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弘一大師與戒律

淺談弘一大師與戒律桐 鄉 葉瑜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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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大師是一位有著傳奇色彩的近代高僧，在眾多有關大師出家以後的回憶和傳記作品中，記載下很多為常人所不易理解的逸聞和生活細節。對此，有人覺得他生性怪僻，有人認為他好極端，甚至有人指斥他是在演戲、[1]作秀……，把大師劃為不近人情的冷漠之輩。[2]但是，這些論家忽略了弘一大師專攻律學，修持律宗這一重要背景。其實，大師的一言一行，都是可以在他修持的律宗戒條內追根溯源，理清來龍去脈。本文即試欲通過對弘一大師與律宗關係的疏理，戒律對大師生活習慣影響的探究，以解開對弘一大師認識偏頗的產生原因。同時證明持律精嚴是大師一貫的認真稟性的延續和升華。　　 一　　持戒是佛教徒最重要的標識。不遵守戒律，佛教的一切理論和實踐就失去了承載的基矗故弘一大師引《南山行事鈔》說：「然戒是生死舟航，出家宗要。」　　據《辭源》等詞書解釋，戒，都含有防備、警惕之義。漢傳佛教將其譯成「戒」和「戒律」，即有「禁制之義」。茗山法師說：「戒有防過止非的作用，一般信佛學佛的人，都要遵守戒律，遠離過失，才能身心安定，開發智慧，圓成佛道。」 [3]　　佛陀之所以要為僧團和信徒制訂戒律，是因為修持身心需要準繩。這猶如一個單位、一個團體都須有規章制度和紀律來保證它的健康運轉。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優波離尊者，在佛座下先受戒品，是持戒第一人，故後來被尊為律宗的祖師。佛陀將要涅槃時，眾弟子公推阿難請示佛陀四個問題。其中第一個是：「佛陀住世時，我們依佛為師，佛陀涅槃後，我們依誰為師？」佛陀明確指示：「我涅槃後，應依戒律為師。」 [4]由此可知戒律在佛祖釋迦牟尼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弘一大師後來常常為同門法侶、教友書寫「以戒為師」的出典之由來。　　佛門戒律共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四級。[5]凡皈依佛門，不論在家、出家，都要舉行受戒儀式。受戒分菩薩戒、沙彌戒和比丘戒，合稱三壇大戒。　　五戒是一切戒律的根本，具體指：1、不殺生；2、不偷盜；3、不邪淫；4、不妄語；5、不飲酒。其中前四條稱「四根本戒」。[6]第5條戒酒，因「酒是一種有刺激性的飲料，喝了以後，擾亂人的神經，使人容易失掉本來平靜的心行，引起躁動、煩惱，乃至使人顛倒狂亂，生事肇禍。」 [7]故為佛門所禁。皈依佛門的在家居士即應受持五戒。　　八戒，即「八關齋戒」，是在家居士體驗出家生活的一種戒律。[8]把五戒中的」不邪淫」提高為「不淫慾」，增加6、不塗脂粉、香水，不穿華麗服裝，不觀玩歌舞伎樂；7、不坐高廣大床；8、不非時食（即過午不食）。　　初出家的沙彌要持十戒，在八戒基礎上再增加不蓄金銀寶物等戒條。[9]由此應知，所增戒條都是為了幫助修持者守護「不偷盜」、「不淫慾」戒條而設。所以具足戒中的許多戒條都是由五戒發揮細化而來。　　要真正成為一位比丘僧須受具足戒。比丘戒有250條，比丘尼戒有311條、348條及500條等說。　　佛陀當初制定戒條是一個較長過程，這眾多的戒條並非同時所訂。「佛陀所制的每條戒，都是有針對性的，是有人犯罪後才根據具體問題制定的」。[10]　　對戒條進行記錄、整理和彙集就形成律典和律藏。最早傳入中國並被翻譯流傳的，有鳩摩羅什所譯薩婆多部《十誦律》，佛陀耶舍所譯曇無德部《四分律》和法顯帶回的《摩訶僧祇律》、彌沙塞部《五分律》，及義凈所譯《一切有部律》。其中《四分律》最為盛行。　　唐代道宣律師結廬終南山，融大乘義理和中國文化傳統於《四分律》論譯，使之更合乎東土僧眾的心理習慣，成為中國律宗的實際創始人。故律宗也稱南山律宗或南山宗。　　律典戒條雖多，但輕重並不相等。《四分律比丘戒本》匯錄250戒，分成八類。其中一類「四波羅夷法」加第二類「十三僧殘法」共17戒被定為重戒，其餘為輕戒。在家菩薩戒如《優婆塞戒經》有六重二十八輕戒。