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 老北大擁有不可救藥的「自由散漫」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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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等。

開口閉口「我們北大」，而且擅長「鬧學潮」，人們往往因此而推斷，北大人有很強烈的「集體意識」。此說大謬不然。除了重大歷史關頭，可能有過「萬眾一心」的絕佳表現，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為主要特徵。

更看重「獨立」與「自由」

1925 年，魯迅應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召，撰《我觀北大》，對於被指認為「北大派」不以為然，可也不以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可惜北大本無派，有的只是「常與黑暗勢力抗爭」的「校格」與「精神」。

自從新文化運動名揚四海，世人多以「民主」與「科學」嘉許北大。可在我看來，在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獨立」與「自由」。因此，可以這麼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沒有「北大派」。前者作為公共的思想資源，為每一個北大人所選擇或擁有；後者的排斥異己、拉幫結派，與老校長蔡元培所標榜的「兼容並包」原則相違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雖無派，卻並非一盤散沙，要不怎麼鬧得起學潮；不強調「集體」與「統一」，只是為了突出自我思考與選擇的權利。這麼一種「校格」，並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傳，幾乎牢不可破。在許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亂，教授我行我素，學生自由散漫，作為一所現代大學，北大實在缺乏必要的規章與紀律。時人多以北大與清華作比較，後者的整齊劃一、井井有條，恰好與前者的長短隨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有趣的是，每到這個時候，北大人總要竭力為其不可救藥的自由散漫辯護。從1940 年代謝興堯攻擊蔣夢麟校長之以「整齊劃一」的清華精神改造北大（《紅樓一角之二》），到1980 年代張中行盛讚北大「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課堂教學慣例（《紅樓點滴》），都是強調學生有獨立判斷及自我設計的能力。用張氏的話來說，別看北大人表面上弔兒郎當，「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空氣」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約束更有效，實在不好說，關鍵在於你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在北大混文憑很容易1944 年，朱海濤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一則談論北大人的妙文，題為《「凶」「松」「空」三部曲》。單看題目，你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進北大很難，在北大混文憑則很容易。這似乎是相當嚴厲的批評，沒想到作者筆鋒一轉，大談「北大之『松』卻成為了一種預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對於許多人更是一種發揮天才的好機會」。「抗毒素」云云，實在有點勉強；至於「發揮天才」，則不無道理，尤其是當世人習慣於把清華與北大作為兩種教育思想的代表時，更是如此：「北大和清華是正相反的。清華門門功課都要不錯，個個學生都在水平線上，你不行的非拉上來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你下來。北大則山高水低，聽憑發展。每年的留學生考試，五花八門的十來樣科目，北大向例考不過清華。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學校所趕不上的。」清華原先是作為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立的，其教育思想明顯打上美國的烙印。京師大學堂創辦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學制；蔡元培長校，帶進來了德國的大學理念。

可我依稀感覺到，更適合於作為比較的，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北大人喜歡談牛津，不見得真的對英國大學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歡正行時的美國式標準化教學。有兩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語堂，對宣傳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譯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見的牛津》，後者則撰有《談牛津》一文，進一步發揮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學生們願意躲懶的，儘管躲懶，也可畢業；願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書可看，有學者可與朝夕磋磨，有他們所私淑的導師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煙談學這便是牛津的大學教育。」除了點起煙斗熏陶天才一說，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筆下的牛津，活脫脫一個「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對這種自由閑散的大學教育情有獨鍾，林語堂的解釋頗為在理：除了不滿「水木清華」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古代中國「書院中師生態度之閑雅，看書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識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胡適之等）在積極引進西學的同時，希望借傳統書院精神來補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無論從歷史淵源、辦學方向，還是教授的知識背景、學生的來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資格談論此話題。以培養談吐風雅德學兼優的讀書人為主要目標

強調自學，注重獨立思考，以培養談吐風雅德學兼優的讀書人為主要目標，此種教育觀念，必然與統一教學、統一考試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麼老北大的「管理不嚴」與學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這一點，不妨以偷聽生的理直氣壯和宿舍里的縱橫分割為例。

1921 年出版的《北大生活》，錄有校方關於學籍的規定：旁聽生必須交費，不得改為正科生，對內對外均應稱「北京大學旁聽生」。此規定幾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願意、也不屑於在課堂上點名。對於有心人來說，與其「旁聽」，不如「偷聽」。偷聽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闊步，乃北大校園一大奇觀。校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教授則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懶或自學空出來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慾極強的偷聽生來填補，豈不皆大歡喜？幾乎所有回憶老北大教學特徵的文章，都會提及聲名顯赫的「偷聽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態度。

偷聽生的不可輕視，或者說，默許偷聽這一決策之英明，可舉以下二例作證。金克木1933 年到沙灘北大法文組「無票乘車」，那時班上只有一個學生，「教課的很歡迎外來『加塞兒』的」。金氏從此和外國文打交道，「可說是一輩子吃洋文飯」（《末班車》）。小說家許欽文資格更老， 1920 年代初就在北大偷聽。幾十年後，許氏寫下這麼一段飽含深情的回憶：「我在困憊中顛顛倒倒地離開家鄉，東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灘，可受到了無限的溫暖。北京冬季，吹來的風是寒冷的，衣服不夠的我在沙灘大樓，卻只覺得是暖烘烘的。」（《憶沙灘》）

偷聽生對於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遠在正科生之上。儘管歷年北大紀念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傳播北大精神、擴展紅樓聲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的獨立性，最為形象的說明，莫過於學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錦稱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亦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瑣憶》）。如此敘述，還不夠生動。千家駒的描寫稍為詳細些：「西齋有些房間，開前後門，用書架和帳子把一間房隔而為二，各人走各人的門。同房之間，說話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戲劇性的，還屬朱海濤的《北大與北大人· 住》。小房間里，「白被單中懸，隔成兩個轉不過身來的狹窄長間」；大屋子呢，「常常縱橫交錯像演話劇似的掛了許多長長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將屋子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單位」。作者於是下了個大膽判斷：「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個別發展的氣味了。」確實，從日常起居到課堂教學，北大人的「散漫」，與其說是出於對規章制度的蔑視，不如說是出於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天性。正因為尊重個性，強調獨立，沙灘或者馬神廟，多得是怪人與逸事。「狂妄」「怪誕」與「不羈」，在其他大學或許會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則很可能得到無聲的鼓勵。在北大人眼中，有個性、有趣味、有教養，似乎遠比有成就更值得羨慕。這種價值取向，使得校園裡代代相傳的「老北大的故事」，與校方所修「正史」拉開了距離。比如，寫校史不會給辜鴻銘多大篇幅，可要說北大人物，辜氏絕對不可缺少；錢玄同當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上不會提及其只管傳道授業解惑，而拒絕為學生閱卷。至於陳漢章不當教授當學生、朱謙之不要文憑要學問，諸如此類的奇人逸事，幾乎每個北大人脫口都能說出一大串。（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出版社新書《老北大的故事》）

書名 = 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作者 = 陳平原書號 = 9787301261613出版日期=2015/10定價=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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