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書周易論集》後記 廖名春
《帛書周易論集》後記
| 一九九二年以來，我陸陸續續寫了幾十篇帛書《周易》的論文和釋文，散佈於海內外的各種書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童力軍編輯建議我將其集中起來，出一個論文集，以便學界。我為之心動，因而有了本書。 本書按內容共分為六部分。
第一部分《帛書周易經傳研究》，共收入論文五篇，都是談帛書周易經傳研究方方面面問題的。 《帛書〈周易〉經、傳述論》首刊於美芝靈國際易學研究院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名家談易》一書，對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經、傳及其研究的一些熱點問題，作了一般性的鳥瞰和扼要的討論，反映了作者當時對帛書《周易》經、傳研究的見解。這次收入本書，又作了一定的修改。 《論帛書〈易傳〉與帛書〈易經〉的關係》作於一九九四年春，首刊於《孔子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四期。該文對於豪亮等先生帛書《易傳》「天地定立」段反映了帛書《易經》卦序排列之迷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帛書《易傳》引經有一些與帛經不同的異文，這些異文不能用筆誤作解，而是意義有別，當是其另有所本而致。帛書《易傳》引用了大量的卦名和卦爻辭，有許多都是依今本卦序，沒有明顯遵從帛經之序的；而以「天地定位」段來解釋帛經之序，又須改「火水」為「水火」，所缺的四字，如不是「山澤通氣」而是「澤山通氣」，則更不合帛經卦序。由此可知，帛書《易傳》諸篇所本之經，決非帛書《易經》，它與今本《易經》的關係，顯然比帛書《易經》更近。帛書《易傳》的作者沒有接受帛書《易經》這一事實表明，帛書《易經》的產生很難早於今本《易經》。 《從帛書〈易傳〉等文獻論〈周易〉本經的作者問題》原名為《從先秦秦漢文獻論〈周易〉本經的作者問題》，是筆者參加一九九五年一月廣州「易學思維與當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後刊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的《孔孟學報》（台灣）第七十一期。該文認為從帛書《易之義》「子曰：易之用也，段（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的記載看，《繫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句並非如崔述所云「為疑詞不敢決」，「邪」同「也」，表示的是肯定語氣。從《要》篇的記載看，《繫辭》的話並非「但就其文推度之」。從《繫辭》到《彖傳》，從帛書《易之義》到《要》，它們都一致認定《周易》的產生，周文王是最有關係的人，這些記載是信而有 《帛書〈易傳〉引〈易〉考》是我一九九三年八月參加山東大學召開的「首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討論會」所提交的論文，後刊於台灣《漢學研究》第十二卷第二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該文考察了帛書《易傳）六篇稱引《易》名的情況，認為「卦」就是《易》的別稱，「易卦其義」就是「易卦其議」、「易卦之辭」。又考察了帛書《易傳》稱引卦名的情況，指出可辨認出的卦名共四十七個，其中有六個異寫的卦名是於豪亮先生《帛書〈周易〉》一文沒提到過的，並對其進行了考釋。又考察了帛書《易傳》徵引卦爻辭的情況，指出它們共引用了四十五卦的卦爻辭。並對其異文進行了比較，指出帛書《易傳》的引文有不少勝於今本和其它各本，也有不如的，也有兩可、難以遽定是非的。這些異文，對於我們理解經文的真相，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最後又考察了帛書《易傳》引《易》的次序，認為帛書《易傳》所本之經卦序同於今本，並非帛書《易經》之序。 《帛書〈易傳〉象數學探微》首刊於台灣《漢學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該文認為帛書《繆和》有用「之卦」解《易》之例，說明春秋時史官的這一方法，也為戰國時儒家經師所沿襲，不過前者用於占事，後者則將其提升為論理。《繆和》篇和《二三子》解《易》也用八卦分析法。帛書《易傳》中有兩種卦氣說，一是《要》篇的損益二卦卦氣說，以益卦當春夏兩季，以損卦當秋冬兩季，這是一種原始狀態的樸素的卦氣說；二是《衷》篇的八卦卦氣說，《衷》篇以此來解釋坤卦卦辭。《衷》篇的八卦卦氣說是以《說卦傳》 「帝出乎震」章的理論為背景的，沒有《說卦傳》的理論，就不可能解釋通《衷》篇的說解。所以，我們不應低估八卦卦氣說產生的年代，也不應低估《說卦傳》產生的時代。最後又考察了《衷》篇「天地定立」段與「先天卦位」的聯繫，認為帛書《衷》所載，正好可以揭開「先天卦位」來源之迷。 第二部分，《帛書要篇研究》共收入論文六篇，都是談與帛書《要》篇有關的問題的。 《帛書〈要〉簡說》首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該文認為《要》篇的篇名與其體裁形式及作者的易學思想密切相關。《易》之要，不在於筮數，而在其德義，這是孔子的遺教，可能就是該篇以「要」名篇並通篇記敘孔子論《易》的重要言論的原因。從《要》篇所載史實可知孔子對《易》態度曾有過相當大的變化，「夫子老而好《易》」而遭到子贛的激烈反對，說明孔子晚年以前視《周易》為卜筮之書，不予重視，這種態度對子贛等弟子影響甚深，所以當孔子一反常態「老而好《易》」時，子贛就以孔子的「它日之教」來反詰。《易》在今文家的六經次序中排第五，在古文家中居首，這兩種排列，可能與孔子對《周易》態度的變化有關，應視為孔子弟子間的不同傳承。 