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被士大夫們推崇的「格君者」陸贄

陸贄起於下層官吏之家。早年失怙，十八歲中進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學宏辭科。但生在唐朝的他並沒有獲得宋朝那樣「焚香禮進士」的待遇。唐朝依然以門閥立國，非衣冠子弟，要想通過科舉躋身達官顯貴，不僅要有突出的文學才華，還要能到一二大官處干謁求位的本事。李白「高冠配雄劍，長揖韓荊州」，以失敗告終；陸贄任職小縣旋踵即遭免職，歸家探母途中拜訪當時著名經學家、壽州刺史張鎰，以求提攜。

張鎰開始時輕視這個無名晚輩，但交談三日，遂請與陸生做忘年交。臨別，張鎰拿出百萬錢相贈，說：「請作為母親大人一日之用。」但陸贄拒絕。他只接受了一串茶葉。後來，唐德宗李適因張鎰大力推薦而召見陸贄。當時張已任相。這是公元783年，用不了幾月，至高無上的天子就要被他自己的士兵搞得威風掃地。

陸贄見德宗，與八百年多前賈生見文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情景頗似，自視甚高的皇帝李適，對頗富辭藻的陸贄十分賞識，封為翰林學士，朝夕伴君在假山碧水間，共度快樂光陰。德宗並沒有意識到，伴君之人，其實是一位和賈誼一樣了不起的政論家。

翰林在李白的時代，就是一個陪皇帝詩酒娛樂的職位，但因為肅宗時平定安史之亂的現實需要，翰林一度由文學侍從轉變軍政秘書，成為皇帝身邊最為倚重的智囊角色。不過，聰明的德宗，並不需要寫一手漂亮文章的學士們在治國理政大事上指手畫腳。

德宗李適做雍王時曾破史朝義於洛陽，後與郭子儀等八人圖列凌煙閣，不愧太宗子弟，威風八面。但車駕從奉天再次顛沛梁州時，德宗只見山河破碎，村野荒涼，他嗚咽流涕，自認罪在朕躬。這時一樣飽經磨難的陸贄也感傷涕零，說罪在群臣。一時君臣對泣，淚灑朝堂。在場者無不下淚。

遙想當年初登大寶，勵精治道，搜羅賢才，派出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使團巡視天下，觀政得失，此時的唐德宗恰如《舊唐書》所說，「思治如渴，視民如傷。」渭南一個叫陸贄的縣尉，這時獻上治國方略，涉及如何考察民情，考核官吏、選材取士以及革新財賦等等。世人無不叫好，德宗拔擢其為監察御史卻不用其策。

《新唐書》指責德宗「猜忌刻薄，強明自任。」《新唐書》在道學上頗為自負，它由宋朝傑出的道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編撰而成。但其實新舊《唐書》並不矛盾。歷來只有自視聖明的領袖才會熱衷於選拔一個御用文人班子用文辭夸誕裝點盛世繁華，以此樹立威權，堅固正確。被史官認為「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的德宗李適在唐朝中後期的天子隊伍中寫詩作文，無可匹敵。他提拔陸贄為翰林，意在戲狎娛樂，隨從唱和，而不是叫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但翰林學士陸贄並不想過這優遊從容的日子。因為亂世近了。藩鎮諸侯的跋扈與紛爭愈演愈烈，而朝廷派去淮西的招討使卻久戰無功。陸贄頻頻上書，分析幽、燕、魏、汝、洛各州形勢，富有預見性地提出儘早調回東征精銳——神策軍固衛京師，以防不測，並呈上「固本削枝」的一套詳細對策，解決中央與藩鎮衝突的根本問題。但未見納。

公元783年10月，來自西北涇原的五千士卒舉家赴國難，到長安後遭到天子使者侮辱性的「犒勞」。饑寒交迫的士兵一怒洗劫了德宗的私人寶庫——瓊林和大盈。德宗連夜逃往奉天。不過，這場九死一生的災難性事件卻把翰林學士陸贄引向他人生中最輝煌鼎盛的一段歲月。

