而沒有稱為「經」這一事實，證明《子夏易傳》的成書一定不晚於戰國晚期之初，這也是《子夏易傳》的作者不可能是漢人韓嬰的一條鐵證。又，《周易》最初是稱「上下篇」的，正如劉大鈞先生所考證：「《漢書·藝文志》云：『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很清楚，班固認為是最初『重《易》六爻』時，分成的『上下篇』，而《繫辭》又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可證創作《繫辭》時，仍稱曰『篇』。」[12]（第52頁）這說明《周易》稱「上下篇」極早，子夏於《子夏易傳》中稱《周易》為「上下篇」，正是承襲《易》之古義的一種成說，這證明《子夏易傳》的成書確實很早。

（二）今本《易經》《謙》卦，《經典釋文》云：「《子夏傳》作嗛」，可知《子夏易傳》「謙」作「嗛」，而帛書《周易》也作「嗛」，《子夏易傳》與帛本同。劉大鈞先生考證《子夏易傳》與帛本作「嗛」是用古文，今本作「謙」是用今文，他說：「案《漢書·尹翁歸傳》：『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顏師古註：『嗛，古以為謙字。』再，《漢書·司馬相如傳》：『嗛讓而弗發。』顏師古註：『嗛，古謙字。』《國語·晉語一》亦有『嗛嗛之德』、『嗛嗛之食』。以此知……《子夏易傳》及帛本亦是用古文，今本作『謙』是取今文。」[13]（第30頁）可見《子夏易傳》的內容較古。又，韓嬰的《韓詩外傳》中記載了一些《易》說，其卷三云：「《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可知韓氏《易》中《謙》作「謙」，是取今文，與《子夏易傳》不同，這有力地證明《子夏易傳》的作者決不可能是韓嬰。

（三）今本《易經》《頤》六四爻辭「其欲逐逐」，《經典釋文》載：「《子夏傳》作『攸攸』。」帛書《周易》作「笛笛」，上博戰國楚竹書《周易》作「攸攸」，可見《子夏易傳》和竹書同。劉大鈞先生考證《子夏易傳》和竹書作「攸攸」為古文，其曰：「《漢書·敘傳》：『六世眈眈，其欲浟浟。』顏師古註：『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由此可知，作『逐』字為今本，作『浟』字為古本。而《子夏易傳》作『攸攸』，正與竹書同。荀爽作『悠悠』，劉歆曰『跾，遠也』，其說皆由古《易》而來。」[13]（第44頁）可見《子夏易傳》確有古《易》面貌，其成書不應晚至漢代，韓嬰作《子夏易傳》是不可信的。

（四）今本《易經》《豐》卦九三「豐其沛」，《經典釋文》曰：「子夏作『芾』，《傳》云：『小也。』」是《子夏易傳》「沛」作「芾」，釋「芾」為「小」義。按《子夏易傳》釋「芾」為「小」與《詩》之毛傳同。《詩·甘棠》：「蔽芾甘棠」，毛傳：「蔽芾，小貌。」孔穎達疏曰：「《我行其野》雲『蔽芾其樗』，箋雲『樗之蔽芾始生』，謂樗葉之始生形亦小也。」案毛《詩》乃子夏所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因此釋「芾」為「小」確為子夏之義，這也是《子夏易傳》作者為卜子夏的一條力證。

又，《豐》九三「沛」，除子夏作「芾」外，鄭玄、干寶亦作「芾」，《經典釋文》：「鄭、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而上博戰國楚竹書《周易》亦作「芾」，看起來似乎子夏、鄭玄、干寶皆與戰國竹書同，實際不然。案鄭玄、干寶作「芾」，乃以朱芾、赤芾之芾釋之，《說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諸侯赤巿，……韍，篆文巿，從韋從犮。俗作紱。」段註：「此（韍）為篆文，則知巿為古文也。」是鄭、干之「芾」即「韍」字，故釋曰「祭祀之蔽膝」，解《豐》九三「豐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義，王弼注即取鄭義：「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這與子夏釋「芾」為「小」義不同。考《象傳》釋九三爻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象傳》顯然是以「沛」為「小」。《子夏易傳》與《象傳》一致，又與戰國竹書《周易》相同，說明《子夏易傳》確存《易》之古義，而鄭、王、干此注則與古《易》遠矣。