出家菩薩戒如《梵網戒經》有十重四十八輕戒。[11]犯戒主要指犯輕戒，犯了輕戒可通過懺悔彌補；而破戒則是犯重戒，一旦犯了重戒則會失去戒體。[12]　　各部律藏又不只是戒相和制戒因緣，更大的部分是僧團法規、各種羯磨法（會議辦事）、出家法、授戒法、安居法、布薩法、衣食法，以及日常生活事務，都有詳細規定。[13] 如見月律師彙集的《毗尼日用切要》，就是對佛教徒每天大到登道嘗禮佛、贊佛，小到行步、洗面、飲水、穿衣、受食、登廁、睡眠等日常行為規範所作唱偈念咒等詳細而嚴格的儀規。　　 二　　律宗被公認為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一是因為律典艱深難懂，而且夾留著很多古梵語，沒有律師講解很難自通。二是持戒很嚴，一舉一動，都有規律，修持極難。雖然律宗在最興盛的隋唐時期，出現過「相部律」、「南山律」、「東塔律」三大主要學派。但到宗代，相部、東塔即失傳，僅南山律流傳。南宗後盛行禪宗，律宗漸趨消沉，律典亦散失於兵荒馬亂之中。明清之際，海內流傳的南山律典僅存《隨機羯磨》一部。蕅益大師與見月律師有志重興律宗，對唐宋律典卻已遍索不得。故自宋以下七百餘年間，雖也有人提倡律學，可是已失南山真脈。直到清季光緒末年，天津徐蔚如居士（1878─1973年）才從日本請回部分唐宋諸家律書，並創「天津刻經處」，專門刊影南山律典」達數百卷。　　1918年，弘一大師披剃出家，在披覽馬一浮大士所貽《靈峰毗尼事義集要》、並《寶華傳戒正范》後，發心學戒。[14]後來他能成為專修南山律宗，並且成就卓著的大師，其因緣並不複雜。一是因為他深悟持戒對出家人的重要作用，需要有一種自我約束，故選擇律宗。二是緣於徐蔚如居士啟發和勸請。徐居士曾對他說：「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師們，講經的多，講律的少，尤其近幾百年來，就沒有專門研究律學的，有也不徹底。你出家後，可以研究律學，把中國的律宗重振起來。」 [15]後又因見到徐居士請回並刊刻，已散失七、八百年的南山三大部文獻，感動得使大師在佛前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際，誓捨身命，擁護弘揚，南山律宗。」[16]　　然而，能使弘一大師如此堅毅地研持和弘揚南山律宗，作出重大貢獻，被尊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最根本的是其人格中「認真」稟性所決定。誠如豐子愷先生所說：「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十分像樣……都是『認真』的原故。」 [17]　　弘一大師自出家以訖圓寂，24年間在律學的研修與弘傳上用了大部分的時間，更以全部的生命來奉行律法。他所留下的《弘一大師集》全十大冊，其中「律學篇」加上與律學相關的所有經大師圈點、校勘、科判、著錄的文字統計起來，律學部類佔了八分之七強。[18]　　1986年，台灣陳慧劍居士在《弘一法師律學著作》一文，列出《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含注戒本隨講別錄》、《南山律苑文集》等16種；另有李芳遠編《弘一大師文鈔》中收入律學著作4篇。[19]2001年，台灣佛陀教育基金會編印出版《弘一大師律學講錄三十三種合訂本》，收錄南山律在家備覽及律學講錄33種。2007年，釋慧明搜羅統計，編成《弘一律典目錄》，列出「已完成出版之律著」38種；「未完遺著待後賡續」8種。[20]　　在弘一大師眾多律學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無疑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至今不但廣為刊行，而且有勝雨比丘尼續作《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被僧學界視作是《四分戒經》之兩大教科書。[21]　　對於戒律的研讀，最重要的是善於分辨開、遮、持、犯。即是具體分析每個戒條，弄清在某種情況下可以開許（這叫開）；而在通常情況下又不得不違犯（這叫遮）。在某種情況下，本人也不知是持戒還是犯戒，這就需要研究律學。律師則要根據律藏分辨清楚並確定開、遮、持、犯的界限。　　