逃亡之途，文書頻遞，政令繁急，陸贄侍奉車駕，卻能瀟洒應對，所擬奏摺、詔令無不曲盡其妙，同職者拱手嘆服。史官這樣記述：「雖有宰輔，而謀斷決策，多出於陸贄。時人視之為『內相』」。這時，陸贄真正成為一位眾所仰慕的格君者。他與德宗親密無間，德宗對他言聽計從。私底下，德宗不直呼其名，而稱陸九。太子和王公也為他們的親密感到羨慕，當然也包括嫉妒恨。

徐復觀先生說，讀《陸宣公翰苑集》才知《舊唐書·陸贄傳》「頗勤儒學」四字之真正著落。他指責《新唐書》將此四字當閑筆墨刪去，實在不妥。其實《新唐書》沒有重視陸贄的儒生身份是時代使然，那時幾乎人人是儒生，士大夫無不用功於孔道。

但在陸贄的時代，儒學不過諸學之其一。眾所周知，韓愈一朝與釋爭高下，「夕貶潮州路八千」。有此背景的差異，便不難明白，陸贄與德宗的友誼小船最後被掀翻，也在這四字上。君主專制強調天子代天牧民，君主乃天意和天命所在。這是顛破不破的最高真理。因此皇帝為權原，不可置疑。只有極少數時候，才出現孟子所言的情況，我不見君主，只見獨夫。

然而人君畢竟是人，皆有人之欲惡，陸生欲修齊治平，就必須「弘道」而「格君心之非」。陸贄希望聖王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他上書德宗，意圖使他明白，天子不私其心，好惡都要與天下同。同時他請皇帝不要以為一人的聰明睿智可以澄清宇宙，那就好比一人秉燭游於森林。好的君主的做法是，「總天下之智，順天下之心，盡天下之情，以成治道。」

可是人君德宗從煌煌朝廷跑出來，他已成為孟子所謂的「獨夫」。三十年前，安祿山把唐明皇趕到西蜀，後來吐蕃人又把唐肅宗逐出長安。如今涇原兵又擁護朱泚長安稱帝，並與幽州節度使朱韜（朱泚之弟）相約瓜分天下，兵逼奉天。世道已亂，人心不古，誰都可以稱王稱帝，一個政權的正當性何在？此時勤王節度使李懷光又和皇帝鬧起情緒，按兵不前。他正在為宰相盧杞的饞言生悶氣。

陸贄要挽狂瀾於既倒，拯時局於危難，就必須重建皇帝的權威和唐王朝的正當性。但他提出的方案的是，皇帝必須下一道罪己詔，表明自己錯了，從此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按照儒家的設計，既然皇帝犯了這麼大的錯，那他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天命？德宗儘管也曾痛哭流涕地向大臣們認錯，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真的認為自己錯了。

事實上，朱泚亂平後，德宗和陸贄有一次關於納諫的著名辯論，暴露了這位人君的真實看法。德宗認為國家弄到這個地步，不但不是因為陸贄所謂的人君不能接受臣下的諫言，反而是他誠懇納諫的後果。德宗強調正是他太真誠而無防人之心才遭奸臣暗算。諫官們總是嘰嘰喳喳，所論卻大同小異，一加質問，就理缺詞窮。可這些人又愛炫耀，最後卻把過錯推到人君身上。如果他們真有高見，人君怎能不了解？

德宗不僅對他的大臣有意見，從陸贄請求下罪己詔的奏章里，我們還可聯想到他對天下人的質疑：如果君心有「大非」，那麼天下之心、萬民好惡就一定正確嗎？萬民不就是因為他們如羔羊般愚蠢、不知道怎樣才是好的生活，才有聖人施禮教而天下治嗎？由此才有陸贄關於庶民至愚至神的論述——群氓之蚩蚩，或昏或鄙，看似愚昧渾噩，不知道怎樣是善惡，如何為幸福，可是高高在上的君主一旦善惡不辯，好壞不分，得失不知，在野的庶民便看得清清楚楚。歷來宮廷隱秘，到頭無不廣傳民間。此即所謂民眾的神乎其神。

(唐德宗李適)

陸贄希望人君最好放棄以機智驅使民眾的念頭，民眾會因此變得刁鑽姦猾；若能以誠心對待他們，民眾也會淳樸忠誠。更何況，他提出更高一層的超越性概念——道，作為君心的最高參照。公元784年正月，焦灼已久的罪己詔《奉天改元大赦制》終於下了。由陸贄全權起草，德宗簽署，頒發天下。

