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日本：學術回顧與展望

梁啟超與日本：學術回顧與展望作者:政右經左 2009-03-18 07:20 星期三 晴　　作者：崔志海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海內外研究他的論著不計其數。對近百年來國內外學術界的梁啟超研究進行學術回顧，絕非這篇短文所能勝任。本文僅就近年學術界比較關注的有關梁啟超與日本關係的研究做一回顧和總結，希望能對梁啟超研究有所裨益。 　　　　一、一個簡單的學術回顧 　　　　梁啟超一生流亡日本14年，他的思想曾在許多方面受惠於明治日本，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梁本人就曾將接觸明治日本思想比做「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1]，「腦質為之改易」[2]，「思想為之一變」[3]，稱日本為他的第二故鄉[4]。在有關梁啟超與日本關係的研究中，日本學者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始終走在學界的前列。 　　　　 早在20世紀40年代，一些日本學者在考察近代日本思想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時便將梁啟超作為一個重要案例進行研究。如日本學者中村忠行在探討日本文學對近代中國文學的影響過程中，就曾對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小說理論和政治小說的創作及其文體與明治日本的關係做過深入的分析，認為梁啟超所用的「新民體」和他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等有深厚的日本根源。[5]此後研究梁啟超政治小說和文學思想與明治日本關係的論文還有大村益夫的《梁啟超ずょび〈佳人奇遇〉》(《人文論集》第11卷（1964年），第103-133頁)、山田敬三的《漢譯〈佳人奇遇〉縱橫談——中國政治小說研究札記》（趙景深編《中國古典小說戲曲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402頁）、齋藤希史的《新國民之新小說——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文學界》（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52頁）。此外，永井算已的《清末にぉける在日康梁派の政治動靜》[6]，根據日方檔案資料，對梁啟超在日本的活動做了深入細緻的考察；宮村治雄的《梁啟超の西洋思想家論-その「東學」との關連にぉぃて》[7]，較為全面地論述了20世紀初梁啟超所介紹的西方思想家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關係，為90年代以來研究梁啟超啟蒙思想中的東學背景的學者廣泛引用。 　　　　進入90年代之後，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狹間直樹教授於1993-1996年主持的「梁啟超研究——關於他以日本為中介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過程」的研究班，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8]在該研究班的推動之下，國際學界圍繞這一主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並先後在歐美分別舉辦兩次相關的國際學術討論會。 　　　　1995年，由曾經作為該研究班成員的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教授主持在法國舉辦了一次「歐洲思想與20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此次會議雖然以1900年至1920年間歐洲思想如何進入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為主題，但由於這一時期中國人接受歐洲思想，很大部分是通過相關的日譯或日文著作，因此，在提交此次會議的論文中有不少學者談到日本對梁啟超接受歐洲思想的影響和作用，如日本學者佐藤慎一的《20世紀初中國對社會進化論的接受——與日本案例的比較》（Chinese Acceptance of Social Evolution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Case）、狹間直樹的《梁啟超來日後對西方近代認識的深化——尤其在「國家」與「國民」方面》、石川禎浩的《近代中國的「文明」與「文化」》、高柳信夫的《1900年代中國關於「科學」的言論的幾個側面》、齋藤希史的《關於近代中國文學進化觀念：白話文誕生的前夜》、森時彥的《清末知識界對西歐經濟學說的接納：梁啟超的經濟思想》等。[9]此外，狹間直樹教授在《梁啟超研究與「日本」》（載《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一文中，又對梁啟超與日本學者吾妻兵治的關係進行鉤稽，力圖為吾妻兵治翻譯的《國家學》在未公開出版之前率先由梁在《清議報》上翻譯發表尋找一個合理的答案。[10] 　　　　1998年，由另一位曾作為梁啟超研究班成員的加州大學教授傅佛果(Joshua A. Fogel)主持在美國召開了一次題為「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的研討會。在提交會議論文的15位學者中，日本學者又佔了一半，計有8人，成為會議的主角。其中，狹間直樹的論文考察了梁啟超《新民說》中「公德」和「私德」觀念中的日本思想背景；森時彥的論文通過對梁啟超文章中所用「生計」和「經濟」辭彙變化的考察，揭示其背後所隱含的豐富的經濟思想方面的內容；森紀子的論文探討了梁啟超流亡日本時期所受日本佛教思想界的影響；石川禎浩的論文詳細考察了20世紀初年梁啟超地理學著述和地理學思想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關係。有關此次學術會議的緣起以及論文題目和簡要，詳見桑兵《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國際研討會述評》（《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茲不贅述。 　　　　