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周邊格局變化

自本世紀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及區域外大國的力量對比不斷發生變化，在昔日美國主導的東亞地區形成中美二元格局。2009年之後，隨著中美相對實力此消彼長速度的加快，東亞二元格局的利益關係發生了本質性變化。中國的崛起導致世界權力中心的競爭從歐洲轉移到東亞。Christopher Layne，「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12，pp21-31；閻學通：《權力中心轉移與國際體系轉變》，《當代亞太》2012年第6期。在美國勢力範圍所覆蓋的東亞地區，中國與周邊的東亞國家關係發生明顯逆轉。本文將回答以下問題：東亞地區的利益格局如何在中美實力對比變化的基礎上從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競爭、相斥的二元格局？作為新興崛起國和地區霸主的中美兩國戰略利益，及其與地區公共利益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決定著東亞秩序的未來走勢？中國在爭取對自身和整個區域有利的地區秩序走勢過程中，需要在周邊戰略上進行怎樣的調整和策略應對？

一、中國崛起與東亞地區格局變化：

中美二元格局由兼容到相斥國際格局（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是指在一定的國際關係構成中，由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相互聯繫、制約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種結構狀態。它擁有兩個維度，一是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二是利益關係。我們從這兩個維度出發，可以理解本世紀以來中國周邊格局的變遷，特別是近年來東亞地區格局在性質上的變化。目前中國周邊問題和矛盾主要集中於東亞地區。在南亞和中亞美國勢力影響較弱的地區，相關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反應較為溫和，這些區域的利益格局並未發生本質改變。因此本文將主要討論，本世紀以來中國周邊的東亞格局變化和未來發展趨勢。其中，我們圍繞組成東亞格局的三條線索展開：一是中美兩國和中國與美國及其同盟體系的實力對比變化，二是實力對比基礎上中美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互動，三是東亞地區的公共利益。以下分析框架和研究詳見高程：《區域公共產品供求關係與地區秩序及其變遷——以東亞秩序的演化路徑為案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1期。在該文中，作者把地區秩序區分為「緊密合作秩序」「鬆散合作秩序」「無合作衝突」與「無合作秩序」四種類型。緊密合作秩序：區域公共產品供求關係處於高位平衡，高水平供給可滿足強需求。無合作衝突：區域公共產品供求關係處於高位失衡，低水平供給無法滿足強需求。鬆散合作秩序：區域公共產品供求關係處於低位失衡，弱需求獲得高水平供給。無合作秩序：區域公共產品供求關係處於低位平衡，低水平供給滿足弱需求。

「二戰」結束後，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以美國軍事和市場力量為主導的格局。在這一地區格局下，東亞內部以日本為生產鏈條的「雁首」，「雁型」模式由日本學者赤松要提出。他認為，充當「雁陣之首」的日本為整個東亞地區提供技術和投資。隨著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它將進入成熟期的大規模製造產業轉移到雁陣的「兩翼」地區，即生產成本已佔據優勢的亞洲四小龍地區；四小龍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又繼續將這些產業轉移到「雁陣之尾」，即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東南亞諸國及中國沿海區域。Kaname Akamatsu，「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eveloping Economies，Mar/Aug，No1，1962，pp3-25。日本作為美國的亞太盟友，輔助美國滿足地區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公共利益需求。21世紀以來，日本經濟持續衰落，與此同時中國實力迅速崛起，後者在東亞地區內部格局中，發展成為中心力量。Ramkishen Rajan，「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What Does It Imply for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8，No26，2003，pp2639-2643；Robert SRoss，「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William WKeller and Thomas GRawski（eds），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7.這一時期，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目標和主要利益訴求是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謀求自身經濟發展。「9·11」事件之後，美國將戰略重心置於全球反恐，其在東亞的戰略利益主要是，分享中國和東亞快速發展帶來的經濟收益。這一利益訴求使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國的崛起及其在東亞地區的作為空間。直至2009年，東亞地區存在中美兩個相互兼容並存的主導力量，其基本格局是中國倡導的多邊合作體系和美國主導的雙邊軍事同盟體系和諧並存。祁懷高：《中美製度均勢與東亞兩種體系的兼容並存》，《當代亞太》2011年第6期。關於亞太地區制度均勢戰略的討論，具體參見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在和諧的東亞二元格局下，中美以互補和彼此兼容的方式滿足了地區的公共利益。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提高了東亞成員在經濟領域的利益需求。東亞地區缺少內部完整的生產-銷售市場，大多數成員同處於國際垂直分工的中間環節，其經濟運轉主要依賴於外部市場而非內部需求，因此對於世界經濟環境具有脆弱性依賴，抵禦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弱。東亞經濟的脆弱性使其成員對於穩定的匯率、市場和相關合作機制、制度建設等公共利益需求程度增強。20世紀末以來，美國為東亞提供經濟領域公共利益的意願和能力不斷下降。自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美國開始限制東亞的市場份額，以致東亞「雁型」模式生產鏈條前端地區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被後端地區吞食。周小兵：《和諧東亞的基礎經濟關係》，《當代亞太》2007年第12期。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坐視危機在東亞的蔓延。在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及此後的經濟蕭條中，美國作為危機的根源，無意也無力幫助東亞經濟體走出困境。與此同時，為了給自身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中國為東亞地區提供公共利益的意願提升，並發展成為地區內部唯一有能力在經濟領域提供主要公共產品的大國。一方面，中國的持續高速增長在實質上促進了東亞各國的經濟增長和國家間的協同發展。渡邊利夫：《中國製造業的崛起與東亞的回應》，倪月菊、趙英譯，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另一方面，金融危機的衝擊提高了東亞地區共同抵禦經濟風險的需求，其成員通過給予中國更多友善的回報提升了後者在經濟合作領域為地區提供更多公共利益的動力，關於這段時期中國自願、有意識地通過推動合作構造地區「共有利益」的過程參見阮宗澤著《中國崛起與東亞國際秩序的轉型——共有利益的塑造與拓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3章。東亞地區經濟領域總體呈現為以中國為中心的鬆散合作局面。

