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由「鬼」還原為人的托洛茨基

文/聞一（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我們已經熟知並且聽說了多少年的話。多少年來我們相信這句話，並且從沒有懷疑過。因此，我們中國人也大多數是從這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了解和認識十月革命，了解和認識蘇聯，了解和認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那對於中國人來講，十月革命這一聲炮響究竟送來了哪些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裡有兩個問題經常引起我的思索。一是，十月革命後，在列寧的講話和文章里，很少像現代人這樣大量的引用馬克思的詞句，以證明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繼承先賢和傳統，以表述自己的立場是如何如何的堅定、道路是如何如何的正確，列寧講的和寫的幾乎都是他自己對俄國的判斷和決策。列寧全集所反映的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二是，實際上大量有關十月革命，有關蘇聯，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信息都是在列寧去世後送到中國來的，這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的還是斯大林的？

如果我們敢於正視現實，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給我們的基本上是斯大林的十月革命、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斯大林的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我們影響最深遠、最無法替代的是斯大林親自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這個曾被世界共產黨人奉為聖典和行動指南的書里，有人也有「鬼」。人是先哲之聖，是天生的領袖，是能預知和決策未來之事的先知。「鬼」則是黨內反對派、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者、叛徒、間諜、人民之敵。書中的人只有兩個，一個是偉大的列寧，另一個是偉大列寧的忠實學生斯大林。列寧和斯大林並肩一起領導了十月革命，一起勝利進行了反對黨內反對派及一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一起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了，那些在歷史真實中與列寧一起奮鬥和鬥爭過的「十月革命一代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消失得永遠和永恆。而「鬼」則是很多的，而每翻開蘇聯的任何歷史一頁，都有許多面目猙獰的惡鬼，都會有斯大林高舉聖格奧爾基長矛與惡鬼作鬥爭的壯麗場景。

在斯大林舉矛劈刺的「鬼」中，最大的、最兇惡的、時刻都不能待在同一個天空下的「鬼」就是托洛茨基。正是因為如此，作為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真正與列寧並肩鬥爭的托洛茨基先是被斯大林打入另冊，隨後就以機會主義者、叛徒、人民之敵的罪名被斯大林放逐國外，最後在國際舞台上揭露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政策的反社會主義性質的托洛茨基遭到了謀殺。打入另冊，放逐國外，遭到謀殺，這就組成了托洛茨基一生的三部曲。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兩人間的爭鬥是這三部曲的主旋律。這種爭鬥是由弱而強的，是從才智和才能的妒嫉發展到權力和權勢之爭，最後進入了主義之爭和理論上的勢不兩立。就托洛茨基而言，他越是認清斯大林的錯，他的反斯大林的鬥爭就越是堅定和猛烈，就越是具有廣闊國際性質。在上個世紀的30、40年代，有一個信念，或者說是原則，深刻地影響著蘇聯，甚至整個世界，那就是：蘇聯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由蘇聯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共產黨是由斯大林領導的，因此，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蘇聯，就是反對蘇聯共產黨，就是反對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以，全世界就有了「托派」之稱和反托派的生死鬥爭。你反對斯大林，你就是托派，你就是蘇聯的敵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社會主義的敵人。

伊薩克·多伊徹的這部《先知三部曲》所以一問世就廣為傳播，是因為他一是膽識過人，敢於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那個強大的蘇聯依然存在的充滿勝利喧囂的日子裡，名義上是在為托洛茨基立傳，但實際上是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斯大林，指向了蘇聯和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向了由蘇聯和斯大林操縱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在他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里，只是牽涉不深地抨擊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罪過的一角，就惹得滿世界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對赫魯曉夫大動干戈，我們只要想想這點，就能理解多伊徹的膽識和勇氣。

二是因為多伊徹把「鬼」托洛茨基恢復成了人。在他的筆下，托洛茨基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個先知。在《武裝的先知》里，托洛茨基是早就受到革命黨人影響的青年志士，是個有教養、有知識、有雄心大志的人，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是站在列寧身旁的人，是掌握實權的人民委員，是組建軍隊的勇士。作為這樣一個人的托洛茨基思維在十月轉變的時空里，活躍在蘇維埃的舞台上，置身於布爾什維克的營壘里，他是一種血肉存在，是一個現實的符號，是一個正確與錯誤、勝利與挫折集於一身的人。多伊徹把這個托洛茨基復活了，那就使得把托洛茨基打入另冊，歸為虛有的所有文字、企圖和行動都被打上了問號，從而使讀者接觸到了一個真實的十月革命，一個真實的布爾什維克黨內關係，一個真實的蘇維埃政權的決策過程。因為復活了托洛茨基，也就隨之復活了被強行消失的「十月革命的一代」。托洛茨基在這時的復活就給《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軍了，就把列寧「唯一的親密戰友」斯大林推上了拷問台：十月革命這樣一件大事，為什麼只有你和列寧？為什麼你成了列寧的唯一的忠實繼承者，而其他人都該滅絕？

