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徵與反表徵——兼論美國華裔文學的表徵實踐

一些美國華裔作家為了躋身主流,「以白人的眼光,將種族主義的刻板形象投射到中國和中國移民身上。藉此將自己和『他者』中國、中國移民區分開來。他們以為這樣就完全融入美國主流了。」

陳愛敏內容提要 霍爾認為表徵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語言,而語言又受到說話主體的操控使得表徵出現正確、真實或者扭曲、錯誤的再現;表徵與權力、意識形態、種族和性別等緊緊連在一起。美國華裔文學書寫是一種自我表徵實踐,它既有對主流話語現存表徵系統的顛覆,對原有表徵史的調停、糾正,也有對西方原有表徵史的附和、加強和迎合。本文在探討霍爾表徵理論與華裔文學書寫之間關係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了華人自我表徵過程中圍繞語言所出現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再現方式。關鍵詞 霍爾;表徵;美國華裔文學

  

亞里士多德曾經將所有藝術——語言、視覺和音樂,都界定為再現,而當今文學批評界討論的熱門話題「表徵」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再現的另一種表達法,但是,它的內涵又要豐富複雜得多。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批評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對錶徵實踐研究得極其透徹並有精闢系統的論述,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揭示了表徵之中所隱含的話語與權力的關係,這對我們研究美國華裔文學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美國華裔文學書寫既有對主流話語現存表徵系統的顛覆,對原有表徵史的調停、糾正,也有對西方原有表徵史的附和、加強和迎合。因此,在閱讀和研究美國華裔文學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藉助霍爾的表徵理論仔細分析文本以分辨是非。

1.表徵和美國華裔文學書寫

霍爾的《文化表徵和意指實踐》對錶征的內涵和外延作了深刻的揭示。他首先引用了《牛津英語簡明辭典》的定義,指出:「表徵某物即描繪或摹狀它,通過描繪或想像而在頭腦中想起它;在我們的頭腦和感官中將此物的一個相似物品擺在我們面前……表徵還意味著象徵,代表,做(什麼的)標本,或替代。」(霍爾2003:16)在此基礎上他又做了進一步的拓展,指出了表徵實踐的運作過程及其與話語和權力的關係。霍爾首先提出的問題就是用什麼來表徵。霍爾認為表徵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語言,而這裡所說的並不僅僅指我們通常說的文字語言或口頭語言:「語言一詞在此是以一種非常概括和廣義的方式被使用的。」(同上: 18)除了書寫系統和口語系統都是語言之外,「各種視覺形象,當它們被用於表達意義時,不管它們是用手、機器、電子、數碼還是某些其他手段生產出來的,也都是如此。而且在任何常規意義上都不是『語言的』其他事物,例如面部或姿勢的表情『語言』,或者時裝的、衣服的,或者交通信號燈的『語言』,也都是如此。甚至音樂……也是一種『語言』」(同上)。可見,語言所覆蓋的面比我們想像的要寬廣得多,語言在表徵過程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沒有語言就無法表徵。但是語言又受到說話主體的操控,在對思想和經驗世界加以再現時,有可能將其真實含義隱藏起來,使得所表徵的內容打上個人感情色彩的烙印,從而出現正確、真實的再現或扭曲、有誤的再現。不僅如此,由於個人的情感色彩又常常受到外部因素如政治和意識形態等的影響,表徵又與社會、知識、文化和權力分不開。當表徵帶有政治或者意識形態的目的時,它會「通過體制性機構對政治群體的利益加以再現和強化,或與再現已經形成的慣例合而為一,如在影視作品及廣告一類的媒體中以慣用的方式表現某一社會群體和社會性別現象」(王曉路2005: 34)。這樣一來,表徵就與權力、意識形態、性別、種族、主流與邊緣、支配與被支配等重要問題聯繫起來。由於權力的操縱,由於另一性別處在從屬地位,由於某些種族處於主流話語之外,被置於邊緣,受別人的支配,所以表徵者對被表徵對象,對自己和他者可以進行「自由」表徵,並通過「這種表徵蓄意遮蔽某些現象,或造成蓄意誤讀,或隱去其中的意識形態意圖,或模糊社會族群和社會性別之間的差異以及內在的矛盾。」(Krell 2000: 109)支配性的表徵系統會通過不同形式的文化符號形成一個巨大的文化網路,在不斷輸入符號的同時強化內含的觀念系統,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支配性表徵系統的運作過程。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看到這一支配性表徵系統對被表徵對象不斷強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一些被支配的階層或者邊緣族群在強大的主流表徵符號系統下,就可能對一些觀念變得不敏感。」(ibid.)