由於中美兩國關係和區域內大國關係相對和諧，因此與經濟領域不斷增長的公共利益需求相比，這一時期東亞地區在安全領域的公共利益需求較弱。美國在東亞僅以較低成本投入便可維持該地區的軍事防禦體系。美國作為外部力量，通過與區域內供給相互兼容和互補的方式提高了東亞地區的公共產品供給能力。美國有意願和能力為東亞提供安全公共產品，並且在供給能力上具有優勢。中國有意願在經濟領域為東亞提供公共產品，且其供給能力上的優勢不斷提升。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2005， pp64-99.其表現形式是，美國通過軍事同盟體系和關係協調為東亞地區提供常規性安全保護和危機管理，邁克爾·馬斯坦杜諾：《不完全霸權與亞太安全秩序》，約翰·伊肯伯里主編《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韓召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中國通過推動多邊經濟合作提高東亞經濟體來自貿易等領域的收益。David Shambaugh，「Asia in Transition：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Vol105，No690，2006，pp153-159；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48-70.中美兩國兼容互補的供給總體上滿足了東亞地區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的公共利益需求。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通過「以經促政」的戰略，換取了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的善意和良好的周邊政治安全環境，並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主導力量。美國通過低成本維持著地區安全領域的主導權，並從東亞生產網路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新興市場國家的繁榮中分享經濟收益。中美兩國和東亞國家在正和博弈中實現了互利共贏。在東亞的力量格局中，中國面對的不是美國的安全聯盟體系，而是利益兼容的中美、中日雙邊關係和與東盟之間相互促進的多邊關係。

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產生了劇烈衝擊，全球經濟進入蕭條時期；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引擎。中美鄰之間實力對比迅速發生變化，中美兩國相對實力差距縮小，中國與周邊國家實力差距拉大。中國於2009年超過美國成為日本、韓國、澳新等亞太主要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夥伴或出口市場。在中國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中美鄰力量對比的變化並沒有改變中美在東亞地區的二元格局，但是由此引發的利益關係變化，使這種二元格局的性質發生了重要改變。此前，美國在東亞的利益更多在於從地區經濟繁榮中獲益，特別是分享中國發展的經濟利益。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壯大，美國的戰略重點轉向鞏固和加強在東亞的軍事同盟體系和地區霸權，以防止中國崛起成為東亞地區新的主導力量。與此同時，中國在周邊開始試圖獲得與自身實力和貢獻相匹配的地區影響力。因此，中美兩國的互動關係從注重追求相對經濟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漸向以權力競爭和相對國際影響力為目標的零和博弈變化。根據不同領域和議題上，中美之間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和互利共贏的正和博弈共存，但零和博弈上升為主導性規則。東亞地區二元格局的競爭性和相斥性開始替代其互利性和兼容性。

儘管美國和東亞諸國對中國的相對實力下降，但在競爭和相斥的東亞二元力量格局中，中美各自力量及其與地區其他國家的博弈關係，變為中國與美國及其聯盟體系之間的戰略互動關係。美國依靠其地區軍事聯盟關係對東亞秩序的走向發揮作用；與此同時，經濟實力不斷崛起的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國通過多邊或雙邊規則協調解決地區安全問題。孫學峰、黃宇興：《中國崛起與東亞地區秩序演變》，《當代亞太》2011年第1期。相對實力衰落的美國，開始試圖強化其亞太軍事聯盟體系，利用其盟國力量，挑動它們與中國之間的矛盾，推動並擴大制衡中國的區域安全體系。朱鋒：《奧巴馬政府「轉身亞洲」戰略與中美關係》，《現代國際關係》2012年第4期，第7頁；唐彥林：《奧巴馬政府「巧實力」外交政策評析》，《當代亞太》2010年第1期。美國不但通過雙邊手段加固與這些國家的聯盟緊密度，而且在背後推動其亞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間軍事關係的深化。Richard Tanter，「The New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Containing China，」 Japan Focus，March 17，2007；孫茹：《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網路化及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第4期。美國的聯盟體系對中國的制衡可能導致地區力量格局的天平進一步向美國傾斜，以致亞太地區權力結構更加失衡。