懷疑就打開了通往追求真相之門，就打開了面對真理之門。多伊徹在《武裝的先知》里的勞作就是在復活這時的托洛茨基的同時，不僅復活了「十月革命的一代」，更為重要的是復活了十月革命本身，復活了那個特殊年代裡布爾什維克的真實活動及其與其它革命政黨及群眾的關係。《武裝的先知》不僅是托洛茨基本人上升的高峰，也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高峰期，這個高峰期被列寧稱之為「凱歌行進」。但在這個高峰之後，就是托洛茨基、列寧和所有布爾什維克都不熟悉的另一處天地。他們所推崇的，所呼號的，所追求的，所寄以希望的暴力和專政遠不能起到他們想像的作用。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鬥爭就分外明顯地複雜和尖銳起來，而在列寧死後，這鬥爭就異常的變形與殘酷，而沒有了列寧權力的約束，沒有了列寧威望的制肘，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矛盾就變成了一場公開的鬥爭，就具有了血與火的復仇性質。

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公開鬥爭的最初結果是托洛茨基被「革出教門」，離開了蘇維埃俄國的政治舞台中心。被解除了武裝的托洛茨基並沒有在鬥爭的漩渦中下沉，作為一位飽學的知識分子和思想者，他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三個閑職上仍然為自己所堅持的理論和路線而鬥爭，這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生活不僅僅是政治……」。在《被解除武裝的先知》里，作為人的托洛茨基具有了鮮為人知的品質：文化上的，經濟上的，國際事務上的。托洛茨基把文化、藝術上的一系列問題提升到了原則的高度：「力主恢復被黨的行話和陳詞濫調所淹沒了的俄羅斯語言的純潔和活力」，主張學派之間的寬容，反對把列寧造成「聖像」等。托洛茨基把尖銳的抨擊矛頭指向了俄羅斯精神上的落後，這正如多伊徹所寫的：「他認為俄羅斯母親精神上的落後，不亞於她的經濟落後。」

托洛茨基對當時充塞於講話和文章中的枯燥、沉悶、庸俗的「下流罵人話」尤為深痛惡絕，進而把這種話歸結為兩類，一類來自執政的上層，一類來自被統治的下層：「我國下層階級的污言穢語是失望、冷酷的結果，尤其是毫無希望和出路的奴隸地位的結果。我們上層的污言穢語乃是等級優越感、奴隸主們的驕奢淫逸和不可動搖的權力的直接結果……俄語中這兩股罵人的語流--腦滿腸肥的老爺、官吏和警察的罵人語流和人民大眾的飢餓、絕望和備受凌辱的罵人語流--將整個俄國生活塗上了一層可鄙的色彩。」

這是托洛茨基在進行的一場特殊的、曲折的鬥爭，這場鬥爭仍然離不開十月革命，只不過他把俄國文化賦予了十月的特殊意義：「十月革命給文化生活帶來了新動力；但同時又徹底摧垮了它，造成了巨大的困難。這是任何革命必然的結果，即使革命處在最順利的環境下，即使這個國家受過教育的人同革命站在一起；但當革命的主要動力是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因而必然是未受教育的階級時，這個後果便會極大的惡化。」。多伊徹對此作了十分`精闢的闡述：「他在文學、藝術和教育方面的興趣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來仍然是他政治活動的繼續。但是他不肯停留在公共事務的表面現象上，他要把爭取權力而鬥爭轉為為革命的『靈魂』而鬥爭；從而他把自己捲入其中的衝突推向了新的廣度和深度。」

托洛茨基在經濟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對俄國現狀的了解是睿智的。他曾提出了「我們不能跟在別人後面爬行」的口號，呼籲民眾要「不惜任何代價趕上西方，超過西方」。多伊徹準確地對此點出了這個口號的真實意義：「他就是這樣從三駕馬車意欲藉以埋藏他的那些瑣碎的管理技術工作中又浮現出來；他找到了返回核心政策問題的道路，並且提出他在1922--1923年就已提出過的工業化號召。」