1999年，由狹間直樹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終於由東京みすず書房出版。經補充修訂，2001年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書名為《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該書共收14篇論文，文章的作者除法國的巴斯蒂教授外，其餘都為日本學者。其中，狹間直樹的文章強調日本在梁啟超所著《新民說》中的作用，認為「以《新民說》為代表，梁啟超的署名『中國之新民』的百餘篇文章以及東渡日本後寫下的其它文章，多是以日本的知識和思想積累為媒介完成的」。石川禎浩的文章研究了盛行在明治日本思想界中的文明論思潮對梁啟超的影響，指出「作為帶有普遍意義的『文明』的觀點，在匯入明治時期日本的社會潮流後，大大地啟發了梁啟超，由此織就的歷史觀、地理決定論、帝國主義認識，使他成為近代中國的新史學、地理學、國際政治學等的開山鼻祖」。土屋英雄的文章探討了20世紀初年梁啟超在攝取西方「自由」、「權利」觀念中所受日本思想界的影響以及梁氏本人的因素。末岡宏的文章考察了梁啟超的經學和諸子學研究與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之間的關係，並指出梁氏之所以在他的經學和諸子學研究中導入以井上哲次郎等官學體制派為中心的中國哲學研究，目的是「用這些人的部分理論來印證自己所想的政策或主張」。森時彥的文章揭示了梁啟超的經濟思想如何受到日本學界所吸收的經濟學說及其所處時代的影響。森紀子的文章探討了梁啟超的佛學研究與日本佛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山田敬三的文章詳細論述了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一文所受末廣鐵腸《二十三年未來記》的影響。齋藤希史的文章分析了梁啟超對中國近代文學形成所做的貢獻和梁所藉助的塑造國民靈魂的政治小說與明治時期日本文學之間的關係。[11]這些學者的論文從不同角度展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所受明治日本思想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及其複雜性，代表了目前國際學術界在梁啟超思想與日本關係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一個最新成果。 　　　　除日本學者的研究之外，一些研究梁啟超思想的英文著作也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如美籍華裔學者張灝所著《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雖然沿襲美國漢學家李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一書提出的問題，重點考察梁啟超思想中的中國傳統因素與近代西學因素及其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同時也嘗試對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提出一個總體性的看法。他認為，雖然日本在許多方面影響了梁啟超的思想，但這些影響主要局限在工具理性層面，就道德和社會價值觀來說，傳統的日本思想並沒有單獨對梁構成重要的影響，與梁啟超思想中的西學因素和傳統因素相比，日本因素只是「將梁思想背景中本已存在的某些西方思想和中國傳統成分結合起來，並得以加強。」[12]與張灝淡化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不同，另一位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則將日本因素作為梁氏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加以重視，在所著《梁啟超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一書的第3章具體考察了大隈重信、犬養毅等的大亞洲主義、福澤諭吉等的文明論和加藤弘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梁氏思想的影響[13]，認為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思想是經過梁氏重新闡釋之後的傳統儒家思想、明治日本思想和西方思想的一個混合體。[14]另外，法國學者巴斯蒂教授曾就梁啟超思想中的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國家論的日本淵源做過深入的考辨，認為1899年6月發表在《清議報》上的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論》並非梁啟超所譯，1903年10月發表在《新民叢報》第38-39號上署名梁啟超的文章《政治學大伯倫知理之學說》，其實也非梁氏本人的作品，它們都是抄襲了1899年日本東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翻譯的《國家學》，並對梁在抄襲過程中對譯本加以取捨的原因和伯倫知理國家學說對其國家觀念的影響做了具體分析。[15]該文發表後，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在另一篇長文《梁啟超與宗教問題》中，巴斯蒂教授又對梁啟超宗教思想的演變與日本學界的關係做了相應的考察和分析。[16] 　　　　相對國際學界來說，國內對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思想關係的研究則顯滯後。雖然早有學者揭露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文章多系「抄襲」日文[17]，拾日本人的「唾餘」[18]，但有關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思想關係的話題，遲至中日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80年代，隨著學術研究的轉向[19]，才逐漸進入有關學者的研究視野。