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衰落原因新探

徽商衰落原因新探董 家 魁（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摘 要：「由賈入儒」是徽商的終極關懷，因此徽商致富後，不少人棄賈從儒或讓子弟專習儒業。究其原因，主要是已經致富的徽商在解決了生存危機後，開始追求社會地位的提升。大批徽商及其子弟由賈入儒，一是導致商業資本損耗，影響擴大經營；二是使得從商人數減少，群體實力削弱；三是一心向儒，賈事必衰。本文認為，這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關鍵詞：明清；徽商；由賈入儒；衰落原因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餘年的徽商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導致徽商衰落，不少前輩學者進行了有益的探研。有學者指出，徽商衰落的客觀原因是清政府鹽業政策的調整，由綱法改為票法，使得徽商主體一敗塗地；主觀原因是徽商昧於大勢，未能與時俱進，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被歷史所淘汰。有學者認為，徽州商幫的衰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國農民政權之間的戰爭，乃是加速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另有學者指出，徽商在享受封建政權許多優惠的經營條件和特權同時，更受到封建政府的壓榨勒索，加上各種捐輸、急公濟餉及災賑、報效等沉重的經濟負擔，從而導致了徽商趨於衰落。還有學者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離不開當時的地理環境，主要表現在商品落伍和市場萎縮兩個方面，認為徽商興於長江三角洲，最終亦衰於長江三角洲。[1]誠然，導致徽商衰落的原因應該有多種。以上專家學者的觀點都很獨到，值得肯定。其實，很多徽商在業賈致富後棄賈從儒，更為甚者，徽商普遍地讓其子弟專習儒業，以至儒而不賈。因此，筆者認為，大批徽商及其子弟後代「由賈入儒」，也是促使徽商趨於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由賈入儒:眾多徽商的終極關懷隨著財富資本的不斷增多，身處「四民之末」的徽商，其內心深處那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就愈發強烈。受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使得徽商視「業儒入仕」為獨尊。在經商致富後，很多徽商就不願意再業賈了，他們或自己「棄賈從儒」，或教育子弟「儒而不賈」。1、「棄賈從儒」這也可稱之為「先賈后儒」。不少徽商致富後，自己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對他們來說，經商不過是為自己或子孫業儒仕進打下一定的物質基礎，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棄賈業儒或由賈入儒。如清初休寧人汪錞經商十餘年後，「複習舉子業，讀書江漢書院」，後來一舉登第，「擢吏部文選司主政」。^{[1]（卷6人物·宦業）}江登雲，清康乾時人，16歲隨兄外出經商，雖大獲成功，卻殊不自得，決心要「為國家作棟樑材」，終於棄賈業，入武庠，「連第進士，膺殿廷選，侍直禁衛」，官至南贛都督。^{[2]（卷9）}又如清黟縣商人汪廷榜，少時業賈至漢口，「見船楫相蔽數十里，江波浩淼，忽心動曰：『文之大也，有如此乎!』」「歸而讀書，能深思」，後讀書於鐘山書院，通算學，最後「中乾隆辛卯第二名舉人」。^{[3]（卷6人物·儒行）}最值得一提的是新安鹽商程晉芳，在商人們爭相豪侈的時尚下，他卻「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後乾隆皇帝南巡，程晉芳獻賦，授內閣中書，再舉為進士，最後「議敘改翰林院編修」。^{[4]（P295）}袁枚稱他「束髮愔愔便苦吟，白頭才許入詞林。」^{[5]（第3冊程魚門《劉姬行》）}程晉芳一生主要從事著「儒業」，堪稱是徽商中「棄賈從儒」的典型代表。另外，徽商「好儒」、「入儒」的基本傾向也得到了同時代人的認同。明代徽州人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五十二中總結道：「新都三賈一儒，要之文獻國也。夫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馳儒而張賈；既側身饗其利矣，及為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總的看來，明清商人賈有所成，「寧弛賈而張儒」，反映了徽商對儒業功名的不倦追求和終生嚮往。2、「儒而不賈」這主要是指一些徽商業賈致富後，就不再讓其兒孫後代從商業賈了。他們把自己掙來的錢財用於培養子弟的業儒入仕上，這些徽商的子弟後代也許從此就不再服賈了。那麼，在這些不同代人的徽人之間就表現為一種「由賈入儒」的特徵。明初休寧人汪昂，「初業儒，已而治鹺於江淮荊襄間……憤己弗終儒業，命其仲子廷誥治書，隆師備至。日以望其顯名於時，以纘其先世遺烈。」^{[6]（昂號雲峰配王合紀傳）}歙縣人江珮，「未為儒，去而從賈，非其志也，……尤專意程督諸子修儒術，延師課業不遺餘力。」