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神祗起初都是人類
這本《夭折的上帝——宗教、政治與現代西方》的作者馬克·里拉教授不久前還在國內訪問講學，5月10日剛剛在北京大學發表了演講，題目是《政治神學的回歸》（The Politics of God），應對的正是近期翻譯出版的《夭折的上帝》一書。
我不了解馬克·里拉當時演講和討論的盛況，但在我看來，里拉演講的政治神學在中國並不具有廣泛的受眾，因為宗教和神學的主題一直都處在一種被懸置的語境中。不要說我們的傳統是一種延續下來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傳統，就連現如今的主流意識形態灌輸給我們的也是一種所謂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無神論。里拉在《夭折的上帝》一書中所重點討論的基督教政治神學甚至根本不會出現在我們的主流話語中，從這點看，與其說他在討論一位夭折的上帝，倒不如乾脆說他談論的是一位缺席的上帝。
重訪被遺忘的政治神學
當然，里拉當初寫作《夭折的上帝》預設的是西方的讀者群，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採用了一種頗具個人魅力的方式書寫，我們很難不為那種蘊含著理性和激情的敘述方式所吸引：「政治神學20世紀以前在西方的智識生活中都一直存在，而在20世紀，這種存在找到了在聖經中尋找政治靈感的現代理性——而這，經常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這是一個被遺忘的故事，今天我將重訪這個故事，並提供一些關於這個故事在今天政治神學的全球挑戰這個問題上可能給我們什麼教導的思考。」（《政治神學的回歸》）按照里拉的說法，政治神學是一種在神啟的基礎上，給公共權威和行使權威制度合法性的學說，即是說政治神學是一種「政治權力的論述」。他給我們提供了一幅神的圖景，在西方的一千多年裡，西方的命運取決於一幅基督教的影像，一位三位一體的神統治著自己創造的宇宙，他通過啟示、內在的信念和自然法則來指導人類。但是到了15世紀晚期發展中的新型科學向基督教自然神學提出了挑戰，這幅原本圓滿的影像開始破碎。也許更重要的挑戰還來自古希臘的哲學，比如亞里斯多德認為宗教起源於奇觀，然後通過審核的方式予以表達；伊壁鳩魯學說推想宗教是源於無知和對受苦的恐懼；更有人推斷說，很多民族把他們的英雄推崇為神祗，因此許多傳統的神祗起初都是人類。我們所熟知的希臘神話基本都具備人類的特性，無不有致命的弱點，正如同人類的性情和弱點。
在里拉的敘事中，這幅神統治的圖像最終破裂是源於寫下《利維坦》的霍布斯，是他導致了政治神學和政治哲學的「大分離」。霍布斯認為人源於無知和恐懼才會信仰神，因此在他的名著《利維坦》中，他提供了兩種治療方案：一種是人類需要一位專制君主，以便我們能夠把對神的恐懼轉嫁到對君主的畏懼上來，更為駭人的是，「這位君主將對教會事宜有全盤的壟斷權，包括預言、奇蹟和對經書的解釋。他也會宣布，救贖的唯一必要條件就是完全服從於他。」另外一種治療方案是有限度地改革哲學和科學，啟發人類的心智。
哲學與啟示的衝突
雖然里拉在書中避免提到世俗化，但是不得不承認，霍布斯所提供給我們的政治圖景日益向著世俗化的方向發展，隨後的歷史發展路向也是日益清晰。人類的統治由一個個君主來執行，宗教勢力日益式微，神學觀念遭到不斷質疑，上帝逐漸隱退，信仰成為了私人事件，奇蹟再也不會出現在公共領域中。
這種趨勢到了啟蒙運動時期已經成為了大眾的理性法則。誰都能記起康德給「啟蒙」下的定義，人類擺脫加諸自身的不成熟狀態，這種不成熟狀態換個角度理解就是一種偏信神學統治的法則。但在啟蒙運動中，同時也出現了盧梭這樣的反啟蒙人物，在霍布斯強調無知與恐懼的同時，盧梭讚頌良知、仁慈、美德並考慮上帝的創造。盧梭認為，人類有一種在宗教中得到表達的自然的良善。
同樣持此疑問的還有黑格爾，他的辯證法視角也讓我們注意到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認為古代和中世紀歷史教給我們自然的教訓，政治和宗教權力的聯合使雙方都腐化了；但同時他也認為，把政治權力從整個宗教信念中教條地划出去，這是不可能的。他給後者提供了一個最佳的例證就是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按照黑格爾的看法，「法國啟蒙運動沉醉於一種狹隘但強有力的自由概念，後者摧毀了站在它面前的一切事物——王冠、主教冠、政治反對。大革命屆時跟隨而來，可是一旦天主教的『倫理生活』的精緻連結被破壞，法國就淪於恐怖的狂亂和拿破崙一世的專制了。現代自由頭一次邁入了跟宗教對立的世界，它很快就摧毀了自身。」