其中，研究較多的是考察20世紀初年梁啟超所倡導 的「小說界革命」和其所創作的政治小說及新文體與明治時代日本政治小說和文體的關係。[20]另外，有的嘗試綜合分析明治日本對梁啟超政治思想層面的影響。[21]有的就梁啟超的啟蒙思想與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進行比較，揭示這兩位啟蒙思想家的近代化思想的異同。[22]有的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對20世紀初年梁啟超史學思想的影響。[23]有的考察梁啟超日本觀的演變。[24]有的探討與日本有著密切關係的梁啟超國學研究為什麼不被日本學界所看重的原因。[25]有的對梁啟超文章中康德學說的日本、西洋和中國傳統等各種思想因素和相互關係，以及梁氏本人的誤會、加工和會通做了深入的剖析。[26] 　　　　國內研究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係的一個最新成果，是2003年10月由上海書店出版的鄭匡民的《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該書系由作者的博士後論文修改而成，共7章，計27萬字。該書在研究方法方面繼承了狹間直樹教授主持的「梁啟超研究班」的做法，通過將梁啟超的文章與日文著作進行縝密的對勘和比較，具體揭示梁啟超到底在哪些方面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響，受了哪些日本思想家和日文或日譯著作的影響，以及在攝取過程中梁本人做了哪些選擇和修改。通過對勘和比較，作者指出：梁啟超當年以西方文明為終極目標的一元化近代化理論和在攝取西洋文明方式上的精神文明優先論，以及「新民」的立國主張，深受有「東方伏爾泰」之稱的福澤諭吉思想的影響，梁氏《文明三界之別》實際上只是祖述福澤諭吉的觀點，同時將福澤諭吉的文明、半開化、野蠻三階段論納入其「三世說」的理論框架之中。反映梁啟超新民思想的《新民說》和《自由書》一方面攝取了明治時期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中村正直的思想和他所譯《西國立志篇》和《自由之理》著作中的內容，但在如何改造民眾、樹立新民問題上，梁並不接受中村正直所強調的儒家敬天愛人和西方基督教精神的作用，在引用中村正直的文章時，特意對體現這一思想的文字做了篡改；同時，受中村正直翻譯的影響，梁在宣傳穆勒自由主義思想過程中將穆勒《自由論》中一再討論的「社會」與「個人」 對立的問題轉變成「政府」與「人民」的對立問題，從而抽去穆勒《自由論》中限制社會暴虐、確保個人自由的主題，「使得梁啟超無緣領會近代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想」。梁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發表的《霍布士（Hobbes）學案》、《斯片挪莎學案》、《盧梭學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民約論巨子盧梭之學說》、《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等一系列介紹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學說的文章，大部分是以中江兆民的《理學沿革史》為藍本，同時，梁氏有關「文明之自由」、「野蠻之自由」、「思想之自由」的論述，很大程度也為中江兆民自由觀的翻版，將自由的最終目標放在「向上以求憲法」、「排外以伸國權」上，隱含著只重視政權、集體全體權利和「積極的自由」，而忽視個人「私權」和「消極自由」的巨大危險。梁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和《論教育當定宗旨》等文中所表達的有關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見解，直接受明治昭和時期教育家和政治家高田早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及日本政治學者浮田和民《日本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的影響，但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思想純屬防範與自衛性質，並不具有明治日本國家主義思潮所具有的那種進攻性和侵略性。梁啟超放棄盧梭天賦人權說，宣傳強權論，基本上只是祖述日本德意志國家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加藤弘之的觀點，稍有不同的是梁用他所熟悉的公羊「三世」說理論，描述加藤弘之有關強權經由「偏頗的進步」向「遍通的進步」，最後形成「宇內統一國」的發展過程。梁啟超接受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理論也是深受明治日本思想的影響，由於明治日本在輸入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國家學理論時有意淡化伯倫知理國家學說中反對君主專制統治、主張建立近代國民國家等帶有進步性的內容，將其主張國家至上的保守性一面加以發揚和利用，以便為明治政府建立一個國權優於民權的國家服務，結果致使梁啟超在攝取伯倫知理思想時也將國家至上的干涉主義思想奉為圭臬。此外，該書第1章對戊戌時期梁啟超了解東學的途徑及梁初到日本時與日本政界的關係所做的梳理，也是目前國內論述得最為詳盡的。總之，該書是迄今為止國內第一部專門探討梁啟超思想與日本關係的著作，可以說代表了國內有關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新起點。 　　　　二、如何看待日本因素 　　　　 國內外學者關於梁啟超與日本關係的研究，不但對梁啟超研究是一個很大的推進，解開了梁啟超思想中的許多迷思，並且也加深了我們對近代中日兩國思想文化交流的認識，其學術價值，不言而喻。然而，在有關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係的研究中，對於如何看待和評價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學術界迄今未予重視，實有展開討論的必要。 　　　　 