當他的弟弟應試不利，想棄儒從賈時，他則訓導其弟：「夫農之望歲，固也，奈何以一歲一不登，而輟耕乎？且吾業已悔之，汝復蹈吾悔耶？」其弟發憤，終於考取進士。^{[7]（故處士沙南江公墓志銘）}又如休寧商人金赦事賈大饒後，其妻戴氏對他說：「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指錢財）也，二子能受儒矣，幸畢君志而歸儒。」^{[8]（卷52）}於是遣二子入太學。黟縣商人胡際瑤有三子，他業商有成後，就命長子和三子習儒，次子隨他習商。歙縣許晴川也是「五子咸延名師以訓」。^{[9]（卷6賀晴川許公六十壽序）}更為甚者，黟縣舒大信「置屋十餘楹為族人讀書地」。^{[10]（卷7）}婺源人程世傑獨立重建「遺安義塾」，「使合族子弟入學」。^{[11]（卷33）}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以看出，徽商致富後，如果自己不能「從儒」，則把「業儒仕進」的希望寄托在兄弟子侄身上，令他們專習儒業，以求入仕居官。從而使這些徽商的子弟後代大都走上了「儒而不賈」的道路。那麼，導致徽商及其子弟「由賈入儒」的原因是什麼呢？筆者僅就自己的見解探析如次。1、經商已富，不賈無憂徽人之所以外出經商，以至形成聞名遐邇的徽州商幫，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徽居萬山環繞中，川穀崎嶇，峰巒掩映，山多而地少。……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產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於是經商之事業起，牽車牛服遠賈，今日徽賈之足跡，殆將遍於國中。夫商人離其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處者，乃因生計所迫。」^{[12]（緣起）}古徽州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諺。這裡「地狹人稠」、「土不給食」，徽州人必須「以賈為生意，不賈則無望」。^{[13]（貨殖）}因此，在徽州，「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學做生意」。^{[14]（第3則）}他們都將經商治生作為首要的謀生手段，把外出經商看成是當務之急，是自己應該盡本分所從事的人生事業。在走出叢山，外出經商後，徽商能夠「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15]（卷下）}具有義無返顧、百折不撓的艱苦創業精神。終於，經商使徽人得以擺脫惡劣的自然地理條件，不僅沒有被環境困死，反而以新的生存方式發財致富了。正如謝肇淛所指出的那樣：「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16]（卷4）}隨著徽商業賈的成功和資本的增多，徽人的經濟生活狀況大為改善，以前那種「不賈則無望」的現象不存在了。致富後的徽商可以不再業賈營利，以至「棄商從儒」了。富有徽商的子弟們也不必再「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學做生意」，更不會再發生象《初刻拍案驚奇》中「屯溪潘甲與妻滴珠剛成親兩月，就被潘父逼迫外出經商」那樣的悲慘故事。他們完全可以依靠父祖業賈得來的財富，來安心地專習儒業以求仕進，從此走上「業儒」的人生道路。2、商人位卑，士人位崇徽商業賈致富後，之所以會選擇「棄賈從儒」或「儒而不賈」的道路，原因就在於商居「四民」之末，一直處於被貶抑的地位；而「讀書做官」「不僅在文化倫理上具有最高的價值，而且在世俗中也成為最具體的終極人生目標。」^[17]明清時期，重本抑末、重農輕商的傳統思想仍然佔據著主導地位。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上諭中說：「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18]（卷57雍正五年五月初四）}乾隆屢下江南，南方商人極盡阿諛討好之能事，然而乾隆並未因此對商業產生傾斜。他明確表示：「欲使天下之民，皆儘力南畝，……將使逐末者漸少，奢靡者知戒，蓄積者知勸。」^{[19]（食貨志一）}這些都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低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徽商心中不可能不產生強烈的自卑和壓抑。另外，徽商「由賈入儒」的原因還在於「業儒入仕」是徽商的終極人生關懷。他們之所以崇儒，乃是認為儒能「大吾門」、「亢吾宗」，致遠大之業，賈則不能。在徽商看來，「非儒術無以亢吾宗」，「非詩書不能顯親」，即使富埒王侯，也不能榮宗顯祖，光耀門楣，只有業儒入仕才有可能。如明休寧人汪鏜，「去海上業賈」，終於「饒裕自若」，「生子五人，皆強幹能世其業」，但他在臨終時仍叮囑其子曰：「吾家世著田父冠，吾為儒不卒，然簏書未盡蠹，欲大吾門，是在若等……」。　^{[20]（卷6處士鏜公傳）}又如明代歙商汪海已是上賈，但他在命兒子汪體義治經術時說：「其從叔父入太學，庶幾異日大吾門。」^{[8]（卷55）}吳佩雖以服賈起家，卻常對妻子說：「吾家仲季守明經，他日必大我宗事，顧我方事錐刀之末，何以亢宗？」