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傳略》之皇太極

《清代皇帝傳略》之皇太極

李鴻彬

愛新覺羅·皇太極，是清朝開創者努爾哈赤第八子，其母葉赫納喇氏，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楊吉砮之女。皇太極生於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爾哈赤在寧遠戰敗，身患毒疽辭世後，皇太極即後金汗位，在位17年，卒於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他是清王朝開國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人物。

隨父兄從征的青年將領

史籍記載：皇太極自幼「穎悟過人」，愛文喜武，不僅有高超嫻熟的騎射功夫，而且能「熟記典籍""，為其兄長所不及，因此受到父母的鐘愛。7歲以後，「委以一切家政，不煩指示，即能贊理，鉅細悉當」，表現出非凡的才能。12歲時，母親葉赫納喇氏由於失寵，心情憂鬱，患病去世，這使少年時的皇太極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擊。生父繼母不可能給他多少溫暖撫愛，在家庭及兄弟之間地位也不斷下降，因而逐漸在尖銳複雜的現實生活鬥爭中，養成了少言寡歡，堅韌剛毅，通達世情，長於心計的性格。這對他的一生都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

皇太極生活在一個風雲變幻，刀光劍影的大動蕩時代，其父努爾哈赤順應女真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進行統一建

州女真諸部和反抗明王朝的民族壓迫政策的偉大鬥爭。在這一鬥爭中；年輕的皇太極經受了鍛煉，隨父兄馳騁疆場，迅速成長起來，成為努爾哈赤的得力助手。

萬曆四十年16 12年九月，剛剛年滿20歲的皇太極隨父親努爾哈赤率領3萬人馬往征烏拉部。烏拉是海西扈倫四部之一，位於烏拉河沿岸吉林省永吉縣烏拉街一帶，人多地廣，享有貂參之利，勢力比較強大。努爾哈赤為了統一海西女真，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利用聯姻結盟的方式，積極拉攏烏拉部首領布占泰，把自己的愛女俄恩哲格格嫁給他為妻，企圖以此加強和鞏固聯盟。可是，布占泰卻陽奉陰違，多次背盟，勾結葉赫等部，竭力阻撓破壞努爾哈赤統一女真的事業。布占泰還百般虐待俄恩哲格格，射以骨包頭箭，努爾哈赤聞知極為憤恨，決定對烏拉用兵。皇太極等領兵抵達烏拉河，沿西岸而行。此時，布占泰帶領烏拉兵在東岸隔河觀望，不敢渡河迎戰。努爾哈赤下馬而坐，命皇太極等率軍接連攻佔沿岸的六座城堡，然後引兵在烏拉城西門相對二里以外的金州城紮下大營。布占泰憑河相抗，雙方相持四五天，皇太極等人按捺不住，向努爾哈赤請戰，要求率兵渡河，攻打烏拉城。努爾哈赤指出這是「浮面取水」之言，認為「欲伐粗大的書寸木，豈能即刻折斷?必須斧砍刀削，漸至微細，然後才可折斷。相等的大國，欲一次攻滅，怎麼可以辦到?」因此，他不同意皇太極等人的請求，而是派兵四齣焚掠，拆毀被佔領的六處城堰，焚燒許多房屋和糧草，並在伊瑪哈達築城，派兵駐守，以監視烏拉的行動。第二年1613年正月，努爾哈赤乘烏拉統治不穩，親自率領大軍征討烏拉，一舉攻佔烏拉城，布占泰逃往葉赫，烏拉滅亡。

皇太極在征討烏拉布占泰中，受到其父努爾哈赤的「智巧謀略為貴，，的軍事思想的教育，認識到同強敵作戰，只

憑勇敢是不夠的，還要講究謀略，以後在對明朝的鬥爭中，仍銘記不忘。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皇太極被命為正白旗的主旗貝勒，成為建州最高將領之一。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努爾哈赤稱汗登位，封皇太極為和碩貝勒，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合稱四大貝勒，「共理機務」。四人按月輪值，「國中一切機務，俱令直月貝勒掌理」。從此皇太極被努爾哈赤視為左膀右臂，滿洲貴族的核心人物之一。

後金建立後，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一舉攻佔撫順、清河、東州、鹼場、一堵牆、馬根單、撫安堡、花豹沖、三岔兒等城堡。明王朝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鎮壓後金的戰爭，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調集10多萬人馬其中有朝鮮兵13000人，經過充分準備，分四路合擊，直取赫圖阿拉城，企圖消滅後金。這就是關於明清興亡的薩爾滸之戰。努爾哈赤針對明軍作戰計劃，採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方略。皇太極奉命隨大貝勒代善率領八旗大軍為先鋒，奔赴西線迎敵，在這一戰役中獻智獻勇，功勛卓著。

薩爾滸之戰是努爾哈赤與明朝進行的第一次最大的戰爭。開始時，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一，總兵杜豁率領明軍3萬，渡過渾河來攻，留2萬人駐紮在薩爾滸，自將l萬人攻打界凡。大貝勒代善命皇太極率領右翼正白、鑲黃、鑲白、鑲紅四旗去攻打吉林崖的杜松，自領左翼正黃、正紅、正藍、鑲藍四旗去監視和阻擊薩爾滸的明軍。此時努爾哈赤來到前線，觀看了明軍的陣勢，改變代善的作戰部署。他親自率領正黃、鑲黃、正紅、正藍、鑲藍五旗先去攻打薩爾滸的明軍，命皇太極等帶領正白、鑲白、鑲紅三旗去監視和阻擊吉林崖的杜松。當努爾哈赤消滅薩爾滸的明軍後，回軍與皇太極部會合，向吉林崖的明軍發動猛烈進攻。皇太極身先士卒，衝殺在前，明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主將杜松戰死，參將龔念遂帶領部分殘兵敗將逃往斡琿鄂模，後金兵首戰告捷。

皇太極隨其父努爾哈赤乘勝北上，迎擊總兵馬林統率的由北路進犯的明軍。三月初一晚間，馬林率軍到達尚間崖紮營，命監軍潘宗顏領一軍駐守斐芬山，並聯合敗退到斡琿鄂橫的龔念遂部，互為犄角，彼此聲援。初二清晨，皇太極率領1000人馬攻打斡琿鄂模的龔念遂部。他先率騎兵突入，然後用步兵摧毀戰車，明兵大敗，龔念遂等皆歿於陣中。這時尚間崖戰鬥已經打響，雙方展開激烈拚殺，皇太極率部投入戰鬥，明軍抵擋不住八旗兵的凌厲攻勢，紛紛潰敗，馬林僅以身免，逃回開原遼寧省開原縣開原老城。接著，駐守在斐芬山的潘宗顏部孤立無援，在後金兵的猛烈攻擊下，全軍被殲。至此後金又粉碎了北路來犯的明軍，取得了尚間崖、斐芬山大捷。

當日下午，皇太極隨努爾哈赤在古爾本立營，得到探報，總兵劉綎率領東路明軍抵達阿布達里崗，總兵李如柏率領南路明軍進抵虎欄，赫圖阿拉城內人心浮動，形勢十分緊張。初三清晨，他們回軍途中到達界凡，大貝勒代善向努爾哈赤請求，「吾領從者20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努爾哈赤同意後遂行。皇太極每戰不甘落後，聞知後立刻前去問努爾哈赤說：「大王果前去，吾欲與同之」。努爾哈赤說：「汝兄扮作哨探，前聽消息，汝可隨我同行」。皇太極說：「大兄既已獨往，吾等何故留後?」於是亦起行，夜近初更回到都城，安撫人心。

初四黎明，努爾哈赤回到赫圖阿拉，立刻召諸貝勒大臣共商出擊劉綎軍之策，命代善、皇太極等率領八旗大軍去東線迎敵，自己留4000人馬守赫圖阿拉，隨止李如柏的 南路明軍來犯。中午，代善、皇太極率兵出穵里胯什，發現明軍在阿布達里崗布陣。代善想親自領兵攻佔阿布達里崗東面的山頭，再由山上向下衝擊，皇太極上前阻止說：

