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名人為啥愛中國？中國人太慘，但比日本人有人性

民國時期，有不少國際名人到訪過中國，先前在他們的眼裡，中國是有點陌生的，又有點不可捉摸，總是圍繞在一種神秘中。通過在中國的走訪，他們對中國有了大致的了解，因而對中國有了更為深刻的印象。

這些曾經來過中國的國際名人們，他們所看到的中國以及心裡所認為的民國時期的中國，又是什麼樣子的呢？是不是符合他們原先的期望呢？跟我們現在所認同的民國印象又有什麼不同呢？

泰戈爾：中國人不需要簡單模仿西方

寫出過《飛鳥集》、《新月集》對當時中國文化有著深刻影響的印度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是亞洲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同時他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曾經多次出國訪問，其中對於中國他尤為關注。

早在1881年，當時只有二十歲的泰戈爾就寫下了《鴉片——運往中國的死亡》，控訴了英國鴉片貿易對中國的深深傷害。1916年，泰戈爾訪問日本，路過香港，當看到碼頭上的中國工人辛勤勞作的情景時，他不惜給予了熱情的讚譽。他認為，中國人比起日本來更有人情味，而且更具有「男子漢的偉岸」。

1924年，泰戈爾帶著「國際大學訪問團」對中國進行了正式性地訪問，期間，他與中國文化界的名人徐志摩、梁啟超、鄭振鐸、梅蘭芳等人，有了深入的交流，並且地，更進一步的走近中國，對中國人有了更深的了解。船剛到碼頭，泰戈爾就控制不住感情地說，來到中國，自己就好像回到了故鄉一般親切。期間，正逢泰戈爾64歲生日，梁啟超特地為泰戈爾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泰戈爾在華期間，主要有徐志摩陪同並擔任翻譯，泰戈爾與徐志摩交情不錯，還為徐取了一個印度名字：「蘇薩瑪。」這期間，他還去看了梅蘭芳的演出，並為梅蘭芳寫下了一首詩。然而，因為風傳泰戈爾推崇東方文化反對西方文明，當時一些文化界人士，諸如辜鴻銘、陳獨秀等在泰戈爾訪華時，對其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

其實，泰戈爾提倡的是與東方文化的精神去彌補西方文明注重物質的不足，他認為，中國人有著「偉大的古代智慧」，也有著「圓滿的哲學思維」，並不需要去「簡單的模仿西方人」，而是要用「西方的宇宙觀、國家觀、人生觀」來充實自己，要不然，即使表面上看是「獨立了」，實質上已經是被「征服了」。對於京派文化，泰戈爾倒是給予了不少讚美詞，而對於海派文化，泰戈爾則是沒有多大的好感，還認為那裡長滿了「物質主義的荒草」。看到中國人的行為，他認為將來中國人的前途是光明的，也是可為的。

羅素：中國人主要性格缺點，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伯特蘭.羅素，是英國知名哲學家，他是是一位歷史學家，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在當時的西方世界有著很大的影響力。1920年，羅素曾經到訪過中國，在各地講學以及交流，回國後，羅素寫下了《中國問題》，文章中他關於當時中國的描述，即使現在我們聽來都不過時，某些話更像是預言，對現在的我們都有著很大的啟發。

羅素認為，中國人不像西方人想像中的那樣充滿了神秘感，中國人還是「相當有教養，聰慧而明智」的，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比較友好的，也擅長巴結外國人。剛到中國時，他看到了成群的乞丐，大多中國人也比較貧窮，社會混亂，政治更是腐敗透頂。有正義感的西方人倒是希望中國能夠進行改革，然而中國人本身卻都安於現狀、盲目樂觀甚至於麻木不仁。

他還認為，「中國人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民族都是很謙恭的」，但是中國人又從心底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文明的國家」。在西方，人們把金錢看作是爭取權利的工具，個人生活並非優越，在中國，金錢是人們享樂的必要工具，官僚們大肆搜刮錢財，就是為了能夠逃到海外去過著逍遙的日子，至於是否對社會造成傷害，他們並不考慮。

中國人「死要面子」，也是羅素不敢苟同的，有時候假的有些客套。羅素同時也認同，在當時中國，公眾輿論有著很強大的力量，某些事件一待被曝光，激起了民憤，必將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中國人也很是能夠忍耐，受盡了外國人的侵害，卻還是逆來順受。中國人在考慮問題上，想的時間很長，當前蒙古人、滿族征服者最後還是都被同化了，因而中國人認為可以等待。

