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國外鄧小平研究特點分析

成龍

2014年09月24日16:3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摘要〕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外鄧小平研究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一是從中外改革結果的對比、以往研究的反思、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演變、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等多視角研究鄧小平，研究的系統性、整體性在增強。二是通過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研究，進一步展現鄧小平的歷史貢獻，認為中國道路具有「超越資本主義視界的前景」，完全不同於「華盛頓共識」，「改變了全球發展理念」，鄧小平「完成了過去150年里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三是雖然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國改革開放，但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性質依然是爭論的焦點。

〔關鍵詞〕新世紀；國外鄧小平研究；特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績效更為顯著，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更多的國外學者、人士加入到研究鄧小平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行列，把鄧小平研究再度推向高潮，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

一、研究視野更加廣闊，系統性、深刻性在增強

受歷史條件和研究者認識水平的限制，上世紀的國外鄧小平研究，還主要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具體政策及事件的描述性研究，「就事論事」的味道比較濃，視野相對狹小，理論性不強，系統而有分量的論文和專著並不多見。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中外交流的擴大，國外學者、人士有更多便利條件展開深入研究，研究視野進一步擴大，更加註意挖掘隱藏在現象背後的東西，研究的系統性、整體性大大加強。

（一）從中外改革結果的對比中研究鄧小平

上世紀70年代後期，改革成為一種世界性浪潮，既有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等人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也有里根、撒切爾等人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改革的績效如何，

孰優孰劣，在當時並不十分清晰。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衰退，中國改革的效果日漸突出，一枝獨秀，令世人刮目相看。追根溯源，這一切都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密切相關。國外學者、人士紛紛回顧中國和其他國家改革的進程，對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展開新的研究。義大利全球著名的財經專家洛麗塔?納波利奧尼（Loretta Napoleoni）的專著《中國道路：一位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通過對全球改革，特別是對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與里根、撒切爾領導的西方新自由主義改革異同的比較，說明「中國模式成為最大贏家」「亞當?斯密為什麼打不贏馬克思」的道理。美國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沈大偉（David L.Shambaugh）所寫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通過對全球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蘇改革背景、過程及其結果的詳盡比較，以更為具體的事實說明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改革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功。英國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寫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其副標題是「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認為「現代性模式絕非只有一種，事實上有很多種」。他說：「西方希望總體上按照自身的標準——有時甚至是唯一標準——評估中國，儘管可以理解，但這是一種錯誤做法。」（〔英〕馬丁?雅克著，張莉、劉曲譯：《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330—331頁。）要求中國緊跟西方的腳步，拿這種思路來理解中國是完全行不通的，「這完全是一種幻覺」。此外，鄭永年的《全球化與中國的國家轉型》（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宜蘭?阿龍（Ilan Alon）等的《中國治理：全球化與政治轉型》（Palgrave Macmillan，2009）、夏連特拉?D.夏爾馬（Shalendra D.Sharma）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和印度》（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也都具有從全球改革視野研究鄧小平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

（二）從以往研究的反思中研究鄧小平

近年來，很多國外學者開始反思以往的研究，從思想的清理和批判中推進鄧小平研究。由美國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高義（Ezra F.Vogel）教授所寫的《鄧小平時代》，全書共計64.3萬字，為完成這部巨著，作者先後查閱了中外與鄧小平相關的檔案和文獻，拜訪了鄧小平的家人和好友，還前往新加坡、澳大利亞、英國、日本等地，同與鄧小平打過交道的中外政界要人及學術名家交談，並對以往的中外文獻展開辨析，以更為全面的資料反映了鄧小平作為「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的形象，深入挖掘「鄧小平時代」的開創過程及其特徵。傅高義本人指出：儘管鄧小平生前一再告誡寫作者不要吹捧他，但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歷史寫作中，褒揚英雄、貶抑他人的傳統在中國依然流行。「在試圖理解鄧小平和他的時代的過程中，我閱讀了讚揚他、批評他或者努力以學者的方式方法做研究的人所寫的著作。」（〔美〕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viii頁。）這的確是作者力求客觀的真情流露。大衛?蘭普頓（David Lampton）在《一脈相承的領導者：治理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一書的「導論」中指出：「在558次與中國領導者的會談、案例研究、不可勝數的文獻分析的基礎上，本書剖析了自1977年鄧小平重新走向權力舞台以來中國極其特殊的發展過程，審視了中國國內政治、對外關係、自然的和人為災害、軍民關係以及中國人的談判方式。」（ David M.Lampton, 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 from Deng Xiaoping to Xi Jinp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1.）這反映了作者紮實的文獻基礎和實證考察的功夫。其他學者如沈大偉、德里克、傅士卓、季塔連科等，也都與中國學術界、政界有著廣泛的交流，他們多次到中國親身感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以旁觀者的身份直陳自己的看法，反映出不斷靠近客觀、全面的學術追求。