「阿哥你率領大兵在後面守護，隨後再來吧，我領兵前去山上往下衝擊」。代善同意後，皇太極率領右翼四旗，迅速佔領了東面山頭，便選派精騎30名，由山上沖入敵陣，拚命射砍，未能取勝。隨後，代善率領四旗兵親自沖向明營，經過一場激烈混戰，明兵潰散，皇太極率軍掩殺。這時劉綎率二營明軍來戰，皇太極乘其布陣之先殺入，劉綎死於陣中，全軍被殲。

此時代善、皇太極得到探報，明監軍康應乾領劉綎余部逃往富察，與姜弘立帶領的朝鮮兵會合。他們又揮兵南下，皇太極見康應乾的明軍皆執竹桿長槍，披藤皮甲，朝鮮兵皆披紙甲，戴柳條盔，槍炮層層布列，便率軍沖入敵陣，明軍大敗，康應乾僅以身免。皇太極等又將朝鮮兵團團圍住，不斷「馳突，勢如風雨」，「瞬息問兩營皆沒」，姜弘立看到「欲走則歸路斷絕，欲戰則士心崩潰」，便率全軍投降。

薩爾滸之戰總共只有五天就決定了勝負。坐鎮瀋陽的遼東經略楊鎬驚悉明軍三路喪師，急令南路李如柏撤兵，退守清河。薩爾滸大戰最後以後金的勝利、明朝的失敗而告終。這一戰役對後金的鞏固和進一步發展有決定性的意義。

皇太極跟隨父兄躍馬彎弓，南征北戰，在戰鬥的烽火中鍛煉成長，不僅衝鋒陷陣無比英勇，而且出謀劃策頗為高明，已經是一位智勇雙全青年將領，受到努爾哈赤的重視，為將來繼承汗位創造了條件。

繼承汗位時的嚴峻形勢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在寧遠城下遭明軍重創。八月，病死，由誰來繼承汗位呢?早在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爾哈赤已經作了安排，決定後金汗由諸貝勒推舉產生，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當時在諸貝勒中以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四大貝勒的權勢最大，其中大貝勒代善因與大妃納喇氏阿巴亥有曖昧關係，這種欺君蔑父的行為，使他在諸王中威信大降，而且父汗生前已廢除了他的繼承權。二貝勒阿敏是努爾哈赤的侄子，並非嫡子，且曾參予其父舒爾哈齊的分裂叛逃活動，更非人選。三貝勒莽古爾泰，生母繼妃富察氏由於「竊藏金帛」得罪而死，加上他本人性情粗野，無人擁護，自然不能被擁立為汗。只有四貝勒皇太極實力最強，無論是政治眼光、軍事才能和個人威望都在眾貝勒之上，所以他是後金汗比較合適的人選。

因此，努爾哈赤死的當天，代善的長子貝勒岳托和三子貝勒薩哈廉向代善提出： 「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計。四貝勒即皇太極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眾皆悅服，應速繼大位」。代善說：「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協，其誰不從！」第二天諸貝勒大臣聚於朝，商討立汗一事，代善首先發言，對皇太極說：「汝智勇勝於我，汝須代立」。他又對諸貝勒大臣說明擁戴皇太極的原因。由於身為長兄的代善鼎力支持，眾貝勒皆表示同意。議遂定，乃合詞請皇太極即位。皇太極被擁舉為後金汗。後來，滿族日益通曉漢族與蒙古族典籍，知道漢人稱儲君為皇太子，蒙古稱繼位者為王台吉，或黃台吉，正好與皇太極的名字諧音，於是就附會說皇太極繼位是「天意已預定矣」。

九月初一，皇太極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明年為天聰元年。初二，皇太極率領諸貝勒大臣祝告天地，他對天立誓日：「謹告於皇天后土，今我諸兄弟子侄，以國家為重，推我為君。敬紹皇考之業，欽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義之事而故為之；兄弟子侄微有過愆，遂削奪皇考所予戶口，或貶或誅，天地鑒譴，奪其壽算」。特別是對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皇太極為感謝他們的推戴，不願立即以臣禮待之，率諸貝勒向自己的三位兄長行了三拜禮。這些無疑表明，他稱汗後，將遵奉和執行先父制定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要敬兄長、愛子弟，不任意損害他們的利益，汗與諸貝勒是平等的關係，以此來安撫眾人。因此，眾貝勒也對天銘誓，表示忠於新汗。

皇太極繼承汗位後，後金正處於內憂外困的嚴重局勢，「邦家未固」、「事局未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朝在關外已築成東起鐵山，西至錦州的海陸防線，而且聯合朝鮮、蒙古，對後金形成三面包圍之勢，一旦聯合發動進攻，後果十分危險。

第二，皇太極遵照努爾哈赤遺訓，推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出現了種種弊病。在政治上，皇太極和諸位貝勒共理政務，「按月分值」實際上是眾貝勒輪流執政；在 經濟上，所得人口和財物也由八旗平均分配，所謂「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即一人尺土，貝勒不容於皇上，皇上亦不容貝勒」，在軍事上，八旗主互不統屬。為了擴大自己的權益，相互明爭暗鬥，甚至不聽調遣。皇太極處處受到諸貝勒的「掣肘」，成了「雖有一汗之虛名，實無異整黃旗一貝勒也」。這種汗權和王權，集權和分權之間的矛盾，致使汗權鬆軟，政令不一。

第三，後金政權統治不穩，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生活在後金管轄地區的漢族人民，遭受沉重的民族壓迫：他們「每被侵擾，多致逃亡」，也有用投毒、暗殺、乃至揭竿而起的方式進行鬥爭。而在後金社會內部，農奴主對農奴的壓迫和剝削不斷加重，許多農奴要為農奴主承擔著繁重的差役，激起農奴反抗農奴主的鬥爭，它已成為 後金社會的嚴重問題。

第四，後金的經濟遇到很大困難。進入遼瀋地區以後。對廣大漢民推行「計丁授田」，把他們從自由農民降為封建農奴，極大地損害了生產積極性。同時，明朝和朝鮮對後金採取封鎖和禁運的政策，使得後金「銀兩雖多，無處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因此「盜賊繁興，偷竊牛馬」。而且又經常遭到嚴重天災，「國中大飢，斗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

第五，後金民眾厭戰，反戰情緒不斷增長。由於後金長期征戰不息，大批年輕丁壯棄田出征，他們「賣牛典衣，買馬制裝，家私蕩然」。因此，許多人「聞有徵調，各抱妻孥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鷙，稍有間矣」。正因為後金官兵厭戰，勇敢善戰的八旗兵在寧遠、錦州等地多次戰鬥中連遭失敗。

皇太極作為一名新汗，面對這些嚴重問題，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為後金的繼續發展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講和自固」以待時機

皇太極認為，後金「處南朝之大計，惟講和與自固二策而已」，就是說，要通過對明「講和」，爭得時間，解決後金面臨的一系列急待解決的問題，以達到「自固」的目的，然後待機成熟，再興兵攻明，奪取全國統治權。正如後金朝臣高士俊指出的，「我國利於和，彼國即明朝不利於和，我國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觀兵，彼國和則易為因循，易為怠惰，臣所謂借小心以圖大事，假退步以求前進」。皇太極正是為了「假退步以求前進」的目的，高高舉起對明「講和」的旗號。

此時，明王朝雖然取得寧遠大捷，但是關內爆發了農民大起義，它不但無力收復遼東失地，而且陷入東西兩線作戰。因此，後金有些人主張乘機興兵伐明，攻打京師，必能奪得大明天下。也有一些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南朝即明朝雖師老財匱，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於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野地浪戰，南朝萬萬不能；嬰城死守，我國每每弗下。蓋攻城之計為不得已，攻城之事兵法所忌」。皇太極反對前者，支持後者。他指責主張攻明的將官。並且對諸貝勒大臣說：「至謂朕宜速出師以成大宗，此亦不達時勢之見。……若人心未和，雖興師動眾，焉能攻城必克，野戰必勝，今以速擊師為言，乃小人之淺見」。