這部古奧難讀的古本《四分律》，經弘一大師以「表記」方式，將每個戒條表列出「罪相」、「並制」、「境想」、「開緣」等，一一加以闡述歸納，使其分清開、遮、持、犯的界限。並引用道宣《行事鈔》與靈芝《資持記》中許多精彩律疏，以借古德之勸諭，而作時流之針砭。從而收到了「易於普及」和「方便檢索」兩大功效。　　 三　　弘一大師出家後，致力於南山律宗的修持和弘揚。對於戒律，他始終是鑽研於學理，堅持於實踐，固此對他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習慣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因此讓一些不明了戒律內涵的俗眾，對大師的言行造成異樣之偏見。　　（一） 清凈儉約持淫戒　　《四分律》對四根本戒的排列不同於其他律典，而是將「淫戒」放在第一位，這必有其深刻道理。「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和色，是凡夫最容易產生執著的兩大問題，也是導致生死輪迴的根本力量。所以，修行必須首先從這方面著手。受過具足戒的弘一大師當然摒絕了一切與淫相關的意識和慾念，同時也在嚴格守持其他相關的許多戒條。如「十三僧殘法」中「摩觸女人戒第二」、「與女人粗語戒第三」、「向女嘆身索供戒第四」，「九十單提法」中「與女人說法過限戒第九」、「與女人期同行戒第三十」、「屏與女坐戒第四十四」、「獨與女人坐戒第四十五」等等。[22]　　我們就不再覺得大師冷漠無情，而是既含人情，又守戒規的。　　根據佛的制度，比丘應當過清凈而儉約的生活，通過嚴格持戒來克制自己的私慾和衝動，洗凈人格上的污點。弘一大師過的就是這樣清凈儉約的生活。他「日食一餐，過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筍、香菇，理由是它們的價格比其它素菜要貴幾倍。除卻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無長物。」[24]　　1937年，應倓虛法師邀請，大師去青島湛山寺弘律。倓虛法師「因他持戒，也沒給另備好菜飯，頭一次給弄四個菜送寮房裡，一點沒動；第二次又預備次一點的，還是沒動；第三次預備兩個菜，還是不吃；末了盛了一碗大眾菜，他問端飯的人，是不是大眾也吃這個，如果是的話他吃，不是他還是不吃，因此廟裡也無法厚待他，只好滿願１又見大師「初到湛山時，身上穿的很單薄，常住給做幾件衣服，他一件也沒穿。」[24]　　比丘戒要求摒絕一切有奢侈、享受之嫌的東西，故有「乞蠶綿作袈裟戒第十一」、「黑毛卧具戒第十二」、「索美食戒第四十」、「兜羅貯床褥戒第八十五「等等戒條。因為一旦滋長了追求舒適、享受之念，要守持淫戒更難。　　（二）戒盜重在「不與缺　　佛家所界定的「盜相」和我們世俗社會所說的「盜竊行為」是有很大區別。《四分律》盜戒第二：「若比丘。在村落中，若閑靜處，不與物，盜心拳…」 [25]　　何為「不與物，盜心缺？即有主之物，未經過主人的給與，而以盜心任意取之，均犯偷盜之罪。因此根據這一精神，可把所有不當獲利都劃入「盜罪」之內。為此弘一大師對盜戒極為重視，所作表解最為詳細。　　豐子愷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曾記述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很多，佛號所需很少。他就要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我原是多備一點，由他隨意處置的，但沒有說明，這些紙的所有權就模糊，他非問明不可。」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郵票，就預先聲明：多餘的郵票送與法師。」[26]諸如此類，在常人眼裡或許覺得過於刻板，多此一舉。其實大師是按律行事，而且絕非小事。　　1926年，大師應邀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作「在家律要之開示」時說：「如信中夾附鈔票與手寫函件，取巧掩飾，當印刷物寄，均犯盜稅之罪。」[27]後來在《復丁葆青居士》信中也專門提到貼郵票之事：「……若少年貼郵票而寄信者，且與盜戒有違。叨在至好，故敢奉告，以後幸注意為要。」可見大師持盜戒的界限比常人不知要寬出多少。　　