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科普特人問題探析

埃及科普特人問題探析[來源：《世界民族》李福泉　　　　　　科普特人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數民族，也是目前中東最大的基督教社團，約佔埃及總人口的7%-10%。科普特人問題是指科普特人在埃及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和處境問題。近二三十年來，這一問題對埃及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穆斯林封建王朝時期（公元7-18世紀）：二等臣民　　 　　　　在伊斯蘭教產生之初，「科普特人」泛指所有埃及人，他們主要信仰「基督一性論」。公元64〕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後，大部分科普特人開始改奉伊斯蘭教。到9世紀末，穆斯林已在埃及佔據了多數地位。而到11世紀，阿拉伯語成為埃及人的通用語言。最終，埃及穆斯林融合為阿拉伯人，科普特人則僅指保留原有信仰的那部分人。由於長期共居一地，相互交往，除宗教外，科普特人與穆斯林在體貌特徵和生活習俗等方面幾乎毫無差別。　　 　　　　7世紀後，埃及先後處在多個穆斯林帝國和地方王朝的統治之下。被稱為迪米人(Dhimmis,意為「被保護民」）的科普特人，一方面受到國家的保護，在宗教、司法和教育等方面享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但另一方面，又被視為二等臣民，依據「沙里亞」(Sharia,伊斯蘭教教法）要交納人丁稅，而且還在宗教和社會生活領域受到某些限制。依據《歐麥爾協定》，作為穆斯林提供保護的條件，非穆斯林要接受穆斯林的統治，不得談論先知穆罕默德、《古蘭經》和伊斯蘭教，不得修建教堂和會堂，不得騎馬和駱駝，不得把穆斯林當作奴隸，不得在復活節等節日舉行公開的宗教活動，不得展示十字架，不得與穆斯林婦女結婚，要穿特定衣服以示與穆斯林相區別，等等。自16世紀初埃及被奧斯曼帝國佔領後，這一政策又被「米勒特製」( milletsystem)進一步固定。在這一制度下，宗教發揮著極為重要的政治功能，它不僅是界定身份的先決手段，也是分配權力和資源的主要依據。穆斯林是理所當然的統治者，他們既握有國家大權，又支配社會財富；而科普特人則須承認哈里發、蘇丹或者國王的權威，交納一定的賦稅，以換得在群體內部享有一定的自治權。雖然米勒特製度使科普特人在政治上處於從屬地位，卻避免了帝國對其群體內部事務的過分千涉。19世紀以前，穆斯林與科普特人在埃及基本上長期相安無事，因此當時也不存在所謂的科普特人問題。　　 　　　　二、阿里王朝前期（1805-1882年）：步入中心　　 　　　　1798年拿破崙的入侵標誌著埃及進人了近代時期。自此，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公民觀念逐步傳人埃及，米勒特製度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科普特人的命運隨之發生轉變，其處境和地位逐步演變為事關埃及發展的重大問題。　　 　　　　1805年，在法國侵略者被趕出埃及後，穆罕默德·阿里奪取了國家政權，確立了其家族在埃及近150年的統治。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繼任者面對西方的壓力，第一次打破宗教界限，量才錄用，任命大量科普特人擔任政府官員。而且，阿里家族還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取消了教堂不得鳴鐘等禁令，對科普特人徵收的長達一千多年歷史的人丁稅也被廢除。1856年，奧斯曼帝國頒布法律，賦予帝國內基督徒與穆斯林同等的權利和義務。科普特人「被保護民」的地位首次發生重大變化。科普特人在政治地位提高的同時，其經濟實力也顯著增強，出現了許多大地主和大商人。據估計，19世紀後期，全國25％的財富為科普特人擁有，45％的公職由科普特人擔任。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科普特人開始逐步由邊緣步人中心。這一時期雖然科普特人與穆斯林大體上能相安無事，但科普特人地位的提高已巡到穆斯林的普遍忌恨。　　 　　　　三、英國殖民時期（1882-1952年）：嘗試融入　　 　　　　1882年，英國軍隊佔領埃及後，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矛盾逐漸浮出水面。英國殖民者解僱了大批科普特人官員，而代之以親英的穆斯林上層分子，致使兩者開始相互攻評。一戰爆發前，在埃及政府中任職的科普特人已經大幅度地減少。19世紀末、20世紀初泛伊斯蘭主義在埃及的廣泛流傳，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普遍疑慮。