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崙岩： 莫讓「佔中」變占「中」——談中國如何避免顏色革命之危

——談中國如何避免顏色革命之危

　　作者按：日前，參加環球時報年會，圍繞「顏色革命離中國有多遠」同台討論，幾位將軍與某社會主義學院教授就顏色革命之性質爭執起來。我也利用這個平台，闡述了一番自己的觀點。其實，強調「顏色革命」是特指的，不過是討論問題的前提，關鍵在於「要防顏色革命，先反和平演變」，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沒想到，主持人卻以「冷戰思維」相調侃。難道今日之中國，就那麼怕提「反和平演變」?沒有硝煙的戰爭就在我們身邊，港亂的烽火不是為搏美人一笑，還要自我麻木到幾時?

　　在香港「佔中」終極清場的日子裡，發表我月前寫的文章，以做總結思考。

　　香港「佔中」終於清場，但事情沒完。曠日已久的風潮，給安逸中的國人敲響了警鐘，應該引起一些思考。

　　顏色革命離我們有多遠？

　　講了多年穩定壓倒一切，人們也盼望穩定，但就連這塊素以世界最穩定之地自詡、政府和民眾也都冀盼長期穩定的「自由港」，一夜間就變成風狂潮虐的亂地，令遊人不敢踏足，百姓生計遭殃。無論你願意承認與否，西方媒體將香港「佔中」定性為港版顏色革命是不爭的事實，而不斷披露的背後黑幕和現實上演的西方推波助瀾的活劇，也在向世人說明著、證明著一切。

　　顏色革命離中國有多遠?問題已不成立。因為它明白無疑地已經在中國土地上發生，只不過這塊土地是中國的特定地域，只不過它沒有成功，沒有達到策動者的預期圖謀。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發文表露了這種意圖：《香港「佔中」啟發了大陸人》，文中說「香港及其抗議者似乎給他們展示了作為中國人的另一種方式。」這「另一種方式」內涵不言而喻。可見，港版顏色革命沒有「一國兩制」邊界，奪取特別行政區管治權只是初級目標，把「戰火」引向內地、搞亂大陸才是高級目標。當然，這兩級目標眼下都未實現。但沒有實現，不等於不會實現;平息一次，不等於沒有二次三次;局部發生，不等於不會在全局發生。港亂是一個信號，一個前奏，一個預演，儘管失敗了，還會繼續。它告誡國人：針對中國的顏色革命已經發生在我們身邊，我們正處於顏色革命由準備階段向發動階段推進的危局中。這絕非無由之言。

　　應當明確，今天特指的「顏色革命」，不是真正革命意義上的人民民主運動，而是一種帶有西方戰略背景的政權顛覆活動。從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2000年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被反對派趕下台抓捕入獄，2003年喬治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伊拉克「紫色革命」、黎巴嫩「雪松革命」和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2007年緬甸未遂的「袈裟革命」，2009年摩爾多瓦和伊朗先後發生而未遂的「推特革命」，2011年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發的「阿拉伯之春」，到今春烏克蘭「二次顏色革命」以至香港的所謂「雨傘革命」，前後十多次，林林總總，形式各異，但本質上都是由西方背後策助的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街頭政治對抗運動。顏色革命的對象選擇，取決於西方壟斷資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會主義」國家，皆有可能中槍，因其選擇標準只有一個，你是不是一個聽命於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集團的附庸性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你中國搞什麼「主義」，都免不了成為顏色革命對象，因為西方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