筆者以為，就如何看待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這個問題來說，首先須處理好日本因素與其他思想資源的關係。在梁啟超思想研究中，學術界長期以來重視西學因素和中國傳統因素，以及兩者在梁啟超思想中的緊張感，比較忽視日本因素，的確有其局限性。但有些研究梁啟超思想東學背景的學者走向另一極端，只講日本因素，同樣也是一種簡單化的處理方式，無助於對梁啟超思想的全面把握。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頭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啟超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絕非惟一的來源，同時也有中國傳統思想因素和梁氏通過明治日本之外所獲得的有關西學知識，諸如19世紀以來西方傳教士和有關報刊雜誌所介紹的西學知識，嚴譯西學名著，以及梁啟超本人親自遊歷美洲、澳洲、香港和台灣等地的觀感，康有為、黃遵憲等師友的影響，等等。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國際和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的演變，也對梁啟超思想產生重大影響。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梁啟超思想與明治日本關係時所應注意的。以20世紀初的梁啟超新民說理論來說，雖然如《東學背景》和其他學者所說，是受了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響，但將梁啟超的新民說完全歸諸明治日本思想影響的結果，未免失之簡單。如所周知，「新民」是戊戌時期即已提出的一個口號，其中又以嚴復的闡述最為透徹。而嚴復當時提倡「新民」說，迄今沒有資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響，其理論根據是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此外，當時西方人士對中國民族性的討論也喚醒了戊戌維新思想家們對「新民」重要性的認識。[27]戊戌時期梁啟超雖然追隨康有為，從事維新變法活動，但對「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也是完全認同的，他本人在發表《變法通議》之後，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於新民之義者為一編」，批評社會上的通人魁儒對新民之道「熟視無睹，有若可刪」。[28]雖然梁當時所說的「新民」，與他流亡日本之後所講的新民有不同內涵，但兩者之間顯然有著繼承關係。並且，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民說理論，除了是戊戌時期「新民」主張的進一步發展之外，也即受嚴復和西方社會有機體論思想的影響外，其實與林毓生所說的中國傳統「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維模式[29]也有直接的聯繫。中國傳統「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一元論和唯智論的思維模式的顯著特徵，就是強調道德、人心在治理國家和社會中的作用，中國傳統所說的「修齊治平」、「人存政舉」，便是這種傳統思維模式的外在表現，它們與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學習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獨立，方能一國獨立」的主張，分明有著相通之處。事實上，梁啟超本人在宣傳新民理論時，也明確將中國這一傳統思想作為其理論根據之一。在《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一文中，梁便將《孟子》所說「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的古訓作為其理論根據之一。而他所說的「新民」一詞，則直接取於儒家經典《大學》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的警句。在他所著《新民說》的各篇文章中，梁除大量引用西方和日本的歷史事例以及思想家的言論外，也常常從中國傳統典籍中摘引相關言論或歷史故事，以闡發他所提倡的新民理想的意義。例如在《新民說·論自尊》一文中，為宣傳福澤諭吉「一人獨立，方能一國獨立」的思想，梁就援引了伊尹、孟子、莊子、杜甫等人的相關言論。所有這些事例，無不表明梁啟超的新民說理論有著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再者，就非思想因素來說，20世紀初梁啟超之所以熱衷於新民說理論，又與他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有密切關係。戊戌變法失敗後，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失敗，梁成為一名純粹的啟蒙宣傳家，新民理論自然也就成了最好的宣傳主題，正如梁本人在1903年為他宣傳新民說所做的辯護中所說：「吾以為新聞記者之責任，其必在於新民也已。」[30]我們看到，隨著梁啟超的興趣重新轉向實際政治活動，在1903年游美歸來之後，他對宣傳新民理論的熱情便大為減弱，到1906年立憲運動開始後，便完全放棄新民理論的宣傳，在《新民叢報》第72號（1906年1月）發表《論民氣》一文之後，終止了《新民說》的寫作。並且，仔細追究起來，作為梁啟超啟蒙思想背景的「東學」，本身就既有西學因素，也有中國傳統因素，因此，這就更加要求我們在考察梁啟超啟蒙思想背景中不能完全撇開西學和中國傳統因素。 　　　　當然，對專門探討梁啟超與日本關係的學者來說，他（她）們在研究中將重點放在日本方面，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合理的，但倘若在論證或表述過程中將梁啟超的啟蒙思想完全歸諸日本因素，不對其他因素予以適當的關照，這就將梁啟超的思想簡單化了，並且其所建立的關於梁啟超思想與明治日本之間的那種單向度的緊密關係也很難令人信服。 　　　　