正如一位埃及歷史學家所言：「他們無法接受把伊朗、阿富汗和突尼西亞的穆斯林放在同等地位而把他們置於次要位置的思想。」受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在一些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中間出現了對立情緒。1911年，部分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先後召開相互對立的大會。不過，這只是少數人的行為，影響面有限。　　 　　　　一戰結束後，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解體，泛伊斯蘭主義在埃及銷聲旺跡，大量科普特人積極投人勃然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試圖融人埃及社會，以求得與穆斯林同等的地位。1919年反英大起義開始後，科普特人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許多人加人奉行埃及民族主義的「華夫脫」黨，有些人甚至成為其重要成員。1923年，埃及政府正式廢除米勒特製度，這大大激發了科普特人的權利意識。「華夫脫」黨重要領導人馬克拉姆·埃貝德（Makram Ebeid）雖然是科普特人，但他演講時頻頻引用《古蘭經》經文。1936年他甚至宜稱：「就宗教而言，我是一個基督徒；但就祖國而言，我是一個穆斯林。」近代以來，科普特人第一次廣泛參與了埃及國家的政治生活．成為反英鬥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雖然科普特人活躍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埃及獨立運動中，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他們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即便在革命年代，穆斯林對科普特人的懷疑、反感、憎惡和歧視也未消失。科普特人與穆斯林平等相處的願望，只是科普特人一廂情願的設想。科普特人大量加入「華夫脫」黨，不僅沒有贏得穆斯林的認可，反而引起了他們的猜疑。1928年出現的伊斯蘭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在二戰後勢力更加強大，使科普特人的危機感進一步增強。科普特人發現，踴躍參與反英鬥爭並沒有改善自身的處境和贏得穆斯林的信任。於是，不少科普特人採取另一種策略，力圖加強自我認同的意識。　　 　　　　20世紀30,40年代，在開羅等城市的科普特人青年發起了一場以組織星期天學校為主要活動內容的改革運動。許多年輕人周末聚到一起，學習《聖經》，批判教士的保守，討論科普特人的現狀。1952年初，一個年輕的律師組建了「科普特民族」黨，這是埃及現代歷史上惟一的科普特人政黨。它以維護科普特人的權益為目標，把「穆斯林兄弟會」視為首要敵人，其成員最多時達9.2萬人。20世紀50年代初，以「科普特民族」黨的建立為標誌，利一普特人開始正式由宗教少數派向現代民族轉變。他們試圖以此加強群體內部的團結，改變自身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地位，但1952年革命卻使這個願望迎受了沉重的打擊。　　 　　　　四、納賽爾時期（1952-1970年）：滑向邊緣　　　　1952年7月，以納賽爾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起義，推翻了法魯克王朝的統治。但這場革命在客觀上卻使科普特人在政治和經濟等領域進一步被邊緣化。這場革命是由以納賽爾為代表的穆斯林發起的，科普特人只是一個「旁觀者」。在「自由軍官組織」和其後成立的「革命指導委員會」中沒有一個科普特人。這場革命成功後，軍人執掌了埃及的國家政權，軍官擔任了許多的高級職務，而這與科普特人無關，因為科普特人向來極少有任軍官者。當時，在埃及總共90名准將及以上的軍官中，只有一名上將是科普特人。結果，埃及國家最高權力完全由少數穆斯林精英所掌控。　　　　　　這場革命成功後不久，「自由軍官組織」取締了其他一切政黨和政治組織，「科普特民族」黨和「華夫脫」黨被強行解散，科普特人由此失去了表達政治意願的渠道。而且，埃及政府頒布了《土地改革法》，沒收大地主的土地，隨後又實行國有化，把大批私人企業收歸國有，使科普特人大地主和大商人遭受重創。在這場革命前，富有的大家族的存在可以確保科普特人在國家議會中有充分的代表權；而革命後，由於其經濟實力遭到嚴重削弱，科普特人喪失了有力的政治代表。1957年，進行革命後的第一次議會選舉，結果無一科普特人當選。雖然科普特人的文化水平普遍高於穆斯林，但在政治、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全面下降。當時，沒有一個大學校長、學院院長、省長、市長和警察局長是科普特人；全國360個國有公司芷事長中，僅有10個是科普特人。