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大儒

06-05

王夫之[公元1619年－1692年，明末三大儒,清初五大師]　　王夫之介紹：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姜齋、又號夕堂，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今湖南衡陽）人。他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清之際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鑒論》、《宋論》等書。　　王夫之自幼跟隨自己的父兄讀書，青年時期王夫之積极參加反清起義，晚年王夫之隱居於石船山，著書立傳，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學者遂稱之為船山先生。　　哲學成就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概括起來有七點：　　首先、反禁欲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書中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了批評。　　其次、均天下、反-、愛國理想。王夫之在《讀通鑒論》與《宋論》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觀點。　　其三、氣一元論，王夫之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王夫之還指出，天地間存在著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物，一般原理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決不可說具體事物依存於一般原理。王夫之認為「形而上」與「形而下」雖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著上下之間有界限可以分割開來。從知識的來源上看，原理、規律是從對事物的抽象而得來的，因此，應該是先有具體形器，後有抽象觀念。道家佛家都把「虛無」視為無限和絕對，而將「有」視為有限和相對。王夫之認為這把相對、絕對的關係弄反了，在他看來，「有」是無限的，絕對的，而「無」是有限的，相對的。王夫之是這樣論證的：人們通常講無，是相對於有而言。就象相對於犬有毛而說龜無毛，相對於鹿有角才說兔無角。所以，講「無」只是講「無其有」。王夫之認為，廢然無動、絕對的靜即熄滅，這是天地間所沒有的。王夫之說，「動而成象則靜」，「靜者靜動，非不動也」，「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王夫之的這些話表明，靜止里包含著運動，靜止是運動在局部上的趨於穩定而成形象的暫時狀態，所以靜止的東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動靈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辯——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王夫之說，「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驀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讀四書大全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說，憑藉感官心知，進入世界萬物聲色之中，去探尋知曉事物的規律，這才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也就是說，知識是後天獲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辭」、推的辯證性質。王夫之認為，真知識一定是名與實的統一「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對於概念能否如實地模寫現實，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這是認識論上的大問題，老子講「無名」，莊子講「坐忘」，禪宗講「無念」，共同之處都在於認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達變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達到與本體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說人能夠進行正確的思維。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個過程，既不可執著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運動看作是剎那生滅，不留痕迹。　　其六、理勢合一的歷史觀。王夫之提出「理勢合一」，並在其著作《讀通鑒論》對前人所提出的「復古論歷史觀」、「循環論歷史觀」等歷史形式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論。王夫之在其《四書訓義》一書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動的，人可以主動地權衡和取捨。他說：「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7-8] 　　文學成就　　王夫之對於作文作詩，認為要帶有感情，不能無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於詩歌的基本要求。詩歌創作經由唐詩的巔峰狀態發展至宋明以來，多有偏頗之處。在王夫之看來，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以情感為其主要特徵，不能以學理來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體或學問來代替詩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評高適《自酮北歸》）。「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詩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盡有天德、王道、事功、節義、禮樂、文章，卻分派與《易》、《書》、《禮》、《春秋》去，彼不能代《詩》而言性情，《詩》亦不能代彼也。決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輝；風雅罪魁，非杜其誰耶?」王夫之對於模糊詩歌與史書的「詩史」類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詩評選》中尤為可見。　　王夫之繼承和發展了古典詩學理論中言志緣情的優良傳統，提出要由「心之原聲」發言而為詩「。詩以道情，道之為言路也。悄之所至，詩無不至。詩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與詩歌密不可分：「文生於情，情深者文自不淺』（評張巡《聞笛》）；「情深文明」（評柳宗元《別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詩。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作為一位傑出的愛國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詩人感情注入作品後，應該具有「動人興觀群怨」的作用，時這四者應該是緊密相聯、互相補充的整體，「攝興觀群怨於一滬」（評杜甫《野望》）。　　促成詩歌起到「興觀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過程中，需要處理好兩重關係：一為情與景，二為情與聲。對於詩歌情景關係，王夫之認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語」。情與景之間不能「彼疆此界「（評丁仙芝《渡揚子江》）般生硬相連，只有堅守「即景含情」（評柳宗元《楊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評岑參《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薄》），「意志而言隨」，方能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_上上之境。對於情與聲，王夫之強調音樂帶給詩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與聲律呼應相生，詩歌聲律與詩人內心情感律動有機協調。《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卷二有云：「《樂記》雲:『凡音之起，從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為音律之准。」王夫之對李白《蘇武》一詩評價道:「於唱嘆寫神理，聽聞者之生其哀樂。」對於那些脫離詩情而株守聲律、徒有聲腔空架的作品，則甚為排斥，「詩固不可以律度拘」，認為「聲律拘忌，擺脫殆盡，才是詩人舉止」。　　史學成就　　王夫之的史學觀　　首先、歸納法。王夫之論史善於分析眾多史實，並加以歸納，從而得出富有啟發性的結論。如他歸納唐朝滅亡的原因為「唐之亡，亡於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員人心渙散，各自為政，不能團結起來共同為中央效力。　　其次、比較法。王夫之運用這一方法，縱論古今歷史變遷、人物沉浮，由表及裡，去偽存真，得出了許多富有新意的結論。如前人對秦、隋滅亡進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較，而王夫之通過比較，指明秦、隋-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　　其三、歷史主義的方法。王夫之論史，氣勢恢弘，雖於上下千餘年中自由出入，但從不任意評說，王夫之論史充分考慮歷史背景，不執一慨而論。如論西域時，他認為漢和唐歷史背景不同，導致西域地位在這兩個朝代的差異。　　人物評價　　清代學者劉獻廷稱：王夫之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說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　　曾國藩在《王船山遺書》中作序評：獨先生深閟固藏，追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謗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邀，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譚嗣同在《論六藝絕句》評價王夫之：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　　章太炎稱道：當清之季，卓然能興起頑懦，以成光復之績者，獨賴而農一家而已。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後評介道：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　　前蘇聯人弗·格·布洛夫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他的學說是中世紀哲學發展的最高階段……他是真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同年(公元1619年)出生的名人：