平心而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人士所寫的鄧小平的傳記並不少，如匈牙利記者巴拉奇?代內什所寫的《鄧小平》（解放軍出版社，1988）、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教授大衛?古德曼（David S.G.Goodman）的《鄧小平政治評傳》（Routledge，1994）、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的《鄧小平傳》（Hamish Hamiltion，1994）、美國本傑明?揚（Bengjamim Yang）的《鄧小平政治評傳》（M.E.Sharpe，1997）等，儘管各有特色，從不同視角反映了鄧小平的人生經歷，但與傅高義、傅士卓、沈大偉等人的新作相比，其紮實性、厚重感已無法企及。

（三）從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演變中研究鄧小平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外學者、人士更多地將鄧小平置於中國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建設史和改革開放史之中，從歷史的比較中研究鄧小平。由喬納森?昂哥（Jonathan Unger）主編的《中國政治的本質：從毛澤東到江澤民》（M.E.Sharpe，2002）一書，共分兩個部分，反映了中國政治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從鄧小平到江澤民所實現的重大轉型及其相互關係，體現了鄧小平作為承上啟下的歷史人物的作用。由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主編的《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中國：從鄧小平到胡錦濤》（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系統闡述了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鄧小平發表視察南方的談話、在中國再次掀起改革浪潮，以及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鄧小平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改革、深入探索中國道路的歷史進程。大衛?蘭普頓的《一脈相承的領導者：治理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從國家治理體系視角論述了當代中國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一脈相承的轉變過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國外學者發表了一批專題論文和論著，如美國歷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的《重訪後社會主義：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法國經濟學家讓-克洛德?德洛奈（JeanClaude Delaunay）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法國著名左翼學者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的《中國融入世界市場是否意味著「中國模式」的必然終結？》（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主編的《中國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等，從歷史的視角重新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他們上世紀的研究相比，其思想認識有了明顯的變化，絕大多數人高度評價「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四）從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中研究鄧小平

由鄧小平開闢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未來前景如何？它將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世紀之交，國外學者、人士都在思考這一問題。詹姆斯?凱基（James Kynge）的《中國震撼世界：巨人的崛起與憂患的未來——及對美國的挑戰》（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6）、W.約翰?霍夫曼（W.John Hoffmann）的《未來中國——世界最充滿活力的地區》（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柏思德（Kjeld Erik Brdsgaard）和賀爾林（Bertel Heurlin）主編的《中國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位置：國際、地區和國內挑戰》（Routledge Curzon，2002）、拉魯?伊斯拉姆（Nazrul Islam）主編的《中國復興：問題及其未來》（Palgrave Macmillan，2009）、赫伯特?S.葉（Herbert S.Yee）主編的《中國的崛起：威脅還是機遇》（Routledge，2010）、威廉?A.卡拉漢（William A.Callahan）的《中國夢：未來20種可能前景》（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萬明（Wan Ming）的《中國模式與全球政治經濟》（Taylor and Francis，2014）等，都是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方面，國外學者、人士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駁斥「中國崩潰論」。W.約翰?霍夫曼指出：自80年代早期改革以來，有關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已有好多次，出現了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國崩潰論」。儘管近來中國宏觀經濟改革的很多計劃引起爭議，但卻沒有哪個問題會導致中國崩潰。中國的適應能力以及影響變化的能力是無法估量的。（ W.John Hoffmann, China into the Future: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另一方面，國外學者也表達了對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擔憂，包括水資源問題、空氣問題、土壤問題、能源問題、交通運輸問題、人口問題、糧食問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腐敗問題等。西班牙巴塞羅那自治大學教授華金?貝爾特蘭?安托林認為，從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中國已經達到了與30年前有天壤之別的新高度。但革命的年輕時代已經遠去，成熟期的財富造成了不公正和腐敗，現在迫切需要收複信心和重新平衡分配財富。（《革命與改革：新中國的六十華誕》，中國政策觀察網（西班牙）2009年9月6日，轉引自中華網2009年9月9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9/09/content_18494140.htm。）