其次，在處理梁啟超啟蒙思想與日本關係問題上，一些學者採用近似「學案體」的方法，將梁啟超思想與某一日本思想家或著作的影響聯繫在一起，亦須謹慎為之。事實上，對於如饑似渴汲取新知識的梁啟超來說，其思想不可能只簡單地受某一具體思想家或某部著作的影響。以梁啟超與福澤諭吉的思想關係來說，後者無疑在文明論方面對前者產生過影響，但同時正如日本學者石川禎浩所指出的那樣，文明論是當時日本思想界和輿論界的一個共同話題，梁所置身的世紀之交的日本已不再是福澤諭吉《勸學篇》和《文明論之概略》所標榜的「文明之精神」時代，而是早已經過加藤弘之、陸羯南、德富蘇峰等「社會進化論」、「國民主義」、「國權主義」、「帝國主義論」等各種理論和學說過濾的時代，因此，對梁啟超的文明論產生影響的，自然不限於福澤諭吉一人，並且，梁啟超的文明論自然還會與福澤諭吉有所區別。[31]再如，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梁啟超20世紀初所作的一系列介紹近代西方思想家和學說的論文，大多以中兆江民《理學沿革史》為藍本，但將梁啟超此類文章都歸諸《理學沿革史》，可能又會忽略其他日文著作的影響。至少在《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一文中，梁啟超明確表示該文的寫作除了參考中兆江民的《理學沿革史》之外，另參考了陸奧宗光譯《利學正宗》、邊沁原著Theory of Legislation、綱島榮一郎著《西洋倫理學史》和《主樂派之倫理說》、山邊知春譯《倫理學說批判》、竹內楠三著《倫理學》、田中泰磨譯《西洋哲學者略傳》、杉山藤次郎著《泰西政治學者列傳》、小野梓著《國憲泛論》、岡村司著《法學通論》和有賀長雄著《政體論》。[32]梁氏所列的參考書可能有標榜的成分，但他所寫的文章和思想不只受某一日本思想家或日文著作的影響，卻可能是真實的，值得認真對待。並且，除了受日本思想家和日文著作的影響之外，梁日常所接觸的明治日本社會及其風尚，也必然給他的思想以重大的影響。例如當時的日文報刊雜誌，便是梁啟超吸取相關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梁在1899年12月所寫的《汗漫錄》中就提到他初到日本，通過閱讀報紙，接觸了解日本的情景，自謂「 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33]後來，他在所寫的《雙濤閣日記》里，也將「讀報紙」列入他每天的功課之一。[34]此外，梁在文章中也常提到明治日本社會風尚對他的影響，他後來曾這樣描述對日本社會風尚的感受：「戊戌亡命日本時，親見一新邦之興起，如呼吸凌晨之曉風，腦清身爽。親見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樂觀活躍，勤奮勵進之朝氣，居然使千古無聞之小國，獻身於新世紀文明之舞台。回視祖國滿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殘疾，骯髒躐蹋，相形之下，愈覺日人之可愛、可敬。」[35]因此，在考察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係時，我們必須對構成梁啟超啟蒙思想背景的「東學」的複雜性要有相當的體認，須知明治日本思想是由不同的思想光譜組成的，須知梁啟超當時除受福澤諭吉、中村正直、中兆江民、加藤弘之等日本著名思想家和著作的影響外，還深受當時日本社會和風尚影響。明乎此，不但有助於我們弄清梁啟超啟蒙思想的真正來源，而且也可避免我們對梁啟超文章中的矛盾進行一些無端的臆測。 　　　　再者，在考察梁啟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時，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將梁啟超視為明治日本思想的簡單的抄襲者或被動的接受者，還是將他看作一位具有主體性和創造性的思想家。有些學者在考察梁啟超思想與日本的關係時，由於片面強調日本因素，忽視梁啟超啟蒙思想的其他思想資源，往往單向考察明治日本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將梁看作一個簡單的被動的受體，而比較忽視反向考察梁啟超作為一名思想家所做的主體性選擇和創造。狹間直樹教授在研究中似乎就持前一觀點，他曾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的日文本的序言中這樣強調：「在此，我想提及的是，與其說是梁啟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動攝取明治時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說是明治時代的日本『培養』了梁啟超。」筆者以為，將梁啟超說成明治日本思想的被動受體者或抄襲者，這是對梁啟超思想的進一步簡單化，同時也極大地降低了這一研究的思想和學術意義。事實上，梁啟超本人的文章和一些學者的研究都表明，梁啟超作為一名啟蒙宣傳家和思想家，他在攝取日本明治思想過程中，無論是抄襲，還是客觀的介紹，都是結合當時中國的現實和需要，根據自己的認識和理解以及知識背景加以取捨，甚至進行刻意的修改和創造性的闡發。例如，儘管梁啟超發表在《清議報》上的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論》系抄襲平田的《國家論》或吾妻的《國家學》，但在抄襲過程中梁卻對譯本做了大量的取捨：對日譯本中中國人可能不感興趣的有關敘述歐洲立憲制度演變歷史的第3卷第4章和第4卷第3章以及第5卷《國家與教會》刪去未譯；對日譯本中第2卷《國民與國土》有關民族與國民、國民與社會部分的內容，也由於梁當時認為「Nation」（族民）與「Volk」（國民）的區別沒有意義，反而會引起混亂而被刪去；同時因為當時梁在政體選擇上尚猶豫不決，因而有關對君主立憲制和代議共和制的分析也被刪去；而在1903年梁啟超政治態度發生變化後，許多被刪去的內容又在他發表的《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重新補上。[36]又如梁所翻譯的明治日本政治小說在當時的日本已經過時，它們的意義主要是為梁提供了一種新的宣傳工具；並且，在翻譯日人柴四郎《佳人奇遇》時，梁除了在康有為的壓力之下，將小說中體現反清思想的文字刪去之外，還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其中宣傳大日本侵略主義思想和有辱中國的文字亦做了重大的修改。