在對國內處境改善無望的情況下，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起，大批中產階層的科普特人向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移民。這不僅造成了埃及本國人才的流失，實際上也嚴重削弱了埃及國內科普特人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　　 　　　　不過，納賽爾在主觀上並沒有歧視科普特人的意向，相反，他注意維護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之間的團結，使他們在就業、教育和參軍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納塞爾堅持政教分離，奉行世俗主義，關閉了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宗教法庭，沒收了大批宗教田產。同時，他於1954年和1956年兩次鎮壓「穆斯林兄弟會」，遏制了伊斯蘭主義在埃及的泛濫，這受到科普特人的普遍歡迎。納賽爾還使用總統特權，在每屆議會中任命8-10名科普特人議員。而且，他還在每屆政府中指定一位科普特人擔任部長。納賽爾與科普特人教會牧首吉利洛斯六世的關係也比較融洽，後者避免涉入國家政治，支持納賽爾的內外政策。作為回報，納賽爾允許科普特人每年建造25座教堂，1964年甚至還許可新建了一座聖馬可大教堂。由於主持修建聖馬可大教堂提高了科普特人教會牧首的聲望，牧首吉利洛斯六世獲得「教皇」稱號。　　 　　　　雖然納賽爾時期世俗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之間很少卷人宗教糾紛，但在革命後的國家權力和資源的分配中，科普特人卻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他們在19世紀時的黃金時期從此一去不返。　　 　　　　五、薩達特時期（1970-1981年）：處境艱難　　 　　　　1970年納賽爾去世，薩達特繼任總統。為對抗左派和納賽爾主義分子，他扭轉納賽爾時期的世俗化政策，增強國家政權的伊斯蘭色彩，利用和容忍伊斯蘭組織，導致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科普特人既面臨著來自政府的限制和壓力，又遭受著民間穆斯林極端分子的攻擊，處境日益艱難。　　 　　　　就任之初，薩達特曾多次讚揚科普特人對埃及文明的貢獻。他延續納賽爾時期在政府中任命一名科普特人為部長的做法，在他執政末期，政府中故至有三位科普特人部長。1973年，科普特人福阿德·阿齊茲·加利將軍在與以色列的戰爭中指揮了一支埃及軍隊，1980年他被任命為省長。他的經歷作為科普特人政治權益得到保障的例證，經常被薩達特提及。 但是，絕大多數科普特人把這些舉動視為毫無意義的表面工作，抱怨自身在遭受政府的歧視。據統計，1977年，在600名副部長級的政府官員中，科普特人只有14-15名。在高等院校，科普特人學生雖然成績優秀，但極少有人進入大學優等生名單。在教育受限的情況下，科普特人要求開辦自己的大學，卻始終巡到政府的拒絕。在新聞出版方面，穆斯林所辦的報刊很少受到約束，而科普特人所辦的報刊則要遭受嚴格審查。　　 　　　　而相比這些而言，在修建教堂和實施伊斯蘭教教法兩個方面，科普特人對政府最為不滿。無法自由修建教堂是科普特人抱怨最多的問題。1856年，奧斯曼帝國頒布法律，規定帝國內基督徒新建和修葺教堂要獲得政府的許可。1934年，埃及政府又增加了10項限制性措施。例如：規定教堂和清真寺、教堂和教堂之問要有一定的距離，並要考慮周圍穆斯林是否反對，等等。埃及共和國建立後，沿襲了這些規定，許可權歸總統所有。20世紀60年代以來，由於科普特人的人口數量持續增長，且其大量人口集中於城市，同時又由於宗教熱情高漲，致使科普特人急需更多的禮拜場所，但科普特人的中請卻往往被拖延或拒絕。薩達特起初承諾每年許可修建50座教堂，但後來食言，大大縮減數目，而建造清真寺卻不需要政府許可。在無法得到政府許可的情況下，科普特人暗中修建了大量名為用作他途、實為禮拜場所的「非法」教堂。1972年，在1442個禮拜場所中，只有約500個屬於合法建築。科普特人的這種做法引起了周圍穆斯林的忌恨，許多「非法」教堂遭到穆斯林極端分子的襲擊，造成多起流血衝突事件。　　 　　　　教法問題也引起了科普特人的極大不滿。薩達特上台後，自封為「信士總統」，提出把埃及建設成為「科學和信仰國家」的治國方略，大力藉助伊斯蘭教來增強其政權的合法性。1971年的埃及國家憲法就規定：「沙里亞是立法的主要淵源之一。」在國內伊斯蘭勢力的推動下，1977年國家議會提議制定法律，按「沙里亞」懲治罪犯，如：對飲酒者施以鞭刑，將已婚通姦者亂石擊死，叛教者處以死刑，等等。這引發了科普特人的強烈抗議。最終，國家議會放棄了制定這一法律的設想。但在同年4月，法庭又判定基督徒在皈依伊斯蘭教後不能恢復原先的信仰。