但是，托洛茨基是難以返回「核心政策」的。斯大林不會允許。在1926-1927的決戰中，托洛茨基徹底地敗北。《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揭示了這場鬥爭中斯大林方面的偽造派性、權術玩弄、把普通黨員和群眾愚弄到盲目的程度以及莫須有罪名的編織。從托洛茨基方面來說，他的失於權術、對於曾經並肩戰鬥過的那些人過於信任和理智，也註定了他的失敗。但托洛茨基畢竟是十月營壘里的人，是和列寧一起在斯莫爾尼宮度過那十月不眠之夜的人，斯大林雖然要竭力在群眾面前掩蓋實情，但他的內心是像明鏡一般的。所以，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最後判處並不敢造次，不得不採用了俄國古老的「放逐」模式，但又不敢將托洛茨基流放到俄國土地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去。他害怕，這種流放會引起難以控制的可怕後果，於是流放至異鄉他國就成了托洛茨基的宿命。

多伊徹描述了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流放：「托洛茨基把自己反鎖在屋裡，不讓格別烏工作人員入內。這是消極反抗的標誌，以前他總是以這種方式對付企圖逮捕他的警察……托洛茨基再次採取不服從的姿態，拒絕穿戴。武裝特務脫下了他的便鞋，給他穿上衣服。由於他拒絕跟他們走，於是在跟在後面的家人和越飛遺孀的哭喊聲中他們被架下了樓梯。除了幾位身居高位的鄰居及他們的妻子外，這一場面沒有其他見證人……流放者及其一家人被扔進一輛警察局的卡車，於是它載著十月革命的領導人、紅軍的奠基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疾馳過莫斯科的街道，把他帶到喀山火車站……被驅逐者的家屬跟在押送人員的後面。小兒子謝爾蓋和格別烏的一個工作人員動手廝打起來，長子廖瓦試圖打動鐵路工人，他高聲喊道：『同志們，看啊，看啊，他們要抓走托洛茨基同志！』工人們卻冷眼看著這一場面。沒有一聲驚叫，連低聲抗議也聽不到。」

一個麻木的社會！一個麻木的蘇聯！這種斯大林式的流放和托洛茨基式的「壯別」，多伊徹是這麼說的：「他現在與之鬥爭的是革命陣營里的對手，而不是階級敵人；要進行這樣一場鬥爭，不但需要更大的勇氣，而且需要不同性質的勇氣。」不過，不管怎麼說，托洛茨基是回不到他的祖國了。《被解除武裝的先知》以下述這句話結束：「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任何人造的破冰船能為他打開一條回國之路。」

在托洛茨基被趕出蘇聯後，斯大林個人的意志和權力就愈發的加強了。其後經過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農業全盤集體化，30年代中期開始的先是對黨內的進一步清洗乃至擴大至全軍全民全社會的「大清洗」，蘇聯就確立了「一黨專政體制」，而這種體制的實質就是「領袖專政」，就是斯大林一人的意志和權力決定一切。那種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蘇聯，就是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反對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神話就更加神化了，就更加變成為一種鐵律了。

托洛茨基最後十年的流亡生涯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度過的。在蘇聯的官方史書上，托洛茨基的最後十年被斥責為是另立山頭，創建第四國際與第三國際、與蘇聯對抗的罪不容恕，罪不容誅的十年。

《流亡的先知》詳細描述了托洛茨基最後十年的活動和思考：他活動的主要指向是反對斯大林，這次他已經不是把斯大林作為自己的同一營壘里的對手了，而是作為在理論和行動上相向而立的兩類人，斯大林成了他公開的敵人。而他思考的不僅涉及到蘇聯國內外的政策，而且從根本上對社會主義作了再次的、重新的思考。

這時，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活動已經脫離了個人的性質，而是具有了相當的組織規模。多伊徹這樣寫：還在王子群島時，「隨著工作的展開和秘書人數的增加，又總有客人長期居住，加之通信達到中等政府部門的規模，支出每年增至12000--15000美元。」托洛茨基真正有了「派」，有了來自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歐洲各國與他志同道合者的支持，他出版《反對派通報》，他的《我的生平》和《俄國革命史》在各國紛紛出版，他的觀點，他的思想迅速傳播，因而有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正式名稱。