（五）《周易正義》在《乾》卦辭「元亨利貞」下引《子夏易傳》：「《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傳》這段話，與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傳》以「始」釋「元」，與《春秋公羊傳》完全相同。《春秋》隱元年《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顯然以「始」釋「元」。案《公羊傳》傳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傳序》「傳《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可見《公羊傳》以「始」釋「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傳》也以「始」釋「元」，與子夏《公羊傳》相同，這正是《子夏易傳》的作者為子夏的一條明證。

考今本和帛本《易傳》，可知子夏「元，始也」的講法承自於孔子。《彖傳》釋《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釋《乾》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帛書《易傳》的《二三子》曰：「[卦曰：黃裳元吉。孔子曰：此言]□□□□□者也。元，善之始也。」將今本和帛本《易傳》相印證，可知孔子已經以「始」釋「元」，子夏的講法正是秉承孔子。

再者，《彖傳》和《文言》都有對《乾》卦辭「元亨利貞」的解釋，我們將《子夏易傳》的解釋和二者相對照，會發現子夏和《彖傳》相一致，而與《文言》不同，這表現出子夏易學的思想特點。我們看：《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正是《子夏易傳》「元，始也」；《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正是《子夏易傳》「亨，通也」；《彖傳》「保合大和」，正是《子夏易傳》「利，和也」；《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是《子夏易傳》「貞，正也」，二者在內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彖傳》釋「元亨利貞」，是「性與天道」的講法：天道為萬物之始源，萬物的性命得之於天道並上通天道，在天道的流行變化中，萬物各得正定其性命，呈現一個和諧的宇宙。這一種形上的講法，正是孔子本於古《易》象數而發乎義理，將卜筮之《易》提升為哲學典籍的典型體現，也是孔子本於《易》之「古義」而開創出《易》之「新義」，開創出易學研究新理境的體現。

再看《文言》對「元亨利貞」解釋說：「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我們知道，《文言》的這種說法完全承之於孔子之前的《易》之古論，《左傳》襄公九年載穆姜筮卦，她就引用了這段古語說：「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文言》所襲用的古語以「體仁」「長人」釋「元」，以「嘉會」「合禮」釋「亨」，以「利物和義」釋「利」，以「事干」「固」釋「貞」，這是一種倫理的講法，與《彖傳》哲學的講法不同，表現出不同的理論層次和思想境界。子夏承於孔子而不取古語的講法，說明他對孔子所開創的新易學，對新易學所蘊涵的精微大義，已有深入契會。

（六）《周易集解》釋《乾》初九「潛龍勿用」，引《子夏傳》曰：「龍所以象陽也。」子夏是以「陽氣」釋「龍」，這與《象傳》《文言》一致，《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子夏和《象傳》《文言》以「氣」，具體而言以陽氣和陰氣言《易》，這正是古代「《易》以道陰陽」的特色，也與孔子以龍之德言陰陽二氣變化之《易》義同。帛易《二三子》記載了孔子向弟子論述此義的情形：「二三子問曰：《易》屢稱於龍，龍之德何如？孔子曰：龍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陽也；下綸窮深淵之淵而不沫，能陰也。上則風雨奉之，下綸則有天□□□。窮乎深淵則魚蛟先後之，水流之物莫不隋從；陵處則雷神養之，風雨辟鄉，鳥守弗干。曰：龍大矣。龍既能雲變，有能蛇變，有能魚變……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變，辯者不能察亓義。」孔子的論述強調「變」，他以龍的變化來講陰陽二氣的變化，所彰顯的正是《繫辭》所言變易的道理：「《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孔子講龍之德既能陽，也能陰，子夏講「龍所以象陽」，應該說是承之於孔子。

（七）今本《易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朱震《漢上易傳》引《子夏易傳》：「子夏曰：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乙。」王應麟《困學記聞》、趙汝楳《周易輯聞》皆載《子夏易傳》此條。《歸妹》六五亦言：「帝乙歸妹。」《漢上易傳》引《子夏易傳》：「子夏曰：湯之嫁妹也。」可知子夏是以《泰》和《歸妹》的「帝乙歸妹」為「湯之嫁妹」，以「帝乙」為成湯。