里拉在《夭折的上帝》一書中對啟蒙運動的這種分析讓我想起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他在1930年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羅森茨威格的《救贖之星》，這也是里拉在書中重點論述的一位德國猶太裔神學家。根據羅森茨威格的說法，一切宗教都把世界和人類看成是神的產物，神和人作為有生命的力量在啟示中相遇，並被這種相遇不可思議地改變了。因此他建議說，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讓我們根據啟示來生活，等待救贖」。羅森茨威格還認為啟蒙運動勝利了，但是它只是戰勝了經院哲學，但並未戰勝啟示，並未戰勝聖經世界。聖經的核心問題是奇蹟，但啟蒙運動在奇蹟批判方面所取得的只是確保自己，確保已經被啟蒙的人抵制奇蹟，它奠定了一個對於奇蹟不可能達到的立場。
但是從內涵上來說，奇蹟只有基於信仰的人才可能被體驗為奇蹟，所以啟蒙運動的攻擊因此而失去了力量。最終，列奧·施特勞斯在那封信中總結說：「啟蒙運動的勝利，即『科學的世界觀』——我只將它理解為，相信奇蹟的可能性之喪失——的勝利之所以能被認為是正當的，僅僅基於一個確定的信念，而非基於這種『世界觀』本身。」（《回歸古典政治哲學》）按照施特勞斯的觀點，哲學從未駁倒過啟示，神學也從未駁倒過哲學。這意味著政治哲學的選擇並不一定就是正確，生活中存在一種啟示的可能性。
蘇格拉底曾經對人說，我不反對你們的神聖智慧，我只是不理解它，我的智慧只是人的智慧。對於蘇格拉底而言，人類的智慧意味著不完善的知識，意味著對知識的追尋。作為一個哲學家他無法對不能明證的啟示作出判斷和追問，因此，在啟示面前他選擇擱置自己的判斷。這種哲學和神學的衝突無可避免，也無法用其中一種去摒棄或者證明另外一種選擇。施特勞斯認為正是這種衝突維持了西方文明的特質，正是西方文明勃勃生機的秘訣所在。
啟蒙傳統與反啟蒙傳統
很有意思的是，啟示和哲學的衝突是施特勞斯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里拉在《夭折的上帝》一書中甚至根本沒有提及這位政治哲人的名字。
要說里拉是對這位政治哲人的思想根本不了解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在他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一書中有一章是論述施特勞斯的。而且對里拉的學術生涯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他早年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兩位教授茱迪·史坷拉和哈維·曼斯菲爾德研讀政治哲學，後者正是施特勞斯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里拉在1990年以一篇維柯的研究論文（即《維柯：反現代的創生》）獲得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後來獲得了美國政治學協會頒發的「列奧·施特勞斯獎」。難怪有不少評論者將里拉稱作「施特勞斯派」的學者，里拉自己也承認「施特勞斯總是在背景之中」。但他對所謂「施特勞斯派」卻很不以為然。他說他認識很多施特勞斯學派的年輕人，他們「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相反，他們顯得諂媚奉承，缺乏對知識的好奇心，而且懷有意識形態的偏見」。
對里拉而言，對他影響最深的當代思想家是以賽亞·伯林、雷蒙·阿隆和格舒姆·舍勒姆——他們都排在施特勞斯之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伯林，伯林是比施特勞斯重要得多的人物，在里拉看來，伯林有助於我們理解施特勞斯思想中的某種危險。施特勞斯將現代性視為一個整體，他認為我們時代的衝突在於古今之爭，而伯林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現代性內部的緊張——啟蒙傳統與反啟蒙傳統之間的衝突，在里拉看來這才是我們時代真正的衝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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