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傳（23）

作者：解璽璋

康有為一廂情願

這些話大約是徐仁錄告訴康有為的。不管他是否見到了袁世凱，事實上，他都沒能摸到袁世凱的底。以袁世凱的老謀深算，對付一個閱歷甚淺的年輕人，豈不綽綽有餘！但康有為這邊卻按照他們的理解在行動。「先是為徐學士（徐致靖）草折薦袁，請召見加官優獎之，又交復生遞密折，請撫袁以備不測。」（同上，58頁）徐致靖所上《密保統兵大員折》是在七月二十六日，當日，光緒皇帝就發了上諭：「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戊戌百日誌》，464頁）二十九日，袁世凱抵京，八月一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並下諭嘉獎，命袁世凱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而就在前一天（關於此次密詔的頒發時間，各書記載不同，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多種說法，這裡採用趙炳麟所錄，根據了湯志鈞先生的意見），光緒皇帝交由楊銳帶出了給他和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京卿的第一道密詔，另有賜給康有為的密詔，亦由楊銳帶出。到了初二日，光緒皇帝明發上諭催促康有為迅速出京，又賜第二道密詔，由林旭帶出，令其速往上海，以待「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同上，555頁）這一天，袁世凱「謝恩召見，復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上笑諭：『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並令其初五日請訓。次日初三，袁世凱就接到榮祿電令，要他速回天津備戰，以防英軍來犯。當天傍晚，譚嗣同到法華寺去見袁世凱，向他介紹了康有為與梁啟超、徐致靖、林旭等人商議的救皇上的全部計劃，並請他在天津閱兵時出手搭救皇上。袁世凱亦表示：「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又說：「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梁啟超年譜長編》，142頁）初五日晨，袁世凱請訓，再次被召見，聽說還奉有光緒皇帝的密詔。第二天的《國聞報》報道了袁世凱回天津的行蹤：

練兵大臣袁慰庭侍郎於初五日早赴宮門請訓，即於是日出京，乘坐十一點四十分鐘火車，至下午三點鐘到津聖安棚，茶座在火車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時頗為熱鬧。（同上，143頁）

袁世凱出賣了維新黨嗎

這一天，八月初六日，政變就發生了。現在，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是袁世凱出賣了維新黨人，但據袁世凱自己表白，昨日回到天津之後，他已向榮祿「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清廷戊戌朝變記》〔外三種〕，71頁）第二天一早，他更將全部內容向榮祿和盤托出，特別是說出了圍禁頤和園與請旨殺榮祿兩件事，徹底改變了整個事件的性質。如果說初六日慈禧還僅僅是想「訓政」的話，那麼，當榮祿將袁世凱所言彙報給慈禧之後，戊戌政變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殘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六君子」更於政變發生後的第七天，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殺害。第二天，一道硃筆上諭道出了政變的原委和殺戮「六君子」的經過，其中就曾講道，「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似乎可以證明袁世凱與此事之關係。無論如何，隨著光緒皇帝被囚禁於瀛台，「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康梁及一批同志流亡海外，更多參與、同情變法的人被關押、革職和流放，袁世凱得到了加官晉爵的回報。徐世昌在日記中寫道：「八月初十日德律風（電話）傳，慰廷代理北洋大臣。」（《戊戌年間的徐世昌》，見《北京觀察》2011年第三期，56頁）

此後，袁世凱就成了康梁及維新黨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說他們第一恨慈禧，第二恨榮祿，第三個恨的就是袁世凱。戊申年（1908年）十月，光緒與慈禧死後，愛新覺羅·溥儀登基，他的父親、光緒皇帝的親弟弟載灃，做了監國攝政王。一直密切關注國內局勢的梁啟超非常了解以載灃為代表的年輕的滿洲權貴對袁世凱的態度，他以為倒袁的機會終於來了，除了利用各種關係，挑撥當權者對袁世凱的猜忌和不滿外，還專門上書載灃，請殺袁世凱。這封書信到目前為止尚未被發現，其中寫了些什麼亦不得而知。不過，他當時還分別寫信給蔣智由和肅親王善耆，其中都提到了袁世凱的罪狀。他在寫給善耆的信中將袁世凱的罪狀主要歸納為三條：

一、甲午戰禍，全由彼所釀成。

二、戊戌之事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以致兩宮之間常有介介。

三、團匪之變時乃為兩面討好之計，將團匪驅逐出境，以畿輔為其鄰壑。（《梁啟超年譜長編》，478～479頁）

關於第二點，梁啟超卻不得不多費一些筆墨，因為很多人相信，「謀圍頤和園」一語絕不是袁世凱「無端造出」來的，所以他說：「夫德宗皇帝之仁孝與英明，皆天下所共聞也。以仁孝之德宗豈其對於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舉？若謂全由康有為主謀，德宗不預知，試思德宗豈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為得任意播弄者耶？當時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愛其才，且以為彼久於國外，諳練外事，欲以為維新之助，豈有他意？若謂康與彼有密謀，康何人，敢以此密謀瀆德宗之聽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賊所言，有謀圍頤和園之事，是必德宗與聞康之謀也，否則德宗為康所賣也。使德宗而與聞康之謀，德宗不得為仁孝也；使德宗而為康所賣，是德宗不得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於是，而德宗豈其然哉？故知此事實毫無影響，而彼賊徒為一人之富貴利祿起見，遂不惜厚誣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鬱郁引歉，齎志以歿。」（同上，478頁）

梁啟超的這一番話有幾個人聽得進去，姑且不論，但他深知，載灃兄弟對光緒皇帝的感情，一定不肯讓他背上不仁不孝的黑鍋，而肅親王善耆更是光緒皇帝的同情者。湯覺頓有一封給康有為的信中說：「肅邸純為帝黨，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堅定，經千曲百折，曾不少變，於貴胄中誠為僅見，徒以平日不修邊幅，好下交處士，往往受人指摘。」（同上，448頁）所以，梁啟超把信寫給善耆，也是希望通過他影響載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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