案「帝乙」為誰，《象傳》沒有明確指出，只是本爻位闡發義理，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古人認為此「帝乙」是商代帝王。在商代有兩個帝王稱為「帝乙」，一是成湯，一是紂王的父親。因此也形成了兩種說法，一種認為「帝乙」是微子和紂王的父親。《左傳·哀公九年》記陽虎以《周易》筮，遇《泰》之《需》，即《泰》卦六五爻動，陽虎觀其爻辭「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斷其吉凶，其中說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可見陽虎是以微子的父親為「帝乙」。東漢虞翻承此說，《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帝乙，紂父。」

另一種認為「帝乙」是成湯。《易緯·乾鑿度》卷上：「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又曰：「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孔子明確指出：《易經》中的「帝乙」是成湯。漢代京房和荀爽承此說，《困學記聞》載京房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14]（第49頁）《後漢書·荀爽傳》記荀爽對策曰：「《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

考以上文獻，可知子夏以「帝乙」為成湯之說，定當本於孔子，而下傳於兩漢，被京房、荀爽等人所承襲。而孔子「帝乙為成湯」之說，也當有所本，當為《周易》古經之古訓。

（八）今本《易經》《賁》六五爻辭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經典釋文》載《子夏易傳》釋「束」曰：「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子夏此釋以陰陽說《易》，但與上面講陰氣和陽氣不同，這裡講《易》數的陰陽。今本《繫辭上》引古「天地之數」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為天數，也即陽數，故子夏言象陽；二為地數，也即陰數，故子夏言象陰。可見子夏對古《易》數是很了解的。

（九）《周易正義》在釋《象·益》「風雷，益」下引《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盈。」子夏此言，實際上涉及《易》之古義——「卦氣」說。以「卦氣」六日七分說，《益》居正月立春之時。《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啟蟄。正月必雷。」《逸周書·時訓解》云：「立春之日，東風解凍。」《益》卦下《震》上《巽》，《震》為雷，《巽》為風，立春以後，雷動於下，東風勁吹，萬物蠢蠢而動，開始生長繁盛，正是「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盈」的生氣勃勃的春天景象。因此子夏所言，正是古「卦氣」說。

子夏《益》卦言「卦氣」，乃是承之於孔子。帛易《要》篇記有孔子向其弟子——「二三子」論述《損》《益》之道，其曰：「孔子繇《易》至於《損》《益》一卦，未嘗不廢書而嘆，戒門弟子曰：二三子！夫《損》《益》之道，不可不審察也，吉凶之[門]也。《益》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產之室也，故曰益。《授》（應為《損》，引者按）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物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故曰（損），產道窮焉，而產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損》之始凶，亓冬也吉。《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孔子論《損》《益》之道，闡發審察吉凶之門的君道，也見載於《孔子家語》、《說苑》和《淮南子》等古籍中，說明此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家語》《說苑》記載向孔子請教《損》《益》之道的是子夏，如《孔子家語·六本》：「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說苑·敬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嘆？孔子曰……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由此可推知《要》篇所記親聞孔子講《損》《益》之道的「二三子」中定有子夏。而孔子講《損》《益》，正講到古「卦氣」說。以「卦氣」六日七分說，《益》居正月立春之時，正是孔子所言「《益》之為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損》居七月立秋後處暑時，正是孔子所言「《損》者，秋以授冬之時也」，孔子所言，正為古「卦氣」說。孔子在講解《損》《益》卦時，引用古《易》的「卦氣」之說，子夏親聞並「志之」「終身誦之」，《子夏易傳》記載《益》卦「卦氣」之義，就很自然了。

（十）今本《易經》《歸妹》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朱震《漢上易傳》引《子夏易傳》：「《子夏傳》曰：『血謂四，士刲羊三而無血。』」子夏所說「血謂四」，是指《歸妹》卦三、四、五爻互體為坎，《說卦》云：「坎為血卦。」由此可知，子夏已用互體。朱震已經看到這一點，他在上引文下接著說：「是則自子夏以來傳《易》者以互體言矣。」