由於戰略利益的變化，中美兩國的互動關係在2009年之後出現重要調整，並由此影響到東亞地區公共利益的供求關係。安全和經濟領域地區公共產品的供給競爭和矛盾使既有東亞安全秩序面臨內在的不穩定性。劉豐：《安全預期、經濟收益與東亞安全秩序》，《當代亞太》2011年第3期。楊原也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機制是為區域內小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機會，並由此獲得這些國家的支持。楊原：《大國無戰爭時代霸權國與崛起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機制》，《當代亞太》2011年第6期；楊原：《武力脅迫還是利益交換？——大國無戰爭時代大國提高國際影響力的核心路徑》，《外交評論》2011年第4期。中國的迅速崛起和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不斷上升，引起了美國戰略上的制衡。一方面，隨著美國做出的一系列「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國際社會和東亞地區國家對於中美兩國爭奪地區主導權的預期不斷上升，對於權力轉移過程中可能引發衝突的擔憂日益加深。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269-271；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Re）Emergence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9，No4，2003，pp315-342；Ronald LTammen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No1，2006，pp35-55；高原明生：《日本視角下的中國崛起和東亞秩序》；金炳局：《夾在崛起的中國與霸權主義的美國之間：韓國的「防範戰略」》，載朱鋒、羅伯特·羅斯主編《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鄭永年：《亞洲的安全困境與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建設》，《和平與發展》2011年第5期。中美之間實力對比的變化和美國從接觸逐漸轉向遏制的對華戰略增加了東亞地區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美國通過在一定程度上縱容和推動周邊國家與中國之間深化矛盾的方式，刺激部分東亞國家對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產生更強的現實需求。在美國力量的影響下，朝鮮半島問題和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東海、南海海域的領土爭端被視為地區安全隱患。Joshua PRowan，「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Asean，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Vol45，No3，2005，pp414-436.這些因素都導致東亞成員對於安全領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斷加強。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時，中美兩國在地區公共領域的相互兼容性越來越低。主導權競爭導致東亞地區各種合作機制和規則之間相互掣肘，區域公共利益的供給效率明顯下降。李巍：《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的終結？——制度過剩與經濟整合的困境》，《當代亞太》2011年第4期，第6~32頁；王明國：《制度複雜性與東亞一體化研究》，《當代亞太》2013年第1期。美國從接觸逐漸轉向遏制發展的對華政策和中美兩國在處理地區事務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區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亞太地區的博弈關係陷入如下局面：美國通過在一定程度上縱容和推動周邊國家與中國之間矛盾的深化，使這些國家對美國主導的亞太軍事聯盟體系和經濟合作機制產生更強的心理需求和依賴；一些東亞國家利用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在與中國的地區經濟合作過程中索要高價；同時，這些國家又可以通過與中國在經濟合作領域的談判意向和進程來向美國施加壓力，試圖從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中獲得更多收益。

在競爭和相斥的東亞二元格局下，中美鄰的戰略博弈使地區公共領域的制度安排與合作議題漸漸發展成為服務於大國權力競爭和小國從中漁利的戰略工具，周方銀：《中國崛起、東亞格局變遷與東亞秩序的發展方向》，《當代亞太》2012年第5期。而逐步喪失共同合作解決公共問題、促進地區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國力推TPP的重要政治意圖之一在於通過主導「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議程瓦解中國和東盟多年努力建立的「東盟10+X」合作框架，破壞目前東亞地區經濟領域以中國為中心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和規則。美國意圖通過主導TPP，取代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多邊合作體系，將安全、經濟兩大體系共同整合於美國的管理之下。TPP無論最終是否能夠簽署，它對於中國主推的東亞合作都具有明顯的消減作用。李向陽：《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國崛起過程中面臨的重大挑戰》，《國際經濟評論》2012年第2期；宋偉：《試論美國對亞太區域合作的戰略目標和政策限度》，《當代亞太》2010年第5期。在釣魚島爭端長期化的背景下，中日韓合作的談判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降低政治對抗性而保留的經濟平台，同時也是日本在TPP談判中向美國施壓的籌碼。在大國競爭的膠著局勢下，東盟國家也試圖以共同體形式推動RCEP，力求重新獲得東亞合作的駕駛員地位。各方都意圖建立以自己為主導的經濟合作機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機制和框架之間相互競爭，甚至彼此拆台。中美兩國在處理東亞地區公共事務上相斥程度的提高同時意味著，通過建立多邊機制的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賀凱認為，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使中國和東亞國家更傾向於採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過多邊機制緩解壓力和威脅，並以此構建地區安全秩序。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手段緩解壓力和威脅，構建東亞地區安全合作的空間不斷縮小。

二、中美互動關係與東亞秩序的未來走向

在美國這一域外因素影響下，地區力量對比和利益格局發展趨勢的不確定性，使未來東亞地區公共利益供求關係的三個核心變數——供給意願、供給能力和需求存在較大變數。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影響著東亞地區秩序的演變方向。未來東亞地區秩序的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兩國之間競爭、衝突和相互協調關係的變化，以及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定位。

如果中美兩國之間地區主導權的競爭導致區域公共利益供給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排斥的狀況呈現不斷升級之勢，則東亞地區秩序形態有滑向衝突的風險。一旦美國及其亞太同盟體系對華遏制戰略令中國感到崛起成果難以守護，或其行為挑戰到中國在領土主權等安全領域的底線，則中國或許不得不通過對抗性的方式處理與美國及其東亞盟國的關係。高程：《市場擴展與崛起國戰略》，《國際政治科學》2011年第3期（或Gao Cheng，「Market Expansion and Grand Strategy of Rising Power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高程：《工業化大國崛起模式背後的理性計算》，《國際經濟評論》2012年第5期。整個地區可能由此被拖入更為頻繁的衝突狀態，對於區域安全公共利益的需求隨之上升到高位。與此同時，中美兩國對於地區公共產品的供給行為將表現為以減損對方權力和供給效用為目標的零和博弈策略手段，而難以真正滿足地區在公共領域的高位需求。東亞地區將隨之向低水平供給與強需求的高位失衡狀態演化。

