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烏台詩案」泥淖險遭滅頂之災的大文豪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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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游黃州赤壁網路圖片

公元1079年，北宋元豐二年八月中旬，蘇軾被幾個差官從湖州任所押解回帝都汴梁。艱難跋涉近2000里、風塵僕僕的蘇軾一行剛抵達汴京，當夜即被投入御史台大牢。堪稱曠代逸才，被中國人集體頂禮膜拜、恩澤後世享受了九百餘年文化大餐的大文豪蘇東坡身系囹圄，成了一個失去自由的囚犯，他的監獄生涯就此開始。

蘇軾的命運和之前的那一場鬧得沸沸揚揚的「熙寧變法」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隨著一代改革強人綽號「拗相公」的王安石黯然謝幕，這場歷時九年的「熙寧變法」虎頭蛇尾般退出歷史舞台。在這段漫長難捱的時間裡，力主「變法」的人物和反對「變法」的人物，死的死，貶的貶，許多人更是早已離開了東京汴梁這風暴中心、是非之地回鄉閑居。蘇軾因反對「變法」而被貶居湖州。新登基的皇帝趙頊支持王安石力推改革新法，他改朝號為元豐，希望一改大宋積貧積弱的頹勢，祈禱一個富裕安寧的新時期在他的領導下儘早到來。

此時朝堂之上執掌權柄者，大多是昔日遊離於支持「變法」的「挺王派」和反對變法的「司馬派」之間搖擺不定的投機客，有些乾脆就是左右觀望、毫無定見的「騎牆派」。在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兩派人物長期激烈的廝鬥中，這些「牆頭草」、「醬油黨」時而力挺「變法」，時而同情「清流」，貌似大公無私，實則見風使舵，明哲保身。朝為白雲暮蒼狗，一旦風頭轉向，那些「變法」者和反對者或死或倒台後，這些毫無政治操守恪守實用主義的人乘機浮出水面興風作浪，一朝權柄在手，便處處投趙頊所好，揣摩上意，一切的一切均以強化皇權為首要。王安石、司馬光雖政見不同，二人之間的爭論，是一場圍繞著「變法」利弊興起的嚴肅爭論，孰對孰錯勿論，二人激辯纏鬥尚屬君子之爭的範疇。而此時隨著這些睿智有節操之士的星散凋零，廟堂之上已淪為純粹的小人之爭。王安石時代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百家爭鳴的氛圍此時已成了強化皇權需要大加打擊、鞭撻的「悖逆妄語」、「借文字發泄不滿」、「訕謗謾罵」的罪由。才高八斗，性情直爽，胸無城府、口無遮攔的蘇東坡和他那些慷慨浩歌、淺斟低唱的詩詞歌賦，自然成了這些市儈之輩的絕好標靶，成了「諷喻朝政」、「調侃帝王」的罪狀。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蘇軾在擔任湖州太守時的應景之作《湖州謝上表》引發了他仕宦人生的一曲沉痛輓歌。

一場大宋立國三百餘年牽連最廣的文字獄——「烏台詩案」的帷幕隨著蘇軾入獄緩緩拉開了。其悲情哀怨和對人類文明的荼毒程度之深，打擊面之廣，影響之深遠，手法之惡劣，和之前「元祐黨人案」一樣，可謂有宋一代譜就的兩首哀怨凄迷的殤曲悲歌。

給蘇東坡帶來兇險莫測巨禍的那份《湖州謝上表》，有學者研究後認為，此謝表內容有文人的傲氣、狂氣、酸氣、牢騷氣、迂闊的書生意氣，但毫無不忠於皇上、諷喻朝

政的「煞氣」、「戾氣」。可御史台里的一些官員，自己本身也是文人，卻對早負盛名的東坡居士懷著「羨慕、嫉妒、恨」的複雜情緒，他們用一雙雙能辨纖毫的銳利鷹眼，硬是從這份謝表的字裡行間中看出了蘇軾「愚弄朝廷」，「諷刺皇上」的憤懣不平之心和詆毀之意。這些無事生非的屑小之輩斷章取義，羅織罪名，摘取其中「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知其愚不適時（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字句，呈給都御史李定。他們以獵犬般的靈敏嗅覺從字裡行間搜尋蛛絲馬跡，上綱上線的從蘇軾的詩句文章中逐字逐句做出推斷和臆測，硬說蘇軾在很多篇幅里流露出對朝廷和皇上的不滿和譏諷。