關於互體之說，很多學者認為起於漢人，其實其源甚古，在先秦已經存在。《左傳·庄公二十二年》載周史筮，遇《觀》之《否》，周史觀其卦象斷其吉凶，其中曰：「有山之材」，又曰：「猶有觀焉」。其言「山」者，是因為《否》卦二、三、四爻互體為艮，而艮為山。其言「猶有觀」，是因為《否》卦初爻至五爻連互為《觀》。而此點，尚秉和先生於《左傳國語易象釋》中已指出。可見最遲在春秋時，已有互體之說。新出土帛《易》也證明先秦已有互體之說。今本《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帛書《繫辭》作《大有》卦。劉大鈞先生指出，這表明帛易已用互體。他說：「帛本作《大有》與今本作《夬》，名雖不同而其義無異，蓋因《大有》卦初九爻至六五爻連互而成《夬》卦也。故作《夬》卦與作《大有》卦，義皆相同。然而，由今本作《夬》卦而帛本作《大有》卦思之，可證連互之說先秦早已有之！」[15]（第51頁）由此可見，子夏講互體，乃是本於古《易》的一種自然做法。

（十一）今本《易經》《未濟》卦辭：「小狐汔濟。」朱震《漢上易傳·說卦》引《子夏易傳》：「《子夏傳》曰：『坎稱小狐。』」坎為小狐，乃為古逸象，今本《說卦》不載，但見於《九家易》中的八卦逸象。先秦時的古易八卦卦象，至秦漢時已佚失不少。據文獻考證，西漢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七三年），有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佚《易》、《禮》、《尚書》各一篇，上獻朝廷。佚《易》一篇即《說卦》（卷二）[16]。東漢荀爽等人的《九家易》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其中曰：「坎為狐。」可見，《子夏易傳》中確實保留著一些古卦象，《子夏易傳》確存古義。

《子夏易傳》還存有「艮為斗」的古逸象。宋項安世《周易玩辭》卷十五《說卦》引《子夏傳》：「子夏曰：斗主狗，斗止而動，艮之象也。」可見《子夏易傳》有艮為斗的卦象。艮為斗，不見於今本《說卦》，也是先秦一種古逸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釋「艮為狗」引《九家易》：「《九家易》曰：艮止，主守御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為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運行四帀，犬亦夜繞室也。」《周易玩辭》卷十五也引《九家易》：「《九家易》曰：艮主斗，故犬三月而生」云云，與《周易集解》所引略同。觀此兩處引文，可知《九家易》也載有艮為斗的古逸象。《子夏易傳》所載艮為斗的古逸象確有所本。

實際上，《子夏易傳》佚文中的「艮為斗」、「坎為小狐」這兩個古卦象，只是子夏所知的古八卦象數的一部分。從《孔子家語·執轡》、《大戴禮記·易本命》等所載子夏談論古《易》的一段資料，（見下文）我們已經考證出子夏了解一套八卦古象數。這套八卦古象數是：乾為日，為人，乾數一；坤為月，為馬，坤數二；艮為斗，艮數三；兌為時，為豕，兌數四；坎為音，為猿，坎數五；離為律，為鹿，離數六；震為星，為虎，震數七；巽為蟲，巽數八[17]（第19—24頁）[18]（第423—444頁）。由此可推知，《子夏易傳》定當保存了很多的八卦古逸象，《子夏易傳》確存《易》之古義。

現在我們對以上《子夏易傳》佚文考證作一總結。首先，考證說明《子夏易傳》的作者確應為孔子弟子卜商子夏，其成書確應較早，《子夏易傳》的作者為漢人如韓嬰等的說法是不成立的。第二，說明《子夏易傳》確有古《易》面貌，子夏對《易》之「古義」，如《周易》古經卦爻辭的古訓、八卦古逸象、逸數、古「卦氣」說、互體說、古《易》道陰陽重象數等古《易》內容和特質，熟知並能深入把握。第三，說明子夏對孔子由象數而達於道的易學新理路、「性與天道」的易學「新義」，有深入的契會和領悟。《子夏易傳》雖已亡佚，由以上考證，我們可推知子夏易學的思想特色當是《易》之「古義」和「新義」兼容。

古代易學發展至孔子，實有一重大轉折。孔子之前的易學，是為《易》之「古義」，這些「古義」主要關涉的是明陰陽、和四時、順五行、辨災祥的卜筮之旨。孔子從《易》之「古義」出發，本於象數而發乎義理，由「明數」而「達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講陰陽災變而講性與天道，開拓出研《易》新理路，創造出易學新理境，從而將卜筮之書提升為哲學典籍，將《易》之「古義」發展為《易》之「新義」。[19]孔子講《易》，講卜筮，更講德義；講陰陽、五行、「卦氣」，更講「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講《易》之「古義」，更由「古義」生髮「新義」。因此，孔子易學，既包含《易》之「古義」，同時更有「新義」，是容「古義」和「新義」於一體的儒門新易學。帛書《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子贛（貢）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亓用也。』[子贛曰：]夫子今不安亓用而樂亓辭，則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贛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亓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亓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亓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要》篇的記載充分說明了孔子新易學的特點，同時也說明對這一新易學，時人甚至孔子的一些高足，如子貢等人，都不能理解，以至孔子發出「疑丘」的感嘆。