東亞地區是否能夠維持和平秩序，取決於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協調。如果美國堅持在東亞地區對中國進行遏制的戰略方向，則理論上中國單方面避免東亞地區向衝突轉型的策略是抑制自身硬實力和影響力的增長，令美國感到中國成長為地區霸權的威脅消失或明顯緩解。如此一來，東亞地區可能回復到2009年之前那種建立在中美彼此兼容和互補的供給模式基礎上的二元鬆散合作秩序形態。這種地區秩序的演變方向符合美國和多數東亞成員的意願和利益：美國為東亞提供低成本的安全公共產品即可獲得地區主導權，東亞成員則可以繼續在經濟和安全領域分別從中國和美國身上獲益。東亞國家的理想策略參見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但是，這種狀態不具有穩定性。中國為東亞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地區公共利益的動力在於，通過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方式獲得發展空間，或者藉此緩解來自美國的競爭壓力。如若偏離自身發展這一終極目標，或者其實力和影響力的消減令美國放棄對其施壓，則中國很可能失去對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動力。因此，這種建立在內在戰略邏輯矛盾基礎上的東亞秩序演變方向不可能長期維持。關於中國崛起過程中對外戰略在目標和策略上的邏輯矛盾和內在衝突，可參見周方銀：《韜光養晦與兩面下註：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中美戰略互動》，《當代亞太》2011年第5期。

如果中美一方在競爭中形成明顯優勢，獲得穩定的地區單一主導權，並替代原有供給機制，獨自為東亞地區的公共利益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產品，則東亞地區會向單極鬆散合作秩序形態演化。作為東亞區域外強國，為了鞏固合法性，由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最終會是一種將其自身納入其中的、具有新地域範圍及含義的地區秩序。正如當前美國在東亞地區所採用的策略那樣，它正在重新界定和塑造地理邊界和地區身份認同，力圖在概念上用「亞太」地區和「環太平洋」地區合作秩序替代東亞秩序，進而將地區安全領域和經濟領域的主導權進行整合，改變地區目前的二元格局。然而，隨著相對實力的衰落，在各種國內外因素的制約下，特別在其內部民主制度約束和利益集團壓力之下，美國獨立扮演東亞區域公共產品供給者、滿足地區公共利益的總體意願和能力均呈現下降趨勢。高程：《認同危機、社會裂痕與美國對外戰略困境》，《開放時代》2012年第7期。儘管美國不斷高調重申「重返亞洲」的決心，但是通過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過程中其對外政策和國內反響來看，美國未來在東亞獨立承擔安全和經濟領域公共產品所帶來的財政負擔難以在國內獲得政治認同。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受制於國內社會不斷上升的「孤立主義」情緒及其在對外事務中受約束越來越多的財政支出狀況。因此，美國更傾向於採取低政治對抗性、低成本投入的戰略阻止中國在地區影響力的上升。

美國在東亞博弈籌碼和優勢戰略資源，其一在於軍事領域對盟友的影響力及其東亞國家對其安全保護的需求，其二在於通過主導地區規則控制貿易、金融等多邊交易渠道的能力。如果美國未來單極主導東亞，將基於以上博弈籌碼做出長期戰略部署。針對軍事和聯盟體系的優勢資源，美國將在傳統安全領域更多運用「離岸平衡」戰略介入亞太地區事務，其中重點是推動中日兩國在政治和經貿領域相互消耗，並從中獲利。針對此，美國會努力維持中日釣魚島爭端的長期化，通過操縱這一矛盾以較小的成本鞏固在東亞安全領域的主導權。除了安全領域，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優勢在於，它在該地區擁有高達24%份額的最終產品消費市場，Asian Development Bank，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r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http：//wwwiadborg/intal/intalcdi/PE/2011/07384pdf，p3.可以通過最終產品消費市場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對東亞生產分工網路擁有控制能力。因此，美國在東亞將投入更多關注和資源重構亞太地區貿易規則網路和經濟合作議題，力圖通過新的排他性地區多邊機制，把中國阻擋在規則體系之外，或在時機成熟時將中國約束在對其不利的規則體系之內，進而通過改變東亞地區經濟結構和遊戲規則，邊緣化中國對東亞地區經濟的影響力。其中「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將作為美國單邊主導亞太地區經濟規則，與中國競爭經濟影響力的主要機制平台。高程：《從規則視角看美國重構國際秩序的戰略調整》，《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