長期以來,白人和有色人種、西方與東方一直處於表徵和被表徵的體系中,處於支配地位的白人表徵者每當談到種族,往往會帶上自己的想像,把白人看成是最上等的民族,而把有色人種、處於邊緣的族群定義為最下等人種:「人類最完美的典範是白種人。黃種人、印第安人智商較低。黑人智商更低。部分非洲部落位於最底層。」(ibid.)這種偏見不僅體現在身體上,還體現在文化內涵上,比如支配表徵系統往往將有色人種再現為:不文明的、野蠻的、非理性、不講究科學的種類等等。要徹底糾正主流表徵或者支配表徵系統對少數族群的歪曲、誤讀,對主流表徵進行有效的揭示和抵抗乃至顛覆,被支配的表徵系統就必須展開「反表徵」。表現在少數族裔文學方面即體現為從文學領域來清理、反思和批判主流表徵系統對自己的偏見,以文學為武器重新構建和書寫本民族形象,再現本民族的優秀品德、光榮傳統和文化底蘊。

研究美國華裔文學應該注意到兩種表徵形式,既應該看到美國主流話語對華人他者的表徵,也應該關注美國華裔作家的自我表徵。長期以來在西方中心論的支配之下,為了達到控制其他種族的目的,西方表徵系統利用膚色之差異來想像、生產和製作東方。為了邊緣化、操控東方,西方對東方的表徵形成了一種固定不變的表徵系統,並且藉助於電視、電影、廣告等媒體不斷強化東方人的刻板形象。華人的自我表徵分為兩種情形:一是受西方表徵系統中東方固定模式的影響,為了迎合白人而在自己民族和文化當中尋找東方人的所謂智力低下、野蠻落後、被動順從等特徵,將其再現;另一種是以反思的眼光,審視整個族群在西方表徵系統中的位置,對處於西方語境下的種族和性別等問題提出質疑、解構和批評。這種以展示民族文化特色、建構自我身份與先在的表徵體系相對抗的做法顯示了一種民族責任感,是一種反表徵的策略。縱觀美國華裔文學,以上兩種表徵現象都存在。

2.語言作為表徵與反表徵的焦點

通過對霍爾表徵理論的剖析我們可以看出,語言在表徵過程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就美國華人移民而言,他們生活在以英語為「標準」語言或者確切地說以美國英語為「標準」語言的文化環境中。「標準」二字顯示了它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同時也是區分身份、種族、文化層次甚至階級等級的重要標誌。因此語言成為華裔文學表徵的一大主題。對於語言的表徵,一種情形是借語言來大作文章,嘲弄華人的洋涇浜英語,將其看成文盲、智力低下、非理性的標誌;另一種情形是從語言打開缺口,一方面利用主流文化的語言,一方面將本民族語言文化的某些特點摻進所謂的正宗英語,使其變得不純,從而消解西方話語霸權,弘揚民族文化,達到其反表徵之目的。以下將通過對不同個案的解讀來探查美國華裔作家對待本民族語言和文化截然不同的姿態。

總體來看,美國華裔文學主要反映了赴美華人移民及其後代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經歷,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語言、文化、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等。一些美國華裔作家為了躋身主流,「以白人的眼光,將種族主義的刻板形象投射到中國和中國移民身上。藉此將自己和『他者』中國、中國移民區分開來。他們以為這樣就完全融入美國主流了。」(Ma 1998: 117)其實他們這樣做可以改變自己的思想,但卻永遠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美國華裔評論家馬聖美指出:「美國華裔文學文本有很多東方化中國大陸赴美移民直至最後在美國出生的華人後代的現象,這種千方百計想擺脫自己種族身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一些華人心中隱藏著的自我仇恨的心理,同時也傷害了『他者』——中國和中國人。」(ibid.: 117)