而從上面的考證，可知子夏對孔子的新易學則有深入的理解，他既熟知其「古義」，又能契會其「新義」。據《論語·子張》載：「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朱熹《四書集注》：「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子夏認為《易》之卜筮雖屬小道，但也有「道」在，因此「必有可觀」，但不可拘泥沉溺於此，必須超越它、提升它，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學為宗旨，這與孔子的新易學觀完全一致。子夏的這種易學觀可能是自己在研《易》中形成的，也可能是受自於孔子而形成的，但不管怎樣，孔子和子夏易學觀一致，在研《易》中師生二人於心戚戚、感而遂通，是可以想見的。在孔子授《易》的「二三子」諸弟子中，子夏受於孔子《易》必良多，當最能肯認孔子易學之大體。因此，子夏易學直承孔子易學，兼容「古義」和「新義」，正是合乎情理的。

子夏所了解的《易》之「古義」，包括《歸藏》，這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

《孔子家語·執轡》、《大戴禮記·易本命》、《淮南子·墬形訓》等載有子夏論古《易》的一段資料，茲綜合三處記載錄之如下：「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宣人生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對於這段資料，我們已經考證它背後實際隱藏著一套古《易》八卦象數。這套古《易》八卦象數，從《易》象上說，即《乾》為日，為人；《坤》為月，為馬；《艮》為斗；《兌》為時，為豕；《坎》為音，為猿；《離》為律，為鹿；《震》為星，為虎；《巽》為蟲。從《易》數上說，即《乾》為一，《坤》為二，《艮》為三，《兌》為四，《坎》為五，《離》為六，《震》為七，《巽》為八。這是一個與今本《說卦》所載古《易》象數系統不同的另一古《易》系統，從這一古《易》資料為子夏所「聞」，孔子亦「昔聞老聃」，可推知這一古《易》系統應在孔子之時或以前即已存在，其淵源頗為久遠[17]（第19—24頁）[18]（第423—444頁）。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一古《易》系統的八卦之序。從我們的考證可知，這一八卦卦序是：乾、坤、艮、兌、坎、離、震、巽，而這一八卦卦序正與傳本《歸藏》八卦卦序完全相同！

案《歸藏》之名，現存文獻最早見載於《周禮》和《山海經》。《周禮·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引《山海經》曰：「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此言今本《山海經》無之）漢代杜子春、桓譚、鄭玄等人皆言及《歸藏》。但《歸藏》之書，《漢書·藝文志》不載，《隋書·經籍志》始載《歸藏》十三卷，並云：「《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可見此時，學者已對自晉《中經》以來所載《歸藏》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此十三卷本《歸藏》至宋時已殘，《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云：「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文淵閣書目》已不著錄，大概在元明之際此《歸藏》已亡佚。晉干寶《周禮注》、宋朱震《易叢說》、李過《西溪易說》、羅泌《路史》等書存有《歸藏》的一些佚文，清馬國翰、黃奭等人有輯佚本。但對於此《歸藏》，很多學者懷疑其真實性。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號漢墓出土秦簡「易占」[20]（第37—43頁），據說「該墓的相對年代上限不早於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下限不晚於秦代」[20]（第43頁），可見此秦簡「易占」乃抄寫於戰國晚期。據學者研究，已確定此「易占」即上述文獻所記載的《歸藏》，由此可證傳本《歸藏》不偽，是真實有據的。

從干寶《周禮注》、朱震《易叢說》以及李過《西溪易說》等書所存《歸藏》佚文，可知《歸藏·初經》的八卦之序是：初乾、初 （筆者案：朱震注曰『坤』[21]，廖名春先生考證『 』乃寅字訛體，本是卦辭，誤為卦名[22]（第17—18頁）。朱震所注是對的，初 即初坤）、初艮、初兌、初犖（朱震註：坎）、初離、初釐（朱震註：震）、初巽，即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干寶等人所記《歸藏·初經》八卦之序，定當有所古本。其實在今本《說卦》中，就存在《歸藏》八卦卦序的蹤跡。《說卦》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此為四句話，其順序反過來，則為《歸藏·初經》之序，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正為乾、坤、艮、兌、坎、離、震、巽。而其中「坤以藏之」，以「藏」為「坤」之象，正與重「坤」、以「歸藏」為名的《歸藏》符合，也說明這四句話確實應與《歸藏》有關。