　　孫承恩 (1619～1659) 江蘇蘇州張家港

　　吳綺 (1619～1694) 江蘇揚州江都

　　龔賢 (1619～1689) 江蘇蘇州崑山　　相關文物·景點

　　王夫之故居　湖南衡陽衡陽縣　　2、黃宗羲 [清] 明末三大儒,餘姚四賢,清初五大師,浙東三黃(1610～1695)

　　黃宗羲（1610.9.24-1695.8.12），漢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黃尊素長子。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陝西李顒、直隸容城孫奇逢並稱「海內三大鴻儒」，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民主思想，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從而限制君權，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餘種，300多卷。　　人物生平　　為父鳴冤，庭錐奸黨　　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黃宗羲出生於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屬浙江省餘姚市明偉鄉。降生前夕，母親姚氏曾夢見麒麟入懷，所以，宗羲乳名「麟兒」。父黃尊素，萬曆進士，天啟中官御史，東林黨人，因-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下獄，受酷刑而死。崇禎元年（1628年）魏忠賢、崔呈秀等已除，天啟朝冤案獲平反。黃-請誅閹黨餘孽許顯純、崔應元等。五月刑部會審，出庭對證，出袖中錐刺許顯純，當眾痛擊崔應元，拔其須歸祭父靈，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嘆稱其為「忠臣孤子」。　　得拜名師，入社興學　　黃宗羲歸鄉後，即發憤讀書，「憤科舉之學錮人，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林之緒」。又從學於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　　崇禎四年（1630年），張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會」，當時恰好也在南京的黃宗羲經友人周鑣介紹參加復社，成為社中活躍人物之一。這年，他還加入了由名士何喬遠為首領的詩社；後來，黃宗羲與萬泰、陸符及其弟宗炎、宗會等還在餘姚組織過「梨洲復社」。　　崇禎十五年（1642年），黃宗羲北京科舉名落孫山。冬月初十，宗羲回到餘姚家中。　　明亡抗清，兵敗隱居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權建立，阮大鋮為兵部侍郎，編《蝗蝻錄》（誣東林黨為蝗，復社為蝻），據《留都防亂公揭》署名捕殺，黃宗羲等被捕入獄。　　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軍攻下南京，弘光政權崩離，黃乘亂脫身返回餘姚。閏六月，餘姚孫嘉績、熊汝霖起兵抗清。於是，黃變賣家產，召集黃竹浦600餘青壯年，組織「世忠營」響應，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魯王宣付史臣頒之浙東。　　順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魯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五月，指揮「火攻營」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懸殊失利。六月兵敗，清軍占紹興，與王翊殘部入四明山，駐杖錫寺結寨固守，後因其外出時部下擾民，寨被山民毀而潛居家中，又因清廷緝拿，避居化安山。順治六年朝魯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與阮美、馮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遂返家隱居，不再任職魯王行朝。順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緝，仍捎魯王密信聯絡金華諸地義軍，派人入海向魯王報清軍將攻舟山之警。期間家禍迭起，弟宗炎兩次被捕，幾處極刑；兒媳、小兒、小孫女病夭；故居兩次遭火。順治十年九月，始著書講學。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於慈溪、紹興、寧波、海寧等地設館講學，撰成《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　　入清拒仕，著述以終　　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學生代為力辭。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禮敦請」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堅辭。康熙帝令地方官抄錄其所著明史論著、史料送交史館，總裁又延請其子黃百家及弟子萬斯同參與修史。萬斯同入京後，也執意「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是年黃宗羲始停止講學，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參與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進京充顧問，徐乾學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辭。