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不自覺的文化革命者

墨子：不自覺的文化革命者

墨子是歷史上的一個神秘人物，人們至今無法確定墨子的真實姓名。其出生地與出生年代不詳，國籍也不確定。司馬遷沒有為他單獨列傳，只是在《孟子荀卿列傳》中為墨子寫了24個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這段文字以「蓋」冠首，令人懷疑的地方很多。據考證，墨子大致生在孔子之後，孟子、莊子之前，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一書則由其後學纂輯而成。墨子究竟是「宋人」還是「魯人」，似乎難有定論。其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流行於世，影響極大，終與儒學並顯天下。

墨子的姓名雖不可考，但他長得黑卻是公認的。有人認為墨子姓翟名烏，而「墨」與「烏」都與「黑色」有關。墨子之「墨」也許正是其身份的象徵。墨子常被人叫做「賤人」、「役夫」、「鄙人」、「小人」。關於墨子的勞動者形象及其事迹，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中多有述及。

「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聖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椅……」（毛澤東《1939年4月21日在抗大生產運動總結大會上的演講》）。墨子雖然有很深的學問，但卻沒有脫離生產勞動；墨子雖然並非完全意義上的平民，但卻代表著平民的利益。無論從其學說本身還是從歷史記載的關於墨子的日常行為中都能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位完全不同於來自儒家之流的那種以脫離生產勞動為榮的「士「階層。

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內部走向分裂，社會貧富分化加劇，手工業和商業不斷發展。而在生產力水平上升的同時，貴族政權卻在向下轉移。在社會變化日趨激烈的時代，逐漸產生了代表平民立場的墨子及其學說。

墨子曾經師從儒學，從《墨子》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墨子學說曾經受到了儒學的影響。但墨子的思想很快就發生了轉變。「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

墨子對儒家的背離，實際上是一種革命，即平民文化對於貴族文化的反叛。墨子思想中的這種反叛精神與世界其他民族主流思想的流變趨勢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隨著貴族文化的衰亡，代之而起的應該是平民文化。但由於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王權貴族政治勢力過於強大，以此基礎上形成了貴族文化的強勢。因而，墨子式的反叛，在力量上顯得十分單薄。再加上墨子本身並不是一個自覺的革命者，他在其學說中竭力推崇古代王道，對古代王權專制主義心存幻想，因而並不能引導廣大平民走向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其學說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

墨子思想實際上是對儒家主張的基本價值觀的挑戰和突破。儒家代表人物孟子雖然非常推崇「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但卻又毫不留情地攻擊「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對於墨子的平民立場，《莊子·天下》中作了比較中肯的評價：「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厘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不教後世奢侈，不浪費萬物，不受禮法眩惑，而且用各種嚴厲的規矩約束自己，以幫助世人的急需。古時的道術有著重這方面的，墨翟、禽滑厘之流聽聞這樣的遺風並且熱衷於這方面的活動。有些事實踐得太過分，有些事節製得太謹慎。他們倡導「非樂」，要求人們「節用」，生前不唱歌，死時不厚葬。墨家主張「泛愛」、「兼利」和「非斗」，他們的學說是非暴力的；而且墨家又好學博覽，不隨意標新立異，也不與前代帝王苟同，反對古代的禮樂制度。黃帝時有《咸池》，堯時有《大章》，舜時有《大韶》，禹時有《大夏》，湯時有《大濩》，文王時有《辟雍》之樂，武王和周公還作過《武》樂。古代的喪禮，貴賤有嚴格的儀式，上下有不同的等別，天子的棺槨有七層，諸侯是五層，大夫是三層，士是兩層。如今墨家卻獨自主張生前不唱歌，死時不厚葬，桐木棺材厚三寸而且不用外棺，並把這些作為法度和定規。用這樣的主張來教育人，恐怕不是真正的愛護人；用這樣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當然不是對自己真正的愛惜。這樣的評論並非有意要詆毀墨家的學說。不過該唱歌時卻反對唱歌，該哭泣時卻反對哭泣，該奏樂時卻反對奏樂，這樣真的合乎人情嗎？他們主張人活在世上要勤勞，死的時候要薄葬，墨家的學說太苛刻了；使人憂慮，使人悲憫，而做起來也難以辦到，恐怕不能夠算是聖人之道，違反了天下人的心愿，天下之人也就不能忍受。墨子雖然自己能夠做得到，又能拿天下人怎麼樣呢！背離了天下人的心愿，距離天下百姓一心歸往的境界也就很遠很遠了。

上述文字看起來確實是入情入理的分析，從中也讓我看到平民文化被扼殺有一種近乎必然的歷史趨勢。

從學說的價值本身來說，墨家思想遠比儒家、道家思想實用，但中國歷史上為什麼偏偏讓墨家文化湮滅了呢？

「墨子的思想今天之所以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主要是由於它反映了春秋時代從長期沉睡中開始覺醒的小生產者的要求和願望。但是，歷史的發展表明小生產者這一階層不是新的生產關係的體現者，他們沒有條件代替世襲貴族走上政治舞台。墨子和他的學派的命運，也和他所代表的階級的命運一樣，在當時不得不陷入悲劇性的結局」（任繼愈《墨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75頁）。文中所謂的「小生產者」，應該泛指勞動者，代表著廣大的平民階層。來自於平民階層以及受到平民階層影響的思想家們，他們在學術上的不自覺，以及他們對自己所面臨的世襲貴族強大力量的認識不足，他們很難真正成為引領文化革命的主力軍。

墨子的思想來源於社會下層，下層的中國人民自然能夠做到，做不到的只有王公貴族。沒有任何一個王公貴族願意自覺放棄他們天堂般的生活方式，與他們講平等與兼愛，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無異於與虎謀皮。也就是說，只要等級制度存在，貴族就不可能和平民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墨子「無差等」的愛就不可能演變為全民意志。

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平民文化與貴族文化的鬥爭中，往往從宗教革命開始，再由宗教革命引起文化革命，最終導致階級革命，平民文化與貴族文化合而為一，形成統一的全民化的的社會意識形態。也就是說，墨子思想如果不能引領一場徹底的宗教意義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全民化意志，其思想斷無實施於中國社會的可能。

從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變化來看，中國平民試圖引領宗教革命的條件似乎並不存在。沒有根本性的文化革命以動搖貴族文化生存下去的深厚根基，王公貴族如何能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呢？

平民生活之苦，遠比墨子所要求做到的更苦。但因此而要王公貴族們與代表平民利益的墨子一樣「自苦為極」，這隻能是平民式不切實際的幻想。

「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