對照我們考證出的子夏所了解的古《易》八卦之序，可看到二者完全相同！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子夏所了解的古《易》八卦系統，很可能就屬於《歸藏》，子夏對《歸藏》應該是了解和熟知的。

而汲冢竹書出土《歸藏》，說明子夏不僅熟知《歸藏》，而且傳習《歸藏》。

西晉武帝時（具體時間三種記載，即咸寧五年、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79至281年三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李學勤先生推斷，墓葬時間約為公元前299年或稍晚一些[11]（第181頁）。出土竹書約七十五篇，其中有《易》類書，據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束皙傳》記載：「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劭陟論《易》。」可見其中有兩種《易》書，一種即今本《周易》古經。另一種《易繇陰陽卦》應該是《周易》之外的另一種《易》書，正如學者指出：「從篇名《易繇陰陽卦》來看，此書也是由卦符（所謂陰陽卦）和文字解說（即『繇』）兩大部分組成的。所謂『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是指該書之卦符與《周易》之卦符略同，而文字解說則與《周易》相異。顯然這是與《周易》類似但不從屬於《周易》的另一種易書。」[23]（第59頁）那麼它是那一種《易》書呢？《藝文類聚》卷四十載王隱《晉書》言汲冢竹書曰：「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束皙所稱《易繇陰陽卦》，王隱稱為《易卦》，並指出它是《連山》或《歸藏》。那麼它到底是《連山》，還是《歸藏》呢？我們知道，《歸藏》漢初已亡，晉人荀勖所編撰的《中經新簿》（後人稱為晉《中經》）始著錄《歸藏》。考《晉書·荀勖傳》：「（荀勖）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文選·王文憲集》注引王隱《晉書》亦言：「（荀勖）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太康二年得汲冢中古文竹書。勖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可知荀勖與束皙等人一起參與整理汲冢竹書，最後由荀勖依照劉向整理古籍的方法（如重定書名），自己「撰次注寫」，將汲冢竹書束皙所稱的《易繇陰陽卦》、王隱所稱《易卦》定名為《歸藏》，而將其列入晉《中經》。另外，「《易繇陰陽卦》」中「陰陽卦」的名字，也說明它應該就是先坤後乾的《歸藏》。學者指出：「所謂《陰陽卦》，如果用《周易》的卦名術語來翻譯，不恰恰就是陰在陽前的《坤乾》嗎？」[23]（第62頁）這是正確的。晉《中經》的《歸藏》應該就是來自於汲冢竹書，汲冢竹書中應該有《歸藏》。

汲冢竹書的《歸藏》應來自於子夏所傳。從上面的考證，我們已知子夏熟知《歸藏》。孔子沒後，子夏居住講學於魏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在位公元前446——前397年）。」《後漢書·徐防傳》「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李賢注曰：「《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為魏文侯師。」西河，據錢穆先生考證，在東方河濟之間，「當在今長垣之北，觀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帶之河濱」[24]（第145—149頁），在魏境。時當戰國之初，「魏文侯以大夫僭國，禮賢下士，以收人望，邀譽於諸侯，游士依以發跡，實開戰國養士之風。於先秦學術興衰，關係甚巨。」[24]（第149頁）《呂氏春秋·舉難》：「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公元前475——前400年），敬段干木（公元前465——前395年）。」而田子方、段干木皆為子夏弟子。又，為魏文侯相的李克（公元前455——前395）也為子夏弟子。當時的魏國為子夏的學術活動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從李賢所見《史記》言「教弟子三百人」，可以想見子夏講學之盛況！子夏在魏國講易學，當既講授《周易》，也講授《歸藏》，他的弟子當承受《周易》和《歸藏》並傳之。在子夏去世約120年後，魏襄王墓所入葬的《周易》和《歸藏》等《易》書，應為子夏所傳者。任俊華、梁敢雄兩先生指出，魏王冢中的《歸藏》應來自於子夏之徒所傳習者，是有道理的[25]。