而1980年4月的憲法修正案進一步規定，「沙里亞」是「立法的主要淵源」。在政府和民間推動下的伊斯蘭化使科普特人憂心忡忡，他們擔心自身又將恢復到原先的「被保護民」地位。　　 　　　　在國家宗教色彩日益濃厚的同時，伊斯蘭組織的勢力及其影響在政府的縱容下迅速擴大。它們起初以政府為主要敵人，但隨著宗教關係的緊張，開始以科普特人為重點攻擊對象。1972年11月，開羅漢卡地區的一個科普特人所建的「非法」教堂被一夥穆斯林極端分子燒毀，引發了現代埃及第一起嚴重的宗教衝突事件。隨著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之間的對立情緒的加深，宗教矛盾也迅速激化。1978年初，明亞省一個村莊的科普特人牧師被殺。1979年3月，開羅一座古老的科普特人教堂被燒毀。伊斯蘭組織更是藉機散發小冊子，惡意攻擊科普特人，給原本緊張的宗教關係火上澆油。它們指責科普特人教會企圖「以維護國家統一為名義建立少數人的獨裁」，妄稱科普特人的最終目的是「接管國家，驅逐穆斯林」。　　 　　　　與前任吉利洛斯六世不同，教皇舍努戴三世主張教會積極維護科普特人的權益。他對埃及政府官員放任、縱容穆斯林極端分子襲擊科普特人深表不滿。在1980年3月底亞歷山大大學的科普特人大學生遭毆打後，舍努戴三世宣布不舉行復活節慶祝活動，也不接受政府官員的例行祝賀。與此同時，科普特人移民在薩達特訪美期間遊行抗議。同年5月14日，回國後的薩達特發表演講，自稱是「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總統」，嚴厲譴責舍努戴三世挑撥宗教關係。而舍努戴三世被一些科普特人稱為「我們的總統」。在埃及歷史上，這是首次出現教皇與總統進行公開對杭的局面。1981年6月，在開羅郊區，穆斯林和科普特人因一塊土地的歸屬問題發生爭執，造成：18.名科普特人死亡、112人受傷的慘重流血事件。同年9月3日，薩達特下令逮捕了1536名各種反對派人士，其中包括170名科普特人牧師和主教。9月5日，薩達特廢黜教皇舍努戴三世，把他幽禁在一座修道院內。然而一個月後，薩達特卻被穆斯林極端分子刺殺。薩達特有意利用宗教的做法，不僅致使宗教矛後激化，也使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六、穆巴拉克時期（1981年至今）：大局未變　　 　　　　穆巴拉克就任總統後，面對科普特人的不滿情緒及國際社會對科普特問題的關注和指責，採取了一些減少宗教矛盾和改善科普特人處境的措施。他吸取薩達特的教訓，盡量避免在穆斯林中挑起反科普特人的情緒。在最富爭議的教堂修建問題上，他大幅度增加科普特人每年獲得修建教堂許可的數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普特人每年修建的合法教堂數目逐步增加。1998年1月，穆巴拉克進一步把批准權授予各省省長，使當年獲准建造的科普特人教堂數目史無前例地達到了237個。自此以後，再沒有出現科普特人申請修建教堂迎拒的報道。1996年，埃及政府又成立專門法庭處理50年代教會土地被沒收的問題。1998年，埃及政府歸還了其中的500畝土地。2001年，埃及政府甚至划出三塊土地專門用來修建科普特人教堂。在政治上，穆巴拉克也注意給科普特人一定的照顧。1995年，國家議會選舉中無科普特人當選，穆巴拉克隨即任命了6名科普特人議員。在穆巴拉克擔任總統後的每屆政府中，一般都有2名科普特人擔任部民，這個數目多於納賽爾和薩達特時期。　　 　　　　此外，針對多次發生的暴力事件，埃及政府在科普特人聚居區加強了警力，還要求「烏里瑪」譴責宗教衝突，強調伊斯蘭教的和平性質。穆巴拉克還在各種場合宣布科普特人是埃及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強調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友好關係。1983年，穆巴拉克恢復了舍努戴三世的教皇職位。在此之後，舍努戴三世不再與政府對抗，而是尋求和平共處。他否認埃及存在宗教衝突，多次宣布忠於國家。然而，這些舉措儘管滿足了科普特人的部分要求，但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他們對政府的不滿與怨恨。許多科普特人認為，他們在政治、教育、就業和宗教等許多領域依然無法受到公平待遇：雖然有極少數科普特人擔任政府高官，但他們無法對政府決策產生重大影響，所有關鍵職位向來由穆斯林佔據；山於許多企業和公司傾向於只接受穆斯林職員，出現了科普特人大學生為找工作而飯依伊斯蘭教的事件；國家給伊斯蘭教宗教人士發放薪水，而科普特教士的生活費則靠教會解決；培養阿拉伯語教師的學校只招收穆斯林，因為課程包括學習《古蘭經》；軍事和警察院校也停止招收科普特人。雖然政府不再拒絕科普特人修建教堂的中請，但大批「非法」教堂的地位問題依然沒有獲得圓滿解決。　　 　　　　但對科普特人而言，最大的威脅依然來自穆斯林極端分子。穆巴拉克就任總統後，堅決打擊和鎮壓極端的伊斯蘭組織，科普特人巡襲次數隨之減少，但宗教衝突的根源遠未消除。