皇太極從實際出發，堅決貫徹執行「講和與自固」的方針。

首先，他通過明朝官員，乃至親自給明廷致書，表示求和的願望。早在努爾哈赤死時，明寧遠巡撫袁崇煥派遣付有爵和喇嘛鎦南木坐即李喇嘛等人前去瀋陽弔喪，觀其虛實。皇太極並沒有把仇人的使者拒之門外，而是以禮相待，表示和好的態度。當付有爵，李喇嘛等人返回寧遠時，皇太極命方吉納、溫塔石等送歸，並向袁崇煥面呈皇太極的親筆信，信中要求『『兩國和好」。自此李喇嘛就成了明金議和的中間人。皇太極提出的條件主要有：1要求分清明和後金戰爭的是非，承認後金為是，明朝為非。2要求明和後金之間明確劃界，明退入關內，後金據關外，以山海關為界。 3要求賠款，明朝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千萬匹，為和好之禮。以後每歲後金以東珠十粒，貂皮千張，人蔘千斤，送給明朝；明朝以金一萬兩，銀10萬兩，緞lO萬匹，布30萬匹，回贈後金。而袁崇煥則認為無須分清明和後金之間的是非，因為明和後金的地位有別，不能將後金和明朝並列。同時要求後金歸還遼東被佔領的地方。由於雙方條件相差甚大，又互不相讓，和談破裂。

皇太極並沒有因為首次和談受挫而停止。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他在給袁崇煥的信中，不書後金天聰年號，只寫己巳年，遵奉明朝正朔，以示求和的誠意。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他致書錦州守將祖大壽，稱：「曩者李喇嘛、方吉納等往來時，朕心實欲講和，方擬遣使。……夫征戰豈我所願，乃不得已而為之，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書往，惟將軍裁之」。天聰六年1632年六月，他又給得勝堡參將、守備等去信說： 「講和之事，我已預告天地，汝果有愛民之心，宜速成此事，莫效遼東所為也。若延遲時日，我縱有候代之心，其如軍中糧盡，將奈之何?所以約期十日者，為此故耳」。從現存史料來看，這個時期後金提出議和的活動最為頻繁，所謂「上疏稱臣，求款再四」。

與此同時，皇太極還希望朝鮮出面，「紹介其間」，從中斡旋。天聰七年1633年六月，他致書朝鮮國王說：「貴國既以南朝為父母，以我為兄弟，我國與南朝十數年來，兵連禍結，而貴國介於其間，坐觀勝敗，不為和解。……貴國果以南朝為父母，以我為兄弟，王乃一國之主，不比南朝臣僚，懼彼南朝誅戮，不敢擅為擔當。王於父母兄弟之間，通情解和，力為主張，未為不當也。誠如是，則普天之下，立見太平，不惟兩國罷兵樂業，即貴國造福，亦自不小。又想兵乃兇器，實非人所樂為，只因欲和不成，遂至欲罷不能耳」。於是朝鮮將此書送給明駐東江總兵，認為後金求和是輸誠的表現，希望明廷考慮後金講和的意願。

皇太極還通過蒙古向明廷轉告和談的願望。蒙古曾向崇禎皇帝奏稱： 「聞滿洲汗雲，屢欲講和，南朝不允，將馬喂肥，惟有挑戰，天意永眷，亦未可知?彼既有此言，皇上若憫小民之苦，釋守邊人之怨，許與滿洲和好罷兵，則民得太平，臣將守邊之人，亦蒙恩矣」。

皇太極也不是一味的向明求和，有時也興兵征明，但是仍然打出議和的旗幟。自從在寧錦兩次挫敗後，一變而為深入內地「取其無備之城邑」。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大軍由龍井關、大安口，斬關毀邊牆第一次入關。十一月，後金兵攻佔遵化，進逼北京，到了北京城下，「賚和書致明帝」，表示議和的意願。接著，蹂躪京畿各州縣，每到一地，都表明求和心切，指責明廷沒有議和的誠意。天聰四年1630年正月，皇太極領兵攻佔永平、遷安、灤州等城。他決定鞏固已佔的永平等四城，在關內打進一顆釘子，以為據點。其目的一是把明金戰火引入關內，以緩和關外三面受敵的壓力；二是對京東各州縣可以隨時襲擊騷掠，使其不得安生；三是以大兵向西，可威脅北京，向東則使山海關及關外八城處於被夾擊的態勢。總之，將使明廷和明軍處於困境。明廷當然決不能讓後金在北京與山海關之間建此據點，便調集各路大軍，組織反攻，收復永平等四城，後金兵敗歸瀋陽。皇太極因失已得四城，「感傷墮淚，大小諸臣，見之無不流涕」。

永平等四城得而復失，皇太極認為後金兵未打開山海關大門之前，要在關內站穩陣腳，守住已得城池，是不可能的。即所謂：「年來我兵內入，累次破城獲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關門阻隔，首尾難顧，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因此改變為對明境土地、人民實行蹂躪、殘毀方針。天聰八年1634年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極率領10萬大軍征明，六月下旬，當後金兵接近長城時，皇太極分兵四路，分別由德格類、代善、阿濟格和自己率領，浩浩蕩蕩進關騷擾。歷時三個多月，兵鋒及於今北京延慶，河北宣化，山西大同等40餘州縣，所到之處「禾稼盡蹂躪，廬舍盡焚毀」，「軍民婦女盡行擄殺，倉糧房屋城樓搶毀一空」。直到九月十九日已經是初冬時節，才率大軍班師回到瀋陽。

皇太極續承汗位後，為了擺脫面臨的困境，在對明的策略上有所改變，打起了議和的旗號，這是手段，並非目的。儘管明金雙方沒有達成和議，可是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為後金實行改革措施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他率領八旗將士遠行數千里，再一次自由入塞，向明朝顯示了威力，同時也暴露了明朝在其北部已經沒有一條能禦敵的防線了。

銳意改革，治國撫民

皇太極通過「講和」手段，爭取時間，在後金內部實行全面的政治、經濟、社會改革措施，大致有以下幾項：

一改「上與三大貝勒俱南受坐」為皇太極南面獨坐，加強以汗為首的中央集權。

其時，後金的決策機構議政會議為八主旗貝勒所控制。三大貝勒是其中能左右的力量，因此極大地束縛著汗權。皇太極為了逐步廢除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這種反映氏族社會軍事民主的合議制，顯然已不能適應開始行入封建制的後金，採取各種辦法，狠狠打擊足以與自己爭權的三大貝勒的勢力。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極即汗位後，沿襲舊制，仍在每旗設總旗務大臣一名即固山厄真，但是擴大了他們的許可權，規定「凡議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肯聽稽察。」同時又在每旗設佐管旗務大臣二員，調遣大臣二員，前者「佐理國政，審斷獄訟""，後者「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諸貝勒掌管旗務的權力，而且使他們處在眾多人員的監督和制約之中。天聰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極以關心三大貝勒身體健康為由，他說：「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機務，輒煩諸兄經理，多有未便。嗣後，可令以下諸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諸貝勒」，於是「以諸貝勒代理值月之事。」這不僅削去三大貝勒每月輪流執政的大權，而且拉攏和團結其他貝勒為己用，從而提高了後金汗的地位。

