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恆的話題——寫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前夕

每年的１２月１０日，是諾貝爾逝世紀念日，這一天，瑞典斯德哥爾摩名流雲集，國王將出席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獲獎科學家與文學家也將發表精彩的獲獎演說。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不僅是文明的盛大儀式，也是對人類靈魂的升華，更是中國文人甚至知識界抹不掉的遺憾，有人稱之為中國的諾貝爾情結。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以他對脆弱的個人在對抗強大的野蠻強權時痛苦經歷的深刻刻畫獲得了２００２年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中國內地目前還沒有人獲獎，但對於中國文化界來說，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諾貝爾遺囑全文 　　我，簽名人艾爾弗雷德·伯哈德·諾貝爾，經過鄭重的考慮後特此宣布，下文是關於處理我死後所留下的財產的遺囑： 　　 在此我要求遺囑執行人以如下方式處置我可以兌換的剩餘財產： 　　 將上述財產兌換成現金，然後進行安全可靠的投資；以這份資金成立一個基金會，將基金所產生的利息每年獎給在前一年中為人類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將此利息劃分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獎給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發現或發明的人； 　　 一份獎給在化學上有最重大的發現或改進的人； 　　 一份獎給在醫學和生理學界有最重大的發現的人； 　　 一份獎給在文學界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後一份獎給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物理獎和化學獎由斯德哥爾摩瑞典科學院頒發；醫學和生理學獎由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醫學院頒發；文學獎由斯德哥爾摩文學院頒發；和平獎由挪威議會選舉產生的５人委員會頒發。 　　 對於獲獎候選人的國籍不予任何考慮，也就是說，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誰最符合條件誰就應該獲得獎金，我在此聲明，這樣授予獎金是我的迫切願望……這是我惟一有效的遺囑。在我死後，若發現以前任何有關財產處置的遺囑，一概作廢。 　　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寫在水上的諾貝爾 　　黑馬 　　 記得書上說英國詩人濟慈的墓志銘是這樣寫的：這裡埋的人，他的名字寫在水上。對這句話，我們的文學教授們始終莫衷一是。由於激賞濟慈，這道難題便始終繞心不去。 　　 那個晴好的夏日，身不由己地上了船，出芬蘭灣，跨波羅的海向斯德哥爾摩駛去。 　　 沿海岸一路霧霰迷濛，一忽兒勁風吹過，雲開霧散之時，會發現一座座蔥蔥鬱郁的小島，島上點綴幾座紅頂洋房．若隱若現如童話世界。寂寥的一色天水，會讓人生出悵惘，更會對那茫茫大海上的霧中島生出嚮往與親近。這時我想到了「寫在水上」這個字眼兒，它與「寫在沙漠上」是一樣的。 　　 斯城中遍布古建築群落，構成了一幅典型的北歐風格油畫，蒼勁而優雅。那天隨著人流一座一座古建築看過去，走出一條古玩店鋪鱗次櫛比的古老衚衕，眼前是一個小小的廣場， 一點兒都不起眼。見到場上有幾條木椅，便想坐下歇歇腳。 　　 那片石子鋪成的小開闊地叫它廣場太抬舉了它　及四周的二三層舊建築實在太普通，你不會留心去專門看上一眼的。 　　 可這時陪我們的芬蘭朋友漫不經心地隨口說了一句話，幾乎令我一躍而起——「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辦公的地方，在這兒定下來，到別處去宣布。」 　　 我幾乎與這座樓失之交臂失之交臂其實是件太容易的事：它模樣太普通，門口連個說明牌子也沒有。可能，瑞典人並不想讓這裡成為一個讓人駐足的遊覽點吧。即便有個說明牌子，又會有多少人在此駐足呢﹖這樣平平淡淡，卻在不時地發出令全世界文學愛好者關注的消息。 　　 於是我隨手拍了一張照片，平平靜靜地離開了這座應該叫文學聖殿的二層小樓。 　　 後來人們又帶我去遊了斯市市政大廳，外觀的古樸與內景的堂皇看上去很別緻。