《帛書〈要〉試釋》寫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後刊於《中國文化》第十期（一九九四年八月），被編者改題為《帛書釋〈要〉》。該文是全面考釋帛書《要》的首篇論文，認為帛書《要》篇首殘存有今本《繫辭》下第十章的文字；對原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的釋文又作了不少改正。對其與今本《繫辭》相同的部分作了詳盡的考證，認為這些文字都是取自《繫辭》；對「夫子老而好易」和「孔子籀易」段從文字、音韻、訓詁幾方面進行了考釋，又用相關的歷史文獻與其進行比較，認為先秦還存在著一種更原始、更詳細地記載孔子論《易》言行的文獻，這種文獻出於孔子後學傳《易》的一派之手，是帛書《要》和《淮南子》、《說苑》等關於孔子《易》說記載的來源，有許多內容也不見於今本《易傳》。 《從帛書〈要〉論孔子易學觀的轉變》原題為《試論孔子易學觀的轉變》，本是一九九四年湖南嶽陽「儒家文化與當代文化走向」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後刊於《孔子研究》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該文認為，從帛書《要）篇和《論語·述而》篇看，孔子的易學觀曾經有過很大的變化。孔子早年以前，不但不好《易》，反而視好《易》為求「德行」、「遜正而行義」的對立面。到晚年以後，他一反常態，好《易》竟到「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痴迷地步。孔子晚年易學觀的這種轉變是因為他發現《周易》一書蘊涵著深刻的哲理，有「古之遺言」。這種認識，可能是孔子見到了魯太史所藏、載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一書所致。傳說今本《易傳》系孔子所作，今本《易傳》某些部份和《易象》的關係，可能也象已修《春秋）與不修《春秋》一樣。由此看來，孔子晚年的易學觀和孔子關於《周易》哲理的闡發，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創造，但毫無疑問，他也汲取了前人的成果，有其歷史的淵源。
《帛書〈要〉與〈尚書〉始稱問題》原題為《〈尚書〉始稱新證》，首刊於《文獻》一九九六年第四期。該文認為《尚書》之名稱首見於帛書《要》篇，出於孔子之口。因此，先秦時應已有《尚書》之稱，鄭玄《書贊》雲「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其說可信。 《帛書〈要〉與〈論語〉「五十以學」章》原題為《〈論語〉「五十以學易」章新證》，首刊於《中國文化研究》一九九六年春之卷。該文以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的記載為據，論證《論語·述而》「五十以學」章的「易」字《魯論》作「亦」不可從。又認為此章是孔子晚年深入學《易》後的追悔之言。因為在晚年以前，孔子視《周易》為卜筮之書，採取排棄的態度，因此不可能發出「學《易》可以無大過」之嘆。只有在「老而好易」，認識到可以「觀其德義」之後，才會說出這一番追悔之語。 《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釋》是我2008年春季的新作，刊於《周易研究》2008年第4期。該文對馬王堆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殘文進行了綴補，重新隸定和考釋了幾個關鍵性的字詞，認為《要》篇第十四行中間的缺文當補為「予樂〔亓辤也，予何〕尤 第三部分《帛書衷篇研究》，共收入論文四篇，都是對帛書《衷》篇的文獻學考證及其學術史闡釋。 《帛書〈易之義〉簡說》首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是研究帛書《易之義》的首篇論文。該文認為帛書《易之義》後面同於今本《繫辭》的部分，是其摘引《繫辭》文而成的，它引《繫辭》文多次稱為「《易》曰」就是明證；此外，從行文風格上看，它改動《繫辭》而成文的痕迹非常明顯。從其引用經文的情況看，它一般都以今本卦序為序。該文又懷疑帛書《易之義》原有尾題。其「後記」又進一步報告，作者從帛書的照片中找到了載有該篇尾題的殘片，其中一字為尾題，另外兩字為所記字數，惜當時未能將尾題之字識出。 《帛書〈衷〉篇校釋札記》由刊於《周秦漢唐研究》創刊號（三秦出版社，二○○二年）的《帛書〈衷〉校釋（一）》和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七輯（九洲出版社，二○○二年）的《帛書〈衷〉校釋（二）》兩文組成。是筆者對帛書易傳《衷》篇重新綴合、重新釋文、重新考釋所得出的十八條札記，其中有對以前誤釋的糾正，有新補出的文句，有新釋出的文字，對於讀通帛書易傳《衷》篇具有基礎意義。 《試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首刊於《周易研究》二○○二年第五期。該文通過對帛書易傳三件殘片的綴合和考釋，認為所謂的帛書《易之義》原篇題當為《衷》，是孔子後學按照陰陽和衷共濟的主題所選定的孔子論《易》言論的彙編，編者以為這些言論是最為適當的論《易》之語，故名其為《衷》；而原記字數「二千」當為「四千」之誤；同時進一步考定帛書《要》的篇首當為今本《繫辭》的第十章。 《帛書〈衷〉與先天卦位的起源》一文寫於一九九三年九月，曾縮寫為《先天卦位探源》一文刊於《國際青年易學通訊》第四期（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五日），又刪節為《帛書〈易之義〉與先天卦位說》收入《易醫文化與應用》（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書。