譚恩美的《神秘百感》(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是一部融家庭、命運、愛情及迷信等多個主題為一體的小說,其中語言成為表徵人物特性的重要途徑之一。小說作者通過對書中兩個人物語言的設計,讓讀者感受了新與舊、先進與落後、文明與愚昧、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差異。《出版周刊》編輯威爾金森認為,《神秘百感》是一部「睡前催眠曲,但同時又比較糟糕。雖然作者堅信小說中琨講述的鬼世界的故事和奧利維亞的現代故事同樣令人著迷,但事實是琨那具有磁鐵一般吸引力的鬼故事壓倒了奧利維亞的現代故事。有誰能抵擋得了那些美妙的、古老的鬼故事呢?」(陳愛敏2007:210)顯然,這裡「古老的」「鬼故事」和「現代故事」將新與舊、科學和愚昧的對立表述得清清楚楚,同時將琨作為華人與奧利維亞作為西方人的界線劃分得十分明晰。但是,威爾金森在這樣說的同時又指出:對於在美國出生、長大,受到西方教育相信科學的奧利維亞來說,琨「沒完沒了的問題、支離破碎的英語和莫名其妙的樂觀精神又是奧利維亞感到尷尬的源頭」(同上)。威爾金森的這番話道出了她對琨的不滿,同時也讓讀者看出她對琨使用英語的態度。對於琨的語言另一位評論者則這樣寫道:「藉助琨,譚恩美塑造了這樣一個聲音獨特、又揮之不去的形象,她的洋涇浜英語界定了她的身份。」(同上: 210)兩則評論前者用「支離破碎」,後者用「洋涇浜英語」,足以說明他們對語言的關注和態度。可以說,書中琨和奧利維亞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她們的語言,小說作者賦予兩個角色不同的特色,琨的英語蹩腳、含混,足以顯示她的身份:一個外來的他者,一個勉強能用美國本土語言交流的他族人,而這與奧利維亞的流利、地道、清晰的英語形成了鮮明對照。作者這樣設計表面上賦予琨神奇的力量,但實際上給她身上打上諸多的東方人(外鄉人)的烙印:「她既是長著『陰眼』的預言家,同時又是胡言亂語、滿頭腦迷信的代表。」(Ma 1998: 116-117)馬聖美的評論為我們更好地了解作者精心構思人物之目的提供了幫助。馬聖美還透過譚另外兩部小說《喜福會》和《灶神之妻》中人物語言的設計,進一步探索小說作者的意圖。譚學會運用三種不同的聲音來表示不同的人物:用來表現美國人,作者就選用時髦、流暢的美國英語;用來翻譯中國故事,表現來自中國的移民就採用呆板、蹩腳的英語;為了逗笑、引起喜劇效果甚或嘲弄中國人就採用洋涇浜英語。(ibid.:117)這三種不同的聲音將本土公民和異鄉客、東方和西方截然分開。這種通過語言的設計來體現身份的做法不僅為譚恩美所為,同時也是其他一些華裔作家的表徵焦點之一。

3.話語作為表徵意識形態的方式

按照霍爾的觀點,語言是表徵的重要工具,語言構成了話語,而話語和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美國華裔文學書寫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話語體系,成為美國文學史中的一部分,近年來又在族裔文學書寫中獨領風騷,這顯示了華人在主流話語中地位的提高。但是,同時我們要關注的是,主要以書寫中國文化、中國人或者是美籍華人為內容的華裔文學既有正確、積極的表徵,也有錯誤、消極的再現,對於那些對中國文化不甚了了的西方人來說,錯誤的表徵會起到消極作用,正確的再現則會對傳播中國文化起到積極的作用。不僅如此,作為一種特殊的話語體系,美國華裔文學中任何形式和內容的再現都會對主流文化、西方讀者及政府等產生一定的影響,因為話語與權力、意識形態始終糾結在一起。