（三）戒殺貴在護生　　弘一大師非常讚許豐子愷作《護生畫集》，因此親自合作完成了《護生畫集》初集和二集。人是萬物之靈，當然不能隨意殺戮。但以佛家「大千世界，眾生平等」觀念看，一切生命都應在珍護之列。《四分律》「九十單提法」故有「用蟲水戒第十九」、「奪畜生生命戒第六十一」、「飲蟲水戒第六十二」等戒條。以現代科學來觀察世界，細菌和微生物無處不在，若按戒條規定豈不連自來水也不能喝了。然而戒條本身都有變通開許條件。如「用蟲水戒第十九」的「開緣」中有「若蟲大，以手觸水令蟲去，」[28]這樣水就可用，不算犯戒了。　　《毗尼日用切要》「下單」偈中指出，比丘僧早晨起身下床，依於律制，應慢慢下腳。「到了穿鞋子時，先當提起鞋子，慢慢地抖一抖，以免傷害到夜晚躲在鞋子里的昆蟲。」[29]接著在「行步不傷蟲」一偈中，也規定要念偈咒，保護地上生命。　　豐子愷在文章中回憶道：「有一次法師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30]　　1940年，弘一大師在福建永春蓬壺普濟寺時，因山鼠擾害，晝夜不寧。大師想起古人有以伺貓之飯伺鼠，則無鼠患。即效學之，果然有效。事後還專門寫了《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一文。[31]　　大師的這些看似怪異的舉動，其實只是嚴格按戒殺護生的戒規行事而已。在他的同門僧團中諒不會被視作怪異之事。受戒殺護生理念影響，大師還養成了很多習慣。如不穿蠶絲、絲棉製品，只穿棉、麻織物；不穿皮鞋，只穿布鞋和草鞋；不用皮箱，只用藤篋。甚至連用動物骨骼做柄的牙刷也不使用。因使用這類東西，就會引起間接殺生。這與當今世界的一些綠色組織，反對販賣、使用象牙、犀角製品，以保護大象、犀牛免遭獵殺，很有相同之處。　　（四）僧戒媚俗「汙他家」　　與施物有關的就是施主，對施主有所求而討好之，就是「汙他家」。比丘因有所求，而以信施物與大臣及道俗人等，這明顯的與純凈的布施不同，隱含著「攀緣」的味道。[32]「十三僧殘法」中有「汙家擯謗違諫戒第十二，」 [33]弘一大師在表解後面，引《資持記》曰：「凡出家人無為無欲，清凈自守，以修道為心。若為俗人信使往來，廢亂正業，非出離故。由以信施物與白衣故，即破前人平等好心。於得物者歡喜愛樂，不得物者，縱使賢善，無愛敬心，失他前人深厚福田，又倒亂佛法……」　　弘一大師對見客應酬十分慎重。尤其與官場人士不願交往，絕不因有所求而失己之清格。除舊友熟人外，新引見之客人，能否相見往往隨緣而定。丁鴻圖《慶福戒香記》，講述過1925年大師在溫州「閉關(城下寮)時，溫州道尹林鵾翔來謁三、四次，均以病辭不見。後溫州道尹張宗祥隻身來謁，寂公以地方長官，不敢遽辭，乃持張名片至師關房一語以故，及張某來謁。師聞言，兩頰泛赤，如有慍色，繼忽合掌連聲念『阿彌陀佛』（如覺悟在師父前不應現慍色，故合掌念佛懺悔。）垂淚曰：師父慈悲，師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拋棄，況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見客可也。張終未獲一面而去。」 [34]　　倓虛法師回憶1937年大師在青島湛山時，「愈是權貴人物，他愈不見，平常學生去見，誰去誰見……有一天，沈市長在湛山寺請來朱將軍吃飯，朱將軍說：『可請弘老一塊來，列一知單，讓他坐首席，我作陪客。』沈市長很同意，把知單寫好，讓我去給弘老說。我到他寮房裡一說，弘老笑笑沒言語，我很知他的脾氣，沒敢再往下勉強。第二天臨入席時，又派監院師去請他，帶回一個條來，上寫四句話：『昨日曾將今日期，短榻危坐靜思維，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35]　　如果有人以為大師只是假拒見以博清名，那我只能對論客說：太不了解大師人格的稟性和戒律給他的啟示力量也！　　（五）持戒不疏些微　　佛陀當初制定戒條，大部分都有具體的針對性，而且有些原非大事。二千多年過去，加上環境的不同，許多戒律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但弘一大師是以「不可拘泥『事』，應該觀察其『理』」的原則，參閱各種古代律典和前人疏論，探究佛制的本來面目，務求正本清源。在探求每個戒條初始意義的同時，在持戒實踐中卻決不因其微細而失之疏漫。　　