^{[8]（卷72）}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徽商及其子弟「由賈入儒」，原因在於「顯宗揚名」、「光宗耀祖」。3、從商艱難，業儒效好雖然徽商大多「以末致富」，但其中的艱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首先，徽商外出經商，要忍受離別親人之苦。據《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中記載： （屯溪潘甲娶滴珠為妻），卻早成親兩月，潘父就發作兒子道：「如此你貪我愛，夫妻相對，白白過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無奈與妻滴珠說了，兩個哭一個不住，說了一夜話，次日潘父就逼兒子出外去了。而且徽人經商，常常是數年一歸，甚而「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其父。」^{[21]（卷17）}正所謂「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5]（第7冊新安竹枝詞）}其中的辛酸滋味，只有徽商本人才能真正體會到。其次，闖蕩商海，不僅要歷盡勞苦艱辛，還要忍受失敗挫折之打擊。徽商外出經商，可謂飽嘗寒暑之苦，頻歷風波之險。如徽商程鎖「與十人盟，務負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壚，截竹為筒，曳踵車輪，以當（擋）炙熱。」^{[8]（卷61明處士休寧程長公墓表）}徽商汪華之父汪彥「十五六歲，跟了夥計，學習江湖販賣生意。……往往來來，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14]（第3則朝奉郎揮金倡霸）}嘉靖時歙縣木商許尚質在回憶自己經商的艱辛時，不禁感慨道：「間自念曩入蜀時，迷失道，傴僂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豎，……」^{[9]（朴翁傳）}由於各種原因，虧本折閱之事，所在多有。「徽之俗，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徽商有著「百折不撓，萬難不屈」的進取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明顯折射出徽商業賈成功之艱難。再次，最為殘酷的是，徽商業賈還要忍受封建政府和官吏的抑制和盤剝。明清時期，政府嚴格控制鹽、茶、金屬等主要商品的貿易，商人涉足其間，如履薄冰，非常危險。又由於封建政治的腐敗黑暗，商稅繁重，關卡林立；再加上貪官污吏多如牛毛，他們視商人為俎肉，大肆壓榨勒索，使經商困難重重。商人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其從商艱難之狀況可想而知。相反，與服賈相比，業儒的境遇和效果就明顯好多了。徽商本人或子弟一旦業儒入仕，躋身於官僚士大夫行列，說不盡的好處就會紛至沓來。首先，徽商在政治上可以身居官位，提高身份地位，從而實現其揚名聲、顯父母、光門楣的人生終極目標。其次，尤其在經濟方面，可以優免徭役，轉嫁賦稅，更可以官商結合，進行權錢交易，以權獲錢。因此，業儒與服賈兩者在境遇上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種殘酷與不公的社會現實使徽商認識到：只有「業儒居官」，才能真正身價百倍，才能真正算得上衣錦還鄉、澤被後代的成功人生。這些都是促使經商致富後的徽商「由賈入儒」的必然因素。二、賈而好儒：盛於斯，衰於斯古徽州地區號稱「東南鄒魯」、「文獻之國」，是個「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的文風昌盛之地。因此，徽商普遍地喜好讀書，從而形成了「賈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在徽商興起並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徽商能夠「好儒而賈」、「賈儒結合」，從而取得了「以儒助賈」的良好經商效果。可以說，「賈而好儒」是徽商走向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是「賈而好儒」，還是「由賈入儒」，都體現了徽商「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有其積極的和值得肯定的一面，如對於傳承徽州地區的昌盛文風，對於提高徽商的文化素質以助其經商成功，對於保存和創造中華民族的文化典籍，等等，都有著不容忽視、更不容抹煞的特殊作用。然而，凡事當作兩面觀。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由於徽商「好儒」的不正常發展，導致了徽商致富後「棄賈從儒」，或者乾脆讓其子弟後代「專習儒業」，以至「只儒不賈」。這種現象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可想而知，這對徽商所從事的職業——「商業」來說，必然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也應該是促成徽商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1、商業資本損耗，影響擴大經營徽商業賈致富後，其資本的出路有很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項是投資於自己入儒和子弟習儒的花費上面。