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精神的詩學基因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中,堅定文化自信對於國人的精神生態而言,顯得尤為重要。2016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將文化自信落實到文藝創作領域,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採的作品。」文化自信當然與我們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了解、傳承和發展密不可分,而作為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國人獨特的審美價值系統、審美風尚、審美觀念,構成了中華美學精神的基本內核。2014 年 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著重倡導,「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這對於文藝理論學者、美學學者及廣大文藝工作者都有明確的導向意義。

詩學最為集中、也最為本體化地凝聚著中國人的審美方式、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表達

中國詩學源遠流長,內容豐富,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和審美價值系統之中,既有璀燦輝煌、浩如煙海的經典作品,又有精彩紛呈、淵深博大的詩論著述,這在世界文化寶庫中,是與西方詩學互相輝映而又各自不同的存在。

作為中華美學觀念的物化顯現,詩學最為集中、也最為本體化地凝聚著中國人的審美方式、審美觀念、審美理想、審美表達。誠然,諸如畫論、書論、樂論等也都深刻體現著中華美學精神,而且它們歷來都與中國詩學相通,並且詩學又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於中華美學精神的概括其實已經昭示了這種關係:「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於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對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講求托物言志,寓理於情,是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中審美運思的獨特方式;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是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中審美表現的獨特方式;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是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審美存在的獨特方式。」1習近平總書記以這三個「講求」作為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要素,這也正是中國詩學最為突出的特徵。

對於「觸物起情」之感興的普遍重視,形成了中華美學中獨特的價值觀

中國早期詩學中有「六義」之說,即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之三體,賦比興是詩之三用。《毛詩正義》云:「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之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2賦比興作為詩歌(原指《詩經》)創作的主要表現方法,貫穿於中國詩學的發展長河中。賦是直言其事的方法,易於理解;而比興則是「借物言志」,在中國詩學中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從比興方法發展而來的「感興」,由是具有了更為根本的意義。感興即「感於物而興」,或如宋人所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3「觸物起情」的感興,在中國詩學的發生機制中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創作思維。如陸機、劉勰、鍾嶸、蕭子顯、殷璠、葉夢得、謝榛、袁枚、王夫之、葉燮等詩論家都在其詩學經典中將感興的創作論作為根本內涵。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比興》一篇,在創作論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看似比興兼論,但實際是以感興為本質的。在篇末贊語中,劉勰所說的「詩人比興,觸物圓覽」4,可作為其概括性的認識。

感興(包括「物感」說)作為中國詩學中的創作論觀念,主要是指外物的變化對心靈情感的發動和喚起。「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劉勰語),都說明了「感興」是對主體審美情感的喚起。「感興」論中更為重要的是主體情感的興發、創作衝動的發生,都是在與外物的觸遇中發生的,感興的實質是作家、藝術家的心靈受到客觀外物的觸遇感發而產生創作契機。這裡的「物」,既包含自然事物,也包含社會事物。

對於「觸物起情」之感興的普遍重視,形成了中華美學中獨特的價值觀,即以感興思維而創作出的不可重複的個性化作品為最上乘。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山水詩人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是流傳頗廣的經典名句,很多人以「奇」解之,而宋代著名詩論家葉夢得認為,「此詩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藉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認為這是他者所無法企及的,所以又主張:「詩家妙處,當

須以此為根本。」5明代詩論家謝榛也以「入化」為至境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為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四溟詩話》卷一)認為「入化」是興的結果。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認為,感興為詩,「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6「化工」,是對藝術創作至高境界的肯定,感興是中國文學藝術創作中頗為普遍的審美價值觀。如音樂領域中很早就有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認為音樂的發生便在於感興。畫論中也多有認為感興出之可為上乘之作,如宋代著名畫論家董逌推崇他人之傑作時說:「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廣川畫跋》)在中國傳統的藝術理論中,認為感興之作臻於化境者大有人在。

參考文獻

1 張晶 :《三個講求 : 中華美學精神的精髓》,《 文學評論》, 2016年3期。2 [清] 阮元校刻 :《十三經註疏》,北京 : 中華書局 , 1980年 ,第271頁。3 [宋]胡寅:《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4[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第 603 頁。5 [清] 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426 頁。

6 [清] 王夫之著、戴鴻森注 :《姜齋詩話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詩學中的「意象」論,包含著虛與實、形與神、情與理的統一,是中國美學最具普遍性的審美形態觀念