他同時也強調，「中國的文明遠比中國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統的特性。」然而，在中國本土文化，像孔子的儒家文明僵死的情況下，中國人還不想著去變革，而是希望著新文明自然而生。同樣地，羅素提到了中國人性格中的主要缺點，當時是一個中國作家，請他談的，他認為，中國人的主要缺點有三個：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羅素認為，中國人缺乏同情心的表現為，對於別人的痛苦，他們並不關心，事實上，可能還有些幸災樂禍，而且即使是有錢人也不積極於慈善公益事業，救濟災民的事還是外國人做得多些。中國人的懦弱，並不是說缺乏勇氣怕死，更像是一種「消極地忍耐」。中國人的貪心，是說很多人為了賺錢，都會貪污犯罪，有時僅僅是會了一點點錢，鋌而走險，主要是清廉的人常常吃虧，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

他同時還提到，在外國人的侵蝕下，中國的古代文明正在消耗殆盡，許多優良文化傳統也在工業化的到來而消失。他十分欣賞中國人的平和氣質，希望中國人能夠保持下去。

愛因斯坦：中國人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創立狹義相對論以及廣義相對論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是這個世界上繼伽利略、牛頓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他也曾經來到過中國。1922年，應日本改造雜誌社邀請愛因斯坦到日本講學，沿途他訪問了新加坡、香港，正是從香港前往日本的途中，他在上海停留了1天。當年12月底，愛因斯坦從日本返回，他又路經上海。這次，他做了停留了3天，並且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禮堂發表了講演。也正是在上海停留期間，愛因斯坦被告知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在上海期間，愛因斯坦對中國的現實狀況有所了解，對於當時底層人員的生活他也有所觸動。

對於上海的環境氣候，愛因斯坦表現出很大的滿意，上海的美食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讓他讚嘆不已。中國社會的現實，卻是讓他有些焦慮。

愛因斯坦在自己的旅行日記里，曾經這樣描述中國人：中國人從表面上被人關注的是他們的勤勞，以及他們對生活條件福利要求的低微。即使是負擔沉重，中國人還是能夠做到樂觀天真，只是為了每天五分錢的工資，他們都是願意不停地天天去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

對於上海，愛因斯坦又是這樣看的，他認為，上海這個城市，地位差距很明顯，歐洲人是統治階級，而中國人甘當奴僕，願意忍受各種折磨。雖然他一邊譴責中國人「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又稱中國人是「頑強的民族」。他還認為，中國人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蕭伯納：中國有一種奇異特性。

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是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戲劇作家，他的劇作對民國時期的思想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1933年，蕭伯納乘坐英國「皇后號」到訪中國，他先是去了香港，後又到達上海。在此期間，他與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會面交流。魯迅對蕭伯納的評價很高，稱他是「現在的世界的文豪」。

蕭伯納對於中國之行，還是比較滿意的，雖然只是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接待他的各界人士，還是能夠感受到他話語中的幽默以及睿智。

對於中國人的性格，在接受北平記著採訪時，他就沒有那麼客氣以及友愛了。他對記者說，中國人有著一種奇異的普遍特性，那就是他們對所有外國人都表現得極為和氣而且友善，然而在中國人自己之間，就不是那麼客氣了，老是喜歡窩裡斗，相互鬥爭。

對於國民政府將故宮文物南遷，蕭伯納也是表達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說，他在義大利時，也沒有看到義大利人因為戰亂而將古代文物搬遷的。國民政府只知道將文物轉移到南方，而北平百萬多人的生命就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了。他還說，中國的有錢人們也只知道往南方遷移，覺得北平是可以放棄的一樣，有錢人自己的財產是不能有點損失得，而且還是比整個北平都要重要的。這些都是蕭伯納看不懂，看不明白的。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約撰稿人：菊花茶

菊花茶，本名鄭良，網名菊花茶163，天涯新浪論壇知名歷史作家，資深三國控。曾發表過《華山論劍》、《歷史原來是這樣的》、《三國往事越千年之建安十三年》、《快意恩仇的人生》、《禍起蕭牆》等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