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兵的時代，要麼戰要麼亡

（圖）三家分晉成為了中國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分界點，同時也標誌著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推動了封建制度的確立

公元前 453 年，晉國的韓、趙、魏三家卿大夫聯合起來，滅掉了當時國內最有實力的卿族知氏，瓜分了知氏佔有的土地，形成了三分晉國的局面。公元前 403 年，韓、趙、魏三家共同逼迫周威烈王將他們列為諸侯。春秋時代最強大的中原諸侯國晉國，就這樣消失了。

與此同時，另一個大諸侯國齊國，也被異姓貴族田氏篡奪了政權。公元前 386 年，周安王正式冊命田和為諸侯，田和成為田齊太公，姜氏齊國被田氏齊國取代。戰國時期的七個主要諸侯國，即趙、魏、韓、齊、楚、燕、秦，被稱為「戰國七雄」的七國並立的局面形成了。戰國的歷史，就是這七個國家進行兼并戰爭、比拼國力的歷史。其間，又有策士穿插其中，縱橫捭闔，呈現了一幅雲譎波詭的歷史畫卷。

春秋時期最強大的晉國，分裂為魏、趙、韓三個國家，合稱三晉。魏國在戰國初年，國勢最為強盛，依靠強悍的武卒，一舉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個霸主。韓國在三晉中國勢最弱，但佔據中原最為膏腴之地，經濟發達，在滅掉鄭國之後，實力更有所加強。長期與游牧民族對抗的趙國，胡服騎射後，兼并了北方的代國，大大擴充了版圖。

齊國也是春秋時的強國，瀕臨海濱，物產豐富。田氏代齊之後，又加強了對魯、衛等國的侵奪，疆域進一步擴大。齊國佔有今天的山東東部、北部和西北部，以及河北東南部地區，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西）。

春秋時期另一個唯一能和晉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楚國，進入戰國之後，依然不斷開疆拓土，疆域為各國之冠。楚國佔有今天的湖北，以及河南南部，湖南東北部，江西和安徽北部，陝西東南角，江蘇西北和山東的部分地區，國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紀南城）。楚國是戰國早中期疆域最大的國家。

（圖）戰國上承春秋亂世，中續百家爭鳴，後啟大秦帝國，圖為戰國時期地圖

燕國在七雄之中實力最弱，但因地處北方，非四戰之地，所受的衝擊較小，而且也在東北開疆拓土。

西北方的秦國在經過二百多年的浴血奮戰後，終於徹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佔有了西北高原大部。

除了這七個國家，戰國初年，還有宋、魯、中山、鄭、衛、周、杞、蔡、滕等小國存在。這些國家在戰國七雄的兼并戰爭中先後被滅亡了。

就在七國獲得部分兼并戰爭勝利而使得疆域不斷擴大的時候，冷兵器時代的戰爭模式也在悄然發生變化，春秋時期那種各國交戰點到為止、揖讓有禮的情況不復出現，取而代之的是殫精竭慮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的戰爭。於是，平民也開始被徵發入伍，人數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勝因素，為此各國都建立了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的軍隊。

戰國時期，各國普遍推行的戶籍制度和郡縣徵兵制保障了兵源的供應，一旦需要，各國可以組織起數十萬人的大軍。一場戰爭，參加的人數和死亡的人數都相當驚人。公元前 293 年，秦破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人。公元前 273 年，秦敗魏軍於華陽，斬首十五萬人。公元前 260 年，長平之戰，秦國俘虜了四十萬趙軍，而為了應付這場決戰，秦昭王把全國十五歲以上的壯丁悉數徵發到長平。

公元前 251 年，七雄中最弱的燕國，起兵六十萬攻打趙國。與此同時，戰爭轉變為陣地戰、攻防戰，戰爭時間極大延長。魏惠王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趙武靈王二十萬大軍攻中山，五年乃歸。秦趙長平決戰歷時三年，趙國最終被打垮，但是秦國也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圖）長平之戰遺址

春秋時期的戰爭還講究「禮」「讓」，貴族們在作戰的同時，還表現出「不擒二毛」這樣的紳士行為。進入戰國，這些禮儀的面紗逐漸褪去，戰爭變得更為殘酷和冷血。當代歷史學家許倬雲曾風趣地說，春秋早期的戰車武士，已經習慣了跟成千上萬騎士般的武士進行遊戲似的戰鬥，如果他被請去率領一支十倍於春秋時期的軍隊，來打一場講究計謀、殘酷血腥的步兵戰的話，他肯定會感到十分迷惑。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陳相靈評價說，實際上，當時基本上各個諸侯國都是全民皆兵，可以說壯勞力都是戰士，戰爭爆發了，可能都要出征的。

步兵的作用日趨重要。西周、春秋時期，貴族喜歡隨葬車馬，全國發現過很多貴族的車馬坑，隨貴族地位的高低而規模不同。因為戰車是當時最主要的戰爭工具，戰車的數量是評價國力的重要標準。車兵與步兵是春秋時期各國軍事力量的主要組成部分。

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戰車後面，輔助攻擊以及提供後勤，但在春秋時期，晉國因為在與戎狄作戰的過程中，發現步兵比車兵靈活，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專門步兵隊伍，被稱為「行」。但那時步兵依舊還是點綴。隨著戰爭規模擴大，統治者實行全民皆兵，普通百姓到年齡就徵發入伍。

對他們來說，駕駛戰車這項複雜的技能一時之間很難掌握，加上戰爭開始採取詭道，場所也從廣闊的平原迅速擴展到山林、江河和險要之地，車兵在山林之地遠沒有步兵機動靈活，極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裝備有遠射的強弓勁弩，能在遠距離、短時間內將排列整齊的車陣射得陣形大亂。所以，步兵的作用也日趨?重要。

