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尊儒術與思想代議制

近一百年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被很不恰當地貼上了一個西方化的標籤，即所謂專制。在各種所謂中國古代的專制中，尤以思想專制最為現代人詬病，而這個思想專制的鐵證，無疑就是西漢時期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直到今日，依然有人把中國在近代史上的慘痛教訓歸罪於2000多年前的這一「思想專制」。這種極具偏見的專制標籤，使很多人不能真正認識中國傳統的實質，也影響了現代人對儒學的公正態度。歷史發展到今天，如何看待中國數千年的傳統，需要重新審視。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不是「專制」兩個字就能簡單代表的。本文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背景，對這一錯誤的標籤做一點澄清。諸子百家的出現有歷史的必然。周朝式微，貴族封建制的弊端日益顯現，社會自發地開始尋找新的發展方向，各種思想和人物風起雲湧。有些專於具體領域；有些則關注於治理天下的根本模式；有些側重於現實利益的角逐；有些沉思於長治久安。與周王朝擁有王朝的官方學術一樣，各諸侯國，以及後來剩下的七國，各自都試圖在諸子百家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官方學術。因此，當政治上的統一實現之前，諸子百家的競爭、融合就不會止息。並且各家言論思想都在風雲變幻的時代找到了與現實結合的土壤和機會，像是一場各種思想理論紛紛登場的社會實踐。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但成功和失敗都有各自的環境和原因，並不能完全依據現實政治的成功或失敗來斷言某家言論思想的真正價值。秦始皇滅六國，實現統一，但在統一王朝的官方學術理論上，並沒有真正的建樹。一是因為掃滅六國的成功，使得沿襲自商鞅變法的秦國舊制因效用顯著而難以動搖。二是因為秦朝命短，百廢待興，學術思想往往需要社會安定的局面才能成熟。西漢初年依黃老之學無為而治70多年，社會休養生息，經濟繁榮，學術活動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而漸漸成熟。最終到漢武帝時，出現董仲舒的對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對策，並不表示從此中國進入思想專制，而僅僅說明，西漢朝廷的官方學術終於確立。以儒學為首，並不排斥任何其他思想。儒學為「官言」，其他諸子為「家言」或「私言」。官言與家言，從此以後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並存，互有影響和消長。西漢朝廷確立以儒家思想為官方學術思想，其標誌就是在董仲舒對策提出後，朝廷設立「五經博士」，後來又允許博士各帶弟子。當時博士這個稱呼，不是今天學位上的博士含義。博士一詞起源於戰國時代，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官名。秦國實現統一之前，博士也同樣是官職。這一官職的任務是「掌通古今」，不負責具體的管理工作，只負責議論。尤其當國家遇到疑難問題，由博士負責解答。秦國的博士有自己專攻的研究對象，五花八門，繁多雜陳。但是，秦國一直到秦朝的官方學說，事實上還是以法家思想為主，並企圖禁絕一部分民間「私學」，例如焚書坑儒。秦朝的這種行為，與其法家思想的制度崇拜是緊密相關的。從人民的日常生活，到統一的社會規範，世上萬事萬物，從實物到思想，秦朝都試圖用法治來統一。事實證明，秦朝的做法能取得一時之效，難以獲得長治久安。西漢初年，秦朝的博士官職依然保留。黃老之學，無為而治，是一個政治上的策略，主要針對經濟問題，暫時沒有涉及到官方思想學術問題。因此，即便在「文景之治」時期，西漢在官方學術、官方理論領域沒有多少變化，依然是雜七雜八，群龍無首。文景末期，武帝初期，雖然社會財富在增長，但是，社會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因此，對於朝廷來說，繼續「無為」，明顯是「治」不了。如果要「有為」，那麼，怎麼「為」，就成為擺在面前的大問題。西漢在制度上大量繼承了秦朝，難道在主導思想上也要繼承秦朝，繼續以法家學說為官方思想嗎？正是在這種狀況下，漢武帝向大臣們廣泛徵求意見，董仲舒便以「對策」形式，提出了著名的觀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我們今天必須指出，董仲舒的對策，針對的是代表朝廷官方學術思想的博士們，而非全社會。用今天容易理解的方式，可以這樣解釋：董仲舒的對策，其實是要求國家行政學院或國家社科院以某一種思想理論為主導，而非要求全社會的每一所學校，每一個人。「罷黜百家」由董仲舒提出，董仲舒作為儒家學者，敝帚自珍，企圖唯我獨尊當在情理之中。