中國在競爭中發展為東亞地區的單一主導力量，其前提是美國的全球霸權體系由於內外部負擔而難以維繫，世界格局重新回歸地區主義。在此過程中，中國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進一步取代美國、歐洲和日本，成為東亞地區最主要的最終消費產品市場，實現從區域內外經濟樞紐向地區內部經濟命脈的角色轉換。對此中國積極的戰略目標應為，通過更多吸收東亞成員的最終消費品生產能力來幫助擴大整個地區的內需水平，使東亞逐漸發展成為內部相互依賴、對外相對自立的生產鏈，並由此將東亞市場對中國的不對稱依賴結構轉化為地區政治影響力。其二是緩解自身崛起給東亞地區多數國家帶來的安全威脅認知，至少要將這種認知控制在可預見的範圍內，避免由不確定性導致想像空間的無限擴大。只有當地區安全問題不再敏感和突出時，建立在傳統軍事力量基礎上的聯繫性權力在東亞地區權力格局中的權重才能下降，以經濟依賴關係為基礎的結構性權力才能更多轉化為地區影響力，東亞地區主導權的主要來源才能實現由前者向後者的轉移。按照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的定義，結構性權力是在特定領域形成遊戲規則的能力，它決定著世界經濟體制，而世界經濟體制又體現著政治權力的分配。參見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楊宇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以中國為單一主導力量的東亞秩序能否在未來演變為具有自我擴展和深化能力的緊密合作形態，關鍵在於區域公共利益的需求和供給機制是否能夠內生化。只有當東亞地區公共領域的內部挑戰足夠強勁並具有持續性，以致整個地區對高水平合作的需求長期維持在高位上，東亞成員才會在權力讓渡方面作出更多妥協，使地區形態向緊密合作秩序演變成為可能。歐洲緊密合作秩序和地區主義模式是基於內部安全公共產品需求所催生的「歐洲共同體」供給模式。東亞地區因內部公共需求不足，總體上不具備形成類似歐洲共同體的歷史和現實土壤。東亞共同體建設成功與否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東亞」身份認同對成員的吸引力和「東亞」與其他身份認同競爭的程度。周方銀：《共同體與東亞合作》，《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1期。而東亞地區主義的成長一直深受外部力量干擾，特別是大國競爭的制約，共同體認同相對脆弱。如果未來中國有能力和意願幫助東亞國家一同應對和解決地區增長瓶頸和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諸多公共問題，並在構建內生合作秩序過程中凝聚「東亞共同體」的身份認同，則東亞共同體和地區緊密合作關係的建立並非全無可能。但是，這對於中國和內部合作根基鬆散的東亞地區而言任重道遠。

由中國單邊主導的東亞鬆散合作秩序還有另一種演變的可能性。由於鬆散合作秩序是一種區域公共利益供求失衡的不穩定狀態，因此在外部競爭壓力緩解後，中國可能會由於缺少必要的回報而逐漸喪失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的動力，以致東亞地區秩序的演化趨勢向各自為政的無合作秩序形態回歸。中國所面對的地區內部利益訴求在於，大多數東亞成員國不僅期待通過合作平台解決地區公共需求，而且希望建立相互約束的合作關係，集體抑制中國主導權的建立和運用。在東亞一體化過程中，它們一方面力圖效仿歐盟，將避免形成一國獨大局面的目標內化到合作機制和規則之中，另一方面格外強調突出國家主權至上，抵制和質疑任何形式的超主權國家機構和力量。仇發華：《結構性地區主義與開放性地區主義——西歐與東亞的比較》，《當代亞太》2011年第2期。東亞多數國家謀求的是大國承擔主要公共責任的同時利益平等分配這樣一種投入和收益不對稱的合作模式。中國未來需要考慮，在外部競爭壓力減小的狀態下，戰略上是否選擇為一個回報消極的東亞地區持續提供高水平的公共產品，以維持鬆散的地區合作關係。如何抉擇將取決於中國未來的地區秩序觀和全球戰略考量。目前為止，迅速躍升為世界大國的中國尚未形成自己明確的地區秩序觀，和以東亞區域為依託的世界秩序觀，而是將更多注意力放在與自身短期利益密切關聯的具體外部問題上。但是，作為不斷上升的地區主要力量，東亞秩序的演變方向和身處其中所面臨的戰略選擇，將是中國未來無法迴避的問題。 三、新地區格局下中國周邊戰略目標的調整

在中美之間競爭與相斥的東亞二元格局下，首先需要避免導致地區秩序陷入衝突的常態中，這也是中美鄰三方的共識。在此前提下，主動塑造一個以我國為主、具有自我擴展和深化能力的周邊合作秩序，是中國作為大國實現民族復興的戰略需要。近一年來，新任領導班子在周邊做出的外交策略調整總體是成功的，開始扭轉自2009年之後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被動局面。其中具體體現為：基本打破周邊國家對中國繼續韜光養晦的預期和相應的機會主義動機；促進了美國在亞太地區與中國無領土爭端的盟國之中立化趨勢；對美國、日本、菲律賓基本實現由被動轉向戰略主動；提高了與周邊大國俄羅斯和印度的戰略互信。在逆轉周邊困局的過程中，「經略周邊」的理念被提出，這是向一個以我國為主的周邊秩序方向努力的積極信號。從防禦性角度，經略周邊是為防止中國外圍形成國家間進攻性聯盟遏制我國長期發展，降低中國崛起的外部阻力。從積極主動的角度，經略周邊旨在塑造對中國長期發展有利的外部環境，以便於在該地區尋求與我國實力增長相稱的影響力。

周邊格局變化和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目標，使周邊地區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習近平主席親自主持了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召開周邊外交工作會議，規模超乎預期，凸顯了周邊戰略對中國崛起的重要性。面對周邊格局和環境的變化，中國周邊戰略大方向正在進行重要調整，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中國對周邊的態度從以被動應對危機和麻煩為主，開始轉變為將該地區作為中美全球博弈的地緣依託地帶進行主動塑造和經營。這意味著中國即將出台外交、政治、軍事、經濟相互配合，中央地方雙層互動的整套周邊戰略規劃。其二，中國周邊外交正在面臨從立足「韜光養晦」向全面有所作為的轉型。伴隨中國外交轉型，中國需要面對一系列相關問題。例如：對外政策是否仍然壓倒性地服務於經濟利益？是否仍然刻意迴避對地區主導權的競爭？「不結盟」的外交原則是否需要做出更為靈活的解釋或調整？美國是否仍然將作為我國外交的重中之重，與別國及地區關係是否繼續讓位於維護良好的中美關係？不為鄰國提供安全保護承諾的狀態是否仍會持續？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針對這些問題或許會給出不同於過去三十年的外交答卷。其三，大國外交的內涵正在發生由客體到主體的變化，從我國對大國的外交，轉變為我國是大國、以我國為主與其他大國的外交。新型大國關係從以中美關係為主，全面擴展到以中俄、中印、中歐關係並重。其四，中國正在實現由外部世界認知中的「被崛起」到主動尋求「崛起」的轉型過程，將提出對現有國際體系產生觀念上衝擊的地區秩序理念及話語主張，爭取在周邊國際社會獲得更多共鳴和具有相似發展訴求的戰略夥伴。其中主要表現為力主塑造一個由強調互利共贏上升到基於身份認同、含有明顯地區色彩的東亞「命運共同體」。