可是，每當朝會和盛大慶典時，皇太極與三大貝勒居南面並列而坐，如同四汗，一同接受群臣禮拜，無疑有損於汗的一尊形象。因此，天聰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極利用二：大貝勒阿敏棄灤州、永平、遷安、遵化四城敗歸為口實，召集諸貝勒大臣會議，定阿敏罪狀16條，以「自視如君」，「心懷不軌」，「喪失城池」，「擾害漢人」等罪名，將阿敏送高牆禁鋼，永不敘用，不久阿敏病死。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戰役中，皇太極和三大貝勒莽古爾泰發生口角，莽古爾泰拔劍相向，皇太極以此為由將莽卉爾泰治罪，革去大貝勒名號，降為一般的貝勒，奪其五牛錄的屬員，罰銀萬兩及馬匹若干。莽古爾泰後因氣憤暴卒。

至此，三大貝勒只剩下大貝勒代善一人。是年十二月，當諸貝勒提出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代善立即說：「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面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他主動請求退出並坐，得到皇太極允准。天聰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極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坐受」，改為自己「南面獨坐」，這標誌著汗權的確立。到了天聰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極召開諸貝勒大臣會議，指責代善對己不恭，眾議代善「與皇上相左」，列了四條罪狀，擬革去大貝勒名號，削除和碩貝勒職，剝奪十牛錄所屬人口，罰雕鞍馬十匹，甲胄十副，銀萬兩。但是皇太極心中有數，這不過是借題發揮，提高汗權而已，所以只罰銀馬甲胄。從此，威脅汗權的三大貝勒勢力已除，皇太極實力大增，其餘貝勒無力和他抗衡，使汗權得以加強和鞏固。

二建立比較完整的國家機構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的國家行政機構很簡陋，基本上是以旗代政，一職多能。皇太極為了適應後金政權的封建化和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協調滿、蒙、漢關係，強化汗權，使其處於獨尊的地位，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故行政機構多仿自明制。

天聰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極設文館，命儒臣分別負責翻澤漢字書籍和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隨後，皇太極不斷吸收漢人入館理事，如范文程、寧完我、鮑承先、高鴻中、馬國柱、楊方興、高士俊等。，文館不僅是一個譯書、記注的機構，一切往來國書及官員奏章都要經過它辦理，而且它的大臣以奏議的方式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參與議政，可見它已是清代內閣的雛型。

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極接受漢官寧完我的建議，仿明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貝勒一人領其事，下設承政、參政、啟心郎等分掌其職。諸貝勒分掌六部事務，他們和皇太極已不是原先的平列關係，而是封建的君臣隸屬關係。不久皇太極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進一步削弱貝勒的權力，下令「停王貝勒領部院事」，這樣就把貝勒置於國家機構之外，皇太極獨主政務。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等；內秘書院，負責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敕諭、祭文等；內弘文院，負責講經注史，頒布制度等。設置八承政，分管內三院事務。五月，皇太極又更定內三院官制，其中以滿人為主，兼有漢人和蒙古人，其組織和職掌比文館更完善、更擴大了。內三院的官員參加國家機密，成為皇太極處理政務的得力助手。

六月，皇太極在三院六部之外，設置都察院，其職掌是參加議奏、會審案件、稽察衙門、監察考試等，「凡有政事背謬及貝勒大臣有驕肆侵上，貪酷不法，無禮妄行者，許都察院直言無隱」，即使奏事不實，也不坐罪。該院的地位在六部之上，官員的設置與六部相同。與此同時，皇太極設立蒙古衙門，負責管理蒙古諸部事務，後改為理藩院。

內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稱三院八衙門，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來的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機構。它雖然同八旗制度並存，但是已逐步取代早先八旗所行使的國家權力。皇太極通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起來。

皇太極在為了使國家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發揮職能作用，促使各級官吏勤於職守，提高人員素質，不斷充實官員隊伍，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頒布官員升賞、黜罰、考核等法令，如對部院各級官吏三年考績一次，有功者賞，有過者罰。二是實行科舉制，命生員參加科舉考試，吸收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參政。這批人「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他們被輸送到政府部門後，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發展農業生產，使後金的經濟擺脫困境。

努爾哈赤晚年，由於政策失誤，致使後金經濟形勢很糟，人民缺衣少糧，漢人的處境更是困難。皇太極認為，要擺脫和克服經濟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計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發展生產，活躍經濟。採取的措施有：

——分屯別居。努爾哈赤時，對戰爭中俘獲的大量漢人強迫實行編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庄""，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淪為農奴的漢人「每被侵擾，多致逃亡」。皇太極即位不久，針對這種情況，採取滿、漢「分屯別居」的辦法，以緩和民族矛盾，使漢民安心生產。規定：「乃按品級，每備御即牛錄止給壯丁八，牛二，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擇漢官之清正者轄之""。這樣就有40％的漢民從滿官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成為由漢宮管理的自由「民戶」。另外，還派孟阿圖等人「丈量地畝」，將「各處餘地」歸公，分給民戶耕種，不許再立「莊田」。天聰四年1630年十月，皇太極下令編審壯丁，「凡貝勒家，每牛錄止許四人供役，有溢額者，……將所隱壯丁入官」。通過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為國家控制的屯地，許多漢民壯丁變為國家管理的民戶編民，而且實行「分屯別居」，協調了滿漢關係，促進了農業生產。

——頌行《離主條例》。皇太極為了調整生產關係，解放束縛在八旗貴旗莊園里的生產者，使其變成自由民，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頒布《離主條例》。其中明確規定：凡役使奴隸的主人，除了八分即八固山貝勒外，犯有私行採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姦汙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制申訴等罪，許奴僕告發，訐告者「准其離主」，聽所欲往。天聰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極又對《離主條例》作了補充，「凡訐告之人，務皆從實，如告兩事以上，重者審實，輕者審虛，免坐誣告錐，仍准原告離主。如告數款，輕重相等，審實一一款，亦免坐誣告之罪。如所告多實，及虛實相等，原告准離其主」。到了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極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僕，他說：「前得遼東時，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聯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為奴僕者甚多，殊為可憫，故命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為奴者，俱著察出，編為民戶」。這些措施，不僅打擊了奴隸主，削弱了奴隸制，而且許多奴僕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經濟支配權，從而提高了生產的積極性。

——重農政策。皇太極非常重視農業生產，認為農業是「立國之本」，「國之大經""，因此頒行一系列保護和鼓勵農業生產的法令。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規模的建築工程，指出：「工築之興，有妨農務」，以後「止令修補，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重本務」。天聰元年1627年九月，明令禁止屠殺大牲畜，規定「嗣後自宮中暨諸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殯葬市賣，所用牛、馬、騾、驢，永行停止」。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制定縱畜入田罰例，「如豕入人田，令送還本主，每次計豕罰銀五錢，過三次許赴告該牛錄額真，即以其豕給之。如羊入人田者，計每隻罰銀二錢。駱駝牛馬驢騾入人田者，計每匹頭罰銀』一阻仍償其禾」。天聰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極召集諸臣說：「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牛錄章京、小撥什庫等俱治罪」。六月，又下令禁止貴族郊外放鷹，以免蹂踐田園，傷殘牲畜。

皇太極保護漢民耕種，鼓勵滿族務農，以確保農業生產有充足的勞動力。他認為，漢人有農業生產的經驗和技術，滿漢分屯別居後，禁止滿人到漢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雞、豕，，等財物。對缺少耕牛、農具的漢民，給以牛具，使其乘時耕種，要漢民「各安心農業」。此外，由於戰爭連年不斷，滿族壯丁幾乎全部披甲出征，農業生產主要由老人、婦女、小孩和奴隸進行耕作，生產受到影響。皇太極為了改變滿族壯丁只戰不耕的現象，天聰年間開始實行「三丁抽一」，就是說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產，稱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關係是：余丁專事農業生產，供給披甲人的生計，而披甲人所得戰利品也分給余丁，耕戰相輔。他也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技術，強調農業種植要因地制宜，耕作應注意「地利」、「士宜」和適時，等等。由於措施得法，不到十年就收到很好效果。天聰年問後金的農業生產有了明顯的發展，糧食足用，倉庫充實，隨之手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從而使後金的經濟逐步擺脫了困境。