接下來發生的一系列變故不難想像，如獲至寶的章惇、李定、舒亶等人，新帳舊賬一起算，祭起了「律法典憲」這把貌似正義之劍。他們不嫌煩劇，不辭辛苦，搜集了大量蘇軾「諷喻新法」的詩詞文章，補充了之前彈劾奏表證據之不足，一份「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的彈劾蘇軾的奏表擺在了宋神宗趙頊的案頭。本來頗為欣賞、無意為難蘇東坡的宋神宗，這才下定決心。元豐二年七月初，奉旨緝拿蘇軾的太常博士皇甫遵帶著兩名官差飛馬出了汴京南門，一路換馬不換人晝夜不歇的向湖州方向馳去，緝捕蘇軾入京治罪。早獲京中友人報信的蘇軾雖已預感即將大禍臨頭，但除了繞室彷徨，長吁短嘆，想不出任何避禍的好辦法。

學者余秋雨曾經寫道：「人們有時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時代的無上驕傲，虔誠的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越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遲早會排拒他、毀壞他、糟蹋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為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心態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歸功於中國獨特的國情」。蘇軾一生被貶斥流放過四次，群鴉蔽天，星光慘淡，文章伯的坎坷遭遇令人感慨唏噓。

恃才傲物的蘇東坡畢竟是一介文人，連續一個月車輪戰術式的日夜提審、刑訊逼供讓他心力交瘁、精神面臨崩潰。「塵滿面，鬢如霜」、形如槁木的他屈打成招，低頭「認罪」。

蘇軾承認了「以詩賦文字譏諷朝政」的罪名，並詳細的交代了和王詵、王鞏、文同等同夥「詩賦文字往複」鞭辟時政的經過。並按照審訊人員的授意提醒，寫出了一份令御史台滿意的供狀。封建人治時代，不要說費勁巴拉的羅織些「莫須有」的罪狀，只要願意，就是「輕咳嗽一聲也是罪狀」。

一個龐大的、涉案人員眾多的以「詩詞歌賦譏諷朝政」的「集團」從被逼供的蘇軾的口中漸漸成型。王詵(晉卿）、司馬光、張方平、蘇轍、曾鞏等39位親友赫然在列，許多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成了蘇東坡的同謀。「烏台詩案」影響之大，牽扯人員之多，即使和「元祐黨人案」比也不遑多讓，或為大宋立國三百餘年之僅有。「被同謀」的人員除官員外，還有為人耿介的文人、畫家，有些剛從元佑黨爭的噩夢中醒來，舊傷未愈，又添新瘡。有些已不在人世，活著的又將面臨新一波接踵而至的嚴酷打擊。這種煉罪成獄、一網打盡天下英才的做法，手段也太酷烈、絕情、陰毒。一時間，朝野內外，人心惶惶，物議洶洶。人們對這幫才華橫溢、不媚流俗的弱勢者的同情惋惜，超過了對這樁幾乎已成鐵案內情的信任。

「烏台」就是御史台的別稱，類同今天的監察機構。據說汴京御史台衙門裡遍植柏樹，蒼然森立，有成群烏鴉築巢棲息於上，故稱「烏台」。也可理解為「烏有之台」，意思是專干栽贓陷害勾當的地方。宰相章惇自青年時代即是蘇軾好友，但在栽贓迫害蘇軾一案中可謂不遺餘力，手段霹靂，意思深狠。御史台官員李定是陷害蘇軾的急先鋒，整人手段也最為刻毒。他一直力主將蘇軾、司馬光等人斬決。李定等人的斬盡殺絕之策激怒了朝野正直之人，社會各界人士奔走呼號，大力營救。神宗趙頊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是蘇東坡的鐵杆粉絲，對蘇東坡的詩文字畫愛若珍寶，對文采享譽宇內的蘇軾大有愛才之心和憐才之意。在她和早已下野的、蘇軾曾經的政敵王安石的竭力維護下，以「聖朝不得擅殺才士」為由力加勸阻，讓神宗有所顧忌。加之開國太祖趙匡胤立有不得擅自誅殺大臣的盟誓鐵律，蘇軾得以大難不死，有驚無險的逃過一劫。趙頊下令釋放了蘇東坡，貶謫黃州，擔任一個有職無權的團練副使閑差。這結果對於早認為自己難逃一死的大文豪來說，已屬天幸。其他39位君子，均涉蘇軾諷喻朝政一案，除已經離世的外，均處以降職、貶官，各罰銅二十斤抵罪了事。