那麼，子夏所知的《歸藏》又來自於那裡呢？這有兩種可能，從上引《孔子家語·執轡》的那段內容看，子夏「聞《易》」，並請教孔子「敢問其然乎？」而孔子回答「吾昔聞老聃」，可見子夏所了解的《歸藏》，可能是受於別人，並且這種可能性很大。這是一種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子夏《歸藏》也受之於孔子，因孔子已得《歸藏》，並研習和向弟子講授《歸藏》。於此我們有兩條證據。其一，《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鄭玄註：「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可見孔子得《坤乾》（即《歸藏》）並觀之。其二，《說苑·敬慎》記載孔子向子夏講《易》，其中說：「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孔子所說，從卦序上看是今本《周易》古經卦序，即「損」指「《損》」卦，「益」指「《益》」卦，「缺」指「《夬》」卦，他以「缺」解「《夬》」，當是本之於《歸藏》。案王家台秦簡《歸藏》《夬》卦作《 》，廖名春先生考證：「疑 即罽之省文。《說文·網部》：『罽，魚網也。從網，剡聲。 ，籀文銳。』『罽』古音為月部見母，與『夬』同。《釋名·釋言語》：『夬，決也。有所破壞決裂之於終始也。』決通缺。《說文·缶部》：『缺，器破也。』《小爾雅·廣詁》：『缺，隙也。』卦畫上六象器物有缺口，故名為『夬』。因此，『罽』當是『夬』之借字。」[22]（第17頁）可見《歸藏》中《夬》作《 》，正表「裂缺」之義。又，今本《周易》古經《夬》九三爻辭「君子夬夬」，九五爻辭「莧陸夬夬」，帛書《易經》作「君子缺缺」和「莧勒缺缺」，今本作「夬夬」處，帛本作「缺缺」。學者已發現，帛書《易經》在文字上與《歸藏》有密切關係，[26]由此推想《歸藏》《夬》卦當作「缺」義。孔子向子夏講《易》時，以《夬》為「缺」義，正說明孔子對《歸藏》的熟悉，也說明孔子已向弟子講授《歸藏》。又，《儀禮·士冠禮》賈公彥《疏》：「《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陽豫》，夏、殷之卦名。』是孔子用異代之筮。」《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徐彥《疏》：「問曰：《春秋說》雲『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殷之卦名也。』孔子何故不用《周易》占之乎？答曰：蓋孔子見西狩獲麟，知周將亡，又見天命有改製作之意，故用夏、殷之《易》矣。」《陽豫》之卦，是屬於夏《連山》還是殷《歸藏》雖不能確定，但孔子熟悉《周易》之外的易占是可肯定的。

《論語·子張》記子夏之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皇侃《論語義疏》曰：「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咨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己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能如上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仁乃孔子思想之核心，諄諄教導弟子之切要，子夏以博學厚記切問近思為仁之方，可見子夏對學問追求之重視，也可想見子夏對古代文獻如饑似渴的學習和廣博精熟的掌握。由此思之，子夏對《歸藏》的學習和掌握，很可能是既受之於別人，又受之於孔子。子夏熟知《歸藏》，晚年居魏講學時向弟子傳授過《歸藏》，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總之，由以上考證，我們似可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1）孔子的弟子子夏應有學《易》傳《易》之事，《子夏易傳》的作者應該是子夏。

（2）子夏的易學，應該主要受之於孔子。他較好地繼承了孔子的易學思想，既了解《易》之「古義」，又能深入領會孔子所創發的《易》之「新義」。

（3）子夏學《易》傳《易》，除了《周易》之外，還應該有《歸藏》。

關於本文所考證的第三點子夏與《歸藏》的關係，還可給我們更多的啟發和思考。在此我們簡要地討論一下，當作本文的餘論。子夏為儒門弟子，他在傳《易》時，既傳《周易》，又傳《歸藏》，即同時傳授《周易》和《歸藏》兩個易學系統，而他的這種做法實源於孔子。由上文考證，可知孔子已有向弟子同時講授《周易》和《歸藏》的兩大易學系統的做法。由此啟發我們思考一個較宏觀的問題：在孔子之後儒家傳《易》這個大的體系中，同時傳授《周易》和《歸藏》兩個系統的做法是否一直承襲下來？換言之，在儒家的易學傳承體系中，是否象傳統所認為的那樣只有《周易》系統，還是除了《周易》系統之外，還有《歸藏》系統？以前，由於文獻的限制，這個問題可能是一個無意義問題。但是帛《易》的出土，使我們思考這個問題已具有了意義。