四創立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

皇太極為了團結和拉攏漢族地主與蒙古貴族，加強統治基礎，同時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以適應對明戰爭的需要，也為了平衡滿族八旗旗主和諸貝勒的軍事勢力，分別建立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

早在努爾哈赤時期，在滿洲八旗中就有16個漢人牛錄。皇太極即位後，到了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把漢人牛錄撥出，正式成為一軍，命漢官佟養性統轄。天聰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極命滿洲各戶下漢人十丁抽一，約1000多人，由馬光遠統領。天聰八年1634年五月，正式定名為漢軍，以黑旗為標誌。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漢軍由一旗增為二旗。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分漢軍兩旗為四旗，以馬光遠、石廷柱、王世選、巴延四人為固山額真，各領一旗。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再增設四旗，共為八旗，稱之漢軍八旗，旗色與滿洲八旗相同，每旗設固山額真一人，梅勒額真二人，甲喇額真五人，約有16 7個牛錄即佐領，33000多人。

天命六年1621年，後金攻佔遼瀋後，歸降的蒙古軍民有的已被單獨編為牛錄，稱蒙古軍，由武納格、布彥代統領，隸滿洲八旗。皇太極即位後，蒙古歸附軍民不斷增多，大約到了天聰三年1629年，將原先的蒙古軍擴編成「蒙古二旗」。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將蒙古二旗擴充為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同滿洲八旗一樣。入關之前，蒙古八旗，約有129個牛錄即佐領，25000多人。

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組成雖然與滿洲八旗相同，但是漢軍八旗、蒙古八旗的固山額真是由皇太極任命，而且可以撤換，不同於滿洲八旗世襲制。皇太極是滿、蒙、漢八旗最高統帥，直接指揮這些八旗軍，其他貝勒無法相比。

兩次入侵朝鮮

朝鮮與明朝接壤，又與後金為鄰，當時明金對峙，後金要想西進伐明，就要考慮東面朝鮮的行動。朝鮮的向背確實舉足輕重。在後金統治集團內有兩種意見，據朝鮮《李朝實錄》記載：「第三子洪太時即皇太極，常勸其父欲犯我國；其長子貴永介即代善則每以四面受敵，仇怨甚多，則大非自保之理，極力主和，務要安全，非愛我也，實自愛也」。努爾哈赤為了避免兩線作戰，故對朝鮮採取拉攏的政策，曾多次派遣使臣赴朝投書，希望朝鮮與明朝脫離關係，同後金結盟。但是，朝鮮不為所動，仍支持明朝，反對後金。

此時，明遼東巡撫王化貞，為了組織明軍出廣寧、渡遼河，從正面進攻後金，便派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率領軍丁二百餘人，深入敵後，聯絡遼民，以牽制和分散後金的兵力，進駐朝鮮皮島。朝鮮為了防禦後金侵犯，大力支援毛文龍，因此毛文龍的勢力日益壯大，嚴重威脅後金的安全。努爾哈赤派人要朝鮮斷絕與毛文龍往來，遭到朝鮮嚴詞拒絕。皇太極繼承汗位後，說：「父王不聽我計，臨終方悔。……我氣不過就是東江即皮島，只為山險谷深，前埋後伏，且他姦細甚巧，我的動靜言語霎時便知，可恨!可恨!」皇太極為了打破明、蒙、朝的三面弧形包圍圈，公開遣使與遼東巡撫袁崇煥議和，暗地裡則把進攻的矛頭由西轉向東，積極準備攻打朝鮮和消滅毛文龍，以解後金的後顧之憂。

天聰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極命阿敏、濟爾哈朗、岳托等人率軍東征。他親授方略說：「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照此非專伐朝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披猖，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爾等兩圖之」。阿敏率領三萬餘騎渡過鴨綠江後，攻佔義州。此時，阿敏遣濟爾哈朗等率領大軍進攻毛文龍駐守的鐵山，毛文龍兵敗退守皮島，未能拿獲，而鐵山守將毛有俊、劉文舉等被殺，許多明兵和遼民遇害。

阿敏等人根據形勢變化。認為毛文龍避居皮島，隔海相望，未備水師，無法進攻；而後金兵卻輕易攻取義州，說明朝鮮防禦力量很弱，足以取勝。因此，後金把攻擊目標由毛文龍轉向朝鮮。阿敏率大軍南下，一面「放兵四掠」，一面「以待和議之成」。

朝鮮國王李倧得知後金軍渡江南下、定州失守的消息，驚恐萬狀，決定先將后妃送往江華島避亂。阿敏率軍乘勝前進，佔領安州，又攻佔平壤，至中和駐營，遣使到漢城致書迫降。這時李像離開漢城，逃往江華島，並命姜王壽、朴雴到後金營中投書議和。阿敏在致朝鮮國王的回信中表示「如果要和好相處，速派使者來，我願聽之」。幾天之後，阿敏率軍佔領黃州，他「遣使脅和，要以三事：一日割地，二日捉文龍，三日借兵一萬，助伐南朝」。李傺派姜王壽、朴雴通知阿敏，願意接受議和談判。

阿敏派副將劉興柞前往江華島，向朝鮮提出議和條件：要朝鮮永絕明朝，入質納貢，去明年號，蒞盟宣誓。雙方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朝鮮迫於後金的軍事壓力，基本上都接受了，唯有永絕明朝一款不同意，最後阿敏讓步，向朝鮮表示「不必強要」。三月初三，李倧率領群臣和後金代表南木太等八大臣在江華島焚書盟誓。雖然阿敏在誓書上署名了，但是對朝鮮誓文不滿意，故誓後不予承認，便「令八旗將士，分路縱掠三日」，使「海邊一帶，已成空壤」，「子女財富，盪覆無餘」。阿敏回軍至平壤，接到皇太極的指示，不再後撤，然後揚言。「大同江以西，不可復還」，又說：「待執毛文龍後歸去」。於是李侏被迫遺王弟李覺趕赴平壤，再次舉行平壤盟誓，後金從中索取更多的權益，強迫朝鮮在中江、會寧兩地開市，歸還逃人，追增貢物等。皇太極聞知非常高興，由於阿敏在朝的行動完全符合他的意願，四月十七日阿敏等人回到瀋陽時，受到極為隆重的歡迎。

皇太極發動這次侵朝戰爭，給朝鮮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很大的破壞。但是對後金的發展卻起了重要作用，主要表面在：政治上擺脫了孤立的困境，經濟上衝破了禁運封鎖，軍事上粉碎了明軍的包圍，從而解除了西進的後顧之憂。

自此以後，後金征服遼西和漠南蒙古廣大地區，勢力日益強大，便企圖改變後金與朝鮮以往兄弟之邦的關係，把朝鮮變為其直接控制下的藩屬。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獲得傳國玉璽後準備上尊稱帝，翌年二月命英俄爾岱、馬福塔等人出使朝鮮，傳達此意。可是，上尊稱帝一事卻遭到朝鮮君臣的反對，「責其背兄弟之約，僭天子之號」。後金使團未能達到目的，掃興返回瀋陽，向皇太極報告了出使受辱的情況，皇太極十分惱怒，對朝鮮極為不滿。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稱帝，建國號大清，改元為崇德。朝鮮雖然反對，但是出於禮貌，還是遣羅德憲、李廓等率使團赴瀋陽慶賀。當舉行大禮賀拜時，羅、李等拒不下拜，皇太極非常氣憤，認為這是朝鮮國王「有意構怨」，給朝鮮國王致書稱：「爾王若知悔罪，當送子弟為質，不然朕即於某月某日，舉大軍以臨爾境」。

