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近代法史上的王世傑

來源：《作為法學家的王世傑——學術與思想》（載《法制史研究》第二十九期，2016.6）的結語部分

王世傑（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湖北省武昌府崇陽縣人。憲法學家、教育家。曾任武漢大學首任校長。

千古江山，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王世傑論文中展示的學術思想，在今天看來早已成為明日黃花，很多成為了法學、政治學的常識。但是，若在境的予以考察，則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陳垣敦煌劫餘錄序」）綜觀王世傑的研究論文，可以說皆為預流之作，他的所思所想都是那一時代的緊要課題，關乎國家制度和民生之本。出版的《比較憲法》，就是在這一系列專題研究基礎上的綜合。王雪公的學術生命僅有六年的時間，從現代中國學術百年歷史的角度視之，可謂一瞬，幸耶？不幸耶？真不好說。南下從政後，侯門一入深似海，看似好像他的學術生命在那一瞬間戛然而止，其實未必，餘音不斷，並滲透到他的政治實踐之中，如法制局的規則制定，刑法草案的意見書等等。而此項作業，青山青史。

胡適之先生在1919年的文章《新思潮的意義》中引用尼採的話，說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而新思潮是一種「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運動。確實，清末民初的中國學術，都是立基於傳統之上的再造過程。但法學能從傳統之中吸收的養分頗少，這可能與以下原因有關：傳統中國的律法，較重刑律，民事行為往往靠民間習慣來規範，而習慣卻是因各地風俗不同而各異；傳統帝制下的律法沒有近代「權利」的概念和保障「自由」的理念，其中間貫穿的維護君臣綱紀的理念是與西方現代法學理念相悖的。於是，我們看到，清末法理派與禮教派之間的激烈爭端，在現代史的舞台上上演。在這樣的情形下，在改造中國法制的路上，那一代人走的很辛苦。

具體到王世傑，通過研讀他的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其學養豐厚，論述明晰，在國外留學必定是下過一番苦工夫的。然而，他卻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與體系，只是在調和中西的夾縫中緩慢挪移。從1921年到1927年，全職執教著書區區六載的時間，哪裡能產生出什麼堪稱偉大的學術成果來！人文學及社會科學諸學科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天賦。有此天賦，少年便可有所得，無此天賦，折騰一輩子，還是平庸。人文及社會科學仰賴一種經年累月的積累，依靠的是讀書閱世積攢的素養。回望百年來中國學術史，學者在人文及社會科學上取得重大成就者，大概多數在四十到六十之間；太年輕，火候不到。而王世傑離開北大時才三十六歲，正值學術積累的黃金時期，其後雖然不曾遠離書本，保持著書生本色，然而公務繁多註定難以集中從事學術研究。離開北大之後除武大校長任內尚有兩篇論文之外，再無學術產出。

毋寧說，王世傑的工作在於「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翻看研讀他的論文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所思所想所撰所述，皆為當時世界憲政和法治前沿問題，並結合苦難中國的法治實踐權衡各種制度的利弊，心中存有「中國問題」的意識；而他的文章紹介西方最新的學理，以期改造傳統中國的制度，在新國家的基礎上造成配套的新社會；他對「中國奴婢制度」和歷代法制的關注，以及各朝代法制史料的諗熟，更說明其並非對於傳統完全忽視，而是在尋找適合中國的制度。其時中國法學，既然不能像傳統學科一樣，迅速有所突破，就只能是一步一個腳印的邁進了，這非朝夕之功，也非幾年可以辦到的。

其時中國處在軍治時期，「老百姓不能安身立命，軍爺爺們爭權奪位，互相殘殺不已。」民國開十餘載之際，王世傑眼睜睜看到法制的停滯不前，保障個體自由的法律嚴重缺少，侵犯個體自由的法令所在多有。其論世文字，雖如其人平和安靜，但字裡行間、平靜背後彷彿存在著無奈，充滿了焦急。或許我們可以說，當時的中國，當務之急不在於提升中國的法學水平，因為發矇階段的中國法學難有一步登天之境遇，而國家的動蕩和實在法的闕如更使其提升不得其道。當時的中國，緊要的是先進法制的儘快落地，使普通人不再生活於恐懼之中，使法律學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條文。如果說「再造文明」沒有進行到底，哪裡豈是常說的一個「做官去了」所能打發解釋的。要是沒有自己國家的條文式的法治存在，法學將遊離於外國學理和本國雜亂不統一的規範之間，終為無根之談。也就是說，法學上的「再造文明」是不能成功的。學術上的再造文明，王世傑無緣參預，但他到南京國民政府後參與立法，改觀法制，也是另一種「再造文明」吧。

那個時代的中國法學，於彷徨無助中開始發展，既不能像史學、哲學等人文學科藉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於短期內脫穎而出，也不能像人類學、考古學等傳統中國無有的學科不顧一切奮進。它是一門關於社會的科學，無法遠離中國現實。要調和中西，哪裡是那麼容易的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風雲不斷，始終沒有安穩的環境和良好的立法，法學的艱難，就不是學者一個群體的責任了。而法學，始終沒有出現像哲學中的胡適之一樣開山的人物，也沒有一個像史學中的陳寅恪足以堪稱代表的人物，王世傑在法學史上，會留名冊，卻也是輕描淡寫。而前一個世紀的法律學人，又有誰能濃重的青史留名呢？不妨說，近百年的法學史，發展到今天，靠的是一代代法律學人孜孜不倦的努力與集體積累的智慧。

考古學家李濟有一次和歷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閑聊，我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還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滿足多？」他對這個問題，沒有給我一個直接的答覆。他卻反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濟之，現代的人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

在國家建構尚未成功的年代，王世傑也屬於那一班人之列，在學術與政治之間苦苦糾纏，只不過其程度不同罷了。

法學學術前沿frontiers-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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