二、研究問題更加集中，充分肯定鄧小平的歷史貢獻

上世紀的國外鄧小平研究，雖然也有人很早就注意並使用了「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概念。如早在1979年，美國《時代周刊》就發文指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鄧和他的支持者們開創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世界風雲人物鄧小平》，《時代周刊》（美國）1979年第1期，轉引自齊欣等編譯：《世界著名政治家、學者論鄧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頁。）。又如戴維?W.張（David WenWei Chang）在《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Palgrave Macmillan，1989）一書認為，中國正在搞的是一種「混合模式」。但總體來講，「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尚未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概念。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發表《北京共識》以來，幾乎所有的國外鄧小平研究都與「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相聯繫，對鄧小平歷史貢獻的評價，也是在「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框架下加以展開的。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超越資本主義視界的前景」

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到底姓「社」還是姓「資」？絕大多數國外學者、人士充分肯定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性質，高度評價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美國未來學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明確指出：儘管中國在經濟上擁抱「黑貓白貓」，儘管實施了改革開放，但是中國政治「貓」的「顏色」從未改變，西方式的民主也從未在中國興起。「中國並不是一個慢慢脫去一層層共產主義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國家所準備好的資本主義外套的國家。」 （〔美〕約翰?奈斯比特、〔德〕多麗絲?奈斯比特著，魏平譯：《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第4頁。）法國漢學家魏柳南（Lionel Vairon）指出：雖然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針對「文化大革命」追隨者的極左意識形態以及新「封建主義」的批評聲此起彼伏，但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們仍掌控著局勢。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當政，蘇聯政治風雲突變，1991年蘇聯解體。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從而清醒地認識到，片面、僵化地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行不通。 （〔法〕魏柳南著，王寶泉、葉寅晶譯：《中國的威脅？》，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第135頁。）德里克指出：「中國的領導人從未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信奉」，與以往相比，「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似乎更加清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革命的遺產，是「毛澤東未竟事業的延續」，這種社會主義具有「超越資本主義視界的前景」，更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為資本主義尋找一種替代的持久衝動」。即使在中國的經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之後，這種替代仍然具有生命力。 （〔美〕德里克著，呂增奎譯：《重訪後社會主義：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5期。）

美國美中友協主席大衛?W.尤因針對所謂中國「資本主義復辟論」指出：設想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變相維護」，中共正在「努力將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失敗後，社會主義事業已經渡過了其最黑暗的時期。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如果它得到鞏固）將意味著社會主義是人類在21世紀最好、最切實的希望」 （〔美〕大衛?W.尤因著，周艷輝譯：《美國學者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爭論》，《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12期。）。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天兒慧（Satoshi Amako）針對鄧小平理論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觀點指出：「鄧小平確實從三個意義上超越了毛澤東。一是毛澤東相對拘泥於『社會主義』說法，強調過度貧困，明確闡明『貧困不是社會主義』，從正面肯定了追求『富裕』。並且提出，不論好壞都要解放人們的『慾望』，大大促進社會的活性化發展。二是把中國從割離於國際社會、自我封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增強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並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第三，與毛澤東的個人化領導方式不同，鄧小平至少從形式上實行了『眾意達成』，並為後繼者主動讓路，做到逐漸改變個人化領導。」（ 〔日〕天兒慧著，范力譯：《日本人眼裡的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03頁。）