　　顏色革命誘因很多，基本上都是由美國及西方培植起的國內反對派勢力，抓住民主、民生或民族等問題煽動民眾不滿情緒，利用一些偶發敏感事件鼓動民眾上街，以強大輿論壓力給執政者網織「專制獨裁」、「壓制民主」和「腐敗透頂」等罪名，操縱一國政權更迭乃至國家裂解，並將這種政治顛覆行徑包裝成為公民自由和權益而抗爭的「正義民主運動」。無論什麼樣的借口和由頭，顏色革命作為一種能夠發動民眾參與的街頭運動，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一是國民經濟私有化，財富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造成社會矛盾突出，引起人們強烈不滿；二是政權顛覆力量內外勾聯，控制意識形態及與論主導權，煽動起民眾對執政者不信任情緒；三是反對派或西方代理人「第五縱隊」滲入政權高層和社會基層，形成上下呼應的政治勢力；四是通常還有美國等西方國家資本背後提供財力支持。以上條件，在今日香港大體具備，故而能夠進入顏色革命發動、試效階段，而在中國內地尚處於醞釀、積聚過程中。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香港與內地雖有差異，但又是密不可分的。香港自回歸後，就一步步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蓄謀顛覆中國的橋頭堡和策源地，香港既是西方對華經濟政治文化全面滲透和顛覆的前沿，也是折射中國大陸深層矛盾問題的鏡子。大陸穩則香港可治，大陸亂則香港必失。

　　改革開放以來，儘管我國經濟發展、實力壯大，為抵禦顏色革命，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可資利用的物質條件。但不能迴避，在市場化改革中，我國經濟上公私經濟易位，貧富差距擴大，引起勞資矛盾乃至社會諸多矛盾突顯;思想上一切向錢看，理想信念滑坡，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想泛濫;政治上官場腐敗、蠹國殃民，從輿論陣地到法治陣地、政權陣地的失守現象不可小覷，「第五縱隊」大有人在，這就為顏色革命積累著日趨成熟的社會土壤和條件。經濟實力不等於安全實力。當下中國，表面的平靜下掩蓋著激烈的利益衝突和思想較量，群體性事件乃至社會風波生起的可能性隨時存在，且完全可以被外部勢力利用，內部也會有策應，儘管我們對這種危險估計不足。就像戰爭總是在睡夢中打響，「於無聲處聽驚雷」是矛盾釀發之必然規律。

　　莫讓今日之「佔中」變成明日之占「中」。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要防顏色革命，先反和平演變

　　現實緊要的是，中國有沒有辦法避免顏色革命之危?答案是肯定的。一句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道路，是防止顏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

　　道理顯而易見，顏色革命在真正搞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可能具備條件。因為要搞街頭運動，最基本的條件是民眾的支持和參與，而民眾對一個社會的滿意度評價恰恰與這個社會實際涵有的社會主義因素多少呈正比。當然，這不是假的、「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列寧說過：「群眾不是從理論上，而是根據實際來看問題的」(《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頁)。「如果黨的勸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經驗所教給他們的東西不相一致的話，千百萬人是決不會聽從這種勸告的。」(《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頁。)凡是真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讓群眾實實在在感受到能夠共享發展利益的社會主義社會，政權必定得到廣大人民擁護，敵對勢力想鼓動人民起來「造反」是很難得逞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要顛覆你，就只能以「和平演變」為先手，讓你在「糖衣裹著的炮彈」攻擊下腐蝕和蛻變，在經濟私有化、政治腐敗化的進程中背叛社會主義原則，滋生和積聚起顏色革命所需要的社會矛盾條件，然後再對失去民心的政權搞街頭運動。和平演變是社會性質的轉變，顏色革命是執政權力的更替。前者是後者的準備，後者是前者的結局，且這種結局可能重演多次——因其不過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集團製造附庸國代理人的一種手段，只要目的沒達到就可繼續進行，借口是隨機可找的。

　　回顧總結歷史，世界上的顏色革命，毫無例外地都發生在搞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那些發生在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顏色革命，儘管以推翻共產黨領導為標誌，而實際上其執政的共產黨早已背離社會主義原則，顏色革命是這些國家資本主義和平演變引起社會矛盾激化而被西方勢力利用的結果。前蘇東國家就是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講，顏色革命不是社會主義化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化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體系里國家戰略利益爭奪和較量的產物。現在很多人不願意提和平演變，好像這是「冷戰思維」。其實，要害恰恰是和平演變，事實是不能迴避的。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國家顏色革命的必經階段，只有和平演變才能釀成顏色革命。不反和平演變，只防顏色革命，無異於舍本求末。