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視學浙江，倡議在黃宗羲故居黃竹浦重建忠端公（黃尊素）祠，宗羲寫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次年，王掞又捐俸匯刻劉宗周文集，宗羲與同門友董瑒、姜希轍一起了《劉子全書》，並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黃宗羲將舊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刪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這年，他自築生壙於龍虎山黃尊素墓側，並有《築墓雜言》詩。康熙二十九年，黃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蘇州等地尋訪舊跡，拜訪朋友。次年，應新安縣令靳治荊之邀遊覽黃山，為汪栗亭《黃山續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黃宗羲病勢沉重，聞知賈潤刊刻其《明儒學案》將成，遂抱病作序，由黃百家手錄。次年，《明文海》編成，宗羲又選其精粹編為《明文授讀》。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黃宗羲久病不起、與世長辭。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問》，囑家人喪事從簡：死後次日，「用棕棚抬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遺體「安放石床，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幡、紙錢一概不用」。黃宗羲在臨終前四天給孫女婿萬承勛的信中寫道：「年紀到此可死；自反平生雖無善狀，亦無惡狀，可死；於先人未了，亦稍稍無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無苦矣。」　　黃宗羲定律　　所謂黃宗羲定律是由秦暉先生依據黃宗羲的觀點而總結出來的某種歷史規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　　內容是：歷代稅賦改革，每改革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農民種糧食卻要等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交稅，中間受商人的層層剝削；不管土地好壞都統一徵稅。2003年3月6日，-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參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討論時說：「歷史上每次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進『黃宗羲定律』怪圈。」並鄭重表示「共產黨人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怪圈。」　　人物評價　　黃宗羲自云：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　　馬敘倫稱道黃宗羲是秦以後二千年間「人格完全，可稱無憾者」的少數先覺之一。顧誠在《南明史》批判黃宗羲的基本論點只是一句話，東林人士是「君子」，與東林異調者為「小人」。　　夏允彝《倖存錄》書中說：「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黃宗羲真不愧是劉宗周的弟子，反駁道：「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　　中國國務院-：我喜讀黃宗羲著作，在於這位學問家的思想有著樸素的科學性和民主性。身為天下人，當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過於萬民之憂樂了。行事要思萬民之憂樂，立身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應謹記這些道理，並身體力行。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黃宗羲的思想本身當然也有缺陷，但他在民權理論上確實有超越盧梭的地方。　　東方網（《不可忘記黃宗羲》）：他猛烈抨擊封建君主-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已，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得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的結論。黃宗羲從民本到民主思想的發展，促進了十九世紀末維新派要求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歷史證明，維新派的「興民權」，孫中山的-，「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無不受到黃宗羲民主啟蒙思想的影響。即使在當代中國，黃宗羲的思想對天下觀與法治觀、社會公僕觀、權力制約觀等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人物關係：　　爺爺：