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宗教矛盾又開始激化。1987年，由於穆斯林極端分子惡意散布謠言（說科普特人偷偷向穆斯林婦女的面紗上潑一種化學物質，不久上面就會出現十字架形狀的斑點），因此在上埃及出現了大規模騷亂。後來，多次發生類似事件。20世紀90年代初，在開羅郊區，伊斯蘭極端分子強行向「安拉的敵人」科普特人徵收人丁稅。90年代後期，科普特人遇襲事件頻頻發生。雖然90年代末埃及政府大力控制伊斯蘭組織的活動，但宗教衝突從未停止。就在2006年4月，亞歷山大的三座科普特人教堂受到攻擊，致使7名科普特人和I名穆斯林死亡、數十人受傷。　　 　　　　目前，總體上而言，科普特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於穆斯林。許多科普特人接受過高等教育，通過個人奮鬥，成為擁有較高知識素養的專業技術人員或自由職業者。在埃及，有80％的藥劑師和30%-40％的醫生是科普特人，而在律師和工程師中科普特人也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可以說，科普特人已成為埃及中產階層的皿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量科普特人在城市從事清潔工等工作，處於社會的底層。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科普特人在就業方面受到穆斯林的歧視，但在埃及的西方公司往往只僱用科普特人，而西方國家駐埃及大使館也只通過科普特人在當地開展文化活動，這使科普特人在經濟等方面獲益匪淺，不過這使得穆斯林極端分子把他們視為「敵人（基督徒）的朋友」。在政治上，除20世紀90年代曾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加利這一特例外，科普特人遠遠不能發揮與其人數相稱的影響力。在埃及這個伊斯蘭文化占絕對優勢的國家裡，科普特人文化的生存空間極為狹小。它不僅得不到埃及政府的保護，反而受到忽視和壓制。在中、小學，不存在與科普特人歷史和文化有關的課程。近年來，雖然科普特人教會和民間組織積極宣揚自己的文化，但並不能改變其衰微狀態。　　 　　 　　七、問題與前景　　 　　　　科普特人雖然不是「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但顯然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國家公民。他們不僅受到來自埃及政府的一定限制，也遭到民間普通穆斯林的歧視，而且他們還是極端伊斯蘭組織發動的暴力襲擊的主要受害者。科普特人問題的存在，直接影響到埃及國民的團結和民族國家的建構。然而就目前來看，科普特人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解決。　　 　　　　首先，傳統的伊斯蘭政治觀與現代政治觀的衝突是科普特人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而這種衝突在短期內難以得到化解。在近代以前，科普特人作為穆斯林統治下的「被保護民」，雖然受到多種限制，但基本上享有宗教自由，他們與穆斯林也大致能夠相安無事，米勒特製度則以比較妥善的方式解決了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問題。但在近代以後，這種制度便難以為繼：一方面，日益擴張的國家權力不容許任何自治團體的存在；另一方面，西方公民觀念的傳人和民族意識的覺醒使科普特人不滿足於「二等臣民」的地位。19世紀中期，奧斯曼帝國原則上賦予帝國內的基督徒與穆斯林同等的權利。在1923年埃及政府廢除米勒特製度後，科普特人正式由昔日的「被保護民」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公民轉變。這就要求埃及政府拋棄伊斯蘭教主導下的統治秩序，大幅度削弱宗教認同，以民族國家為首要的忠誠對象，把包括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在內的所有埃及人視為平等的國家公民。　　 　　　　然而，雖然世界已進入民族國家的時代，但埃及政府並未完全拋棄舊有的穆斯林政治觀念。而且，許多埃及穆斯林自視為國家的主人，延續傳統思維，依然把科普特人視為「被保護民」。在這種氛圍下，部分穆斯林認為，應該鼓勵科普特人皈依伊斯蘭教，而把穆斯林改奉基督教視為「奇恥大辱」和對伊斯蘭教的襲讀。當前，在埃及的伊斯蘭組織中，除「中間黨」真正承認科普特人的平等地位外，其他組織都固守著傳統的伊斯蘭政治觀。「穆斯林兄弟會」雖然也一再聲稱願意與科普特人和平共處，但前提是科普特人接受「被保護民」的地位，服從穆斯林的統治。該組織還要求科普特人繳納人丁稅，反對他們建造新的教堂，也反對他們在政府和軍隊中擔任高級職務，聲稱如果有一個科普特人被選為總統，他們將拒絕接受。