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紅樓夢》和張愛玲也深陷抄襲門

張愛玲深受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文學的滋養。

《紅樓夢》深受《金瓶梅》的供養。假如這兩部作品的作者活在今天，會不會像那些IP劇一樣深陷侵權風波？或是像張愛玲一樣，被傅雷那樣的大家撰文大肆批評？

文/陳艷濤

《紅樓夢》是現代作家取之不盡的營養庫，從巴金的《家》《春》《秋》到今天的網路作家流瀲紫的《甄嬛傳》，處處可見其影響。

實際上《紅樓夢》也深受《金瓶梅》的供養，從人物塑造、遣詞造句到人物對話、場景描摹，都有很多《金瓶梅》的影子。

《紅樓夢》第十三回脂硯齋有批：「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閫奧。」自此，對於二書之間的關係，有脫胎、倒影、改寫等說法，都注意到了後者對前者的借鑒和超越。

假如這兩部作品的作者活在今天，會不會像那些IP劇一樣深陷侵權抄襲風波？或是像張愛玲一樣，被傅雷那樣的大家撰文大肆批評呢？

1966年張愛玲定居美國，至1995年離世，期間以十年時間研究《紅樓夢》，此書正是其晚年多年研究的結晶。

張愛玲深受中國古典小說的滋養，她的作品時常能看見《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等的影子。傅雷寫過一篇文章，批評張愛玲的《連環套》：「西班牙女修士的行為，簡直和中國從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樣……

她的人物不是外國人，便是廣東人。即使地方色彩在用語上無法積極地標識出來，至少也不該把純粹《金瓶梅》《紅樓夢》的用語，硬嵌入西方人和廣東人嘴裡。這種錯亂得可笑的化裝，真乃不可思議。」

《海上花列傳》全書由文言和蘇白寫成，其中對話皆用吳語，是中國第一部方言小說。後世張愛玲曾將其翻譯為國語，命名為《海上花》。圖為《海上花》劇照。

就像張愛玲本人一樣，以前我對傅雷的批評不以為然，等到重讀《金瓶梅》，才感嘆傅雷眼力之毒。印度商人雅赫雅和廣東養女霓喜調情時的話，竟然和孫雪娥奚落春梅時一樣—「幾時養的姐姐這樣大了？」西班牙修女梅臘妮的口氣也和在西門慶家裡出入的媒婆、尼姑神似。

難怪傅雷說其「措詞用語，處處顯出『信筆所之』的神氣，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傾城之戀》前半篇，偶爾出現「為了寶絡這頭親，卻忙得鴉飛雀亂，人仰馬翻」的套語，幸而還有節制，不過小疵而已。

《傾城之戀》男女主人公邂逅的浪漫之地。

但到了《連環套》，小疵越來越多——「兩個嘲戲做一堆」「是那個賊囚根子在他跟前……」「一路上鳳尾森森，香塵細細」「青山綠水，觀之不足，看之有餘」「見了這等人物，如何不喜」「他觸動前情，放出風流債主的手段」「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那內侄如同箭穿雁嘴，鉤搭魚腮，做聲不得」……

假如細讀過《金瓶梅》，就會對傅雷所列舉的這些句子相當眼熟，發生在西門府里的人物對話和情景描述，出現在摩登的殖民地香港，的確顯得突兀。但張愛玲是太好的作家，那些來自《金瓶梅》《紅樓夢》里的話，被她嫻熟地改編成了自己的句子，無縫對接在現代小說里，讓她筆下的每個人都變得人情世故老辣，口齒伶俐。

傅雷認為「文學遺產記憶過於清楚」，對張愛玲這樣的作家來說，是一個危機。但實際上，張愛玲並不只是從中國的「文學遺產」里汲取營養，從西方文學裡她也能相當純熟地抓取養分——她的作品裡埋藏、改造著許多英文金句。

傅雷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

《傾城之戀》里，范柳原在英國生活日久，頗有英人的幽默之風，和白流蘇調情時既有甜蜜的情話，又有深刻的人生哲學或反思，出語如繁花絢爛。

學者錢定平撰文，考據出范柳原那些精彩情話的英文淵源。比如白流蘇說自己是最無用的女人，范柳原說「無用的女人是最厲害的女人」，來自英美人所說的「The useless woman ,the heroine, and the monster」（無用的女人是英雄和猛獸）；比如范柳原說自己的情話「不但要背著別人說，還得背著自己」，和英美人說的 「You could talk behind ones back but also behind yourself」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香港淪陷後的轟炸，范柳原感慨「這一炸，炸掉了多少故事的尾巴！」，而英語里凡是談小說寫法的書里，最後總會講解「Story Tails」（故事的尾巴）怎麼處理。在張愛玲的小說里，這種例子極多。

在1984年許鞍華執導的《傾城之戀》中，周潤髮飾演范柳原，繆騫人飾演白流蘇。

實際上，不只是張愛玲會活用，唐宋至今，中國文學裡相互借用的詩詞歌賦極多，很多都已分不清誰才是最初的原創者。但無論是《紅樓夢》對《金瓶梅》的傳承，還是一代代詩人的彼此互用，都是加入了個人的理解和風格之後，純然化入其作品裡，並不是複製、粘貼那樣的低水平抄襲。

也因此，《紅樓夢》仍是閃耀著光芒的偉大作品，張愛玲仍是上世紀40年代「中國文壇最美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