　　黃曰中　　父親：

　　黃尊素 (1584～1626) 東林七君子　　兄弟：

　　黃宗會 (1618～1663) 浙東三黃

　　黃宗炎 (1616～1686) 浙東三黃　　老師：

　　劉宗周 (1578～1645)　　同學：

　　黃宗會 (1618～1663) 浙東三黃

　　黃宗炎 (1616～1686) 浙東三黃　　同年(公元1610年)出生的名人：

　　弘仁 (1610～1664) 清代畫壇四僧,新安四大家安徽黃山市歙縣

　　鰲拜 (1610～1669) 北京東城區

　　朱之弼 (1610～1683) 北京大興區

　　李灌 (1610～1676) 陝西渭南合陽縣

　　尼堪 (1610～1652) 博雅　　3.顧炎武[公元1613年－1682年，明末三大儒,清初五大師]

　　顧炎武（1613～1682）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佣，學者尊稱為亭林先生。漢族，南直隸（清改江南省）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蘇州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顧炎武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顧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原為顧同應之子，曾祖顧章志，顧氏為江東望族，徐幹學顧炎武、徐秉義、徐元文三人是顧炎武的外甥。顧炎武過繼給去世的堂伯顧同吉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歲未婚守節，「晝則紡織，夜觀書至二更乃息」，獨力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他14歲取得諸生資格後，便與同里摯友歸庄共入復社。二人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顧炎武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屢試不中，「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盛於咸陽之郊」，故退而讀書，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誌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崇禎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顧紹芾病故。崇禎十六年（1643）夏，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關後，顧炎武暫居語濂經，由崑山縣令楊永言之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亭林詩集》一，《感事》）顧炎武把0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思有所建白」（吳映奎《顧亭林先生年譜》），撰成《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畫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力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議。順治二年（1645）五月，顧炎武取道鎮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佔，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庄、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御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復甦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亭林詩集》一，《千里》）；惜乎殘破之餘，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松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潛回崑山，又與楊永言、歸庄等守城拒敵；不數日崑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倖得免。9天後，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先妣王碩人行狀》）　　安葬王氏後，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於嗣母新喪，炎武二時難以赴任，只能「夢在行朝執戟班」（《詩集》一，《延平使至》）。當時，清松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卧子，復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顧咸正（字端木，崑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斗，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咸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炎武也是參預了的。順治四年（1647）夏，事情敗露，「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詩集》一，《哭陳太僕》），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於是子龍逃入顧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營救，未能奏效。其間，炎武還往尋成正，「扁舟來勸君：行矣不再計」（《詩集》一，《哭顧推官》）、催促他及時出走，而咸正不聽。結果，陳子龍乘差官不注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後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餘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174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繫，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今屬江蘇淮陰），僕僕往來」（鄧之誠《清詩紀事》），奔走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每從淮上歸，必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飛之子澤溥，或走海上，謀通消息」，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雖然弘光及閩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權先後瓦解，炎武親身參與的抗清活動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並未因此而頹喪。他以填海的精衛自比：「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詩集》一，《精衛》）。　　家族風波　　當崇禎末年，炎武嗣祖紹芾及兄長顧緗（字遐篆）先後去世，又逢吳中大旱，「一時喪荒賦徭猖集」（歸庄《送顧寧人北游序》），炎武無奈，曾將祖產田800畝賤價典給崑山豪族葉方恆（字嵋初）；其時，炎武的堂叔等人為爭奪遺產，又挑起家難，他們還與本來就蓄意侵吞炎武家產的葉氏內外勾結，炎武在崑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語濂徑的住所曾幾次被這夥人洗劫及縱火焚燒。到順治七年（1650），葉方恆又企圖加害顧炎武，炎武為了避禍，只得「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詩集》二，《流轉》），離開崑山出走，更名為商人蔣山佣。此後五年中，他都在吳、會之間奔波往來。