基於周邊戰略環境的變化和積極主動「經略周邊」的外交思路轉型，中國首先需要對外明確自己在周邊的戰略目標和秩序主張，以便消解外部世界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疑慮，並進一步確定實現目標的戰略手段。周邊戰略目標的設定首先需要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同時從實現可能性上講，它需要被大多數周邊國家所接納，最好獲得其共鳴。在新的地區格局下，我們認為中國未來5~10年周邊戰略的核心是要構建有助於區域國家共同發展的開放、包容的地區秩序。隨著中國崛起和美國「重返亞太」，中國周邊國家認為地區秩序未來方向充滿不確定性，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也以不同形式的矛盾體現出來。中國需要直面應對這些疑慮和矛盾，通過塑造互利共贏的地區秩序為自身和平崛起贏得有利的周邊環境。中國與美國和日本之間，由於相對實力變化帶來的競爭和矛盾不可避免，在短期內難以化解。但是對於大多數周邊國家來說，中國有能力通過主動作為，更多發揮中國崛起的積極因素，緩解負外部性帶給周邊的威脅感，為自己贏得更寬鬆的崛起空間。

中國需要通過明確周邊戰略的調整目標讓外部世界了解中國崛起的訴求。這一訴求的核心，是使國內民眾享受更高質量的生活，以及在外部世界獲得與承擔責任相稱的國際地位。與此同時，中國需要讓周邊國家相信，中國尋求的地區秩序是將自身發展和民族復興與周邊國家的長期利益相互融合。只有這樣，才能讓周邊大多數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長期期許超過實力對比變化帶來的短期不適感。中國官方已提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習近平：《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0月24日，http：//wwwgovcn/ldhd/2013-10/25/content_2515764htm。按照筆者理解，「命運共同體」包括三個層次：分享共同利益、面對與解決共同威脅和危機、建構身份認同。根據以上三層含義構造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核心、同時惠及周邊的地區秩序，中國可提出三個核心理念：一是謀求共同發展，二是促進開放競爭，三是強調相互包容。這些理念具體體現在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等領域，中國周邊戰略的調整目標可作如下概括。

第一，倡議地區國家間政治權利平等，防止美日兩國在周邊發動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政治聯盟。中國崛起和周邊國家的發展都需要一個能夠合理體現各自訴求的寬鬆的地區政治環境。在目前中美競爭、相斥的東亞二元格局下，中國在周邊需要長期面對一個由美國主導的軍事聯盟體系，其特點不同於傳統同盟關係。這是一個在安全和意識形態上依附於美國的不對稱體系，其成員不具備根據自身利益靈活調整結盟關係的能力。孫學峰：《東亞准無政府體系與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外交評論》2011年第6期。儘管中國外交「不結盟」原則遲早將做出靈活性調整，但中國在周邊建立一個與美國相互競爭的聯盟體系在中期內不現實。因此，中國對周邊政治環境的營造首先需要建立在國際關係民主化這一當前主流國際規範基礎上。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地區秩序，既不利於中國影響力的發揮，同時也將有損於周邊國家的政治獨立性。因此在政治領域，中國需要努力倡議一套比美國單邊霸權秩序更具有道德合法性和吸引力的秩序理念。其中主要內容可包括，地區各國無論大小強弱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在地區治理方面均具有提議權和發言權，並通過協商方式共同解決地區公共利益問題。

在倡議區域各國政治平等的基礎上，中國同時要努力尋求開放性的地區政治秩序，明確反對美國聯合日本等周邊國家合力遏制我國和平崛起。美國在中國周邊主導的政治、軍事聯盟體系帶有明顯的制衡中國意圖。這種集團化的地區政治生態，既給中國和平崛起製造了較大的壓力和阻力，也不符合周邊國家謀求長期發展的利益訴求。由大國主導的軍事和政治集團化不但歷史上曾給亞洲和平帶來重創，而且在現實中它使地區步入政治對抗關係的風險增加，是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壓力上升的重要原因。中國周邊大部分國家都在努力尋求自身發展，並不希望捲入大國間的政治集團競爭，尤其不願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因此，中國可藉此在周邊努力營造去集團化或弱集團化的政治環境，爭取以平等基礎上的地區政治協商機制逐漸取代目前美國霸權體制下的集團政治生態。