為了贏得社會的尊重，為了達到「業儒入仕」的人生目標，徽商不惜工本地從事著自己的「儒業」。如兩淮鹽業總商歙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敵國。然而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22]（P153）}又愛好收藏書畫文物等，當時的一些篆刻名家均與其有交往，座客常滿，花銷很大，逐步陷入窘境而不能自拔。後來不得不靠借皇帑來勉強維持營運，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徽人汪己山，「家富百萬，列典肆，……廣結名流，築觀復齋，四方英彥畢至，投縞贈貯無虛日。……未及二十年，家遂大落，典肆以負帑入官。汪亦貧悴而死，未至六十也。」^{[23]（第24冊豪侈類）}又如歙人程晉芳「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徽商對「入儒」花費的慷慨投入，必然會導致其賈事投資的相對減少。徽商對其宗族子弟的業儒投資，更是不遺餘力。歙縣鹽商鮑柏庭不惜重金延攬名師，購買書籍教育子弟，並且說：「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貲財何益乎！」^{[24]（卷2柏庭鮑公傳）}婺源人程世傑，「歲以平糶所入延師，使合族子弟入學，並給考費。」^{[11]（卷33）}清休寧人吳國錦，「業鹽策，資日以饒。……擇其（子弟）俊秀者，助以束修膏火之費，使竟其學。」^{[25]（卷14人物·孝友）}休寧人「汪田柱捐輸五千兩，徐名進亦捐輸銀五千兩，……以為本邑士子鄉試盤費，立有規條，以垂久遠。」^{[26]（卷3營建·學校）}此外，為了讓更多的子弟業儒就學，徽商還在城鄉各地廣設家塾、族塾、義塾、義學，同時，大力倡修書院。在清初，徽州書院多達54所，大多為徽商捐資所建。在外地徽商比較集中的地方，他們也捐金建立書院，為子弟習儒提供方便。從上可以看出，致富後的徽商大都不惜重金，投資於子弟的業儒入仕，這就日益損耗著徽商的資本，影響了徽商經營資本的周轉，從而也影響了徽商對商業的進一步擴大經營。2、從商人數減少，群體實力削弱由於徽商對儒業的崇慕和對入仕的嚮往，使得越來越多的徽人「由賈入儒」，拼搏於科場功名。據統計，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舉人298名，生員則更多。有清一代，歙縣一地本籍和寄籍「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進士296人，另有舉人近千人。^{[5]（第11冊）}這僅是一朝一縣的統計，若算上明清兩朝六縣的統計，其數字更為驚人。再以徽商中的兩淮鹽商為例，從順治二年（1645）到嘉慶十年（1806），在這160年間，兩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達256人。而同一時期，兩淮的陝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僅為45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22人。^{[27](科第表)}以上數字表明，無論在不同時期上，還是在不同商幫之間，徽商子弟登科入仕者都在不斷增多。所以研究徽商的學者們認為：兩淮鹽商中的富商之家，經過一兩代後，其子孫大多不是加入儒林，就是榮膺仕宦。他們所追求的不再是「財源茂盛」，而是顯名於時，甚至是揚名後世。^{[28]（P211—213）}眾所周知，過去的科舉中第是非常困難的。俗話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上面所統計的徽州人物，只是「榜上有名」者，是科場上的佼佼者和成功者。然而，科舉應試猶如「千軍萬馬闖獨木橋」，其中「名落孫山」者，也許是那些「登科入仕」者的數十倍乃至上百倍。可以推斷出，徽州將有越來越多的商人「棄商從儒」，也有更多的徽商子弟專習儒業，「儒而不賈」了。有如此眾多的徽商子弟甚或徽商本人拼搏於「科場」，那麼就有相對應的如此眾多的徽人退出「商場」。因此，「由賈入儒」使得徽人業賈人數相對減少，而徽州商幫以其「從商人數之眾」而著稱的優勢在削弱。由於商業的經營主體是商人，從商人數的減少，徽幫群體實力的削弱，也將會促使徽商走向衰落。一般來說，徽商都傾向於讓素質較高的子弟後代業儒。這樣，徽州商幫中的從商精英也就會相對減少，從而導致徽商整體素質的下降，自然也不利於徽商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戰勝對手。3、一心轉向儒業，賈事趨於衰落徽商發財致富後，很多人便無心再賈，而是熱衷於「儒業」。徽商荒於賈事的經營和管理，就會導致賈事的不振或衰落。明代歙商王廷賓遍游吳、越、齊、魯，喜好交結文友，詩名日起，當時有人擔憂地勸告他母親：「業不兩成，汝子耽於吟詠，恐將不利於商也。」他母親卻回答說：「吾家世承商賈，吾子能以詩起家，得從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29]（卷4）}對其子經商不善毫不介意。這雖不能確定王廷賓已經「棄商從儒」，但他這樣長此下去，必然隱藏著其賈事將趨於不振甚或衰落的危機。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數「由商入儒」的程晉芳。