儘管遁跡商賈，炎武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注著沿海一帶抗清鬥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在《流轉》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率眾結社　　當張名振（字候服，南京人）於順治十年（1653）九月在長江口大破清兵，進屯崇明（今屬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艦數百」溯長江而上，直抵鎮江，並登金山遙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華門外）之際，炎武為之歡忭鼓舞，他興奮地寫道：「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十一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黃旗亘長江，戰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閭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揖，肯效南冠囚。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詩集》二，《金山》）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庄、陳忱（字遐心，浙江吳興人）、吳炎（字赤溟，江蘇吳江人）、潘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王錫闡（字寅旭，吳江人）等共結驚隱詩社，表面上以「故國遺民」「優遊文酒」（汪曰楨《南潯縝志》），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萬壽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志士。　　順治十一年（1654）春，顧炎武遷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鐘山，三國時改名蔣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稱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當時名集慶），以此為根據地，東征西討，10餘年後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國。炎武「遍游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頗有不勝今昔之感。　　牢獄之災　　順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鄉崑山。原來，顧氏有世仆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於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恆，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繫）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崑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恆又與陸之婿勾結，私下將炎武綁架關押，並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字蘇生）與松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審理，最後，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當事情危急之際，歸庄計無所出，只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庄不願失去錢氏這一奧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後，急忙叫人去索回歸庄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於錢氏門牆，託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獄。儘管歸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恆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鐘山，行經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後，葉方恆還指使歹徒數十人洗劫炎武之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歸庄《送顧寧人北游序》）。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風起雲湧的抗清復明事業，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游，以結納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國山川形勢，徐圖復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累拒仕清　　順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晉謁孝陵。7年之間，炎武共六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然後返崑山，將家產盡行變賣，從此掉首故鄉，一去不歸。是年炎武45歲。順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關，憑弔古戰場，此後20多年間，炎武孑然一身，遊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餘卷」（《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棋（為顧寧人征天下書籍啟）後》），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陝西華陰。康熙七年（1668），又因萊州黃培詩案入獄，得友人李因篤等營救出獄。康熙十年（1671），游京師，住在外甥徐幹學家中，熊賜履設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之推逃，則為屈原之死矣！」。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葉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以死堅拒推薦，又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1679）清廷開明史館，顧炎武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回拒熊賜履。康熙十九年（1680），顧炎武夫人死於崑山，他在妻子的靈位前痛哭祭拜，作詩云「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父姥，遺民猶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學術思想　　顧炎武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慾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另著有《日知錄》、《肇域志》、《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明道救世　　面對當時-現實，顧炎武認為當務之急在於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他在纂輯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首先關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賦稅繁重不均等社會積弊，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積弊，舉數十屯而兼并於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現了「有田連阡陌，而戶米不滿斗石者；有貧無立錐，而戶米至數十石者」的嚴重情況。在所撰寫的《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和《郡縣論》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會積弊的歷史根源，表達了要求進行社會改革的思想願望。