第二，在安全領域發揮大國協調作用，建立以中美為主的地區公共安全機制。和平、穩定的地區安全環境是中國和周邊國家發展的共同願望和保障。中國周邊地區在美國「重返亞太」和大國競爭的背景下，對安全保護的需求增強。在全球範圍內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實力對比變化以及大國權勢轉移的過程中，不確定的安全隱患成為中國和周邊國家發展的共同障礙。同時，由於存在海洋爭端、朝鮮半島問題等傳統安全領域的挑戰，以及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難題，因此建立避免國家間衝突失控的安全協調機制和應對突發事件的危機管理機制符合地區所有國家的基本利益。中美地區戰略目標雖然分歧比較大，但雙方都需要相對穩定的地區發展環境，共識一是避免地區衝突陷入不可控狀態，二是儘可能降低由於政治對抗導致的經濟損失。

中國及周邊地區主要由三類國家組成：一是以中國為代表，具有獨立軍事防禦能力且對周邊鄰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安全自助型大國；二是美國軍事聯盟體系中不具備安全自助能力的被保護國；三是不從屬於美國軍事聯盟體系，但軍事實力較弱的國家。孫學峰：《東亞准無政府體系與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外交評論》2011年第6期。中國周邊的安全問題主要集中於東亞地區，其中多數國家軍事實力較弱，在安全領域不具備自助能力。相比而言，對地區具有影響力的大國在提供安全保護方面具有更強的實力和協調能力。東亞地區的安全議題和保障責任一直由美國單邊主導，形成對中國不利局面。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和美國財政負擔能力的下降，中國以合作和建設性姿態介入周邊安全領域的可行性上升。為提高在周邊地區的影響力，中國應當更多參與地區安全事務，擔負起地區安全保障的責任，為維護和平的地區安全環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在處理地區安全議題上，中國要積極尋求與美國的合作，建立有效的地區安全協調機制和危機管理機制，同時與美國分享相應的權力。在地區安全領域，中國追求的戰略目標是形成以中美為主的大國協調機制，共同發揮彼此對於地區國家的影響力和約束力，降低由於突發事件或國家間衝突給整個地區帶來的安全威脅，避免地區陷入軍事競爭的「安全困境」。

第三，促進開放、共同參與的地區經濟制度安排。開放、共同參與的地區經濟制度安排不但對中國和平崛起至關重要，而且符合多數周邊國家的利益，容易獲得它們的共鳴。中國周邊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聚集的地區，大多數國家同處於國際分工的不利位置，與發達國家市場的關聯度高，抵禦外部經濟風險和衝擊的能力較弱，特別在全球經濟不景氣時期，受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宏觀經濟政策傷害較大。因此，中國需要為自身經濟崛起和周邊多數國家的長期增長爭取一個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與之相應的經濟制度安排。此外，中國與周邊多數國家共同面臨可持續增長和國內經濟結構轉型問題。中國有能力通過對周邊提供更為廣闊和開放的市場，促進地區共同發展環境，並由此增加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期待值。

促進開放、共同參與的地區經濟制度安排也是當前中國突破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制度「圍剿」的有效策略。面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代表的生產者集團的競爭力，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試圖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TIP）」重構並主導全球和地區經濟規則，試圖鞏固消費者國家集團對市場定價權的控制。在金融、國際分工、高新技術等核心領域，美國重構的全球和地區經濟規則網路開始由多元開放和鼓勵參與轉為有條件准入，通過TPP和TTIP等「俱樂部式」的地區多邊機制，把中國等具有競爭力的新興市場國家排斥在規則體系之外。高程：《從規則視角看美國重構國際秩序的戰略調整》，《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針對此，中國在經濟領域應團結多數周邊國家，促進共同參與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同時在現有地區和全球經濟規則的邊際上尋求合理的增量改革，使這些經濟制度安排能夠更公平地體現周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貢獻度。與此同時，中國需要在周邊更多整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訴求，促進開放、共同參與的多邊合作機制，有效利用美國重塑地區規則中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群體矛盾，緩解美日等發達國家集團限制中國發展的戰略效力。

第四，改變粗放經濟外交模式，以主動作為的方式讓周邊國家從中國崛起進程中切實分享福利，緩解中國崛起的地區威脅認知。2009年之後，中國在周邊基於互利共贏原則的「以經促政」戰略效率下降。在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大背景下，中國有必要調整「以經促政」戰略的粗放性實現方式，超越以往單純的經貿互利共贏和各取所需，積極主動地推行惠及周邊政策，爭取讓更多國家的國民利益與中國崛起的方向一致。除了通過繼續開放，讓周邊國家分享來自與中國經貿關係的收益，惠及周邊的思路可在如下領域拓展。

其一，為周邊國家提供更多最終消費品市場。中國目前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更多體現為進口對方的初級產品和原料，未來中國需要更多消化周邊國家日益增長的工業生產能力，鼓勵其製造業發展。其二，惠及周邊不僅要體現在總量意義上，更要落實在微觀層次上。近年來，中國對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觀，但總量貢獻的效果往往並不直觀，開採資源和破壞環境給周邊民眾帶來的微觀感受卻是直接的。因此，未來惠及周邊的措施需要更多戰略性考慮，約束和規範中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單純追求利潤的行為，樹立其良好的商業道德形象，使對外投資的切實利益深入對方國家民間社會層面，真正讓周邊國家的企業、民眾獲得實惠，以降低中國崛起帶給周邊中立國家的「生理」不適感，從而改善中國的國家形象。其三，惠及周邊思路要具有層次性和差異性。中國需要區分與周邊國家政治趨冷是源於難以逆轉的長期結構性矛盾，還是中短期可以調整和改進的情緒性問題。與之相應，根據周邊國家與我國不同的友好程度和態度，中國需要制定一套錯落有致的惠及周邊方案。其四，在多邊層次上，中國作為地區大國，可通過為周邊國家提供更多安全和經濟公共產品，使周邊國家分享到中國國力強大帶給地區的公共福利。當然，其前提是中國獲得與公共貢獻相稱的地區大國地位。

