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幾被遺忘的思想者——孫越生
——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
——由於思想，我卻囊括了宇宙。
引自帕斯卡爾《思想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至今依然被許多人視為當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崇高殿堂，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曾經集聚和培養了一大批具有深厚學識和學術良知的思想型學者。他們都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深遠的歷史洞察力和超群的理論建樹顯示出超越一般學者的思想者意味。
思想者常常是寂寞的。他們必須堅持用一貫的理性壓抑時常涌迸的激情，同時又總是保持價值理想主義的情懷；必須堅持用強大的精神對抗世俗的誘惑，同時又不斷體察人性的卑微。他們總是走在時代的前面，思考著我們從何處來向何處去的根本問題，總是用批判的態度掃視周遭的一切而蔑視所有的權威。他們為全人類的福祉奉獻自己的全部心智，收穫的雖然是登臨人類理性高地的樂趣，但往往也要面對不為常人理解的孤獨、不為權力所容的壓迫，有時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正是這類思想者，會在人類艱難的文明進程中提供真理的燭照，喚回被放逐的良知，鼓舞我們挑戰命運的勇氣。
更遺憾的是，思想者也會被無情地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不僅「下知有之」的集體記憶會隨著時間而淡散，而且他們的思想（總是表現為深沉的歷史反思或先覺的社會理性）也可能被平庸銷解或被「正史」掩抑。儘管歷史總會顯示其客觀一面，像顧准、王亞南等社科院學者的思想成就終究得到社會的認同，但並不是所有思想者及其思想都有如此幸運，孫越生就是這樣一位幾被世人遺忘的思想者。[①]
不過，作為學者的孫越生並沒有被遺忘。在學界一般印象中，他首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編輯和學術情報工作者。孫先生也願意這樣定位自己：「組織分配給我的工作崗位，都離不開與文字打交道，似乎命中注定要搖一輩子筆桿。總計經手加工的學術文獻資料出版物不下5000餘萬字，內容涉及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藝、史學、海外中國學、易學、教育學、情報學、科學學等十餘種學科。回首一生，沒有任何重大業績，只是以提供學術信息和資料的形式為人民為祖國服務，為人類知識的傳播服務；只是每天平凡地一筆一畫，一字一句，日積月累不停地在祖國這片曾經有過先進燦爛文化而今天卻顯得相對落後貧乏的文化園地上筆耕而已。」[②]
這份謙虛的總結出自孫越生去世前半年自撰的小傳。即使如此，其勤奮與博學也足以令人汗顏。其中，並沒有談到他開拓國外中國學研究的重要貢獻，而這一點，已經受到該領域學者的普遍承認與尊重。關於他國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的成就，筆者曾寫作《篳路藍縷，澤被後學——孫越生國外中國學研究之回顧》一文專予介紹。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開發這一新興領域的前瞻性和在相關學科理論上的建樹，都體現出他作為思想型學者的視野與深刻。
孫越生為世人所知曉，還由於他師事著名學者王亞南，並光大其著作《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以下簡稱王著）。[③]1943年，漢學家李約瑟曾就中國官僚政治問題請教時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王亞南，王於五年後始以此書作答，只是解放前此書印數僅三千多冊，未廣流傳。文革期間，王亞南遭受迫害而死，直到1978年才得以安葬榕城。孫先生緬懷先師，翻檢舊稿，「頗感三十年前闡發之真諦，宛如對此十年之時弊而發」，特撰文《重讀王亞南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④]，系統介紹王著及其理論成就。孫越生對王亞南遺著的發覆，不僅有感於王著出版三十年後系統研究中國官僚政治的文章依舊寥若晨星，更是因飽見官僚主義的政治幽靈在新的歷史中不斷改頭換面泛濫成災，而痛感客觀冷靜地研究這一事物在當代中國仍有重大意義。此文發表後得到學界普遍關注，也引發了重版王著的呼聲，一年後，王亞南這部官僚政治研究的扛鼎之作得以再版，至今翻印超過五萬冊，已成為關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文社科學者必讀經典之一。王亞南雖生前寂寞，但大著終賴弟子之力發揚光大，泉下若知，當會為此欣慰了。