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帛書《易經》，其六十四卦之序是由上卦與下卦按一定規則重合而成。上卦之序是：乾、艮、坎、震、坤、兌、離、巽，下卦之序是：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上卦與下卦之序乍看不同，實質上是一樣的，六子卦都是按少、中、長順序排列，只不過上卦把八卦分為乾陽卦和坤陰卦兩組。可以看出，下卦之序與《歸藏·初經》卦序完全相同。我們知道，卦序是判斷易學系統最重要的因素。按傳統說法，之所以有《連山》、《歸藏》和《周易》這三大易學系統的不同，是因為卦序不同：六十四卦重卦之序，《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三種系統的卦序是不同的；八經卦的六子之序，《歸藏》是按少、中、長排列，而《周易》是按長、中、少排列（《連山》還不清楚）。因此，雖然帛書《易經》的經文（即卦爻辭）用的是今本《周易》古經的卦爻辭，但從八經卦卦序與《歸藏》相同這種更重要的因素考慮，與其把帛書《易經》歸屬於《周易》系統（現在帛《易》研究者的一般做法），不如把它歸屬於《歸藏》系統可能更合適一些。另外，與帛書《易經》重卦卦序不同，帛書《易傳》所用的重卦卦序是今本《周易》古經的卦序，應屬於《周易》系統。因此，從這裡可以看出，整個馬王堆帛《易》實際上包含了兩個古代易學系統，即《歸藏》系統和《周易》系統。

帛《易》傳習於西漢初以前。子夏傳授《周易》和《歸藏》在戰國早期，子夏所傳《歸藏》入魏襄王冢在戰國晚期之初。從本文以上的考證看，這其中透漏著一個重要的信息，讓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的事實：先秦至漢初儒家易學傳承不是僅僅只有一個《周易》系統，而是有兩個，即同時還有《歸藏》系統。也就是說，先秦至西漢初，儒家在易學傳承中，既傳承《周易》系統，也傳承《歸藏》系統。當然，這一事實的充分證明，還需要更多的文獻和進一步的研究。在以前的研究中，由於文獻不足，這一事實被人們忽視了。過去人們一直重視的是儒家易學中的《周易》傳統，現在由於這一事實的揭開，我們發現古代儒家易學的流傳比原來想像的要豐富的多，複雜的多。作為古代易學三大系統之一的《歸藏》，並不是象原來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早已亡佚，而是和《周易》一樣，一直到西漢初還在儒門易學中流傳著。

由此，考慮到先秦至西漢初《周易》和《歸藏》這兩大易學系統在儒門的流傳，雖然其具體全部的情形現在還不能搞清楚，但是從本文上面的考證，我們可以說，子夏在這一傳承過程中，應該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隋唐人對子夏傳《易》之功的評價是有根據的。

（作者簡介：劉彬，男，山東滕州人，哲學博士，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易學和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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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劉大鈞先生對此有詳論，他說：「《易》之『今義』確立於孔子而稱『今』，《易》之『古義』由來已久而稱『古』。」「《易》之『今義』凸顯的是一種德性優先的濃郁人文關懷，而《易》之『古義』，則更多地關涉明陰陽、和四時、順五行、辨災祥等卜筮之旨。」劉大鈞先生所稱「今義」，我們稱為「新義」。見劉大鈞撰《〈周易〉古義考》（《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第142—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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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任俊華先生、梁敢雄先生認為：「通過子夏在魏國不論政治生活還是學派傳承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一史實來推測：是子夏將孔子所得卦書《坤乾》帶到魏國，也許經過了子夏之徒的修訂改編，最後以俗名《陰陽卦》傳入魏而入魏王冢。」見任俊華、梁敢雄撰《〈歸藏〉源流考——兼論秦簡〈歸藏〉兩種摘抄本的由來與命名》（劉大鈞主編《大易集奧》（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頁）。

[26] 如饒宗頤先生和於豪亮先生皆指出這一點。見饒宗頤撰《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文史》第二十輯，中華書局1983年）。於豪亮撰《帛書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原載：《學燈》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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