（二）鄧小平的改革哲學及戰略完全不同於「華盛頓共識」

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為什麼能夠取得成功？這是新世紀以來國外學者特別關注的帶有神秘色彩的問題。雷默認為，「北京共識」與鄧小平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採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變化如此之快，以致沒有多少人，甚至本國人都趕不上形勢的社會的產物，它也是由這樣一個社會決定的。求變、求新和創新是這種共識中體現實力的基本措辭」 （〔美〕喬舒亞?庫珀?雷默：《北京共識》，黃平、崔之元主編：《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6—7頁。）。奈斯比特指出，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堅持著改革開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標」 （〔美〕約翰?奈斯比特、〔德〕多麗絲?奈斯比特著，魏平譯：《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第1頁。）。中國的新社會依賴於「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參與全球化，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洛麗塔?納波利奧尼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一是源於能夠調動民眾的積極性，特別是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而里根、撒切爾政府則在改革中遠離民眾、排斥非政府組織。二是西方人與鄧小平的哲學和指導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相距甚遠。如果說鄧小平是「摸著石頭過河」，那麼弗里德曼及其追隨者們都被洶湧的洪水捲走了。三是鄧小平當初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改造的目的在於改革體制、挽救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但里根與撒切爾「只是拆毀舊體系，因為他們並沒有任何整體的建設計劃」。 （〔意〕洛麗塔?納波利奧尼著，孫豫寧譯：《中國道路：一位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95、205、206頁。）

印度經濟學家阿嘎瓦拉（Ramgopal Agarwala）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源於鄧小平時代領導人所採取的改革哲學和戰略。就改革哲學而言，主要有兩點：一是借鑒外部經驗，但拒絕「華盛頓教義」；二是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時進行的方式生機勃勃。就改革戰略而言，中國獨特的改革戰略主要可以分成五類：採取漸進的方式方法避免「休克療法」；根據現實情況仔細安排改革的步驟；通過過渡階段而逐步適應改革，盡量減少社會成本；通過競爭而不是改變所有權來提高經濟效率；重視社會資本的重要作用。 〔印〕阿嘎瓦拉著，陶治國譯：《中國的崛起：威脅還是機遇？》，山西經濟出版社，2004年，第59、62、63頁。俄羅斯著名經濟學家波波夫（Vladimir Popov）認為，1979年之後，中國之所以能實現良好運轉，主要原因包括：首先，中國改革完全不同於「華盛頓共識」的一攬子政策——中國循序漸進而不是立即取消價格管制，沒有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實施有力的產業政策和高外匯儲備下的低估匯率政策；其次，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領導中國期間的成就——強大的國家制度體系、高效的政府、改善的基礎設施和充足的人力資本儲備等，為1979年之後的中國奠定了基礎；再次，與蘇聯「休克療法」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同，中國漸進改革方式沒有毀壞前述的所有成就；最後，或許是最重要的，中國在19世紀40年代至1949年短暫的西化嘗試夭折之後，至今從未真正脫離得以使其保持低度的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整體主義制度 （〔俄〕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廣闊視野下中國與俄羅斯的轉型比較》，王新穎主編：《奇蹟的建構：海外學者論中國模式》，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238頁。）。

沈大偉強調中共學習和自我調適機制的作用，指出：自19世紀70年代「自強運動」以來的100多年裡，中國一直是一種「拿來主義」文化，即從世界其他國家尋找合適的模式和思想，引進並嫁接到本土的文化根莖上，創造出一種「兼收並蓄型國家」。中共發現它必須處在一個永恆的循環中：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在這個循環中，每一次改革都會帶來某些後果（有些是預料之中，有些則是意料之外），接下來又導致高速和進一步的改革。對中共來說，最重要的是保持調適性和靈活性。（ 〔美〕沈大偉著，呂增奎、王新穎譯：《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7、5頁。百年來主要是傳播和吸收西方優秀文明成果，謂之「拿來主義」顯然是簡單化了。）