十二月初二，皇太極親統十萬大軍往征朝鮮，兵鋒直指朝京漢城。朝鮮君臣「上下遑遑，罔知所為，都城士大夫，扶老攜幼，哭聲載路」。此時李倧一面派崔鳴吉等人赴清營談判，以行緩兵之計；一面把王妃、王子及大臣妻子再次送往江華島暫避；而自己則率文武百官退守南漢山城漢城東30里，以待各路勤王軍到來。清軍包圍南漢山城，伐木列柵，繞城駐守，切斷內外聯繫。山城內因糧草甚少。故殺馬食之，所盼勤王之師，都被清軍擊敗，朝鮮君臣只有坐困孤城。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初二，皇太極致書朝鮮國王，以詔諭書式，視朝鮮為臣屬，指責他「先惹釁端」，並威脅說：「朕以此故，特舉義兵。……若拒者必戮，順者必懷，逃者必俘」。朝鮮國王召集群臣商討對策，決定不稱臣，以平等的方式復書，書曰：「朝鮮國王謹上言於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棲身孤城，危迫朝夕。……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約，恤小邦生靈之命，容令小邦改圖自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始矣，必欲窮兵，小邦理窮勢極，以死自期而已」。朝鮮國王不見清方答書，又命崔鳴吉等再持書往，書中「多以哀乞為主」，稱「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詩書，不習兵革，以弱服強，乃理之宜。……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亦甚矣。誠於此時，蒙大國翻然赦過，許其自新，則小邦君臣，銘鏤感戴，而天下聞之，無不服大國之威信」。

皇太極看到朝鮮君臣求和之切，毫無鬥志，因此對他們進行迫降。在望月峰上升白旗書招降二字，以示城中；又致書朝鮮國王說：「今爾有眾，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欲戰耶，亦宜亟出一戰」。朝鮮國王迫於形勢的壓力，遣使復書，稱皇太極為「陛下」，示自己為臣，並說：「諸藩合辭，共進尊號，天人所歸」，承認皇太極上尊稱帝。因為「重圍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歸命」，「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蓋以禮有不可廢，而兵威亦可怕也。然小邦情願既如上所陳，則是辭窮也，是知警也，是傾心歸命也」。

皇太極拒絕朝鮮國王的請求，派英俄爾岱等往諭朝鮮國王說：「命爾出城見聯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欲加恩於爾，令永主爾國，旋師之後，示仁信於天下耳，若以計誘爾，何以示信天下」。當天，朝鮮國王復書，仍力爭不能「出城歸命」，書曰：「今日滿城百官士庶，同見事勢危迫，歸命之議，同然一辭。而獨於出城一節，皆謂我國從來未有之事，以死自期，不欲其出。若大國督之不已，恐他日所得不過積屍空城而已」。

皇太極派遣英俄爾岱退還朝鮮國書，同時下令用火炮攻城。又派人通告朝鮮國王，清軍已攻佔江華島，宗室貴嬪及文武百官等夫人都被俘。朝鮮國王和群臣得知此訊，見大勢已去，便遣使向皇太極表示願出城投降。皇太極復書提出投降條件17款，主要內容有斷絕和明朝的交往，以長子和另一子為質，去明年號，奉大清為正朔，每年進貢一次，黃金百兩、白銀千兩、白 布200匹、各色綿細2000匹、各色細麻布400匹、各色細布萬匹、米萬包等等，朝鮮全部無條件接受。朝鮮國王李侏率領群臣出南漢山城，步行到漢江東岸的三田渡即麻田浦，向皇太極投降。皇太極受降後先行班師，命多爾袞等率大軍及俘獲財物後行，並派碩訁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領兵攻打皮島明軍。

皇太極發動第二次侵朝戰爭，迫使朝鮮國王簽訂「城下之盟」，徹底解除了清軍征明的後顧之憂。從此朝鮮歸服稱臣，斷絕和明朝的關係，成為清的屬國。

統一漠南蒙古

明朝末年，蒙古分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各部處於分裂割據的狀態。其中漠南蒙古，南鄰大明，東接後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漠南蒙古各部中，又以察哈爾部實力最強，擁有8大營24部。該部首領林丹汗，自稱蒙古大汗，企圖統一蒙古諸部，恢復蒙古帝國，對周圍諸部肆意侵擾，諸部不堪其苦。當時漠南諸部對明和後金大致持兩種態度：一種以察哈爾部林丹汗為首，主張投靠明朝；另一種是漠南的多數部，要求擺脫林丹汗的欺凌，希望歸附後金，得其保護。明廷則極力拉攏和支持林丹汗，每年給予數百萬的「歲賞」，以控制各部， 與後金對抗。皇太極即位後，審時度勢，認為要消滅明王朝，入主中原，就必須先砍去作為明朝在關外左右兩翼的朝鮮和蒙古。他說：「我滿洲與爾蒙古，原系一國」，因此把蒙古視為伐明的依靠力量，採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征撫」方針。皇太極積極團結和爭取那些願意歸順，或觀望動搖的一些部，而對已率部來歸的首領，則賜給厚禮，授以官爵，統管其民。對察哈爾部的林丹汗則實行武力征服。

天聰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極應喀喇沁等部的請求，對林丹汗首次用兵，率軍攻打察哈爾多羅特部，殺台吉古魯，俘獲11200人，從此揭開了統一漠南蒙古的戰幕。

皇太極首戰告捷，對漠南蒙古諸部產生深刻影響。四月，巴林部貝勒塞特爾、台吉塞冷、阿玉石、滿朱習禮等率眾歸附。七月，喀喇沁部遣使至瀋陽，談判議和，結成聯盟，共同攻取林丹汗。九月，皇太極率軍親征察哈爾，並以盟主的身份，命科爾沁、喀喇沁、敖漢、奈曼及喀爾喀等部貝勒，率所屬兵馬隨征。這支強大的滿蒙聯軍，在席爾哈、席伯圖、英湯圖等地，打敗察哈爾軍隊，窮追敗兵至大興安嶺方回師。這次戰爭的勝利，鞏固了皇太極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歸附各部對後金的臣屬關係。

天聰五年1631年，林丹汗不甘心失敗，更加仇恨臣服後金的蒙古諸部，於是率軍掠殺阿嚕科爾沁部，該部向後金求援。皇太極立即命薩哈膦、豪格率兵馳援，林丹汗聞訊遁走。

天聰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極再次親征察哈爾，命蒙古喀喇沁、土默特、伊蘇特、扎嚕特、翁牛特、喀喇齊哩克、巴林、科爾沁、阿嚕科爾沁等部出兵隨征，相約在昭烏達會師。四月初一，皇太極統率大軍由瀋陽出發，西渡遼河，經都爾鼻、西拉木輪河，進抵昭烏達，蒙古各部應約來會，總計兵力約10餘萬。他此次出征的目的，「一欲為我藩國報仇，一欲除卻心腹大患」，集中力量打擊林丹汗，統一漠南蒙古。林丹汗得知皇太極率軍來攻，驚恐萬狀，「遍諭部眾，棄本土西奔，遣人赴歸化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由於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林丹汗從達里諾爾率領一些部眾狼狽逃往庫黑得勒蘇。五月初，皇太極至布龍圖布喇克地方，獲悉林丹汗已遠逃，大軍到達木魯哈喇克沁後，便分兵兩翼前進，左翼以阿濟格為帥，帶領科爾沁、巴林、扎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魯科爾沁等部兵一萬人，進攻宣府、大同邊外的察哈爾部眾；右翼由濟爾哈朗、岳托、豪格等人率兵二萬人，往取歸化城、黃河一帶的察哈爾部眾。皇太極與代善、莽古爾泰等率領中軍繼續前進，佔領歸化城，凱旋迴師瀋陽。