他指出「郡縣之弊已極」，癥結就在於「其專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觸及到了封建君主-制度問題，從而提出了變革郡縣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變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於大弊「（《文集》卷六）。在《日知錄》中，他更是明確地宣稱自己的撰寫目的就是：「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復，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文集》卷六），並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顧炎武在「明道救世」這一經世思想的指導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認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貧」（《文集》卷一），因而認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為本」（《日知錄》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變百姓窮困的境遇，達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錄》卷二）。他不諱言「財」「利」。他說：「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財源塞而必損於民。」（《日知錄》卷十二）他認為問題不在於是否言財言利，而在於利民還是損民，在於「民得其利」還是「官專其利」。他認為自萬曆中期以來，由於「為人上者」只圖「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張實行「藏富於民」的政策，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並且指出只有這樣，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錄》卷十二）。　　顧炎武也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對「私」作出了肯定，並對公與私的關係作了辯證的論述。他說：「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日知錄》卷四）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現象，並且認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這種利民富民和「財源通暢」的主張，以及對「私」的肯定，都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狀態下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　　顧炎武從「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出發，還萌發了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他在《日知錄》的「君」條中，旁徵博引地論證了「君」並非封建帝王的專稱，並進而提出反對「獨治」，主張「眾治」，所謂「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強調「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雖然還未直接否定君權，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籬，但他這種懷疑君權、提倡「眾治」的主張，卻具有反對封建--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的色彩。　　顧炎武「明道救世」的經世思想，更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響亮口號。顧炎武所說的天下興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興亡，而是指廣大的中國人民生存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延續。因此，他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的口號，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而在顧炎武的一生中，也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而奔波於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還在呼籲「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達了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高尚情操。　　經學濟理學　　晚明以來，陽明心學以至整個宋明理學已日趨衰頹，思想學術界出現了對理學批判的實學0，顧炎武順應這一歷史趨勢，在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學術思想。　　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是以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為出發點的，其鋒芒所指，首先是陽明心學。他認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他寫道：「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卷七）他對晚明王學末流的泛濫深惡痛絕，認為其罪「深於桀紂」。他進而揭露心學「內釋外儒」之本質，指斥其違背孔孟旨意。他認為儒學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洒掃應對」，「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同上）。他直分贊同宋元之際著名學者黃震對心學的批評：「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心即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天下本旨遠矣。」（同上）既然陸王心學是佛教禪學，背離了儒學修齊治平的宗旨，自當屬摒棄之列。　　在顧炎武看來，不惟陸王心學是內向的禪學，而且以「性與天道」為論究對象的程朱理學亦不免流於禪釋。他批評說：「今之君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同上，卷七）又說：「今日《語錄》幾乎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程門。」（《文集》卷六）他還尖銳地指出：「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今傳於世者，皆外人之學，非孔子之真。」（《日知錄》卷一八）這不僅是對陸王心學的否定，也是對程朱理學的批評。但是，在面臨以什麼學術形態去取代陸王心學和程朱理學的氛擇時，卻受到時代的局限，他無法找到更科學更新穎的理論思維形式，只得在傳統儒學的遺產中尋找出路，從而選擇了復興經學的途徑：「以復古作維新」。　　顧炎武採取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不是偶然的，而是學術自身發展的結果。從明中期以來學術發展的趨勢來看，雖然「尊德性」的王學風靡全國，但羅欽順、王廷相、劉宗周、黃道周，重「學問思辨」的「道問學」也在逐漸抬頭。他們把「聞見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學而知之」，強調「讀書為格物致知之要」，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慶年間，就有學者歸有光明確提出「通經學古」（《歸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張，認為「聖人之道，其跡載於六經」（同上），不應該離經而講道。