（三）中國的持續發展「改變了全球發展理念」

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還是威脅了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外學者、人士充分肯定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的貢獻。澳大利亞前駐華大使羅斯?加諾特回顧中國自鄧小平以來持續發展的經驗，認為中國發展「改變了全球發展理念」。中國的成功大大促進了可持續的、快速的、國際化的現代經濟發展。「我們可以從中吸取大量的經驗教訓來取得好的成果。」 （〔澳〕羅斯?加諾特：《中國30年改革與經濟發展經驗》，王新穎主編：《奇蹟的建構：海外學者論中國模式》，第83—86頁。）季塔連科指出：20世紀，在最深刻的危機和社會主義戰略退卻的條件下，中共承擔了根據時代要求和新歷史機遇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任務。鄧小平提出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預防了社會主義被擠出歷史舞台，對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模式提供了社會主義的選擇。與此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印度以及一系列發展中國家一起，為尊重文化多樣性，為國際關係民主化，為各種文明的建設性對話積極行動，促進了另一種立場的確立，以替代在全盤西化進程中文明衝突的方針，以多極多色的世界來替代單極世界。（ 〔俄〕季塔連科：《論中國現代化經驗的國際意義》，《遠東問題》（俄羅斯）2004年第5期。）

德里克認為，正是鄧小平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當今「全球工廠」的戰略中心，生產出全球消費的商品，中國已經崛起成為全球經濟大國。中國經濟的全球化還使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經濟發展造就了一個活躍於中國和世界的新企業家階層；中國社會不再只是歐美文化和產品的接收者，而是全球新奇商品的消費者和文化產品的出口大國。 〔美〕德里克著，呂增奎譯：《重訪後社會主義：反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5期。世界銀行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霍米?哈拉斯認為：「中國的成功將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所助益，而不是造成傷害。」中國每年4000億美元的進口額中有45%來自發展中國家，而進口貿易額在2003年又增加了550億美元。中國對基礎商品的需求十分強烈，從而抬高了糧食作物和鋁、鋼、銅、棉花、橡膠等工業原材料的價格。對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靠這些產品的收入謀生的農民來說，全球性的價格飆升來得正是時候，它扭轉了幾十年來價格不斷下跌的局面。（ Homi Kharas, 「Lifting All Boats: Why China』s Great Leap is Good for the World』s Poor」,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05.）

馬丁?雅克指出，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實施的是與過去根本不同的戰略。崛起為世界主要大國的中國將提供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和範例。它「包含完全不同的政治傳統：後殖民時代的發展中國家、共產黨政權、高度成熟的治國方略、儒家傳統」。（ 〔英〕馬丁?雅克著，張莉、劉曲譯：《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315頁。）「中國的崛起將意味著她的歷史、文化、語言、價值、機制和企業將會逐漸影響全世界。如果說自1978年以來，世界帶給中國的改變為要大大多於中國帶給世界的改變，那麼這種進程將很快發生逆轉——中國帶給世界的改變將遠遠多於世界帶給中國的改變。」 （〔英〕馬丁?雅克著，張莉、劉曲譯：《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第XXV頁。）克里斯托夫?A.麥克那尼指出：「中國的崛起無疑是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和經濟事件之一。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的巨大成功，它與其他政治經濟體的相互影響，將形成全球性的價值、制度和政策，因而重建國際政治經濟。」（ Christopher A.McNally, 「SinoCapitalism: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64, No.4, October, 2012.）

（四）鄧小平「完成了過去150年里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

國外學者、人士回顧中國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屢遭列強侵略，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遭受巨大痛苦的歷史，高度評價鄧小平為實現民族復興作出的貢獻。傅高義認為，鄧小平「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里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們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美〕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第641頁。）。魏柳南指出，在近代以來的一個世紀中，中國人民曾寄望於孫中山一度構想的社會，但「民主革命之父」轉化中國的願望在頑固派的抵制下破滅了。之後迎來了毛澤東，他是一位毫不妥協且純粹的革命家，但其在1949年以後建立起來的制度過分強調集中，缺乏民主。「直到鄧小平時期中國才迎來理性和實事求是主義的大獲全勝，鄧小平無疑是中國人自19世紀以來就苦苦等待的救世主。」 （〔法〕魏柳南著，王寶泉、葉寅晶譯：《中國的威脅？》，第11頁。）