自從林丹汗棄本土由歸化城渡黃河西奔之後，皇太極及時改變策略，將武力征討察哈爾的方針，易為積極招撫的政策。天聰八年1634年閏八月，林丹汗患天花病死在甘肅大草灘。皇太極得到消息後，於次年二月，命多爾袞、岳托、豪格等人，率領一萬精騎，迅速前往黃河河套一帶收撫察哈爾部眾，尋找林丹汗長子額哲等人的下落。多爾袞等在宣府水泉口招撫了林丹汗的囊囊福金及其子阿布奈，從他們口中得知額哲的駐地。隨後，在鄂爾多斯托里圖地方，額哲與其母蘇泰福金率部眾歸降，並獻上元代傳國玉璽。察哈爾逃散各地的部眾也紛紛歸附後金，至此皇太極完成了對漠南蒙古的統一。為了鞏固勝利，皇太極以次女下嫁額哲，命濟爾哈朗娶林丹汗妻蘇泰，長子豪格及阿巴泰分別娶林丹汗的福金為妻，構成極其複雜的聯姻關親系。

皇太極在統一漠南蒙古的過程中，同時頒行規制，加強管理。首先是劃定各部牧地疆界，以避免爭奪牧場發生糾紛，影響社會安定。天聰六年1632年，皇太極遣濟爾哈朗等前往南漠「指授歸順蒙古諸貝勒牧地」。天聰八年1634年，又命阿什達爾漢等到碩翁科爾召開會議，確定敖漢、奈曼、巴林、扎魯特、翁牛特、阿嚕科爾沁各部牧地地界，「既分之後，倘有越此定界者，坐以侵犯之罪」。其次是建立各種制度，辦事皆有遵循，以加強統治。天聰九年16 35年，皇太極在蒙古地區。推行「盟旗」制度，實行以旗為中心的軍政合一的行攻區劃，任命蒙古貴族為旗長即扎薩克，旗上設盟，但盟長不得干涉旗的事務，盟長、旗長皆有封爵，享受特權，以此加以籠絡。另外，還制定有朝貢、封爵、會集、訴訟，驛傳等制度，這些郜是控制蒙古的重要手段。

皇太極統一漠南蒙古，粉碎了明朝和林丹汗的聯盟，消除了來自西邊蒙古對後金的威脅。從此，後金兵入關，避開明軍寧錦防線，假道內蒙進關，並以蒙古騎兵為嚮導，對明境進行蹂躪殘毀。

綜觀上述，皇太極即位後，由於他對明推行「講和與自固」的方針，爭取到足夠的時間，得以採取一系列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措施，加強與鞏固了後金的統治。同時，他還消除了朝鮮及蒙古的威脅，使後金由當初「四境敵國」被孤立和包圍的局面，轉變為對明朝三面合圍的形勢。因此，皇太極非常得意地說：「懾之以兵，懷之以德，四境敵國，歸附甚眾。……今為敵者，惟有明國耳」。他在給崇禎皇帝的信中以挑釁的口氣宣稱：「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豈有帝之裔常為帝，王之裔常為王哉?」公然表示要消滅明朝，奪取全國政權。

為入關開拓了勝利之路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棄汗稱帝後，對明的策略有了變化，由積極議和轉入大舉進攻。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皇太極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人率領八萬精騎入關，探聽明朝的虛實。阿濟格等率軍離開瀋陽，取道內蒙，進抵長城腳下，然後分兵由巴顏德木、坤都和大巴顏三路入邊，七月初在延慶州會兵。明廷十分驚恐，「詔諸鎮星馳入援，京師戒嚴」。阿濟格等人領兵由居庸關入長城後，佔領昌平。但清兵無意攻打北京，便戰良鄉，薄寶坻，攻房山，打涿州，克文安、永清、雄縣等城，虜獲大批人畜、金銀資財後，九月底回師瀋陽。

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皇太極又派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托等人率領清軍分兩路入關，一路入牆子嶺，一路入青山關，兩路人馬在京郊通州會師。此時，清軍兵臨北京城下，京師各門緊閉，傳檄各省入援。十一月初，清軍從良鄉、涿州分成八路南下，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運河，中間六路縱兵前進。第二年正月，清軍由山東臨清渡過運洞東進，攻破濟南府，接著又克鹽山、慶雲、海豐等縣。四月，多爾袞等人領清軍出青山關，回到瀋陽。這次清軍入關，前後八個月，破順天二縣，保定九縣，河間ll縣，真定19州縣，順德6縣，廣平4縣，濟南9縣，兗州2縣，東昌7縣共70餘城，虜獲人口46萬，金銀百餘萬兩。

皇太極幾次派兵入關，都由內蒙繞道進關，每次都不敢久留，其原因除了清軍所到之處人民群眾紛紛起來反抗外，更重要的是明軍仍然控制著由山海關到錦州一線。所以，皇太極既怕孤軍深入，後路被明軍截斷；又怕明軍乘清後方空虛進攻瀋陽。從以往清軍進關的經驗教訓來看，要想奪取中原，必須奪取山海關，要想奪取山海關，必須奪取錦州。否則清軍深入關內，兵餉難繼，進退失據，必遭失敗。因此，皇太極適時地改變了對明作戰的策略，由原先避開明重兵駐守的寧錦防線，改為強攻錦州，奪取山海關，直取北京的作戰方略。他選擇錦州作為戰略大決戰的地方，認為「定鼎之謨，在此一舉，時不容緩，機不可失」。

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十四日，皇太極率軍伐明，攻打松山、錦州失敗，使他感到明軍寧錦防線堅固，不是輕易可破的。因此，他會同諸貝勒大臣商討對策，決定採取「由遠漸近，重圍錦州」，以迫使明軍獻城投降。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羅貝勒多鐸等人領兵修築義州城遼寧省義縣。此乃錦州北面的重要門戶，兩地相距九十里，清軍在這裡駐紮屯田，作為圍攻錦州的前線指揮所和糧草供給地，使明山海關外寧錦地方不得耕種。同時，清軍開始包圍錦州城，「外築土城，且挖坑塹，以為久住之計」。

五月中旬，皇太極親自來到義州，部署清軍進一步圍困錦州的作戰方案。先派兵清除錦州外圍的明軍墩台，使錦州守軍失去監視清軍和傳遞消息的據點；再經常派遣軍卒盡刈錦州城郊的莊稼，以斷絕錦州的糧草。六月，他命睿親王多爾袞為錦州前線統帥，可是多爾袞上任以後，沒有執行皇太極圍困錦州的方略，在戰事緊迫的情況下競允許甲兵、章京輪流探家，還下令把包圍錦州的清兵後撤30里駐營，致使明軍乘機運大批糧草入城。皇太極得知後大怒，嚴責多爾袞說：「原今由遠漸近，圍逼錦州以困之，今離城遠駐，敵必多運糧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時能得錦州耶」。為了嚴肅軍紀，以「不能防塞之罪」，免去多爾袞的職務，降為郡王，罰銀一萬兩，奪兩牛錄戶口。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極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多爾袞。濟爾哈朗較好地貫徹了皇太極的作戰意圖：親率大軍在離錦州城只有五六里地安營紮寨，在錦州城外「每面立八營，營深壕，沿壕築垛，兩旗之間，復浚長壕，近城設邏卒哨探」；同時採取生間，遣人策反錦州城內的蒙古兵，結果諾木齊等人歸降，約為內應；又調集幾十門大炮，不斷向錦州城轟擊，使明軍陷於緊張混亂之中，惶惶不可終日。

明錦州守軍總兵祖大壽，在錦州被圍，填壕毀塹，聲援斷絕的情況下，派人突圍向明廷求救。崇禎皇帝得知錦州告急，便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率領王朴、楊國柱、唐通、白廣恩、曹變蛟、馬科、王廷臣、吳三桂八總兵及副將以下官員200餘名，步騎13萬，火速馳援錦州、I解圍。洪承疇老謀深算，不敢冒進，把大軍駐紮在寧遠，窺探錦州方面的勢態。五月，洪承疇為了探明清軍虛實，命總兵楊國柱率軍突襲松山，清軍戰敗。皇太極認為是鄭親王濟爾哈朗指揮失律所致，便將他去職，仍由多爾袞接替。