後來筆者又作了修改，改題為《從帛書〈易傳〉論先天卦位的起源》，收入《金景芳九五誕辰紀念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該文認為帛書《衷》「天地定立」一段反映了系統的「先天卦位」，邵雍說「先天卦位」本於《說卦》是有根據的。不過，邵雍他們沒有覺察到，今本《說卦》的記載有錯訛，「天地定位」段應以帛書《衷》所載為是。由此可見，說「唐以前無言先天象者」不足為據。從帛書《衷》「天地定立」段考察，「先天卦位」極有可能起源於先秦。 第四部分《帛書繫辭篇研究》，共收入六篇論文，都是談帛書《繫辭》文獻整理和學術史考察的問題。 《論帛書〈繫辭〉的學派性質》寫於一九九三年四、五月，刊於《哲學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七期，但因篇幅過長被刪去了近一半的內容。該文針對王葆玹、陳鼓應先生帛書《繫辭》較今本更近於《繫辭》原貌，帛書《繫辭》是戰國時期道家學派傳本的觀點，從帛書《繫辭》的祖本、帛書《易傳》諸篇的內容、帛書《繫辭》的思想構架、周秦至漢初易學的源流四個方面進行考察，指出王、陳的說法誇大了帛書《繫辭》同今本的差異，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關係，定錯了帛書《繫辭》的學派性質，帛書《繫辭》是儒家而決非道家的傳本。
《讀〈也談帛書繫辭的學派性質〉》一文寫於一九九三年九月，是對陳鼓應《也談帛書繫辭的學派性質》（《哲學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九期）的回應，後收入《帛書《易傳》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書。該文認為陳文關於先秦儒家解《易》基本特點的歸納有問題，從事理上言，重人道教訓，主張「不佔」與講天道變化並非「非此即彼」的矛盾關係，反而，二者更容易融合。從帛書《要》所載孔子「好易」、「籀易」的事實和《莊子·天下》篇所載「鄒魯之士」的「《易》以道陰陽」說來看，先秦儒家視《易》為講天道之書是不可否認的。陳文以蔡澤、顏蠋為戰國時期道家解《易》的代表，以顏蠋所引《易傳》為道家學者解《易》的作品是不能成立的。帛書《繫辭》只是一個抄本，當有底本存在，認為它是最原始的《繫辭》是錯誤的。 《帛書〈繫辭〉與今本〈繫辭〉的關係及其學派問題續論》寫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該文是對王葆炫先生《〈繫辭〉帛書本與通行本的關係及其學派問題——兼答廖名春先生》（《哲學研究》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一文的回應。王文名為「兼答」，實則每一段都是與我商榷。我針對王文所提出的問題，指出帛書《繫辭》少於今本的部分，大多在其底本中是存在的；帛書《易之義》、《要》同於今本《繫辭》的文字，大多是它們稱引、改編《繫辭》造成的；不能只看到今本《繫辭》不見於帛本《繫辭》的部分有的出現在帛書《易之義》、《要》，就認為今本《繫辭》是揉合帛書《繫辭》、《易之義》、《要》而成。事實上，帛書《繫辭》有的段落，也有在帛書《易之義》出現的。王文關於帛書與文獻記載的分析基本上是有問題的。 《「大衍之數」章與帛書〈繫辭〉》寫於一九九三年五月，刊於《中國文化》第九輯（一九九四年二月）。該文從帛書《繫辭》的「天一地二……天九地十」段論證帛書的祖本原有「大衍之數」章，又從熹平石經《周易》殘字等材料論證早在西漢初年《繫辭》就有「大衍之數」章。對帛書《繫辭》之所以不載「大衍之數」章的原因作了兩點猜想。 《〈帛書繫辭釋文〉補正》是我一九九二年八月參加湖南省博物館召開的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後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二期（一九九三年）。此文對陳松長發表在《馬王堆漢墓文物》一書中的《帛書〈繫辭〉釋文》作了系統的校勘、補正。原稿曾認為大恆的「恆」字，乃是「極」字的誤寫，大恆乃是大亟形近之訛。饒宗頤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在《帛書〈繫辭傳〉「大恆」說》（《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文中提出了批評。所以，刊發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二期時就作了刪節。但現在看來，楚簡中「恆」、「極」兩字常混，形近訛誤說未必就錯。 《帛書〈周易繫辭傳〉異文初考》是我參加一九九三年海峽兩岸黃侃學術研討會所提交的論文（載《中國海峽兩岸黃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該文對帛書《周易繫辭傳》「天奠地庳」至「鼓萬物而不與眾人同憂」的異文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對了解《周易繫辭傳》的原貌，考察今本《繫辭》與帛書《繫辭》的關係不無小補。 第五部分《帛書易傳其它篇研究》，共收入三篇論文，都是對帛書《二三子》、《要》、《繆和》、《昭力》諸篇一些問題的考釋和探討。 《帛書〈二三子問〉簡說》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是研究帛書《二三子》的第一篇論文。此文認為於豪亮先生將《二三子問》一分為二是錯誤的，「夕沂若，厲無咎」前後都是交叉論述乾、坤兩卦爻辭之義，不能因二三字的空而忽視其前後意義的聯繫。又指出其引《易》以今本卦序為準，與帛書《易經》的卦序並不相同；其解《易》與《彖傳》、《大象傳》、《文言》、《繫辭》較為接近，尤近於《文言》、《繫辭》中的「子曰」。《二三子問》不可能是荀子一系學者的作品，當是孔子弟子保留下來的孔子說《易》的遺教。 