他是乾隆朝進士，後議敘翰林院編修《四庫》，著有《勉行堂詩文集》等，且「平生絕學都參遍，第一詩功海樣深。」^{[30]（P357）}作為一個學者他應該是成功的，但作為一個商人，他無疑是不合格的。程氏「耽於學，見長几闊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 而且「付會計於家奴，任盜侵，了不堪詰。」^{[31]（卷26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即把商業上的一切經營活動，全部交付家奴管理，任憑他們上下其手，一概不予理論。袁枚在給程晉芳兄長的信中寫道：「近聞令弟鹺務漸衰，高談性命。仆屢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規，不圖其鉛槧日富而囊橐日空也。」^{[32]（卷1與程原衡）}在其他的書信中，袁枚亦屢次提及程晉芳「高談心性，不事生產」、「好買書籍，好贈朋友，而二十年家產盪盡，致於逋負山積。」程晉芳如此「專於業儒」而荒於賈事的經營和管理，必然導致其賈事的衰落。另外，徽商崇儒輕賈，等到經商致富後就「由賈入儒」，這就阻礙了徽商精神的進一步發展和延續。正如研究華商歷史的郭德利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在史籍中不乏有關從商致富的記載，但幾乎毫無例外，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商人最後總是傾向於把累積得來的財富或過剩的資本投資於購買土地，或供應下一代有閑沉浸於傳統典籍，參與科舉，以便進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終生以商賈為業，仍會要求其下一代儘可能轉向科舉。因此，我們可以說，引發人們營商致富的動機中，實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毀商業企業發展的因素。」^[17]這段話正揭示了徽商「由賈入儒」並教育子弟後代「儒而不賈」的本質動機，這必然會遏制徽州商人的敬業和進取精神，從而不利於徽商賈事的進一步開拓和發展。參考文獻：[1] 康熙·休寧縣誌 [M].[2] 歙縣·濟陽江氏族譜 [M].[3] 道光·黟縣誌[M].[4] 昭槤. 嘯亭雜錄 [M]. 北京：中華書局，1980.[5] 許承堯. 歙事閑譚 [M]. 合肥：黃山書社，2001.[6] 汪氏統宗譜 [M].[7] 歙縣·溪南江氏族譜 [M].[8] 汪道昆. 太函集 [M].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濟南：齊魯書社.[9] 歙縣·許氏世譜 [M].[10] 嘉慶·黟縣誌 [M].[11] 光緒·婺源縣誌 [M]. [12] 吳日法. 徽商便覽 [M].[13] 萬曆·歙志 [M].[14] 艾衲居士. 豆棚閑話 [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15] 光緒·祁門倪氏族譜 [M].[16] 謝肇淛. 五雜組 [M]. 北京：中華書局，1959.[17] 陳其南. 明清徽州商人的職業觀與家族主義 [J]. 江淮論壇. 1992（2）.[18] 清世宗實錄 [M]. 北京：中華書局，1985.[19] 清通典 [M]. 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20] 休寧·西門汪氏宗譜 [M].[21] 魏禧. 魏叔子文集 [M].[22] 王磊. 徽州朝奉 [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3] 徐珂. 清稗類鈔 [M]. 北京：中華書局，1984.[24] 歙縣·新館鮑氏著存堂宗譜 [M].[25] 嘉慶·休寧縣誌 [M].[26] 道光·徽州府志 [M].[27] 嘉慶·兩淮鹽法志 [M]. 嘉慶十一年刊本.[28] 張海鵬，王廷元. 徽商研究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29] 歙縣·澤富王氏宗譜 [M].[30] 袁枚. 隨園詩話 [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31] 袁枚. 小倉山房詩文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2] 袁枚. 小倉山房尺牘 [M].作者簡介：董家魁（1980— ），男，安徽阜南人，安徽師範大學社會學院2003級碩士生，主要研習明清史，尤致力於明清徽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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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王世華《徽商精神與現代經濟》，《安徽日報》2003年4月11日；周曉光《19世紀50—60年代中國社會的戰亂與徽州商幫的衰落》，《^，94首屆國際徽學討論會文集》，黃山書社，1996年；葉顯恩《徽商的衰落及其歷史作用》，《江淮論壇》1982年3期；葛劍雄《從歷史地理看徽商的興衰》，《安徽史學》200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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