按照多伊徹的說法，在這最後的十年，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社會主義的重新審視可以歸結為下述幾點：一是他反覆揭露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是用「國家社會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強調，孤立的、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構想與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格格不入，它起源於19世紀德國修正主義的國家改良理論，而它在實踐上意味著放棄國際革命，讓共產國際的政策服從於斯大林發需要。」二是，他要求實行無產階級民主的原則，即「把各國共產黨人從其狹窄的官僚主義機構框框中解放出來，在各國共產黨中恢復民主集中制。」三是，他批判斯大林的「時代觀」。多伊徹是這麼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開闢的整個時代是在資本主義不斷衰落的時代，因為它的基礎已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座大廈就要轟然倒塌。一個社會體制的沒落不能在單一的經濟崩潰過程中或在連續不斷的革命事件中表現出來。因此，任何一個危機都不可能被先驗地說成是『最後和最終的』危機。」四是，他對斯大林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批評。這裡面最核心的是「官僚政治的高度集權」和「暴力下的社會主義沒有生命力」。多伊徹的表述是：托洛茨基「不相信行政的皮鞭真能加快或可能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因為這條皮鞭往往是停滯和失敗的主要原因。國家所有制導致並要求統一計劃。但官僚政治的高度集權導致濃縮並加劇當權者所犯的錯誤，導致社會首創精神的麻木和人力、物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不負責任、『永遠正確』的領袖必然要千方百計地掩飾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一味吹噓傑出的成就、空前絕後的記錄和震撼人心的統計資料。」五是，對於斯大林在1931年宣布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托洛茨基連續進行抨擊。他認為斯大林的宣傳工作者「刻意突出蘇聯社會與垂死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反差：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光明形象，一邊是生硬誇張的貧困景象。托洛茨基揭穿了這種雙重的歪曲。他聲稱，如果讓蘇聯群眾相信他們所遭受的飢餓、貧窮和壓迫就是社會主義，就意味著扼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並把他們變為它的敵人。」

這裡所列述的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全部，但卻是他最後十年不斷向世界所陳述的重要內容，也是他在蘇聯內政問題上對斯大林的不斷發難與挑戰。當然，這時托洛茨基在德國和西班牙問題上也與斯大林發生了嚴重分歧，像克里姆林宮辦公室里「坐著的人應對希特勒的勝利負責」這樣的話，斯大林聽了是不會有好反應的。這種發難與挑戰的人是斯大林不可能接受的，他作出了俄國歷史上幾乎沒有過的處罰決定：1932年2月20日，《真理報》公布命令，剝奪了托洛茨基的國籍和重返俄國的權利。

托洛茨基沒有在斯大林的懲處下低頭。他最終以《被背叛了的革命》對斯大林、對斯大林所宣布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的蘇聯作出了回答。多伊徹在《流亡的先知》中對此作出了簡明精闢的敘述：「托洛茨基指出，斯大林統治的國家中的社會平衡並不穩固。最終取勝的不是社會主義因素就是資本主義因素。不平等現象的增多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管理者集團不會永遠只滿足於消費上的特權。他們遲早會力爭形成一個新的有產階級，靠剝奪國家成為托拉斯和康采恩的股東和所有者。」

《流亡的先知》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它把最後十年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鬥爭的實質揭示了出來：這場鬥爭已經不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權力之爭，已經不是什麼第四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之爭；這是一場主義之爭，這是一場對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前途的鬥爭，這是一場涉及到更廣大區域和更眾多人群命運的大爭鬥。也正因為如，在那個世界範圍內「反斯大林就是反蘇聯，就是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旗高高飄揚和一系列共產黨拉這面大旗作虎皮的情況下，托洛茨基的命運就被註定：他死定了！

托洛茨基被一個偽裝的「托洛茨基派」用冰斧砍成重傷而死。這種將對手、敵手置於死地辦法將策劃這種謀殺者的狂暴性、殘酷性、無人性暴露到了極致。多伊徹揭示出了托洛茨基公開的、面對世人的反斯大林的鬥爭，與此同時也揭示出了反托洛茨基鬥爭的不可現予天下的陰謀運籌和陰險手段。對於自己隨時都可能的死亡，托洛茨基本人早有預言和定論：「在我43年的自覺生命中，我始終是一個革命者；我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子下戰鬥了整整42年。倘若我能從頭開始，我……會盡量避免重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我的基本生活目標卻不會改變。我將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因而也是不妥協的無神論者而死去。與我的青年時代相比，我對人類共產主義前途的信念同樣熾烈，而且更加堅定。」

托洛茨基之死曾被斯大林和他操縱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說成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是蘇聯和蘇聯社會主義道路的勝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是斯大林本人的勝利。多伊徹給這種勝利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他說斯大林的勝利和托洛茨基的失敗是權力的勝利和失敗，但不是精神和道義的勝利和失敗，精神和道義上的勝利是屬於托洛茨基的，而失敗是屬於斯大林的。