洪承疇在寧遠誓師後，率明軍進抵錦州城南乳峰山一帶。當時多爾袞率右翼駐守在乳峰山東面的東石門，豪格率左翼駐守在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門，阻止明軍進入錦州城。這時清軍陷於腹背受敵，戰局發展日益對清軍不利，多爾袞被迫「師退60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皇太極得知「錦之圍兵，屢戰敗衄，勢將退北」、「急報請援」的消息，完全出乎意外，「聞之憂憤嘔血""。他為了穩住前線清軍的陣腳，立刻採取應急措施，命額色黑往諭多爾袞：「敵人若來侵犯，王等可相機擊之，不來切勿輕動，各當固守汛地」。接著又派英俄爾岱等率領三千人馬馳援。皇太極召集諸貝勒大臣「傳檄各部兵馬，星集京師」，「悉發清蒙之兵，年十五以上」，一律隨軍出征。他未等病癒，親率「沈中人丁，西赴錦州」，企圖改變錦州前線危急形勢。

皇太極率領援軍，日夜兼程，到達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遼寧省錦縣齊家堡，陳兵於松山、杏山之間。他登高觀看明軍的營寨，只見松錦一帶岡巒起伏，曲折盤旋，明軍以步兵在松山城北和乳峰山之間立七營，以騎兵駐松山東西北三面，非常嚴整。但是，皇太極「橫窺洪即洪承疇陣久之，見大眾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日：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於是，他命令清軍在松山和杏山之間，「橫截大路，綿亘駐營」，各處挖壕，斷絕松山要路，對明軍形成反包圍，把洪承疇率領的13萬大軍，緊緊包圍在松山一帶，致使錦州、松山、寧遠成了三個孤立的據點，無法互相援救。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迫使明軍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決戰。

洪承疇見清軍「環松山而營，大懼。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糧已竭，遂合謀退遁」。他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突圍逃回寧遠，把明軍分成兩路，命總兵王廷臣等人率領左路，馬科等人率領右路，約定初更突圍。當天，皇太極就得到明軍要南逃的情報，立即派兵把海陸兩路封堵。到了晚上，明總兵王朴怯敵，還沒有到全軍約定的突圍時間，就率部先遁，致使明軍大亂，「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遙望火光，謂敵兵在前，走還，遇伏大潰""。洪承疇等人突圍未成，退守松山城。王朴、吳三桂等逃入杏山。馬科等人奔往塔山。簞軍張若麒、馬紹愉等人由海上乘漁舟逃回寧遠。其餘的殘兵敗將，奔向海邊，前有大海，後有追兵，明軍「赴海死者，不可勝計」。

皇太極把大營扎在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圍之」。洪承疇組織明軍多次分道突圍，皆未成功。唯有駐守乳峰山的總兵曹變蛟率部衝出重圍，「潛入汗陣」，「軍中大驚」，雙方展開激烈拚殺，結果曹變蛟中創退入松山，有部分明軍奔入杏山。皇太極為此大怒，把守衛大營的門將殺了。王朴、吳三桂等人率領殘餘部眾。由杏山向寧遠退卻時，遭到清兵伏擊，王朴、吳三桂僅以身免，狼狽逃回寧遠。皇太極命清軍「行獵山野，並搜剿逋敵」，把逃亡和藏匿的明軍全部收降。這次歷時12天的戰鬥，清軍取得勝利，斬殺明軍5378賒人，獲馬7444匹，甲胄9346件，另外投海死亡的明軍、馬匹也以數萬計。

皇太極雖然取得松山大捷，消滅了明軍援錦的主力，但是松山、錦州、杏山三域仍為明軍佔據，關外的寧錦防線尚未徹底摧毀，發動此役的戰略目標還沒有實現，因此調集大軍，圍駐松、錦、杏三城。他採取的戰術仍是不去攻堅，而是圍困。圍困的重點是松山。松山被圍半年，糧盡援絕，副將夏承德派人密約降清，許為內應。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軍應約攻佔松山城，次日洪承疇被俘，後降清。祖大壽在「城內糧盡，人相食，戰守計窮」的情況下，獻錦州城降清。同時，清軍攻佔杏山。

皇太極取得松錦決戰的勝利。從此明朝在關外精銳喪失已盡，再無力抵抗清軍，而清控制了遼東與關內之間重要戰略走廊，打開了通向中原的門戶。皇太極本想乘勝入關滅明，但是發現李白成等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席捲中原大地，規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的。他審時度勢，改變策略，企圖利用農民軍與明朝拚殺，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因此，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十四日，皇太極特命貝勒阿巴泰、內大臣圖爾格等人率軍入關，觀察動向，聯絡農民軍。他面諭：「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為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如彼欲遣使見脫即攜其使來，或有奏朕之書，爾等即許轉達」，可見皇太極的急切心情。但是，阿巴泰此行未能如願。當多爾袞攝政後，繼承了其兄皇太極欲聯合農民軍，消滅明王朝，建立全國統治權的戰略總方針。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晚，皇太極緊張忙碌的處理一天政務後，在清寧宮尚未就寢，突然患腦溢血「暴逝」。終年52歲。有清一代，對皇太極一直推崇備至，根據他生前的文治武功，乾隆元年給他加上謚號，稱「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於昭陵。

皇太極的妻子究竟有多少?並無統計。有一個較為準確的數字是：在他即帝位時受冊封加上各種名號的后妃共15人。這十五位后妃生子ll人，生女14人。值得寫一筆的是：冊封為永福宮庄妃的博爾濟吉特氏，是科爾沁貝勒寨桑的女兒，天命十年二月與當時尚稱四貝勒的皇太極成婚時，只有13歲。崇德三年正月十三日生福臨，即順治帝。相傳她長得秀美動人，聰明伶俐，善良溫順。崇德七年松山大戰，清軍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多次派人勸降無效，後來範文成建議，派庄妃同一個使女去給多日絕食的洪承疇送人蔘湯，並喚起他對家庭和妻兒的眷戀，因而投降了清朝。有野史說，福臨即位後，尊她為皇太后。入關後，她看到多爾袞植黨營私，打擊異己，獨攬大權，「關內關外咸知有睿王一人」，這種形勢無疑時刻威脅著幼帝福臨的皇位，於是，她按照滿族父死則妻其後母，兄死時妻其嫂的習俗，下嫁給多爾袞此事長期以來，眾說不一，本文持下嫁說，以此籠絡和控制多爾袞。這個包含政治目的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緩與阻止多爾袞奪位稱帝的作用。她在滿族親貴中極有威望，一生經歷了清初三朝，精心扶立福臨和玄燁兩個幼主。她死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尊謚孝庄文皇后。

簡短的結語

皇太極是滿族的傑出人物，他青年時代跟隨父親努爾哈赤，彎弓躍馬，南征北戰，為統一女真各部進入遼瀋地區立下了汗馬功勞。繼承後金汗位以後，銳意改革，勵精圖治，為清王朝的建立打下堅實的基礎。在位17年，最突出的特點是審時度勢，適當掌握時機，具有高度的應變能力。他繼承努爾哈赤要入主中原，消滅明王朝的遺願，不斷改變鬥爭的策略。針對後金面臨的內憂外困，危機四伏的局面，毅然糾正努爾哈赤晚年一些政策的失誤，革除一些不利於後金髮展的弊端，建立有助於後金進步的制度，進行一場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習俗等方面比較全面的改革，使汗權加強，滿族貴族之間和滿、漢之間的矛盾得到和緩，政局穩定，生產發展，兵力強盛，加速了後金封建化的過程。到他逝世的時候，整個形勢對清十分有利，「從此燕京可得矣」。皇太極不愧為清朝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有為君主。當然，他前後多次派大軍進關伐明，攻城略地，燒殺搶掠，給廣大人民造成的災難也是極為深重的。

主要參考書目：

《明實錄》神宗、熹宗朝。

《清太宗實錄》

《天聰朝臣工奏議》。

張葳：《舊滿洲檔譯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檔》。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

羅萬甲：《丙子錄》。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

夏燮：《明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