　　我們反思港版顏色革命，西方首選是在這塊資本主義土地上，而不是在社會主義土地上搞嘗試，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利用了當今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差距懸殊、人們對經濟生活現狀和前景不滿的社會矛盾。正像一些網評借用的那句話，香港問題「是經濟，蠢貨!」一切政治都是為了利益，都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民主的口號，只有在經濟利益嚴重失衡的社會裡，才會得到人們的相信和響應。這些年中央「惠港」政策和兩地合作促進了香港經濟繁榮發展，可是在香港大資產階級控制下，兩極分化加劇，回歸帶來的紅利並沒有讓普通民眾共享，反而相對於內地競爭發展，港人原先的「優越感」日漸失落，大學生就業發展機會不比從前，而輿論操控者有意把這種怨氣轉嫁到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身上。這就不難理解，一些追求公平正義、嚮往美好未來的熱血青年，為什麼容易被「民主、自由、獨立」的羽衣誘惑和裹挾，而淪為顏色革命的棋子和炮灰。也就不難理解，今天俄羅斯總統普京，要對付美國的控制顛覆，為什麼不得不重拾曾經擁有的社會主義強國藥方，且能夠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擁護。實踐證明，並將越來越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是民族獨立、國家振興和人民幸福的可靠出路。

　　所以，要防顏色革命，必先反和平演變。自古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老百姓心裡有桿稈。西方寄希望於港版顏色革命能夠在大陸引起連鎖反應，就是因為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和平演變的戰略已經在中國埋下了「炸藥」，產生了效果，形成了誘發因素。而之所以未能得逞，相反大陸波瀾不驚，原因固然可列若干，但最根本的一條，是因為廣大民眾沒有對執政的共產黨失去信心，相反，在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反腐糾風、頓綱治亂、扶正祛邪的行動，相信這屆黨中央能夠代表人民意願，真正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把准改革開放航向，有效解決當今中國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給廣大人民帶來文明共富的美好前景，而不願意以國家分裂、社會動亂為代價，把自己的未來命運交給高喊「自由」「民主」口號的外國資本。中央能夠「穩坐釣魚船」的定力，正來自這份底氣。港亂有險無驚，最值慶幸的當是這一點。

　　僥倖不濟長遠，穩定必須治本。毛澤東說過：「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鄧小平晚年鄭重告誡：「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習近平更是尖銳提出：「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們眼前發生「顏色革命」那樣的複雜局面，我們的幹部是不是都能毅然決然站出來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和平演變攝魂銷骨，顏色革命危在旦夕，我們的頭腦該清醒了！

　　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

　　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要抵制和平演變，防止顏色革命，最重要的治本之策，就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當代中國實際結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個總的戰略框架下：　　要建強執政黨治理體系。以確保純潔性為底線加強黨的建設，硬化黨規黨紀制約機制，健全黨員幹部聯繫群眾、接受群眾監督和優選劣汰機制，常態化零容忍地查懲腐敗、整肅政紀、清理隊伍、洗滌污濁，贏得黨在人民群眾中的應有形象和威信。要應對執政環境變化的嚴峻挑戰，強固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組織基礎和社會基礎，強化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階級性、群眾性和先進性，加大在有知識有覺悟的勞動群眾中吸收黨員的力度，積極在包括港澳在內的全國各地各類社會組織、非公組織中發展黨的隊伍，建立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使黨融入社會底層，掌握代表勞動群眾說話辦事、爭取民主權利、維護合法權益的話語權和領導權，成為能夠團結廣大群眾與敵對勢力鬥爭、同心同德為實現中國夢奮鬥的最大最強的政治力量。共產黨絕不能失去勞動群眾基礎，否則就沒有執政資格和權力。