《帛書〈二三子〉、〈要〉校釋五則》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五輯（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該文考釋了帛書《二三子》的「德義無小，失宗無大」說，認為其義為報德不在小，失宗不在大；其說與《墨子》、《呂氏春秋》近，而《說苑》和「晚書」《伊訓》存在誤讀；孔子所引此語，當出於先秦《尚書》的《伯禽》篇，為周成王封伯禽於魯時告誡魯公伯禽之語。又考證了帛書《二三子》所引鼎卦上九爻辭「鼎玉 《帛書〈繆和〉〈昭力〉簡說》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八月），是研究這兩篇帛書的首篇論文。該文認為這兩篇帛書行數應在八十四行左右，其中《繆和》約七十行，《昭力》十四行。《繆和》、《昭力》中的「子曰」，應即「先生曰」，是歐陽修所謂的「講師之言」。《繆和》後面部分，大量用歷史故事來解釋《周易》卦爻辭之旨，可以說開了以史證《易》派的先河。這些歷史故事，大多見於《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但往往比《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所載更為詳實，說明它是在《呂氏春秋》、《韓非子》之前寫成的。 第六部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收入了帛書《周易》經、傳的七篇釋文。
《帛書〈易經〉釋文》是基於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之作，曾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內，後又見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了何琳儀《帛書〈周易〉校記》（《周易研究》二○○七年第一期）、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有一些修訂。 《帛書〈二三子〉釋文》最初由筆者據照片拼接復原並作釋文，後交李學勤先生審校，再由陳松長核對原件，加以校改。在此基礎上，由筆者定稿，以陳松長和筆者的名義發表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一九九四年底，筆者又對原釋文作了一些修訂，並從張立文先生說，將原題《二三子問》改為《二三子》，發表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一九九五年春，進一步修改後，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一冊《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中。後又對照帛書殘片之照片，作了一些加工，載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了近藤浩之《帛書〈二三子〉篇對「言有序」的解釋——擇善而不言不善》（第四屆易學與當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張政烺《〈二三子問〉釋文》（《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二○○八年四月），有所修正。 《帛書〈繫辭〉釋文》最初由陳松長作出，載於《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書。我隨即也作了釋文，並將其部分成果寫成《帛書〈繫辭〉校補》一文，發表於一九九二年八月在長沙召開的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後加以修改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二期，一九九三年）。後又見到黃沛榮的《馬王堆帛書〈繫辭傳〉校讀》及所附釋文（《周易研究》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因作《帛書〈繫辭〉釋文再補》（《周易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我又作《帛書〈周易繫辭傳〉異文初考》一文，收入《中國海峽兩岸黃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中師大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後又讀到已故韓仲民的《帛易說略》（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書，又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讀到張政烺的《馬王堆帛書〈周易·繫辭〉校讀》和黃沛榮的《帛書〈繫辭傳〉校證》以及陳松長的新釋文，受益良多。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我也作了一篇釋文，發表在《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上，並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中。後又核對帛書殘片之照片，作了進一步的修改，載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了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有新的訂正。 《帛書〈衷〉釋文》最初由筆者據照片拼接復原並作出釋文，後交李學勤先生審校，再由陳松長核對帛書原件，加以校改。