明末學者錢謙益更是與之同調，認為「離經而講道」會造成「賢者高自標目務勝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窮潔」（《初學集》卷二八）的不良後果，他提倡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同-，卷二九）。以張溥、張采、陳子龍為代表的「接武東林」的復社名士，從「務為有用」出發，積極提倡以通經治史為內容的「興復古學」（《復社記略》卷一）。這就表明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已在儒學內部長期孕育，成為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用經學以濟理學之窮思想的先導。　　顧炎武也正是沿著明季先行者的足跡而開展復興經學的學術途徑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書札中就明確提出了「理學，經學也」（《文集》卷三）的主張，並指斥說「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同上）。他認為，經學才是儒學正統，批評那種沉溺於理學家的語錄而不去鑽研儒家經典的現象是「不知本」。他號召人們「鄙俗學而求六經」，主張「治經復漢」。他指出：「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同-，卷四）在他看來，古代理學的本來面目即是樸實的經學，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經學即理學」（《鮚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後來由於道二教的滲入而禪化了。因此，他倡導復興經學，要求依經而講求義理，反對「離經而講道」。顧炎武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稱為「務本原之學」（《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顧炎武還倡導「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學方法。他身體力行，潛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寫出《日知錄》、《音學五書》等極有學術價值的名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談及《日知錄》時，說：「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洗繁而牴牾少。」顧炎武的學術主張使當時學者折服而心嚮往之，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轉移治學途徑的作用，使清初學術逐漸向著考證經史的途徑發展。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顧炎武開創了一種新的學風，即主要是治古代經學的學風。汪中也曾說：「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國朝六儒頌》）顧炎武成為開啟一代漢學的先導。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二語，分別出自《論語》的《顏淵》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覆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顧炎武將二者結合起來，並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成了他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見，他所理解的「博學於文」是和「家國天下」之事相聯繫的，因而也就不僅僅限於文獻知識，還包括-博見和考察審問得來的社會實際知識。他指責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學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說明他所關心的還是「四海之困窮」的天下國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經世致用之實學」，這也就是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　　所謂「行己有恥」，即是要用羞惡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於「行己有恥」的範圍。有鑒於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係。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只有懂得羞惡廉恥而注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聖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聖人之道」。所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　　音韻學新視角　　顧炎武把古韻分為10部，其中有4部成為定論，即歌部、陽部、耕部、蒸部。其餘幾部也都初具規模，後來各家古韻分部，都是在顧氏分部的基礎上加細加詳。顧炎武在音韻學上的最大貢獻是用離析「唐韻」(實際是《廣韻》)的方法研究古韻。宋人也曾研究古韻，但把《唐韻》的每一個韻部看成一個整體，沒有想到把它們拆開，因此,儘管把韻部定得很寬，仍然不免出韻。另一個極端是遇字逐個解決,沒有注意到語音的系統性。顧炎武則把某些韻分成幾個部分，然後重新與其他的韻部合併。這樣有分有合，既照顧了語音的系統性，又照顧了語音的歷史發展。他首先廢棄平水韻，回到「唐韻」。比如把尤韻一部分字如「丘」、「謀」歸入「之咍」部,這就是「離析唐韻」，回到古韻。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韻各分為二，屋韻分為三,令它們歸入不同的古韻部,充分體現了古今語音系統的差別。他的這種離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還公認是很有價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聲配陰聲。《詩經》常常有入聲字跟陰聲字押韻，以及一個字有去入兩讀的現象，顧炎武從這些現象中認識到，除了收唇音的入聲緝、合等韻沒有相應的陰聲韻以外,入聲都應該配陰聲。在古音學的分部問題上，有陰陽入三分法，有陰陽兩分法，按兩分法說，他的作法是對的。　　顧炎武在古音學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論的建樹，另一方面有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後來被學者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著作名錄　　《日知錄》三十二卷.　　一至七卷論經　　八至十二論政治　　十三卷論世界風氣　　十三四卷論禮制　　十六十七卷論科舉　　十八至二時一卷論藝術,文學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論名義　　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　　二十六卷論史法　　二十七卷論注書　　二十八卷論雜事　　二十九卷論兵事,外國　　三十卷論天象術數　　三十一卷論地理　　三十二卷論雜考　　顧亭林自認日知錄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音韻學著作《音學五書》三十八卷，前後三十年，修改過五次。　　《古音表》三卷　　《易音》三卷　　《詩本音》十卷　　《唐韻正》二十卷　　《音論》三卷　　《金石文字記》六卷　　《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　　序曰：「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　　顧炎武故居　　顧炎武故居，位於江蘇省崑山市千燈鎮，佔地60畝，建築面積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顧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顧衍生，從弟顧岩扶柩回崑山千燈故里，葬於祖塋嗣父顧同吉、嗣母王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顧亭林先生暨配王碩人合墓」；周圍有磚砌矮牆，嵌有清石碑各一塊；墓南有明皇朝為旌表先生嗣母王氏的貞孝坊；墓後柳樹四棵，四周松柏數十株。