「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罪實在予，永言愧悼。」全文真心實意，痛快淋漓，達到了陸贄奏章中所要求的「洞開懷抱，洗刷疵垢，盪去瘢痕」。

敕令下達之日，「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事後大將軍李抱真入朝，還又印證了這份詔書的魔力：「詔書傳到山東時，士卒無不感動哭泣，我看人情到這種地步，才明白其實叛賊不難平了。」

然而陸贄和德宗之間的角力繼續，並隨著叛亂平息而升溫，直到友誼的小船最終傾覆。

「罪己詔」實際上是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契約，皇帝藉此向他的臣僚和民眾重新取得權威和正當性。而且這種協議中達成的諒解也是暫時的，倘若皇帝不能兌現他所說的痛改前非，天下依舊載舟覆舟。對此，陸贄看的相當明確，他們認為根本沒有什麼另外的天命，因為「天聽」即「民聽」，「天命」即「民意」。由此，「君權神授」至少在理論上被修改為「君權民授」。

但就在下「罪己詔」的這年冬天，德宗便欲對自己立下的契約做一反駁。他示意群臣請上「神聖文武」尊號，以期找回一度喪失的「皇上聖明」。陸贄則繼續做嚴厲的反對。他說「天時人事，理必相符」，此時正是「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不但不該增加美名，反而應繼續「引咎降名，深示刻責」，這是獲得民意和天命的唯一機會。

就在他認為德宗被說服的時候，在皇帝行在的廊下，他驚奇地發現那裡陳放著兩個貯貢物的移動府庫，上面赫然有御筆題名「瓊林」、「大盈」！德宗竟然忘了就是這兩個皇帝私人府庫直接引爆了涇原兵變。「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未息」，德宗竟如此不思悔改。作為格君者，陸贄大感羞恥。他勸說皇帝將私庫納入國庫管理，並將庫中寶物犒賞前方平叛將士，以平民憤，聚士氣。

不管德宗心下如何不滿，至少此時他聽從了陸贄。但在是否節制一家獨大的李懷光的問題上，德宗沒有及早按照陸贄的建議部署，以致拿到丹書鐵券的李懷光依然造反，追殺德宗。「舊寇未平，新患又起」，陸贄說，根源在於「四軍懸壘，群帥異心」，而人君卻罔顧軍情瞬息萬變的實際，遙控指揮權。屯兵不為用，聚將而不使一心，徒滋事端。更重要的是，以暴制暴，窮兵竭財，轉嫁災禍，最後人心轉潰，而寇亂愈滋，陷入惡性循環。為此他上「御將之法」，但不能用。

事實上，無論是朝廷先前派去的李希烈，還是後來倚重的李懷光，以及叛黨頭子朱氏兄弟、李惟岳、田悅乃至後來殺掉李惟岳而投降的王武俊等等藩帥，他們無不是在喪失了對國家和政權的根本信仰的前提下，淪為權力和慾望的奴隸。誰給更高的官，更大的利益，他們就擁護誰。反之，稍有不滿就背叛。而涇原五千士原本是趕赴前線平叛的一支精銳，最後卻把皇帝趕出了京城。

這已不是單純的政權腐敗問題。在叛亂漸平，群臣紛紛反思寇亂之因，而德宗一面大封「定難功臣」，一面忙於尋找散失的六宮粉黛之際，陸贄把目光射向了唐朝立國的根本：究竟應由什麼人來組成政府，建制軍隊，官吏將士如何才能認同朝廷，如何在統治內部確立起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一百多年後，宋朝的開國君臣坐下來持久深刻地討論這些問題。文官政治的締造及祖宗之法的設計則是結果，但宋人「修文偃武」終究矯枉過正。

陸贄作為「內外屬望的正式宰相人選」，平亂後沒有如願拜相，反而「恩禮稍薄」，學士如故。承平日久，又罷去翰林內職，外做兵部侍郎。也就是說，他不再是具有特權色彩的內廷御前侍從，而是一名君主一視同仁的政府高級官員。對此，同朝為官、《陸宣公翰苑集》的編纂者權德輿沒有向皇帝身上找原因，他相信這是奸黨竇參從中作梗，小人吳通微、吳通玄兄弟合力傾陷。竇參因為彈壓陸贄而拜相，弄權枉法。吳氏兄弟則為德宗東宮時舊黨。據說他們把奏章文書寫得像他們的顏值一樣風華絕代，但他們嫉恨既會寫文章又有謀略的陸贄。

