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講兩岸「大學語文」 意識形態影響課程設置

東方早報

[摘要]從一開始，台大校長傅斯年就強烈堅持要守住中國文化的命脈，因此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幾乎都教過「大學語文」。直到今天，大學語文依舊是台大的必修課程。

北大教授陳平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受歷史影響，陸台港三地大學中文系發展出截然不同的學術路徑。「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就現代文學而言，大陸大力提倡、台灣嚴加抗拒、香港是逐漸接受。」6月9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陳平原，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以「中文系的使命與情懷——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文的"文學教育』」為題，講述兩岸三地最具影響力的三所大學的中文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軌跡與特質。

解放前後，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中文系悄然發生著改變。1948年解放軍進城時，北大中文系開設有42門課程，第二年只剩下11門。不僅課程，中文系的師資也進行了大規模調整。當時，全系講師以上的教職人員共有28人，而其中原屬於北大的教師只有8人，其餘則都來自清華、燕京等大學。同時，北大中文系的教育觀也在變化。最耐人尋味的改變便是校慶的時間，由建國前的12月17日調整為5月4日。校方當時的解釋是：12月是冬天，而5月是春天。不少人對這個解釋感到勉強，各種揣測一時甚囂塵上。其中，有一種揣測是，12月17日恰好是老校長鬍適的生日，而胡適在建國後的形象，已經由進步人士轉變為美蔣走卒。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收復了台灣，把日據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改為「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而台大中文系，正是從1945年國民政府收復台灣之後才建起的。台大中文系的建立使得台大逐漸走出日本殖民教育，不僅改變了台大原有的教學語言、學術傳統，更改變了整個意識形態。有趣的是，台大中文系師資力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源於北大，甚至整個中文系的班底就是出自北京學術圈。直到十幾年前，台大中文系的風格依然可以看到老北大的影子。

而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港中文），當時所處的是另一種體制系統——英國體制。港中文的創立對應香港大學，兩所大學恰成有趣的對比。1963年，新亞、聯合、崇基三所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港中文中文系的創建，學的不是香港大學，而是民國時期的大陸高校的中文系。「香港大學的中文系相當於英國大學的漢學系，文學、史學、考古、藝術融為一體。直至今日，外國大學的漢學系也都是如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個世界」的意識形態嚴格區分。台灣、香港重英美，大陸傾蘇俄。1950年代，中國大陸獨尊蘇聯，1960年代以後依然受蘇聯深刻影響。如此一來，「同樣是中文系，三所大學其實都受到冷戰格局的影響，這邊在談反帝、那邊在說"反共』。大學的意識形態落實到中文系，卻都有自己的方向。」陳平原認為，民國的文學教育體系，在20世紀中期的三個大學中發展成迥然不同的路徑。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各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置，不難看出它們當時的路徑與取值。

北大：民間文學成為主流

北大的情況，和當時大陸其他的大學是一樣的。1950年中央教育部出台了規定，「新文學」必須作為專門的課程開設，而且還設立了一個專門的領導小組。這個新文學課程兩年後改為「現代文學」，在當時實際上是服務於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且當時大陸還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各個中文系的老師必須是黨員。

然而，於1950年代剛剛崛起的現代文學教育，在1960年代便備受壓抑。除了魯迅，絕大部分作家都被揪出打倒。「為何現當代文學老師都有強烈的政治熱情，喜歡錶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因為現代文學的發展和政治背景實在是關係密切。在北大，現當代文學老師遠遠超過古代文學老師，也足以可見，大陸中文系對現代文學相當關注。」

除了現代文學，北大中文系還開設了文學理論課程。為了貫徹主流的意識形態，1950年代以後，大陸所有中文系都要開設這門課，以探討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貫徹到文學理論中去。1954年，北大中文系文學理論課開班，授課教師是蘇聯著名文學理論家畢達可夫。那時，各個大學都要派人來聽這個班，回去之後再各自編寫教材教給學生。還有一門名為民間文學的課程，也有人稱之為俗文學，兩者區別在於民間文學只講口頭文學，俗文學還包括書面文學。1950年代以後，民間文學成為主流的中國文學，這也是中國大陸中文系的主要課程特點。