米歇爾·福柯揭示了話語所表達的不同含義。他用話語表示「一組陳述,這組陳述為談論和表徵有關某一歷史時刻的特有話題提供了一種語言或者方法。」(霍爾2003: 44)福柯認為,話語構造了話題,它界定和生產了我們知識的各種對象,它控制著一個話題能被有意義地談論和追問的方法,它還影響著各種觀念被投入實踐和被用來規範他人的行為方式。正是由於話語「採納」了某些特定方式來談論一個話題,限定一種可接受的和可理解的方法來談話、寫作或為人,所以,由於限定,話語也排除、限制和約束了其他的言談方式、與該話題有關的為人方式或建構有關知識的方式。福柯認為,話語從來不是由一個陳述、一個文本、一種行為或一個來源組成的;具有任一時期的思想方式或知識狀況特點的同一種話語會通過一系列文本以及各種操行的形式在不同的機構場所出現;「話語生產著各種知識。」(同上:45)

霍爾從語言出發,藉助於福柯的話語理論,闡釋了語言、話語與權力的關係。語言是構成話語的重要元素,但是話語一旦形成,必將對其它的表述方式起到排除、限制等制約作用,並生產出各種各樣的知識來。美國華裔文學書寫藉助於第一世界的語言,建構了不同於美國傳統文學史的一個有關華人生活的全新話語。它通過對東方、東方人、東方風情的描述和表徵,生產出關於20世紀初到中葉這段特定時期華人移民及其後代的有關知識。這些有關東方的知識(其中包括在這些知識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各種不同的藝術形式:詩歌、小說、戲劇、電影、電視等)在西方讀者心目中漸漸紮根,它限制、約束了其它的言談方式和知識(例如:來自中國官方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教科書)的進入,因此具有「權威性」。但是要看到這些被生產出來的知識有的是真貨,但也有贗品。那些有關中國的真實的、肯定的文學書寫必將對宣揚和推廣東方文化產生積極的作用,但那些對中國及其文化的不真實的甚至歪曲的表徵對東方文化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近一二十年來,美國華裔文學書寫在美國主流文化圈內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聲音,與非洲裔、西班牙裔、猶太裔等少數族裔文學創作一起融入美國文學的表徵系統,又以不同的方式來再現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歷史。美國華裔文學創作中並非是一種聲音,而是多聲部的大合唱:有迎合西方讀者的奉迎、附和之聲,也不乏那種鏗鏘有力的吶喊之聲,還有為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人民鳴不平的抗議之聲。如果說西方或者一些華裔作家利用固定的表徵系統來東方化中國和中國人,有意識地將其建構成具有異國情調、原始落後、智力低下的他者的話,那麼美國華裔文學書寫中另有一部分作家則利用西方的標準英語來反擊西方的表徵系統。其中有一些作家有意識地東方化中國,其目的是揭穿東方主義者的陰謀:「這種靈活的策略,是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反抗,是自我強大,而非自我仇視。」(Ma 1998: 25)

朱路易的《吃碗茶》被視為「美國華裔文學傳統的基石」(陳愛敏2007:215),「它從一個美國華裔的視角,而不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或者是按照白人意志行事的華人視角真實而準確地再現了在美國的華人移民生活。」(Chin et al.1991: 9)

《吃碗茶》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語言的混雜使用:作者採用置換、添加、不翻譯即直接將漢語和英語一起混雜使用等方式來表達生活在唐人街的男兒們的喜怒哀樂。小說中人物的語言既不是英語,也不是白人理想中的中國佬語言。他們的語言聽起來粗俗、刺耳,但是:

那種說話的方式和方法,那種語言的機智和巧妙確實是原汁原味唐人街男子漢們的語言。朱將廣東方言中的習語直接翻譯過去,所產生的效果是美國華人讀者聽起來悅耳,熟悉。朱的敏銳視覺和聽覺使得他的小說中見不到陳詞濫調、華而不實、故弄玄虛的語句。他熟悉唐人街的華人,他們的疾苦和焦慮,同時能迅速捕捉到他們的褊狹和寬厚。(ibid.: 32)

生活在唐人街的男兒們有家不能回,有親人不能團聚,內心的苦悶和滿腹牢騷無處發泄,他們的語言中使用了不少表示詛咒的粗話,說得最多的是:「×你媽的」(Wow your mother),「多嘴婆」(many-mouthedbird)等等。從地道英語的角度來看,所列短語是字典里找不到的,但它們在小說中的使用恰到好處。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很難知道其中的意思,像第一個例子,作者完全按照中文的意思直接翻譯,將原來具有對等意思的英語給予置換。第二例就更離譜了,因為英語中根本沒有這種說法,但卻是華人熟悉的語言,這樣的改造傳神達意,正是將他種語言為我所用的好例子。