　　要建強國民經濟治理體系。正確把握改革開放的方向，防止顛覆性失誤。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中，把市場配置資源和政府宏觀調控「兩隻手」作用更好結合起來，防止經濟紊亂、動蕩和衰退。深化國企改革，必須有利於加強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支柱作用和主導作用，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法律政策和制度機制上真正得到保障和落實，防止落入私有化、附庸化陷阱。強化分配製度的社會穩定器功能，堅持在公有制主體基礎上發揮按勞分配在社會收入分配製度中的主導作用，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不合理狀況;深化財稅制度、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改革，強化二次分配調節縮小貧富差距、改善民生、促進共富的功能，改變社會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基本保障落後狀況，制定縮差共富目標規劃並分步務期實現，讓人民群眾真正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要建強思想文化治理體系。制定和完善黨領導國家意識形態各領域的思想綱領、發展規劃、管理體制機制和制度規定。堅持馬克思主義統領地位，大力扶持和宣揚代表人民意願、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的正能量思想文化成果，批判抨擊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和腐朽文化現象。要以宣傳、教育和學術部門為重點，重建和強固馬克思主義「主課、主渠道、主陣地」統領地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搞清楚、講清楚，揭露偽理論、偽歷史、偽文化、偽普世價值的真實面目，用事實證明真理，贏得群眾信服，尤其要把年輕人爭取過來。堅決佔領新老媒體陣地，整頓輿論亂象，做大做強官方網站和民間正能量網站，特別是要運用最先進的網路技術手段，打造黨直接聯繫群眾、保護和激發正能量的信息互動交流平台，打好意識形態主動仗。

　　要建強民主政治和法治體系。共產黨是靠民主起家的，絕不能丟掉自己的優勢。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力得不到保障，亡黨亡國是必然的。要以人民主體為根本，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強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國家最高權力形式的職能定位、代表構質和名副其實的作用發揮，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構建暢通民意、維護民主、按民主程序辦事的制度機制，把人民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監督權力運行的政治權利落到實處。人民法治要成為人民民主的保護神。牢牢樹立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理念，用依憲治國統領依法治國、依憲執政統領依法執政，批判和糾正在各個領域的各種違憲言論和行為，使憲法成為中國一切部門、一切人士做一切事情包括一切改革都不可違背的最高準則。健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強法治保護民主的功能，既保護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也保護人民民主的社會秩序，對一切反對、破壞、扭曲、損害人民民主的行為依法進行限制和懲處，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化。在港澳特別行政區加強法治教育，強化憲法和基本法權威，堅決履行中央政權不可推卸的憲制責任和權力，積極主導民主政制改革向正確方向穩步推進，逐步形成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大框架相協調的特別行政區法治體系。

　　要建強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使國家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外交、軍事等各領域都面臨嚴峻的安全威脅，必須堅持「國家安全至上」原則，依託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強有力平台，全方位實施集中統籌領導，從法規制度、體制機制、力量運用和操作規程，以及跨國聯手合作等環節，構建起滲透各領域各層次、靈敏協調高效、能夠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重大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防控治理體系。加強專業情報機構和群眾性信息隊伍建設，建立便捷的組織機制，及時掌握和反饋外部勢力滲透、勾連、利用和策反情報，特別是對互聯網信息，對媒體、高校和學術部門，對包括港澳和邊疆地區在內的社會底層群體，要加強安全動態的深入掌控和研判，做到洞察秋毫，提前預警，及時反制和防範。要健全國家安全立法，依法監控國防科技研發、國家核心機密保護、國有產權變更、跨境資金流動、境內外合作交流等各種敏感活動行為。制定「外國代理人法」，依法徹查國內受外部勢力資助操縱的代理人及非政府組織，公布其身份、嚴密監管，控制其活動範圍;對黨政系統和黨員幹部中的外國代理人一律清除;對在中國境內(包括港澳)從事顛覆活動的人員和組織，不論國籍國別，一經發現，堅決取締，不留隱患。港人治港是有原則的，決不允許香港成為反華顛覆勢力的保護傘和大本營。凡屬國家安全法規，特別行政區也必須執行。加強軍隊及武裝力量建設，確保絕對聽黨指揮，根據人大立法授權，針對可能發生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制定處置法案，進行國家緊急狀態下執行平亂任務訓練和演習，以震懾敵對勢力。

　　(完稿於2014年11月25日香港警方對旺角「佔中」清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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