（韓愈）

貞元八年，他們等來了除掉陸贄的最佳機會。陸贄主持科考，以「通榜」之法，朝夕之間，幾乎把天下孤雋偉傑之士「一網打盡」，其規模之大，成效之高，前所未有。以韓愈為代表的一批沉寂下僚的英俊就此魚躍龍門。數年之內，這批人官至「台省」高位竟有十餘人，用韓愈的話說，個個「赫然有聲」。這一榜於是被當時稱作「龍虎榜」。

通榜取士即主考官考前已根據士林公論和個人交往胸有成竹，考試不糊名，考官迫於譏議而審慎公正，但有太過主觀，有失公允之嫌。陸贄為何如此急迫而不避公議地大批取士？這樣「科舉」勢必為竇參、吳氏兄帝聯合傾陷提供空間。他們大做榜書，指控陸贄舉人不實，更結朋納賄，一時朝野震動。陸贄面臨著空前的壓力。但德宗的處理結果卻讓人感到歷史的弔詭。

歷來皇帝的糊塗，至少有兩種，一種叫腦子有病，一種是自作聰明。德宗顯然屬於後者。龍虎榜事件中竇參的彈劾，最終給德宗造成了一種心理反彈，使他撫摸舊傷，回歸到正常的清醒。他不但神通廣大地從吳通玄的老婆那裡找到竇參陷害陸贄的證據，還查出竇參曾收受了一位藩鎮節度使的行賄，並過濾地認為，竇參有意謀反。

根本上說，德宗是最不相信陸贄受賄的人。德宗非常明白，陸贄這種人清廉和忠貞舉世皆知，他最大的問題是非常令人討厭。這也是德宗偏愛竇參等人的一個原因。德宗將竇參一貶再貶，最後置之死地，意在告誡所有人，生殺予奪，都在他一人。無論是誰想在他面臨擺弄是非，他都可以把他搞掉，即使是他最寵幸的人。

「龍虎榜」事件讓陸贄因禍得福，執掌起早該屬於他的宰相大印。這一事件的象徵意義比它本身更為重大。它蟄伏著謀國者陸贄由來已久的企圖——解決立國的根本問題，由哪些人來組織政府，如何構建國家認同和政治信仰。「龍虎榜」事件之後，以韓愈為中心的一批儒家士大夫走上話語權力的中心，他們重寫道統譜系，高舉恢復堯舜三代之治的旗幟，引發一場持續數百年重建人間新秩序的政治變革。

然而「堯咨禹拜，千載一時」，談何容易？格君者陸贄不是王安石，德宗更不是宋神宗。他密詔陸贄不要「太過清慎」，各道、州、府到長安來，給宰相送點禮物，是人之常情。諸如一根馬鞭、一雙皮靴之類，收了無傷大雅。這是聰明的德宗表現出的第三種糊塗：揣著明白裝糊塗。陸贄沒想到，皇帝竟然如此「慮事不通，有乖道理」，他嚴肅地講述了「利之小者，必害於大」的道理，指出吏治腐敗的根源就在於「行之又利，不行有慮」。他希望皇帝要作表率，以使上行下效。最讓德宗感到難堪的是，陸贄竟然對密詔本身也提出異議，請求君主以後不要給寵信的臣僚寫密詔了，這有損施政的透明和公平。

從州縣小官到宰輔大人，陸贄策論中提出的治國理亂、整頓吏治、集權放權，御帥鎮邊、求才考課，均節賦稅、養人資國等等思想涉及政治、軍事、經濟以及道德人心種種，用徐復觀先生的話說，「即使今日讀來也能聽到其有力的脈搏，後人在政治主觀覺悟中，更無法依稀其萬一。」但遺憾的是，德宗或愛其謀而不用，或貌雖從而心頗不悅。

有人勸陸贄愛其身，進言不要無隱，做官不要太峻，但他說「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但他生在一個在他看來媚道大行的時代。執政以來，「所用才什一」，他感到自己「一無所堪」。他想做管仲，曾以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向德宗闡述「得賢不能任」、「用而不能終」「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將損害霸業。然而正如《新唐書》所說的那樣，他以片心除眾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他逃出了竇參和吳氏兄弟的陷阱，又落入了裴延齡的魔掌。後者被認為是謊話連篇、弄虛作假者的祖師爺。