第五，推動地區發展理念的多樣化，使中國發展模式被更多周邊國家理解和接受。寬容、和諧的國際社會環境有助於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共同發展和相互協調。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在社會文化領域存在差異性和多樣性。東亞國家曾深受古代中國文化傳統、近代西方條約體系和戰後美國推動的社會民主化浪潮的影響，構成多重歷史宗教、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相互交織並存的社會。南亞和中亞地區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宗教、文化和制度特點。而如何將自身社會文化和制度與長期發展目標相互協調，多數國家都仍處於探索過程中。中國在社會文化領域要努力締造一個相互包容和尊重彼此觀念分歧的區域國際社會，倡導和推動社會發展理念的多樣化，使地區國家儘可能排除文化觀念、意識形態差異等干擾因素，將注意力集中放在與本國發展、地區合作和區域共同進步切實相關的議題上。

詮釋中國發展模式，使之被多數周邊國家所理解，是締造周邊和諧社會的關鍵。基於自身歷史發展階段、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特色，中國一直努力在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框架下摸索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儘管仍有許多需要完善之處，但這種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績效。與此同時，它也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視為「異己」發展模式而貼上「國家資本主義」等標籤，成為抹黑中國和製造「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依據。針對此，中國要以有效的方式讓自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被更多周邊國家接受。美國在中國周邊試圖移植的所謂西方制度和發展模式不能使這些國家突破社會經濟增長瓶頸。在如何將自身文化、制度與長期發展目標相互協調問題上，多數中國周邊國家仍處於探索過程中。中國可以更為積極地宣傳自己的發展模式，將其中經驗與處於相似發展階段或面臨共同難題的周邊國家分享，幫助這些國家切身體會到中國發展模式的現實合理性。與此同時，為回應「中國威脅論」的輿論造勢，中國還要結合自身發展模式的優勢，提出真正代表本國與周邊發展中國家共同訴求的地區協同發展模式主張，在觀念上衝擊美國試圖聯合西方發達國家集團重構的多邊秩序。

最後，中國周邊地區不僅是美國及其聯盟體系與中國之間的博弈。在美國力量所主要覆蓋的東亞地區，中國需要特別把握與己關係相對友好或中立的力量。如果策略得當，中國可以做到使儘可能多的周邊國採取中立，而不是追隨美國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實力擴展。面對中國崛起，周邊國家的利益訴求、利益排序和對待美國重返亞洲的態度存在差異，它們對於中國崛起的態度各有不同。中國需要進一步細化與這些國家不同性質的關係，進而採取差異性的外交策略應對。即便美國的軍事盟友亦不應等同視之。比如泰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態度就相當溫和，孫學峰、徐勇：《泰國溫和應對中國崛起的動因與啟示（1997-2012）》，《當代亞太》2012年第5期。韓國也並不積極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印尼具有一定規模和地區影響力，不希望美國主導的亞太合作分化東亞合作框架，更不會輕易倒向美國，是中國可以團結的對象。馬來西亞、泰國更看重中國經濟增長帶給地區的福利，對待中國崛起態度相對溫和，也是中國可以爭取的友好力量，至少是中立力量。寮國和柬埔寨是與中國有傳統友好關係的國家，應進一步通過次區域合作鞏固與之良好的互動關係。中國在周邊推行差異化策略的原則應是，對中國的友好程度與該國從中國獲得的利益大小相一致，損害中國利益的大小與雙邊政治和經濟關係的疏離程度相一致。確立該原則的目的在於消除一些周邊國家通過加強與美國的安全關係向中國施壓，試圖以此從中國身上獲得更多經濟利益的幻想，尤其要防止部分國家通過製造事端對中國的「求穩」心態進行利益敲詐的企圖。通過差異性的外交策略來處理與周邊國家不同性質的政治、經濟雙邊關係，同時有選擇性地推動小多邊或次區域合作，將有助於緩解中國當前在東亞多邊層次面臨的困境。

以中美互動為主導的中國周邊格局主要體現在東亞，這也是中國周邊戰略布局的重點地區。與此同時，在中亞和南亞這兩大美國力量輻射能力較弱的周邊地帶，已分別形成以俄羅斯和印度為中心的地緣生態。隨著這兩個大國的介入和關注，多極化力量正在中國周邊地區角逐。俄羅斯希望藉助中國崛起實現自身復興。中俄兩國之間的利益基礎和發展邏輯，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大國力量對比的失衡，促進了雙方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推進。王樹春、萬青松：《論新型中俄關係的未來走向：結伴還是結盟？》，《當代亞太》2013年第4期。未來深入和加強兩國在國際事務和東北亞、中亞安全領域的合作都將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起到反製作用。作為南亞近鄰，印度看待中國具有一定競爭心態，但同時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同為新興市場國家，中印在爭取國際組織話語權上具有共同利益。中國可充分通過金磚合作機制這一突破口，在南亞與印度和諧共處，並且爭取其在東亞重要問題上保持中立。總之，身處正在轉型的周邊複雜環境中，中國要以戰略視角爭取友好力量、利用多方矛盾，為自己爭取下一個十年的周邊戰略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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