豐一吟老師說過一件以前常聽她父親提起的往事：1926年，豐子愷參與立達學園的創辦，搬到江灣永義里8號後，寫信告知弘一大師，希望他到上海時來往。後來大師答允來時，便要先寫信問清豐家門牌所釘的詳細位置。因為大師在街上走路從不東張西望，左右回顧的。　　大師的這種走路習慣，其實源於戒律規定。《四分律》「百眾學法」就有「左右顧視戒第二十」，明確規定：「不得左右顧視入白衣舍」。[36]這些看似些微之事，律典中卻定得很具體。如「反抄衣戒第三」、「衣纏頸戒第五」、「覆頭戒第七」、「跳行戒第九」、「跳行坐戒第十」、「蹲坐戒第十一」、「叉腰戒第十二」、「搖身戒第十四」、「掉臂戒第十六」、「左右顧視坐戒第二十一」、「戲笑戒第二十四」等等。真的是所謂「坐有坐相，立有立相」。但回想從前大人要我們小孩學的不就是這些嗎！坐、立、吃、行，看似小事，但對正在修行，以弘法利生為己任的比丘僧而言，不注重這些小節，有失佛門威儀。故佛陀要制定戒條以規範之。　　弘一大師晚年身體虛弱怕冷，只適合住在浙南、閩南一帶，不能在北方過冬。當然這其中有緣分在內，但也因為戒律對比丘僧著衣有具體規定。佛陀是在溫暖的印度制定著衣戒規，可能當時沒有考慮到寒冷地區。《毗尼日用切要講記》「著衣」偈雖然也特別提到：「唯在中國寒冷地帶，單著一件衣服，不能抵禦寒冷，要穿到能禦寒為止，不能說這違犯戒律。」[37]但穿著事關威儀，大師是十分重視的。這不能不說也是戒律對大師生活習慣的影響。　　總之，大師的言行舉動和生活習慣，都能在戒律中找到根源。常人或難理解，但佛門中人不會覺得其怪異。我覺得倓虛法師說得對：「其實並不是怪，而是他的行動不同於流俗。」[38]　　　　參考文獻：　　[1]范笑我：《笑我販書》，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年，P302，1999年12月6日條。　　[2]王道云：《書法門診室》，江蘇美術出版社2000年。　　[3]釋茗山：《五戒十善四攝六度》，福建莆田天廣華寺佛經流通處1988年印行。　　[4]《佛學入門手冊》，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分會印行。　　[5]林世敏：《佛教的精神與特色》，台灣清涼蘭若1988年印行。　　[6][11][13]趙朴初：《佛教常識問答》，中國佛教協會出版1983年。　　[7]釋正果：《佛教基本知識》，中國佛教協會福建省分會，1982年印行。　　[8][10][12]釋濟群：《問道──與濟群法師面對面》，浙江省海鹽縣雲岫庵2006年印行。　　[9]見《佛教聖典》，福建漳州龍海縣瑞竹岩寺、上海市第一社會福利院佛教居士安養部1991年印行。　　[14][31][34]林子青：《弘一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　　[15][24][35][38]倓虛法師《影塵回憶錄》，上海佛學書局1993年。　　[16][20]釋慧明：《弘一大師弘揚南山律宗之研究》，見《永恆的風景》，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1月。　　[17] [26] [30]豐子愷，《為青年說弘一法師》，收《豐子愷文集》，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18][21][32]釋昭慧：《弘一大師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在律學上之地位與特色》，中國佛教網。　　[19]見《李叔同──弘一法師》（天津政協文史委）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　　[22][25][28][33][36]弘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莆田廣華寺佛經流通處印行。　　[23]陳星：《天心月圓──弘一大師》，山東畫報出版社1994年。　　[24]李庄：《兩浙江鴻爪（六十）》，刊2009年10月17日《聯誼報》「春秋「版。　　[27]林子青：《弘一法師二三事》，見余涉《漫憶李叔同》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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