[37]再如，根據日本學者松尾洋二的研究，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大量西洋人物史傳，諸如《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等，雖然幾乎是相關日文著作的翻譯，但這些史傳在經梁的翻譯和加工之後，「簡直就成為一部思想性著作」[38]。根據台灣學者黃克武的研究，梁啟超筆下的康德雖然以中江兆民所譯法國學者富耶（Alfred Fouillee）的《理學沿革史》為藍本，但也非後者的簡單複述，不但譯介的內容具有高度的選擇性，而且還充滿梁個人所做的闡釋，既有康德、富耶、中江兆民等人的影子，也有佛學、儒學等思想因素，呈現出各種理念交雜、互釋的景象。[39]根據大陸學者蔣俊的研究，梁啟超的《新史學》雖然受浮田和民《史學通論》的影響，但同時也非簡單地摘取其中的某些觀點或迻譯個別章節，而是著重於融會、改造和創新，進而為外來理論的中國化和中國史學走向世界辟出一條蹊徑。[40]不但如此，即使對文章中出現的一些日語辭彙或術語，梁也有所鑒別、批判和創新。例如為避免日語「經濟」（Political Economy）一詞與中國傳統典籍中「經世濟民」、「經世濟俗」含義相混淆，梁在文章中便曾以「富國學」、「資生學」、「理財學」、「平準學」、「生計學」等取代日語中的「經濟」一詞[41]；梁在文章中採用日語「論理學」（Logic）一詞，則是他在比較中國舊譯「辨學」和嚴譯「名學」的優劣之後所做的一個擇善而從的選擇[42]；梁文章中所用的「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一詞，系他在綜合日譯和西文原意基礎上所做的一個小小的創新，梁曾解釋道：「此派之學說，日本或譯為功利派或譯為利用派；西文原意則利益之義也。吾今櫽括本派之梗概定為今名。」[43]至於梁文章中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表述，又是他對社會學術語中日譯「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和嚴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所做的一個綜合[44]；對於日語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詞，梁啟超更是從自己的政治主張出發，曾發表有名的《釋革》一文，批評日語中的「革命」一詞未能正確地傳達近代西方所說的「Revolution」一詞的含義，而與中國古代所謂的以暴易暴的易姓革命相混淆，主張以「變革」一詞取代日語中的「革命」一詞[45]。總之，梁啟超文章有所本的事實，絕不意味著他是一個缺乏主體性的宣傳家，或是絲毫沒有個人創見的思想家；否則，他就不可能成為一代「輿論界之嬌子」，對近代中國思想界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因此，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有關明治日本對梁啟超思想的影響研究，實際上應該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作為受體的梁啟超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明治日本思想的影響；二是作為主體的梁啟超在攝取過程中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上述兩個層面的研究相輔相成，構成有關梁啟超啟蒙思想與明治日本關係的完整歷史；任何顧此失彼的研究，都是偏頗的、不可取的。 　　　　 最後，在考察梁啟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學過程中，似有必要進一步將它放到近代東亞文明轉型的角度予以思考和把握，而不僅僅局限於就梁啟超論梁啟超。東亞各國的歷史和國情雖然不盡相同，但相對於歐美西方文明，大體又有著相似或相近的道德和價值取向，構成與西方文明有別的東亞文明共同圈。因此，20世紀之交梁啟超糅和西學、中國傳統和日本東學，創造新學的過程，不止是梁啟超的個人思想活動，它在很大程度代表了作為世界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古代東亞文明對近代西方文明的回應，以及東亞文明向近代的轉型，深刻揭示了世界近代文明發展的多樣性。並且，需要指出的是，當年梁啟超在重建近代中國價值和知識體系的過程中，他本人就有很強烈、很明確的東亞文明意識。他流亡日本之後創辦的第一份刊物《清議報》的宗旨，除了激發中國「國民之正氣」、「增長支那人之學說」之外，便是要「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46]在他看來，中國古代文明不止是中國一國的文明，也是東亞文明的代表和象徵。梁曾這樣明確宣稱：「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47]同時，在他當時對 「黃色人種」、「白色人種」、亞洲與歐洲之大勢所做的大量表述中——不管這些表述是祖述當時日本人的觀點，還是直接受當時西方學術的影響，我們都可感受到梁啟超對東亞文明和東亞國家歷史命運的深沉關切和他的世界意識。因此，在考察梁啟超借途日本汲取西學知識、重建近代中國價值和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我們還應思考梁啟超當年所做的工作對近代東亞文明有著怎樣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啟示，從而也可引伸出我們對明治日本思想文化進行深沉的反思，而不再拘泥於單向考察日本對梁啟超思想的影響。總之，倘若我們能將東亞文明意識自覺地帶到有關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思想關係的研究之中，必將使這一研究更有思想性，也更有價值和啟發性。 　　　　（載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一輯《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版） 　　--------------------------------------------------------------------------------　　　　[1] 《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頁。　　