蘇軾得救，驚心動魄、一波三折的「烏台詩案」峰迴路轉，以戲劇性的結局降下帷幕，也算是一個不壞的結果了。對這結果最為失望的非章惇、李定、何正臣等奸人莫屬。坐冤獄四個月後蘇軾重獲自由，他感嘆「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無處話凄涼」，一面匆匆離開汴京遠赴黃州。如驚弓之鳥般逃出生天的蘇軾，按捺下驚懼惶恐之心後，很快恢復昔日豁達、淡定的心態，隨遇而安。黃州對於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他的一些流傳千古的重要作品大多誕生於此地。

蘇東坡的詩文想像雄奇，筆力縱橫，遣詞造句恣肆汪洋，題材廣泛，自成一格。其作品意境高遠，寥廓蒼茫，豪放而不失浪漫。自宋以來，文人騷客愛不釋手，一直將他視為文壇偶像、旗幟標杆。毫不誇張的說，蘇軾是中華文化史上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在蘇東坡的故鄉四川眉山一帶，民間有諺雲「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根」。意思是不能夠熟讀蘇東坡詩文的讀書人，一輩子只能吃菜根。由此可見，大宋朝廷施政輿論與民間輿情的反差之巨大。史料記載，「烏台詩案」期間，朝廷曾經懸賞重金禁絕他的詩文，誰上交他的詩詞文章就賞80萬錢，大宋80萬貫制錢怎麼也值如今十幾萬人民幣了，這賞額也算不低。結果還是少人上繳，應者寥寥，蘇軾的詩文字畫反而逆勢上揚，一字千金，成了官場、民間爭相收藏、奇貨可居、競相誇耀的瑰寶。

《宋人軼事彙編·二蘇》記載，當時的讀書人假若不熟悉蘇東坡的詩文，會被看作學問不精，品位低俗。「烏台詩案」時，某地方官不忍心砸毀鐫刻有蘇軾文章的碑刻，冒險將石碑投入護城河暗加保護。後來此人看到蘇文升值成為官宦人家誇耀的寶貝，他靈機一動，將那塊碑從河中撈出，命人日夜趕工拓印，得拓片數千張後將石碑擊毀。他將這些拓片帶到京師，因為是孤品，不多時便銷售一空，賣得罄盡，他也因此成了一方巨富。

中國人遇事喜歡往後看，喜歡到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搜尋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美其名曰回望歷史。以今天的眼光看「烏台詩案」，可以如此說，這種做法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帶有一絲不祥或不安的氣息。無論最終結局怎樣，放眼世界範圍都很難找到興「文字獄」後而由此導向良好結局的案例，它只會讓天下蒼生噤若寒蟬，萬馬齊喑。栽贓陷害，荼毒斯文，對整個社會的不良影響和惡劣示範效應之大已超出作惡者的想像。

隨著蘇東坡、司馬光等人的黯然離去，標誌著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大宋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再也難以見到那種信念高遠、人格高尚、學問廣博精粹的偉大人物了。夕陽殘照下的北宋帝國，可以容忍異族鐵蹄的踐踏，卻很難容忍這些最先覺醒，「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的民族精英的睿智思想；一瀉千里，奔流到海的大江大河，能容得下異邦侵略者的戰船勝似閑庭信步般關山飛度，卻容不得文人墨客的滔滔胸襟、敏捷才思、憂世傷生的情懷和輝煌文字。在唯帝王好惡馬首是瞻的壓抑、晦暗的環境下，文人人格的整體扭曲和諂媚已成常態。

環顧古今中外，歷史老人告誡我們，再英明的人也會犯錯，而一套良性機制卻能少出偏差，只有行之有效的機制才能糾偏人的錯誤。優秀知識分子力倡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成昨日絕唱，北宋偌大的國土，竟然安放不下蘇東坡的一張書桌。文人成為權力的附庸是必由之路，幾乎是無選之選。統治者的醉翁之意不過在於利用他們的思想和社會影響力來夯實自己的統治基礎。隨便翻翻史書，「幾個小人輕易就將一個偉人搞定」的悲劇不絕如縷，信人不如信制度，已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在皇權獨大、贏者通吃的封建時代，人格高尚，才華橫溢，超拔流俗、不熱衷於阿附權貴如蘇軾者必不見容於居廟堂之高位者，這是5000年中華歷史的必然，不光是蘇東坡個人的人生悲劇，也是中華文化難以規避和逾越的宿命。

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為社稷臣。

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

蘇東坡網路圖片范曾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