朋友在不厭其煩地向我們介紹大廳的歷史，又說之所以外面裸露著紅磚，是因為原本設計要裝飾得富麗輝煌的，建至一半時設計師認為這樣更別具一格，就令其裸露，反倒出奇制勝，令人流連。直到快要離開市政廳時，我才被告之，這裡是向全世界宣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地方，慶典宴會就在這裡舉行。我確認宣布評獎結果的地方就是那座金燦燦的小檯子後，匆匆上去拍照一張，又匆匆出去追趕我們那一隊遊客。這次又幾乎失之交臂。 　　 當我們乘坐的飛機把那座寫在水上的名城及其烘托著、籠罩著、瀰漫其間的淡青色氛圍遠遠甩在身後時，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切亦同那淡青的沒有完全化開的天光水色一起徹底重新洗刷了先前腦海中與之相關的輝煌神聖色彩。隨之，在我那五千年的祖國里耳聞目睹的所有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旦旦信誓，不屑一顧和對中國不公的鏗鏘義憤，也化作無可奈何——我們那裡有的是黃土地的濃艷、黑土地的沉鬱、紅土地的熱烈和驕陽下大海的灼燙與湛藍，在那種色彩中對諾貝爾的想像是難以與這極地的淡青色吻合的。 　　 至此，我想我直覺到了「寫在水上」的意思，但它仍然難以溢於言表。就讓它與這種色彩和光影一起留在心目中，隨著霧靄霏霰和瀲灧湉粼若隱若現。 　　黑馬：著名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孽緣千里》《混在北京》等。 誰來修正標準？ 　　止庵 　　 時至今日，諾貝爾文學獎幾乎成了在世界範圍內評價某一作家成就的最終標準。但是我們當作標準的，它本身有沒有標準呢。諾貝爾本人最初提出「富有理想的傾向」，顯然想確立一個標準，好像也頗有幾位作家（托爾斯泰、勃蘭兌斯、易卜生等）因此而沒能入選；不過這標準終於執行不下去了。薩特１９６４年拒絕獲獎，理由據說是抗議只發給西方作家和東方的叛逆作家，他似乎發現一項規律，也就是看到一條標準，可第二年為肖洛霍夫所得，這規律或標準也就落了空。惟一可以視為標準的，就是只授予尚且健在的作家，雖然也有一次例外，即１９３１年追授給瑞典已故詩人卡爾費爾德，但是一般說來，作家活著就有希望，死了則意味出缺，總是不差的。而對於活著的眾多作家來說，這樣的標準等於沒有標準。 　　 諾貝爾獎實際上是瑞典文學院與作家（如上所述，作為活著的個人）之間發生的事情，讀者不過是有意無意地被牽扯進來而已。一百年來，諾貝爾獎時而令人滿意，時而令人失望，始終也沒有成為理想的化身。問題可能在於我們要求它具有純然的世界視野，而它所有的只是瑞典的世界視野，二者雖有疊合，終究並不相等。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評委或許並非真的昏庸，未必不知道世間呼聲，但是他們如果所要做的只是確認大家的共同想法，那麼不僅自己毫無權威可言，甚至連這一獎項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必須使「意料之中」與「意料之外」交替出現，而且讓人無法掌握個中規律，該獎才生命常新，評委也才被寄予厚望。所以除提到的兩點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什麼標準。曾有上帝造人一說，為什麼既造美人又造醜人呢，因為上帝無所不能；君臨人間的評委如此行事，正是對上帝的某種模仿。二者都有恃無恐，因為無論上帝還是諾貝爾獎都是惟一的。要讓這個獎變得「富有理想的傾向」，辦法只有一個，就是世界上另設一項聲譽和地位都與之相當的文學獎，二者形成競爭，相互驗證頒發得是否得當，屆時諾貝爾獎至少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韙了。 　　 止庵：著名學者，著有《樗下讀庄》《老子演義》《不守法的使者：現代繪畫印象》等。 幸虧還有這麼幾天 　　李敬澤 　　 關於諾貝爾文學獎的議論，很容易被歸結為葡萄是甜是酸的問題，說它甜，那就是饞涎欲滴，說它酸，當然是因為吃不到，終究還是饞、還是不體面。 　　 所以，我不想在這兒攪和是非：它該給誰不該給誰，哪位中國作家最近又得了評委某院士的垂青等等。我感興趣的問題是：如果沒有諾貝爾文學獎，世界將會怎樣？ 　　 當然，該問題純屬假設，諾貝爾文學獎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現在也沒有跡象表明它會在某天消失。能把一件事耐心地做上一百年，瑞典人這份磐石般的頑固就令人驚嘆，反觀我們自己，手頭上忙活著一世界的事，有哪件做的時候存了百年之心？ 　　 每年的１１月，全世界的人都會等待，看斯德哥爾摩那些穿黑禮服的先生們把冠冕加於某個幸運者頭上。這個人我們也許熟知，也許從未聽聞，比如今年的凱爾泰斯，我就根本不知他是誰。 　　 這件事有什麼意義？