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並存

金陵(南京)曾是「六朝古都」、「十朝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寸期，廟堂(指朝廷)文化占統治地位。因為隋兵滅陳朝以後，隋文帝楊堅不久將建康城邑與宮殿全部毀掉，改作耕地，所以六朝廟堂文化的物態方面的遺存很少，僅有六朝祭壇、六朝皇陵石刻雕塑等。南唐、明朝(初期)、太平天國和民國政府都曾建都南京，也因種種歷史原因，前三者廟堂文化在物態方面的遺存也較少，著名的有南唐二陵、朝天宮、明故宮、明孝陵、江南貢院和煦園、瞻園等。相對來說，民國時期的文化遺存較多。因而，在了解各個朝代的廟堂文化方面，人們往往說：「隋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民國看南京。」作為廟堂文化，不僅要看物態方面的遺存，還要看制度、行為、心態等方面的影響。從後幾個方面來說，六朝時期的廟堂文化主要表現為：士族中門戶權力之爭，士族與寒族之爭，北伐與偏安之爭，而且六朝帝王多提倡佛教，使外來文化(佛教)與本土文化(儒、玄、道)相互衝突又相互融合。而明朝(初期)、太平天國、民國政府(辛亥革命時期)則是強化胡漢文化衝突，在「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上一脈相承。這裡，以明代為例。明代廟堂文化有三個主要方面的特徵：(1)「詔復唐制」，嚴夷夏之防。朱元璋以消滅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而建國。開國之初，為了一洗所謂的「胡元」舊習，曾特別重視「夷夏之辨」。《明太祖實錄》卷30載洪武元年(1368)：「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朱元璋)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顯然是從服飾文化的表層到民俗的文化深層都嚴夷夏之防，恢復漢唐之舊。(2)「自操威柄」，嚴君臣之防。《明史》卷72《職官志》指出：「殿閣大學士只備顧問，帝(明太祖朱元璋)方自操威柄，學土鮮所參決。」朱元璋不僅廢置丞相，大權獨攬，而且借胡惟庸、藍玉二案，誅殺大批功臣，鋤滅異己，提高皇權。(3)「理學開國」，嚴理欲之防。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就多次詔示：「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2)因而，明代理學家馮從吾指出：「國朝以理學開國也。」(黃宗羲《明儒學案》卷41)。

金陵(南京)歷史上多為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並存的都市。《隋書·地理志》在介紹隋滅陳後的蔣州(今南京)時，一方面說「平陳，詔並平盪耕墾」，另一方面說：「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這裡所說的「率多商販」，指市井；「資於官祿」，指依附於廟堂(朝廷)。早在六朝時，建康城中商賈雲集，店堂林立。城內有著名的四大市——大市、東市、北市和秣陵斗場市，城外秦淮河北有谷市、花巾、草市、紗市、鹽市、牛馬市等。明代，南京成為全國商貿中心城市，所謂「萬艘雲趨，千廩積糧；貢琛浮舫，既富日。強……荊江之粟如雲，吳浙之粳如霧。舶艫載之，蔽江而赴，舸舫輸之，溯流而聚。」(餘光《兩京賦》)明代文人王叔承在《金陵遊記》中寫道：「若夫廣衢修巷，石甓如浣，江潮通城，賒蝗便利，市廛萬貨輻湊，空無游塵，亦南中之絕也。」

正是在南京廟堂文化與市井文化並存的環境中，出現了二者融合的趨勢：「三服之官，內給尚方，衣覆天下，南北商賈爭赴」(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紀》)。也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中，南京出現了不同類型的人物，既有明代侍講學士方孝孺為維護程朱理學(廟堂文化的哲學基礎)與建文帝的正統地位，拒絕為朱棣起草登極詔書，在南京被磔於市，宗族親友弟子十族數百人受牽連被殺；又有一批文人化的市井平民，如自稱「我愛秦淮」的吳敬梓《儒林外史》中所描寫的金陵市井「四大奇人」：無業貧民季遐年，無意結交權貴，既以寫字為生，又以寫字為自娛；南京三牌樓祖代賣菜為生的王太，是圍棋高手，賣掉菜園子後又安於做紙筒子的小販；開茶館的蓋寬，畫一手好畫，又喜愛遊覽名勝古迹；做裁縫的荊元，彈一手好琴，也極喜歡做詩，自娛自樂。

　選稿:陳群 來源:新華網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