[2] 《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186頁。　　[3] 《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8頁。　　[4] 《夏威夷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186頁。　　[5] 中村志行：《中國文藝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藝の影響》，《台大文學》第7卷第4期(1942,12), 第214-243頁; 第7卷第 6期(1943年4月), 第362-384頁；第8卷第2期（1943年6月），第27-85頁；第8卷第5期（1944年11月），第42-111頁；《〈新中國未來記〉考說——中國文藝に及ぼせる日本文藝の影響の一例》，《天理大學學報》第1卷第1期（1949年5月），第65-93頁。按：本文所介紹的有關研究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係的日文論文，若未譯成中文，均系從相關論著的引注中求得，未加核對和閱讀原文，若有不確，請有關學者批評、糾正。　　[6] 《信州大學人文科學論集》第1號（1967年）、第2號（1968年）。另，狹間直樹教授後來也寫過一篇相關的短文——《初到日本的梁啟超》，載廣東康梁研究會編《戊戌後康梁維新派研究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229頁。　　[7] 《中國——社會と文化》第5號，1990年6月。　　[8] 有關狹間直樹教授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貢獻詳見[日]石川禎浩著、黃自進譯《狹間直樹先生》，（台北）《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5期（1998年3月）。　　[9] 有關這次學術會議和論文的簡要詳見黃克武《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台北）《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1期。　　[10]狹間直樹：《梁啟超研究與「日本」》，（台北）《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1997年9月）。　　[11]有關各篇論文的詳細內容請見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該書的中文書評見桑兵《梁啟超的東學、西學與新學——評狹間直樹〈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一文，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2] [美]張灝著 、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5頁。按：有關美國學者李文森和張灝的梁啟超思想研究可參見拙文《評海外三部梁啟超思想研究專著》，《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3]詳見Philip C. Huang,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p.36-67。　　[14] Ibid., p.161。　　[15] [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6] 詳見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第400-457頁。　　[17] 彬彬（徐彬）：《梁啟超》，1929年1月26-28日《時報》，轉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18]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9頁。　　[19] 按：隨著上個世紀70年代初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和70年代末中國國內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國內學術界逐漸由過去的單一研究日本侵華史，轉向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兩國的近代化比較研究，從而帶動了國內學者對有關梁啟超與明治日本關係的研究；而在以研究日本侵華史為取向的學術語境中，討論有關梁啟超與明治日本的話題，可以說是難以想像的。　　[20]姜啟：《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與日本的明治文學》，《聊城師院學報》1982年第4期。陳應年：《梁啟超與日本政治小說在中國的傳播及評價》，楊正光主編：《中日文化與交流》（第1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29頁。夏曉虹：《梁啟超與日本明治小說》，《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傳世與覺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71頁。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217-246、264-285頁。王中忱：《敘述者的變貌——試析日本政治小說〈經國美談〉的中譯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第39-43頁。按：在這些論著中，以王曉平和夏曉虹兩位學者的研究最為系統，也最有學術價值。　　