我認為它的意義只有在假設它忽然停止或消失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晰。 　　 ——如果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信報》也就不會張羅一批人來討論它；如果沒有它，我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關心的可能僅僅是哪本書正暢銷、哪個作家正走紅；我們可能認為韓寒是大作家、村上春樹是偉大作家；我們可能真的認為文學就是用來「消費」的、認為寫作就是一場爭奪市場佔有率的鬥爭；認為一本小說或一首詩註定轉瞬即逝，它寫於今年，被遺忘在今年、明年或後年。 　　 但現在，有諾貝爾文學獎，每年有那麼幾天，我們忽然意識到，原來還有另一種文學，或者說文學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它不是用來消費的，它探索和守護恆久的價值；它的標準不是「可讀」、「暢銷」、「時尚」，而是人類精神的寬闊、複雜和自由；它在「輕」之外向我們彰顯「重」，在「快樂」之外向我們提示「嚴肅」。 　　 就這麼幾天。過了這幾天，我們會依然「消費」，依然輕鬆著快樂著；那麼，如果沒有這幾天呢？我們就徹底輕鬆、徹底快樂了？一個人如果徹底輕鬆徹底快樂，通常還有另一種說法，就是「傻」。 　　 ——在這個意義上，我並不關心諾貝爾文學獎到底給了誰，我只是覺得一年之中幸虧還有這麼幾天…… 　　 李敬澤：《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著名批評家，著有文集《顏色的名字》《通往故鄉的道路》《看來看去或秘密交流》、《紙現場》等。 　　 通往諾貝爾的捷徑 　　北塔 　　 至今為止，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大串名單中，亞洲人只有寥寥五位。他們是孟加拉文的泰戈爾、以色列的阿格農、日文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等。 　　諾貝爾獎畢竟是西方的獎項，有歐美中心主義的嫌疑，諾貝爾本人在遺囑中雖然強調「不應該顧慮任何候選人的國籍」，獎金應該適當分給亞非拉，但評委們骨子裡的標準卻是西方的，所以前面１３個摘取桂冠者無一例外是歐洲各國的作家。１９１３年，當泰戈爾打破這一紀錄時，不知是出於頑固的歐洲中心主義，還是為了保持住面子上的一點虛榮心，還是想向當時的大英帝國拋媚眼，當時的瑞典文學院諾獎委員會主席耶爾納試圖把泰戈爾納入歐洲文學範疇，他說，泰戈爾的《吉檀迦利》自從翻譯成英語在英國出版後，「已完全地、實實在在地歸屬於英語文學了」，還把泰戈爾抬到「英語詩歌藝術的一位新的、令人欽佩的宗師」的高位。 　　泰戈爾之後，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中，諾獎一直由歐洲諸邦的作家們瓜分；直到１９４５年才由位於拉丁美洲的智利的女詩人米斯特拉爾以「死」和「絕望」為主題的作品「相威脅似的」得到了一份施捨。 　　獲得諾獎的這五位亞洲作家，也都跟西方有著深厚的關聯，有的歐化得一塌糊塗。如泰戈爾青年時代曾去倫敦留學，在獲獎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在英國和美國進行了廣泛的活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主動地把作品譯成英文的，這樣才得以使包括葉芝在內的歐洲讀者了解他這個印度詩人的作品。 　　１９６６年獲獎的阿格農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實際上生於現在的波蘭境內，２０歲時才隨父母遷居以色列，後來他又曾有十年時間僑居德國。他年輕時候閱讀的幾乎全部是歐洲作家的作品，這樣的歐洲經歷怎能不引起歐洲人的青睞？１９６８年獲獎的川端康成在東京帝國大學一開始學的是英文，他的校友１９９４年獲獎的大江健三郎學的法文。 　　正是這些作家的外語能力、國際化的視野和努力以及對歐洲文明的掌握和吸收，使他們找到了通往諾獎的捷徑，也使他們自己成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反過來也使瑞典文學院那１８副老花眼鏡慢慢看到了歐洲以外文學的豐富事實，從而打破他們心目中的壟斷堡壘。如果是一隻文學土鱉，那麼，哪怕他天天跑到斯德哥爾摩街頭上去表演裸體行為藝術，恐怕也只是自取其辱而已！ 　　 北塔：著名翻譯家、詩人，專治詩歌、評論，著有《正在鏽蝕的時針》等。 《北京娛樂信報》 200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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