在埃及進入現代社會後，科普特人要求徹底改變「被保護民」的地位，享有民族國家下的各項公民權利；但伊斯蘭組織不僅否決這項要求，而且企圖重建伊斯蘭政治秩序，把科普特人變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這種對立與矛後恰恰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宗教衝突產生的根本原因。學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在研究埃及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後就曾尖銳地指出，伊斯蘭政治制度根本無法包容數百萬的科普特人。因此，要想使埃及穆斯林尤其是伊斯蘭主義者接受和適應現代政治觀、把科普特人接納為平等的公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次，國民的認同問題和由此決定的科普特人在國家中的地位問題難以獲得妥善解決。　　　　　　認同不僅是心理層面的內在感受，更具有重要的社會政治功能。對於埃及而言，無論塑造何種政治認同，如果不把人數多達500萬的科普特人涵蓋在內，便不可能實現國民的和諧共存。從一定程度上說，科普特人問題就是埃及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能否形成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認同是其關鍵所在。20世紀以來，泛伊斯蘭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等思潮先後在埃及廣泛流行，但對國家應以何種屬性為基礎構建認同始終沒有達成共識。總體上來看，埃及有三種主要的屬性，即埃及屬性，阿拉伯屬性和伊斯蘭屬性，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時期所強調的屬性重點不同，而這直接關係到科普特人在國家中的地位和處境。　　 　　　　「埃及」屬性根植於7000年輝煌的歷史，以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共同居住的祖國為基礎，具有強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正是在這一點上，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可以達成共識。事實證明，當埃及政府突出埃及屬性的時候，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就能夠團結共處，科普特人也能廣泛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科普特人積极參加奉行埃及民族主義的「華夫脫」黨，爭取國家獨立，而這20多年也恰恰是宗教關係最為融洽的一段時期。　　 　　　　「阿拉伯」屬性是20世紀埃及國民認同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與敘利亞基督徒不同，科普特人並不認為自己是阿拉伯人。因此，科普特人對阿拉伯民族主義並不熱心．在20世紀40年代甚至還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阿拉伯民族主義只會使自己被邊緣化，阿拉伯統一隻會使自身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雖然阿拉伯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以世俗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但埃及政府在內政、外交方面卻又利用伊斯蘭教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一些科普特人因此把「阿拉伯聯盟」視為宗教組織，「華夫脫」黨早期領袖柴格魯爾就曾認為阿拉伯統一運動將會激起宗教狂熱和引發宗教矛盾。　　 　　　　埃及作為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伊斯蘭」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屬性。如果說科普特人支持埃及屬性、排斥阿拉伯屬性，那麼他們堅決拒絕和反對伊斯蘭屬性。埃及近代以來的歷史說明，凡是埃及政府強調和凸現伊斯蘭屬性的時期，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必然緊張。薩達特就任總統以後，埃及的宗教矛盾被激化，這正是國家和社會伊斯蘭化的惡果。因為宣揚伊斯蘭屬性絕非簡單地強調宗教認同，而是直接關係到國內權益分配的重大問題。如果埃及自我定位為一個穆斯林國家或者伊斯蘭國家，就難以保證科普特人與穆斯林處於同等的地位。　　 　　　　