台大：左翼文學不能講

另一邊，台灣當局的政策決定了他們抗拒大陸所提倡的現代文學內涵。尤其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是輸在了「宣傳」，輸在沒有控制住1930年代的意識形態。因此，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在1950年代以後，遭到了台灣學術界的排斥。陳平原認為，「當現代文學在北大中文系起伏不定的時候，台大中文系卻波瀾不驚」，穩定地處於邊緣地位。在1987年解除戒嚴之前，台灣當局不容許出版左翼文學書刊，也不能提及魯迅，就只能講胡適和徐志摩。

儘管對現代文學很是抵觸，台灣各大學的中文系卻十分尊重傳統，重視古典。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大課程為例，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一國文」課程。「大一國文」是為所有大一新生開設的課程。可以說，真正把國文傳統重新建立起來的，是當時的台灣。從一開始，台大校長傅斯年就強烈堅持要守住中國文化的命脈，因此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幾乎都教過「大學語文」。直到今天，大學語文依舊是台大的必修課程，不管什麼專業，每位學生一定要修四到六個學時的「大學語文」。

1952年，因仿照蘇聯體制走專業化道路，大多大陸學校不再開設此類課程。直到「文革」結束，在蘇步青、徐中玉、匡亞明等學者的努力下，「大一國文」於1980年恢復開設並更名為「大學語文」。但大學語文課仍然辦得不盡如人意，即便是北大、清華，地位也只是選修類課程。

當時，台大還有一門很有意思的課叫「戲曲研究」。陳平原認為，中國大陸的戲曲研究有三種路徑，一是以王國維為代表的考證派，二是吳梅為代表的強調曲律的模式，第三則是以齊如山、周貽白等為代表的強調劇場的研究。195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敘事研究的主力在大學中文系，和戲劇學院分開。戲劇學院可能會講劇場，大學中文系則講歷史考證，走王國維的道路。相較於大陸中文系裡戲劇學教授很多沒有舞台經驗，台灣中文系的戲劇教授很講究舞台實踐，而非純粹做考證研究。

港中文：逐漸接受現代文學

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兩岸三地最有可能跟西方漢學對話的便是香港學術界。在當時，香港大學中文系第一年的課程里，設有翻譯課程。這個課程包括中譯英、英譯中，還包括講授有關中國文學、歷史、地理、考古、美術等領域的英文著作，以及欣賞歐美的英文藝術著作。這些在現在來看，就是西洋漢學。1960年代開始，崇基書院也要求港中文學生學習翻譯和歐美研究。文學院考分最高的就是翻譯學系。後來，香港其他大學也陸續開設這類課程。

同時，在海峽兩岸針鋒相對的當時，現代文學在香港的處境十分微妙。一方面其意識形態屬於西方，但另一方面地緣、文化等其他方面，香港的課程裡面沒有完全排除內地的課程模式。「文革」時，大量文人湧入香港，所以香港的政治環境相對台灣要寬鬆得多。1956年發布的「中國中英文中學語文讀物」里，初中三年的範文有87篇，其中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有37篇。既有比較容易接受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也有比較敏感的魯迅作品。要知道魯迅的書當時在台灣可是禁書。陳平原猜測，批評或許也是一種宣傳。在「文革」時期大陸對左翼文學的批判下，台灣和香港激進的人士出於好奇開始關注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因此，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在香港得以逐漸進入學界。香港對於現代文學階段的劃分，也和大陸十分一致，「就連課程講授，也是由李輝英等南來文人來講。」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兩岸三地，台灣大學在走出日本殖民教育陰影的同時，因害怕共產黨的滲透而拒斥五四新文化；香港中文大學的課程設計明顯不同於香港大學，但也對大陸的政治和文化保持高度警惕。」當時，大陸大學的中文系甚少與港台學術界往來，而港台中文系之間的學者走動和學術交流卻十分頻繁。陳平原教授總結，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政治亂局的塵埃逐漸落定，兩岸三地的學術及文化才開始良性互動，「這個時候，最大的公約數是1930年代中國的大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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