在此基礎上，由筆者定稿，以陳松長和筆者的名義題為《帛書〈易之義〉釋文》，發表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後來，筆者又加以修訂，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一九九三年春，改題為《帛書〈衷〉釋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中。後又拼進了一些帛書殘片，對釋文作了進一步的修改，載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了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張政烺《〈易之義〉釋文》（《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訂正。 《帛書〈要〉釋文》最初由筆者和陳松長各自作出釋文，筆者統一修改後，再交李學勤先生審校。筆者將李先生的審定稿寄給陳松長核對原件，加以校改。在此基礎上，再由筆者定稿，以陳松長和筆者的名義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後來我又發表了《帛書釋〈要〉》（《中國文化》第十期，一九九四年八月），對原釋文作了一些補正。以後陸續讀到池田知久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研究》和《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分別刊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一二三、一二六冊）。在此基礎上，我又重作釋文，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並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中。後又訂正了幾字，載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裘錫圭先生《帛書〈要〉篇釋文校記》（《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二○○○年八月）、丁四新的釋文（《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張政烺《〈要〉釋文》（《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訂正。 《帛書〈繆和〉釋文》初稿於一九九三年夏，一九九四年底筆者又重加修訂，曾向裘錫圭先生請教過，並得到徐寶貴的多次幫助。始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後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中。後來又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上讀到陳松長的釋文，重加修訂，載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了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張政烺《〈繆和〉釋文》（《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訂正。 《帛書〈昭力〉釋文》初稿於一九九三年夏，一九九四年底筆者又重加修訂，得到了徐寶貴的幫助。始刊於《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後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中。後來讀到陳松長的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又加以修訂，重載於《易學集成》（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卷。這次，又參考了丁四新《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儒藏》精華編二八一冊，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七年四月）、張政烺《〈昭力〉釋文》（《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二○○八年四月），作了新的訂正。 附錄《帛書〈易傳〉研究論著目錄》原見於《帛書易傳初探》一書，這次又請我的博士後劉彬副研究員加以增補。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曹峰教授幫我補充了日本學人的成果，並訂正了一些錯誤。閆平凡博士也補充了一些資料。在此基礎上，我又作了進一步的修訂。好的研究目錄，是研究工作質量的保證。凝聚了多人心血的這一目錄，如果能受到帛書〈易傳〉研究者的重視，就能避免重複勞動，減少學術違規，帛書易傳研究水平的提高也就指日可待了。 李學勤先生是我研究簡帛的導師。從吉林大學博士畢業以後，我來到清華，在工作中一直跟李先生學習，所取得的一些成績，都與李先生的啟發誘導息息相關。這次又蒙李先生給本書賜序，予以鼓勵，更是感激。以後，惟有努力，方能不辜負先生的殷切期望。 廖名春
二○○七年底於北京回龍觀，又修訂於2008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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