曾任德國駐華大使的康拉德?賽茨（Konrad Seitz）指出：「鄧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革命。他創造了一個新的中國，使占人類1/4的人發生了巨大變化。拿破崙的預言在多次失敗後好像就要成為現實：『如果中國這頭睡獅醒來的話，大地將顫抖』。」（ 〔德〕康拉德?賽茨著，許文敏、李卡寧譯：《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91頁。）基辛格高度評價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鄧小平南方視察幾乎產生了神話般的意義，他的講話成了中國後來20年政治經濟政策的藍本。甚至今天，中國的廣告牌上還展示著鄧小平南方視察時的形象和話語，包括他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33頁。）俄羅斯A.B.維諾格拉多夫（Владимир Αлексее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認為，中國模式是「中國文明發展的新階段」。鄧小平領導的1978年改革對中國文明的歷史功績在於，它使由外界影響和革命活動帶來的現代與傳統二者之間的衝突轉向統一。「此次改革第一次成功地突破了文明傳統的框架，承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傳統文化背景下，首先在經濟領域，允許個人發揮主動性。」（ 〔俄〕A.B.維諾格拉多夫：《中國文明發展的新階段：起源與超越》，王新穎主編：《奇蹟的建構：海外學者論中國模式》，第55頁。）

三、思維方式更為理性，挑戰問題依然尖銳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外交流的深入，國外學者、人士在思維方式上有了較大轉變，表現出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深刻認同。然而，某些已於上世紀提出並反覆爭論的問題，依然是爭論的焦點。

（一）新自由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針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策略，國外就有人提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論調，認為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是一種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中國改革所採取的措施都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必然要為資本主義所取代。近年來，雖然有更多的人開始認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但仍有一些人認為中國的成功完全是因為採取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如戈登?瑞丁（Gordon Redding）和邁克爾?A.韋奇（Michael A.Witt）所著《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選擇與機遇》（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一書，承認中國模式是「另一個奇蹟」，但作者的所有論述是以中國已經走向資本主義為前提。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在台灣出版了一本題為《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八旗文化出版公司，2010）的著作。他說：「在我看來，中國的改革經驗恰恰證明，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經濟、政治模式非但沒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國經驗的支持。」（ 《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對話陳志武》，《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28期。）同樣地，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等人把中國視為新自由主義成功的典範。尼克爾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對新自由主義適用於中國的這一核心原則作了概括。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依然保持強勁勢頭，這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中國多年來經濟改革積累的功效。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現在已經似乎決定所有商品的價格。同樣重要的是，改革極大地促進了競爭，不僅在製造業，而且在建築業和服務業方面也是如此。「市場決定物價的深入開展以及競爭性的市場對資源的分配效率方面有了改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示範國——中國的形象，至少目前是如此」。 （〔美〕馬丁?哈特-蘭茲伯格、保羅?伯克特著，庄俊舉編譯：《解讀中國模式》，《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2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底姓「社」還是姓「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鄧小平曾經針對人們的議論，從多個視角進行了論述，反覆強調市場與計劃都是手段，本質上沒有姓「社」姓「資」的區別。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鄧小平的論述，打開了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的新視界。但在國外鄧小平研究中，姓「資」姓「社」的爭論並未停止。關鍵在於，堅持這種觀點的人，依然受教條主義思維模式的影響，把計劃和公有化程度的大小作為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借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挫折和失誤，把資本主義視為人類歷史不可超越的唯一選擇，以當今資本主義的繁榮掩蓋資本主義曾經給人類帶來的苦難，掩蓋迄今為止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存在的壓迫、剝削和不平等；未能看到新自由主義的推行給世界造成的經濟社會危機；未能看到中國堅決抵制資本主義的一面，把中國借鑒資本主義等同於全盤照搬資本主義。