[21]王秀華：《梁啟超與日本明治維新》，《日本研究》1986年第2期；周佳榮：《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清華大學學報》90年5卷2期；夏曉虹：《傳世與覺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第177-200頁；謝俊美：《梁啟超與日本》，《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沈大明：《梁啟超與日本》，華東師範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日中文化研究會主編：《現代化與社會文化》，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204頁；蔣廣學：《梁啟超和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23-37頁。　　[22]高力克：《福澤諭吉與梁啟超近代化思想比較》，《歷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徐劍梅：《福澤諭吉和梁啟超的政治革新觀比較》，《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鄭浩瀾：《福澤諭吉與梁啟超國民思想之比較》，《江西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23] 蔣俊：《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文史哲》1993年第5期。盛邦和：《東亞：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歷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學與儒學傳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39頁。　　[24]焦潤明：《梁啟超的日本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5]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294頁。 　　　　[26] 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頁。　　[27] 有關戊戌時期新民思想產生的背景及有關維新派對國民性的反思可參見拙文《中國近代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先聲——論戊戌維新派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史學月刊》1994年第4期。　　[28]《經世文新編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7頁。有關梁氏新民思想的演變可參見拙文《梁啟超〈新民說〉的再認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29] 詳見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30] 《答飛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43頁。　　[31] 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文明的視點》，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95-119頁。　　[32]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46-47頁。　　[33]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二，第186頁。　　[34]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九，第2-40頁。　　[35] 吳其昌：《先師梁任公別錄拾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36輯，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頁。　　[36] 詳見[法]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按：巴斯蒂教授所做的這一研究，實際上否定了她在論文中提出的梁啟超在攝取明治日本思想中只是「不折不扣抄襲」或「絲毫沒有他的個人創見」的觀點。　　[37] 詳見王宏志《「專欲發表區區政見」——梁啟超和晚清政治小說的翻譯及創作》，《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26-129頁。　　[38]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頁。　　[39] 詳見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12月），第101-146頁。　　[40] 詳見蔣俊《梁啟超早期史學思想與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文史哲》1993年第5期。　　[41] 參見[德]李博著、趙倩等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1頁。按：在流亡日本期間所寫的文章中，梁啟超偶爾也使用日語「經濟」一詞，但為避免與傳統典籍中的「經濟」一詞含義混淆而產生誤解，在使用時有時加了注釋。　　[42]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頁。　　[43]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0頁。　　[44] 《自由書?放棄自由之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23頁。　　[45]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40-44頁。　　[46] 《清議報敘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1頁。　　[47]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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