顯然，無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還是（泛）伊斯蘭主義，都會對埃及國民產生強烈的分裂效應，只有淡化「阿拉伯」、「伊斯蘭」屬性，突出「埃及」屬性，才可能使科普特人享有應得的權利。然而，由於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伊斯蘭組織勢力目前在埃及依然強大，穆巴拉克政府面對壓力，不可能像納賽爾時期一樣推行比較徹底的世俗化政策，伊斯蘭屬性仍將在埃及的政治認同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第三，埃及政府和公眾始終不能充分重視科普特人問題。穆巴拉克上台後，雖然科普特人不時遭到襲擊，權益無法得到保障，但政府卻有意迴避科普特人問題的存在，沒有把化解宗教衝突、改善科普特人的處境作為重要任務。科普特人問題在埃及成為一個隱而不談的話題，政府和大多數公眾人物都否認埃及存在科普特人問題，認為它是反對派和外國媒體有意誇大的結果。在穆巴拉克看來，政權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伊斯蘭組織，宗教衝突只是這一更大挑戰的副產品。只要伊斯蘭力量得到控制和被削弱，所謂的科普特人問題就會隨之恢復到「原先基本上無害的狀態」。　　 　　　　1994年5月，埃及社會學家薩德丁·伊卜拉欣任主席的「伊本·赫勒東發展研究中心」召開國際學術會議，專門討論包括科普特人在內的中東和阿拉伯世界少數民族的權利問題。會後發表的絕大多數文章（佔90%）都拒絕承認科普特人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反對公開討論這一問題。但這次會議在歷史上第一次使科普特人的處境和他們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此後，輿論的壓力促使穆巴拉克採取了一些旨在改善科普特人處壠的措施。進人新千年後，埃及政府把科普特人的聖誕節(1月7日）定為國家節日，又允許科普特人建立一家衛星電視台。但是，沒有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關注與相應的制度保障，這些零散的舉措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科普特人問題。　　 　　　　最後，科普特人自身缺乏足夠的維權能力和意識。20世紀，科普特人為提高自身的地位，嘗試了不同途徑。一戰後，科普特人試圖融人埃及社會，以求得與穆斯林同等的地位，但這一努力以失敗而告終。儘管科普特人對國家絕對忠誠，卻並沒有被穆斯林接受為「平等和合法」的埃及公民。埃及共和國建立後，大量科普特人移民到國外，反映了他們對本群體通過自身努力改變所處境況的無望。20世紀70年代以來，身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的科普特人移民創辦報刊，「揭露埃及政府對科普特人的壓迫」，又遊說當地政府向埃及政府施壓。目前，在國外影響較大、非常活躍的科普特人組織是由米歇爾·穆尼爾（Michael Meunier）於19％年建立的「美國科普特人協會，" (U.S.Copts Association)，但這不僅無助於改善國內科普特人的處境，反而致使穆斯林懷疑科普特人對國家的忠誠。　　 　　　　近年來，面對伊斯蘭組織的威脅和埃及政府的漠視，越來越多的科普特人主張在埃及認同之外，加強和突出科普特民族的認同。但是即便如此，當前科普特人仍然嚴重缺乏組織性和凝聚力，沒有自己有力的政治代表，無法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科普特人分布於全國各地，在任何一個省份和城市都不佔多數，從來沒有提出過自治的要求，更不可能企圖建立本群體的國家。而對科普特年輕人而言，宗教依然是主要的意識形態，但現任教皇舍努戴三世由政治行動主義轉向無為主義的事實表明，教會無力維護科普特人的權益。另外，由於埃及「政黨法」規定，任何政黨不得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科普特人又不能擁有自己的政黨。因此，在遇襲事件發生後，科普特人往往只是進行口頭杭議，而不能團結一致向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結果，科普特人自身處境的改善只能仰賴於政府的「善意」。總之，科普特人問題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獲得解決，埃及將依舊在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道路上躑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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