（二）實用主義還是實踐的唯物主義

上世紀80年代，國外就有人認為，鄧小平所講的「貓論」「摸著石頭過河論」「三個有利於論」「實事求是論」，都是實用主義「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證明手段之正確」的另一種說法，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的表現。進入新世紀以來，海貝勒、基辛格等人仍然堅持這種觀點。海貝勒認為，中共的領導體制在經歷了「轉型」「鞏固」兩個階段後，目前已進入第三階段，即「適應」階段，「意識形態已逐漸被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實用主義所取代」 （〔德〕海貝勒：《中國是否可視為一種發展模式？》，俞可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14頁。）。基辛格也認為，鄧小平的主要手法就是把「實事求是」和「理論聯繫實際」提升到「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的高度，利用毛澤東正統思想理論中的隻言片語，放棄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照鄧小平的說法，毛澤東是位實用主義者。」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第327頁。）言下之意，鄧小平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篡改和利用毛澤東的思想。實際上，國外所謂鄧小平的「實用主義」，還有另外一層意思：認為相對毛澤東的理想主義而言，鄧小平理論變得更加務實、靈活，更加強調通過試驗和探索尋求制度和政策的合理性。如巴里?諾頓所說：「政府的經濟政策具有謹慎和實用主義的特徵。靈活性和試驗性的方法同『漸進主義』結合起來，這通常通過援引一句中國的俗語——『摸著石頭過河』——反映出來。」（Barry Naughton, 「Singularity and Replicability in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China Analysis, January, 2009.）洛麗塔?納波利奧尼指出，在鄧小平上台之後，「對意識形態的超越使實用主義的精神在中國人心中得到了重生，為中國實現偉大的一躍而奠定了基礎……實用主義的回歸使每個人的積極性都被調動起來，對市場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認識。但是無論怎樣，中國仍然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廚師還是那廚師，只是在嘗試新菜」 （〔意〕洛麗塔?納波利奧尼著，孫豫寧譯：《中國道路：一位西方學者眼中的中國模式》，第66、67頁。）。在這裡，「實用主義」並無貶損之意，並不意味著鄧小平背離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正是對鄧小平強調務實精神的褒揚。

實用主義是美國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產生的一種哲學思潮，比鄧小平理論的產生早了整一個世紀。1998年，在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基辛格曾將其概括為「美國精神」。一方面，鄧小平理論和實用主義都包含著突破教條主義束縛、大膽試驗、大膽探索、大膽創新、求實務實、效率至上等精神，以及對規律和個人能動精神的重視。正因為這樣，美國在不到200年的時間裡成為世界頭號強國，而中國則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裡迅速趕上歐亞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鄧小平理論又與實用主義有著本質區別。其一，在世界觀上，實用主義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流派，而是一個折中主義的大雜燴，有時甚至是徹底的唯心主義，而鄧小平理論則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與當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的新哲學。鄧小平一再強調：「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其二，在真理觀上，實用主義過分強調真理的「效用」，忘記了真理要揭示客觀規律的最終目的，而鄧小平理論不僅強調真理的「效用」，更強調真理對客觀規律的反映，堅持主觀和客觀、相對和絕對的統一。其三，在利益觀上，實用主義反映了美國走向現代化的要求，代表的是資產階級、殖民主義者進行資本擴張、謀求利益最大化的主張，而鄧小平理論則代表的是中國現代化的要求，體現了最廣大人民群眾要求儘快發展生產力、迅速改善物質生活條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

（三）狹隘民族主義還是胸懷世界的愛國主義

在國外鄧小平研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來帶有民族主義性質，而在鄧小平時代則變得更加赤裸裸，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一起成為中共取得執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這種觀點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出現的頻率有增無減。美國《新聞周刊》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指出：「隨著經濟的進步，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變得更加強烈。拉住一位上海雅皮士，你會發現他——一名對台灣、日本和美國充滿惡意的民族主義者。」（ Fareed Zakaria, 「Is China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Newsweek, May 9, 2005.）維尼?沃-藍普?蘭姆認為：「隨著共產主義及其信條的死亡，共產黨的權威迫切需要一種凝聚力以維護其巨大而複雜的國家統一。宣傳愛國主義（在很多方面與民族主義或仇恨外國人的心理相重合）或許對於促進幹部團結統一的目標是一種簡易的途徑，這也同時服務於黨的合法性。此外，北京也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視為解除全球化毒害及失穩效應的解毒劑。」 （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 M.E.Sharpe, 2006, p.213.）彼得?海斯?格利思（Peter Hays Gries）的《中國的新民族主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和克里斯托夫?R.胡斯（Christopher R.Hughes）的《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Routledge，2006），系統分析了中國民族主義自鄧小平以來「不斷強化」的過程、實質及其國內外影響。