光緒二十一年（1894），新陽縣知縣萬厲鈞重修了墳墓。民國三年（1914），廣東學者、孔教會主持人梁鼎芬專程來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遺腹遺像，並出資委託先生十二世孫顧子玉等籌建亭林祠。　　1956年，顧炎武墓及祠堂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文革」期間，該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壞。1984年、1987年、2000年崑山市分別撥款進行重建和修葺。經過修繕後的顧炎武故居，包括顧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顧園三個區域，為千燈明清宅第之首。故居為整個宅第主體，朝東落西，為五進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築，自東而西依次為水牆門、門廳、清廳（轎廳）、明廳（正廳、楠木廳）、住宅樓，北側有背弄連接灶房、讀書樓和後花園，故居前與千年石板街相接，後與顧炎武墓地和顧園相連。該區域主要再現亭林先生居家生活、讀書場景，各廳內陳列顧炎武先生塑像、手跡、著作、生平事迹和國內外對顧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亭林墓。落北朝南，東側有門與顧炎武故居相通，西側牆外為顧園。祠南向三間兩廂一門樓，以三間相通作一大祭堂。兩邊牆上及外面走廊牆中嵌有磚石刻碑12塊，記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塊有先生所著《日知錄》中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庭中盤槐、桂花各兩株。現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崗石砌造，石階七級，圍以石欄杆。　　顧園，佔地30畝，位於故居西南側，與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復修建的融湖光水色、歷史人文為一體、具有江南私家園林風格的遊覽區。內曲水環繞，環水有致用閣、思宜園、頌桔軒、「歸奇顧怪」（二石齋）、秀石虯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閣、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個景點，各景點以詩文、字畫、語錄、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此外，在北京宣武區廣安門內大街路北報國寺西院建有顧炎武故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紹基、張穆等人集資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築。顧祠曾被八國聯軍轟毀，後張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　　詩作精選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　　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　　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秋山二首》　　其一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磷火來城市。　　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　　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　　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嘆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其二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　　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　　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　　吳口擁橐駝，鳴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　　《古北口》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卻恨不逢張少保，磧南猶築受降城。　　《塞下曲二首選一》　　趙信城邊雪化塵，紇干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鶯花滿，長作江南夢裡人。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侶稀，清霜憔悴減毛衣。自從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飛！　　《白下》　　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登臨。清笳皓月秋依壘，野燒寒星夜出林。　　萬古河山應有主，頻年戈甲苦相尋。從教一掬新亭淚，江水平添十丈深。　　《又酬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讎舊相家。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重尋荒徑一衝泥，谷口牆東路不迷。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芯初黃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酬朱監紀四輔》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潰，痛說揚州十日圍。　　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征衣。東京朱祜年猶少，莫向尊前嘆式微。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系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　　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日又斜。　　《過蘇祿東王墓》　　豐碑遙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殫。世有國人供洒掃，每勤詞客駐輪蹄。　　九河水壯龍狐出，十二城荒向鶴棲。下馬一為郯子問，中原雲鳥正凄迷。　　《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歸白日寒。　　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　　《海上四首》　　其一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　　埋輪拗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　　其二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台。名王白門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　　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風回。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鋮才。　　其三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吊哭深。　　水涌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只恐難酬烈士心。　　其四　　南營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萬里風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　　樓船已奉征蠻敕，博望空乘泛海槎。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人物關係：　　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