高大的城牆在冷兵器時代的防禦作用非常有效，各國紛紛興建長城抵禦敵人的進攻。內長城用於防禦七國之間的相互征戰，外長城則用於防禦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所修建的長城，便是以趙、燕、秦三國原有的長城為基礎的。

（圖）戰國時期長城分布圖

不僅如此，戰國時期，各國都在邊境和交通要道上建設關塞，利用山水之險，贏得作戰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樣在平原廣隰對面決戰。同時，由於冶煉技術的發展和嚴格的管理制度盛行，弓弩之類的遠程武器開始進入工業化製造，並在軍中普遍運用。

戰略、戰術的發展，讓戰爭更加追求速度和靈活，而騎兵的興起，使之成為可能。馬是很早就被馴服的騎乘工具。早期中原人不會騎馬，馬只是用來駕車。在春秋末年，開始有人騎馬，但在馬上騎乘自如地打仗，這技巧還沒有掌握。

戰國時代，中國北方生活著的游牧民族已經掌握了精湛的騎射技能，行動輕捷便利。與多個少數民族接壤的趙國，備受胡騎侵擾之苦，趙國雖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戰車和遲緩的步兵，在「來如飛鳥，去如絕弦」的胡騎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騎射」，穿胡人的服裝，學習胡人騎馬射箭的作戰方法。朝野一片嘩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對。武靈王不為所動，勸說反對派首領公子成，讓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緊袖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廣「胡服騎射」。

趙國很快訓練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到處擴張，同時收編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樓煩的騎兵，戰鬥力得到了大大加強，一躍而成為戰國時代僅次於秦國的強國。

而秦國的強大，也跟它地處西陲，與少數民族接壤，早就學會了騎射有關。而且，秦國的疆域內，是中國最好的駿馬出產之地，秦國的軍事力量，與它擁有取之不竭的戰馬資源息息相關。戰國時期，騎兵雖然最初只與兵車混合編製，但很快就發展為單獨部隊，配合當時主要的作戰兵種步兵作戰。

（圖）虎將騎射圖

因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機動能力，在中原地區各國，騎兵部隊很快成為戰爭中的主力兵種之一。此後車、步、騎三種兵種的配合使用 , 成為中國整個冷兵器時代兵種配合的基本形式。

戰國七雄的軍備競賽。南方的楚國，在騎兵方面就明顯處於下風。南方卑濕，不產戰馬。一直到漢初，位於南方的長沙國還給中央上書，希望允許到關中買馬。

不過，銅礦資源卻是南方豐富，楚國的繁陽是著名的銅礦產地。數千年來，鐵、銅等金屬礦藏一直是所有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擁有豐富礦藏和先進冶煉技術，就意味著有可能成為雄霸一方的超級大國。戰國時期，冶鐵技術剛剛被人們掌握不久，正處於發展時期。戰國時期是青銅兵器與鐵兵器並存的時代，當時各國都已經有了重要的冶鐵手工業地點。

冶鐵技術推廣以後，古人開始擴大煉爐，加強鼓風設備，提高冶煉水平，並發明了滲碳制鋼的技術。戰國後期冶鐵技術的長足發展，讓武器也不斷升級，大量鋼鐵兵器應運而生。戈、矛、劍、戟等手持武器質地因而變得堅韌鋒利，殺傷力大大提高。

大轉折——長平之戰。公元前263年，秦國不斷攻佔韓國的城池，又切斷韓國上黨郡和韓國本土的交通。韓國欲獻上黨向秦國求和，上黨郡守馮亭不願意投降秦國，就將上黨郡十七城邑獻給趙國。趙國欣然接受，派大將廉頗駐守長平。

秦國顯然不會放棄。公元前262年，派王齕進攻長平。秦趙兩國都傾舉國之力，在長平集合了近百萬大軍，沿著長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築壘壁。這是一場關乎兩國生死存亡的?決戰。

公元前260年長平之戰中趙軍大敗，四十萬人降秦，秦將白起將他們全部活埋，僅僅釋放了二百四十個年幼的戰俘，讓他們歸趙後散布秦國之威。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陳相靈評價說：戰爭就是戰爭，戰爭本身就有非常殘酷的一面。對戰爭來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軍隊，如果只把對方軍隊擊垮而不消滅它，那麼它明天可能還要武裝起來，這樣會為統一六國帶來很大的困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白起坑殺趙軍四十萬，通過這一戰，就徹底把趙國的基本力量消滅了，趙國後來對秦國形成不了大的威脅，這是秦統一六國當中的一個轉折點。秦國因為贏得了這場戰爭，大大縮短了統一六國的進程。

兩千多年過去了，這場戰爭一直存在於人們的口口相傳和史書記載中。司馬遷的《史記》，對秦軍幾百年間發動的每一次戰爭都有記載，長平之戰是《史記》中唯一一場對過程和細節都記載得比較詳細的戰役。但戰爭的具體發生地，由於時代久遠，已經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1995年，山西高平永錄村發現一處屍骨坑，出土了大量屍骨和刀幣、布幣等文物，專家經研究認為，這裡就是長平之戰時秦將白起坑殺趙軍四十萬降卒之處，當地政府在這裡修建了長平之戰紀念館。與其他紀念館的館藏不同，這裡只有層層疊疊的白骨。目前，在長平已經發掘出的十七個屍坑中，趙軍將士的屍骨隨意疊壓，有的頭蓋骨上、胯骨上、胸腔內遺有箭頭，有的四肢有明顯刀砍痕迹。這些沉默的屍骨，印證了史書中對秦軍野蠻殘暴行徑的描寫，也訴說著戰爭的慘烈與無情。

摘自華夏版五卷本《中國通史》，卜憲群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華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權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