在中國美學思想中,意象是一種核心的、基本的範疇,這也是在詩學中生髮而出的。意象範疇雖是中國美學中諸多審美範疇的一種,但卻是最能代表中國人思維方式、最能體現中國美學民族特色的核心範疇。意象這一範疇,深刻體現了中國美學的審美形態特徵。著名美學家葉朗先生以「美在意象」作為其美學體系的基本命題,其《美學原理》一書,反覆論證的就是這種美學觀念。此外,葉朗先生還另著有一本更為厚重的專著——《美在意象》。審美意境理論也是最能代表中華美學特色的標誌性觀念,而它的根基,仍在意象。

意象的提出與中國的詩學傳統不可分割。西方有意象派詩歌,也有一些相關的理論,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中國大陸學界和文壇產生了廣泛影響。但實際上,意象的本源卻出自於中國古代詩學。而且,中國詩學中「意象」的義涵,至今仍是最具學理價值和深度的。劉勰在《文心雕龍》的《神思》篇中所說的「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首次將意與象合為一個完整的審美範疇,具有重要的本源意義。意象是詩人按照自己的內心營構之象進行審美構形,此後,詩學中的「意象」,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運用。唐代詩人王昌齡在《詩格》中說,「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百生」,以意象的獲取為詩歌創作的重要環節。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有《縝密》一品:「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代王世貞指出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藝苑卮言》)「意象」作為中國美學的核心觀念,植根於中國的哲學傳統之中,它既非抽象的思辨,也非純然的物象,而是審美主體汲納外在物象並以獨特的情思外射而成的映像。葉朗先生稱 :「審美意象不是一種物理的實在,也不是一個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個完整的、充滿意蘊、充滿情趣的感性世界,也就是中國美學所說的情景交融的世界。」(《美在意象》)

感性的形式呈現,卻內含著理性;意象雖以形象存在,卻以精神氣韻作為靈魂;意象以現實的樣態顯現,卻以不可分割的虛空為背景,正如劉勰所言,「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文心雕龍·隱秀》),這頗能說明意象的性質。詩學中的「意象」論,包含著虛與實、形與神、情與理的統一,是中國美學最具普遍性的審美形態觀念。中國書畫理論中有許多論述最得「意象」論的神髓,如東晉顧愷之所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世說新語·巧藝》)「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陳郁《論寫心》)等。虛實相生、形神兼備、情景交融、言意統一,這是中國美學意象論的主要內涵,是貫穿於各種藝術創作之中的普遍觀念,而這恰是由詩論升華而成的。

中國詩學的妙悟思維所生髮的審美直覺觀

審美創造也好,審美鑒賞也好,其思維方式都不應是邏輯思維的,也不應是知性分解的,而應該是一種蘊含著智慧的審美直覺。我們也可以認為,直覺是審美把握世界方式區別於其它把握世界方式(如理論的方式)的重要標誌。說它是一種審美直覺,卻又不是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直覺」說意義上的直覺,更非將理性排除在外的純感性。中國美學所推重的審美直覺,更在於「萬物一體」「萬有相通」的感應。著名哲學家張世英先生以「審美觀」作為其《哲學導論》的核心部分,並認為「審美意識正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情境』」1,其哲學依據就在於張先生從中國哲學中概括出來的「萬有相通」。這種審美直覺,情與理、表現與直覺、靈感與媒介都是一體化的。南朝著名畫家

宗炳在《畫山水序》中所談的繪畫審美心理,「夫以應目會心為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在中國美學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對於中國美學中這種審美直覺的基本理念,南宋時期的著名詩論家嚴羽以「妙悟」概括之。雖是「以禪喻詩」,卻是對中國美學獨特直覺觀的準確表述。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的論述,具有深刻的美學理論意義,他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 ;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上也。」嚴羽以南宋時期一位

「布衣」的身份撰寫《滄浪詩話》,其對後世包括當代文藝理論產生的最大影響,就在於他以「妙悟」的直覺方式作為藝術思維的根本方式。然而,中國美學中的這種直覺觀,與西方哲學中那種將直覺與理性對立起來的觀念有明顯區別。清代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姜齋詩話》中所提出的「現量」說,對這種審美直覺的內涵有全面表述,譬如,「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他還指出:「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認為「妙悟」之中必有理性的升華。

中華美學精神並非只是抽象的命題,而是具有豐富的、獨特的中國文化內涵與底蘊。美學觀念當然要體現在文學藝術的諸多方面,而在其長期以來的形成過程中,中國詩學往往成為其存在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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