漢武帝採納董仲舒之言，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按董仲舒的想法行事，沒有重用董仲舒便是有條件接受董仲舒對策的體現之一。漢武帝在具體措施上，顯示出對諸子百家不同方式的倚重。設「五經博士」，是將儒學定為官方學術的標誌，而頻頻封禪則是輕儒重道的體現。儒家經典雖有封禪記載，但堯帝封禪只一次，其餘為巡狩四方。依照儒家經典，秦始皇僅一次封禪反而更加符合以堯帝為榜樣、「法先王」的儒家規範。漢武帝頻頻封禪，實際上已成為祈求如黃帝一般仙化升天的長生追求，而當初秦始皇追求長生則是入海。漢武帝時期，方士道術的求仙長生已放棄入海，轉為登山。由此可見，漢武帝接受「獨尊儒術」，並不妨礙黃老之學繼續登堂入室。況且，漢武帝向儒生尋求封禪的儀規，儒生拘於古書，不能滿足漢武帝的要求。漢武帝乃如秦始皇一般，自定封禪禮儀，此舉又恰似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天下、「法後王」的傳統。實際上，即便在「獨尊儒術」之後，沿自秦朝的法家思想，在西漢朝廷的政治實踐中依然長期奉行。即便在董仲舒的對策中，也沒有徹底否定法家學說。其對策曰：「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依照陰陽理論，陰陽雙方互為依存而共存，實現陰陽主次的平衡才是真諦，並非要消除陰陽的某一方。董仲舒以儒學批評秦政，無非是說秦朝制度陰陽顛倒混亂，最終有大功而無大命。董仲舒對陰陽學說的借用，其實也是漢武帝之後，作為「百家」之一的「陰陽家」與儒學融合的標誌。秦朝依陰陽家之五行學說，崇水尚黑，西漢初年完全延續。到漢武帝時，才提出改制，卻依然按照陰陽五行之「家言」，將漢朝改為崇土尚黃。由此可見，確立「獨尊儒術」的主導思想後，並沒有妨礙陰陽「家言」繼續彰顯於世。至於諸子百家中的其他「家言」，在漢武帝接受「罷黜百家」後，都沒有受到很大影響。法家、陰陽家學說不必多說，其他例如，縱橫家的衣缽由司馬相如、枚乘等人繼承，漢賦之華麗成為西漢昌盛的文學體現；墨家重工商、非攻、兼愛之言由發展經濟、平民社會、「和親」、通西域等等得以實行；兵家理論由西漢初年韓信延續，到衛青、霍去病、李廣利時，建大功於漢朝，而儒家的「六藝」中，「御、射」本身也同兵家有密切的關係；農家思想早在秦國便已接受，秦始皇「焚書令」中不包括農家，西漢延續秦政，農家之言依然暢行社會。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在官方學說層面上，以儒家學說為主導。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非貴族建立的平民政治大一統社會，其對於中國歷史的進步意義不容忽視。「獨尊儒術」絕非以儒學實行思想專制，其本質是以儒學為綱，協調各家之言的共存。遍觀諸子百家，能舉一旗而眾響應，又不傷及其他「家言」的，非儒學莫屬，獨儒學有此功效。若以另一「家言」為綱，終將傷及其他諸子之言，到真成了思想專制了，秦朝單純「以法治國」的崛起和速滅便是一例。西漢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大一統平民社會的政治制度，我用一個自創的新詞來形容，叫做思想的代議制。現代社會的代議制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議制，「獨尊儒術」的代議制是治理社會不同思想理論的代議制。諸子百家中，有些具有治理天下的社會理論，有些則只是局部領域的實用理論。在獨尊儒術的綱領之下，源自諸子百家的各種治理社會的思想理論，沒有一種被消亡，也沒有一種被視為異端邪說，遭到觀念和肉體的剿除。反而在日後幾千年的歷史中，彼此消長融合，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揮各自不同的獨特功用。尤其當擺脫利益集團操控的科舉制度出現後，此思想代議制在中國的現實中更加深入人心。其對不同思想的寬容，蔚為壯觀。例如日後來到中國的佛教、基督教、回教、猶太教、拜火教等等，雖然對「獨尊儒術」的綱領造成搖擺，但是，正因為「獨尊儒術」的確立，才使得一些彼此水火不容的思想，在中國出現和平共處的局面，這一局面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當基督教和回教在世界其他地方打得不可開交，打了上千年的時候，唯獨在中國，在「獨尊儒術」的思想代議制下，基督教和回教沒有血腥衝突；當猶太教被基督教迫害了近2000年，猶太教為了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傳統，在全世界都沒有被同化的時候，只有在中國，猶太教徹底本地化，與中國人民、中國文化融為一體。因此，「獨尊儒術」以儒家思想為綱，從不排斥、打擊、鎮壓任何思想學說，是人類歷史上最能體現自由的「思想代議制」。將董仲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稱為思想專制，乃鼠目寸光的輕佻謬誤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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