除了添加和置換之外,小說作者還採用直譯法,來反映當時華人的生活:「一回生,二回熟」:The first time raw, the second time well done. (Chu 1961:157)「家醜不可外揚」:Family shame is not for the outsider.(ibid.:138)還有「綠帽子」green hat等,看得出來這些都是根據漢語的意思直接翻譯,但這樣恰到好處地表達了華人的思想感情,說明他們生活在主流話語包圍之中,為了生存不得不說英語,但是他們發揮自己的才智,將英語進行改造,變成了符合中國人習慣的語言,使其打上漢語的烙印。馬倫·K·霍姆對小說中的翻譯曾經這樣評論道:「朱路易將漢語忠實地翻譯成了英語,並保持了源語言的那種寓意豐富、栩栩如生的地道風味。」(陳愛敏2007:218)筆者認為作者將唐人街的英語呈現給西方讀者,並使其帶上濃重的漢語色彩,換句話說「自我東方化」,與其他一些華裔作家使用洋涇浜英語有著根本的區別。朱路易是以一個東方人的身份、一個長期生活在唐人街的居民的身份來捕捉和傳達他的所見所聞的,他刻意避免字面翻譯或直譯後再加註的做法,目的是為了不成為英語的奴隸,擺脫英語僵死的條條框框束縛。他這種做法是對正宗英語的嘲弄,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消解,這種積極的「自我東方化」是有意將漢語的習慣推向西方。

語言的反表徵或者「自我東方化」還體現在以趙健秀為代表的一些亞裔作家所編輯出版的兩本文集《唉咿》和《大唉咿》上。編撰者們取「唉咿」為書名,目的是用「自我東方化」的方法反擊東方主義,糾正亞洲人的刻板形象。「唉咿」來自於「西方收音機、電影、電視、喜劇漫畫書、美國白人文化中經常描述亞洲人在悲哀、痛苦、憤怒、詛咒時發出的『唉咿』之聲」(Chin1974: vii)。但是文集作者們並非是簡單的擬聲,他們將原來的漢語拼音「ai」之後加上了兩個「ii」和五個「eeeee」將聲音拉長,並用感嘆號結尾,足以傳達出生活在白人世界的黃種人蒙受著種族歧視的壓迫,處於有口難言,有怨無處申訴,流落他鄉,有家難歸的境地,同時感嘆號又鏗鏘有力地表達了這股壓抑的激情有朝一日要迸發出來的警示。不僅如此,在時隔17年之後,第一本《唉咿》文集的編撰者們又成功地編輯出版了《大唉咿》,將美國華裔和日裔的文學創作結集成冊,再次喊出了美國亞裔強有力的聲音。用編撰者自己的話說:「美國亞裔長期地被強行排除在美國主流文化之外,他們受到了傷害,感到悲傷、憤怒。他們要詛咒……這就是他們發出的『唉咿』之聲。這遠非是哀嚎、叫罵、驚叫聲,這是我們美國亞裔50年來的一致呼聲。」(Chin 1991: viii)的確,這兩本文集的出版使得作者(以及美國亞裔)「從無力的叫喊中獲得了力量」(Ma 1998: 26),從「自我東方化」中獲得了新生。兩個文集中收入的亞裔作家們的作品在美國文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得到了批評界的認可,同時作品中所描述的華人的生存狀況引起了當局的關注和美國人民的同情。這標誌著這些華裔作家們的巨大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講,「唉咿」不再是美國亞裔人的哀鳴,而是他們的吶喊聲,是對西方固有的表徵系統進行反表徵的有力舉措。

霍爾對錶徵實踐的獨到見解,對語言、話語和權力之間關係的深刻剖析,為我們解讀文學作品提供了新的視角,為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更是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美國華裔作家通過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形式,對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以及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表徵,這其中既有對已有的西方表徵系統中東方形象的迎合,也有對西方固定表徵模式的顛覆,其間始終隱藏著表徵與反表徵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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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外語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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