總之，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講述的是一個斯大林將托洛茨基造成「鬼」歷史，因而同時也是他自己把托洛茨基這個「鬼」還原成人的真實故事。不管現在人們對托洛茨基有什麼看法，讀讀，甚至翻翻這本書，每個人都會從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的。任何一位作者的歷史都不可能是歷史的完全原貌，即使他是一位大家，他筆下的歷史總會留有自己的影子：觀察的影子、思考的影子、評定的影子。但是，歷史總是需要後人去觀察，去思考，去評定的。尤其在今天，當「反對斯大林就是反對蘇聯，就是反對蘇聯，就是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面大旗已經不復存在，那盛極一時也驕橫一世的蘇聯已經成為歷史時，回頭看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鬥爭，重新對這一鬥爭作出符合歷史真實的評價，無疑會讓我們更好地認識蘇聯、蘇聯的社會主義及其道路、曾經有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斯大林及其「領袖獨裁」和「一黨專政」。

伊薩克·多伊徹不是一位作家式的、散文家式的，一句話，文人式的傳記撰寫者（但我得承認，多伊徹的文筆是漂亮的，甚至是充滿才華的。）。他本人既是他在書中所描寫的許多事件的真實參與者，同時也是一位甚有成就的研究者、學者。在這個意義上說，《先知三部曲》的傳記性質就遠遠超出了托洛茨基個人的範圍，而具有了更廣泛的時代和現實意義。他在書中引用了眾多的鮮為人知和不為人知的私人筆記、檔案材料。《先知三部曲》彌足珍貴的不僅是這些首次問世的材料，而且更有多伊徹對這些材料的運用、審視和判斷。

說到檔案，我在這裡要多說幾句。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我們一味相信和仰仗蘇聯的官方材料，認為這是唯一可信的東西，是不可替代的歷史真實。而對西方史學家所利用的材料都一概謂之「偽造」、「反蘇聯的西方史學」，輕者嗤之以鼻，重則扣上反蘇反社會主義的緊箍咒。蘇聯解體後，大批的蘇聯歷史檔案紛紛解密而出，面對這些，竟也有「這些檔案也可能是偽造」之說。可見，人之愚昧莫大於政治上的愚昧、階級偏見的愚昧了！時過境遷，現在回頭看，西方史學家在他們著作中所利用的材料可以說基本上都不是偽造的，其歷史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要遠遠勝於蘇聯的官方材料和官方學者們的評說。

《先知三部曲》先後成書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那是一個不可能正式接觸和利用西方史學家（包括伊薩克·多伊徹這類史學家）書籍和資料的時代。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和我們的前輩都不可能在當時就讀到這部巨著。我個人是1991年在莫斯科首先讀到新出版的俄文版《武裝的先知》的。現在，回想起來，二十多年已在匆匆中飄然而過了。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並不認為托洛茨基（無論在權力鬥爭、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還是在處理列寧時期和後列寧時期蘇共黨內鬥爭上）都是正確的，更不能認為，若是當年按照托洛茨基的方案走，蘇聯就會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和另一番天下。即使是真正的先知，也有見不到的地方和只屬於他自己的局限性；何況在我看來，托洛茨基在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和建設實踐上，並不完全是先知，尤其是在十月革命時期以及他在被放逐出國前的那個時期，他的言論和判斷還遠不是一個先知。

多伊徹用「先知」作書名源於馬基雅維里的一句話：「凡是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總是遭到毀滅。」我想說的是，在托洛茨基權力的鼎盛時期，他並不都是武裝的，而在另一條戰線上與斯大林進行鬥爭的托洛茨基用的是另一種武裝。

最後，說句可能是多餘的話。我沒有讀過多伊徹的原本書，所以不知道現在中譯本中的照片是否都是原書中的。我提出中譯本《武裝的先知》中的第275頁下圖及其說明：「11月7日下午，『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一響，成千上萬的股民戰士開始攻打冬宮」。這張照片並不是當時的歷史照片，而是後來按照斯大林的意志要拍攝「攻打冬宮」的影片的一個鏡頭（我在《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一書中有過描述）。它歷來被當成了真實的舊照片。而該圖的說明，則是完全不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一是冬宮並沒有攻打，二是向冬宮衝擊的沒有成千上萬的士兵，三是「阿芙樂爾」炮聲是響在這種衝擊之後的。如果這說明是多伊徹自己加的，我不作評說，如果是譯者加的，我請譯者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