當初，德宗在太子府聽聞陸贄美名，欲召之麾下。後來君臣同心，共度艱難。返京後，皇帝曾派中使將其母接到京城奉養。即使有竇參從中搗亂，陸贄一度被罷職，德宗依然派人將其父的靈樞從吳會護送到洛陽安葬。記得守喪歸來的陸贄君前謝恩，伏在階前哭得爬不起來，德宗也感動得站起來去安慰他。但最後，他以宰相之尊上書彈劾奸蠹裴延齡，反被賊咬，險些被以「做太子賓客」的讒言推上斷頭台。

那個兩次與他感懷對泣、親切地叫他陸九的君王再也不要見他了。君王惱怒他忘恩負義。被放逐十年直至死去，君臣果然再沒相見。但後來有一次德宗讓人捎去慰問的詔書。

陸贄曾對德宗說，一個君主太聰明，事事由己、英明神斷，其實算不上君道，充其量不過是臣道。陸贄苦苦爭執的君道是什麼呢？徐復觀先生曾一針見血的指出，歸根及底是治道。因為權原在皇帝這裡，世人若要治道，就必須向君主開陳。後來朱熹說的很明確，就是必須有一個陸贄這樣的格君者，「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大根本。」而「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

（朱熹）

而所謂「格君」，便要促成君主摒棄自己才智和好惡，以天下之才智和好惡而治天下。君主處南面之位，操無為之術。舍己以從眾，違欲以遵道。如此方能使萬民之欲惡得以疏暢而發為善用，使天下之智慧得以總匯而用於治道。這是陸贄之願，豈非也是人類文明的恢弘願景？孔子所謂「唯堯則之，蕩蕩乎無能名焉」，漢儒稱文帝「躬修玄默」、宋人贊仁宗「他事皆不會，只會做官家」，其實都在說一件事：什麼是君道，如何是治道。

陸贄的事業在宋朝得到了真切而規模的推行。他也由此成為宋朝士大夫最「心有戚戚也」的一位格君者（假如他們堅持韓愈文富道淺的話）。但一套盡善盡美的國家治理體系本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宋人有他們自己的難解之題。

蘇軾、呂希哲等七人聯名上書宋皇，苦心孤詣推崇《陸宣公翰苑集》，稱「其論並不如經史百家那樣浩瀚而艱深，而是開卷瞭然，娓娓道來，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鑒。」《資治通鑒》引其論達三十九篇之多，長者近千言；南宋理學諸家亦以其論「皆治道之急務」，力陳皇帝；皆可謂用心良苦。

但問題還是那個老問題，即使人人能為堯舜，但六億神州沒有人成為堯舜。掌握最高權力的領袖和我們一樣，七情六慾皆備，一旦大權在握，他們又怎可能做到以天下之欲惡為欲惡，以天下心為心？20世紀50年代，雷海宗先生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感嘆現實的諷刺。

自認為才智超邁絕倫領導者從來都不會聽從陸贄這樣的格君者，他相信他比民眾更懂得他們要什麼，不要什麼，如何為幸福，如何為治道。他們更不可能「虛君」而治，反而往往把他們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民眾，更利用強大的現代國家機器為他們的「理想」而奮鬥，並要一切人為這「理想」而無私的犧牲，就像法西斯那樣。

（希特勒《我的奮鬥》）

今天我們相信我們走到了最接近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治道的偉大時代。我們接受了現代國家的主權、人權和民主法制等觀念，但中華文明的特質勢必讓中國的道路與眾不同，在綿延中變革前進。這種特質至少顯示在儒家政治的君道威權、他律與自覺，汲汲於「內聖之學」的修鍊（如菊香書屋中的晚年毛澤東和陽明山上的晚年蔣介石），選賢任能分治天下等傳統，也包括士階層對國家和政權的認同以及信念，以及來自歷史自身的政權合法性（不是西方社會由多黨競爭而產生的合法性）。

也包括儒道各家共同的假設——假如一個政府的管理者總是手忙腳亂、事無巨細去官事，那往往並不是出於社會本身的需要，而是我們一直在為一些人為的多餘的東西而彌補出更多多餘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