儘管民族主義具有形形色色的外表，但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把本民族或本國的生存和發展作為壓倒一切價值的一種價值觀。馬克思主義反對民族主義，主張將國際主義置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之上，但並不反對民族獨立和主權，認為「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2頁。）。鄧小平本人在英國培格曼公司出版的《鄧小平文集》「序言」中曾滿懷深情地說：「毛澤東主席說過這樣的話：『國際主義者的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同時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呢？我們認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我深深地相信，中國的未來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世界的未來是屬於世界人民的。」 （《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82頁。）正是本著國際主義、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統一的原則，鄧小平一方面主張把國家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堅決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反對別國無理干涉中國內政，另一方面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積極維護世界和平，主動承擔國際義務，從世界發展中把握中國發展的制高點。「民族主義論」知其一，不知其二，帶有片面性和主觀猜測性。

（四）「新權威主義」還是「中國特色民主主義」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岡部達味、毛理和子就提出，中國在毛澤東之後，走了一條「新權威主義」的治國路線。近年來，在探索中國成功經驗的過程中，相當一些人強調「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例如，巴里?諾頓指出，中國經驗的核心在於對傳統威權主義體制的變革，可稱為「威權主義升級模式」。其要點在於：第一，國家主權最為重要，它是國家實行國內經濟改革而無需屈從於外部控制或者受到國際上不穩定形勢影響的根本的前提條件；第二，維持對經濟核心部門的控制，同時全面實現市場經濟的自由化；第三，創建一種協商機制，同時限制公民社會和反對團體的自主性；第四，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發展，格外重視電信系統的建立，甚至允許一個適度的、非整體的「博客世界」存在；第五，增進國際經濟和政治聯繫。（ Barry Naughton, 「Singularity and Replicability in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China Analysis, January, 2009.）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王正旭（Zhengxu Wang）提出了「混合型政權」（hybrid regime）的概念。「混合型」的意思是「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嚴格的權威」，而是一種「半權威主義，競爭性權威主義，競選型權威主義，自由化了的獨裁政府，半民主，偽民主，部分民主，粗俗民主，競選民主，以及沒有民主的競選。他們是『帶形容詞的民主』或『帶形容詞的權威主義』」（ SuJian Guo, ed., China』s 「Peaceful Rise」in the 21st Century, Ashgate, 2006, p.118.）。

馬克思主義無疑承認權威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指出：「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範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6頁。）但是馬克思主義又認為，權威僅僅是達到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本身。「新權威主義」傳遞的是西方人的政治價值觀。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來帶有極權主義性質，鄧小平以來的改革確實使中國發生了重大變化，取得了巨大進步，但總體依然處於「半集權」「半專制」狀態。這種判斷以西方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的民主體製為標準，要求中國實行像美國一樣的民主。這不僅違背了人類社會組織方式和民主方式的多樣性，而且是極其不現實的想法。正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研究部主任李成指出的：「長期以來，很多美國人不僅將美國式民主制度看作是全球民主制度的典範，而且還相信，民主制度的實現並不會太費周折。例如，很多人天真地認為，只要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獨裁政權，民主制度便會在這些地方自動生根發芽。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簡單，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轉需要一些前提條件，但是卻很少有美國人去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些條件對於『得天獨厚』的美國來說從來都不成為問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轉型和鞏固過程不順利，恰恰是因為缺乏這些前提條件。在這方面，美國人確實缺乏一定的敏感性。」（ 閆健：《對話李成：中國的政治改革，國際環境及未來》，《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3期。）

（本文作者中共廣東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