然而，作為思想者的孫越生，其貢獻遠不止於此。儘管日常的編輯、翻譯和科研任務異常繁重，但令孫越生始終繫心的是一個更為重要的課題，即中國如何才能走出專制社會的「卡夫丁峽谷」，走向現代化。而官僚主義，「是解決一切現代化問題的最後的人為的障礙」。「不研究官僚主義問題，一切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不能說走到了它的邏輯的終點」。[⑤]因此，官僚政治研究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這也是對其師之業的繼續。
如果說王亞南首先對官僚政治的定義、一般表現、存在基礎和歷史發展（主要以中國為案例）做出全面的論述，建立了研究官僚主義和官僚政治的外部框架，那麼孫越生則在此基礎上深入腠理地分析了官僚主義的社會起源、發展模式和邏輯形態，並依此提出對治官僚主義的主張，形成了一套關於官僚主義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填補了中國理論界在這一問題上的重大空白。
關於官僚主義的社會起源，他提出：「官僚主義就是古人類原始本性中的惡，食人之風的惡，原始的權力欲與佔有慾（它的發達形態就是現代人的壓迫欲與剝削欲），寄生在人（社會猿）類基於種的生存的必要而產生的群體內部團結這種善的本性表現之上的結果。」[⑥]
如果我們通覽孫越生的相關著述，就會體察到，上面這幾十個字其實凝聚了他數十年對官僚主義的深入思考，包含著異常豐富的理論創見。
首先，他回歸到人性的起點反思官僚主義這一人類社會特殊現象。由於人性之惡，使得不同社會形態下人的權力欲和佔有慾始終無法消弭，並隨時伺機將這種慾望現實化，這就是他理解的廣義上的個人官僚主義，也是現實所呈現的體制官僚主義的人性基礎。同時，出於人性之善（從自發地抑制惡的無限擴張來理解），早期人類（社會猿）出於維持種群生存和發展的必要而形成自發的社會組織，組織內部又必須抑制個體權力佔有慾的無限擴張，從而自動形成各自壓抑惡欲達成團結的妥協。在此基礎上，孫越生指出，形形色色的體制官僚主義正是個體惡欲不得不因此寄生在這種因善的目的而形成的社會組織之上自我實現的結果。
由這一定義，可以自然地推導出官僚主義運行和發展的兩個基本規律，第一，權力必須通過中介系統才能形成官僚主義，正如馬克思所說：「這個人是國王，只是因為有別人當做他的臣屬。」[⑦]第二，個體惡欲對社會組織的寄生是一種矛盾動力，它決定了官僚主義的發生不以人的意志所轉移，並將存在於人類歷史的全部過程。只要我們承認無政府狀態對人類危害更大，就不得不認同社會組織的必要性，同時，只要看到「人對人是狼又是同志」的深刻矛盾，就必然面對這樣的現實：官僚主義命中注定不能消滅，只能講求有效克服[⑧]。這顯然超越了其師王亞南有關官僚政治會隨著封建專制政體和經濟基礎的消亡而自動瓦解的觀點。
關於官僚主義的根本運作模式，孫越生認為，既然官僚主義是對人類社會組織的寄生，就必須從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去考察。他指出，人類社會發展模式儘管多種多樣，歸根結底，都逃不出統分結構的元模式。各種社會發展模式都不過是「由集中與分散、統一與分化、集體與個體……這兩類相反而又相成的因素或傾向按照不同的具體條件、不同的比例與方式結合而成」，「所不同的，只是統的性質與作用不同，分的性質與作用不同，統分結合的比例與方式，性質與功能各有不同而已」 [⑨]。舊的統分模式如果不能維持社會組織的穩定發展，則勢必解體，重新調整比例關係與結合方式的新模式將取而代之。
用統分結構的範式來總結，官僚主義的元模式就表現為首腦→官僚→人民大眾這一統分結合的金字塔式結構。但如果考慮到社會組織因惡而生的善旨，就必然存在對抗官僚主義的力量，而這一力量的基本公式就是人民大眾→官僚→首腦。一個保持穩定，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官僚政治系統必定是雙向的，符合首腦←→官僚←→人民大眾的官僚政治系統。但是，如果這個系統的動力結構來自人治，就必然導致系統向官僚主義元模式傾斜，唯有法治才能保證系統內雙向運動的平衡。
個人官僚主義如何寄生在社會組織之上形成體制官僚主義（其寄生形式和實現方式千差萬別）應該屬於孫越生規劃的《官僚主義形態論》一書中要涉及的問題，遺憾的是，他過早的離世使我們無法窺得這部分的全貌。不過，在《官僚主義的起源和元模式》（未刊稿）一書中，結合中國歷代皇朝專制形態及其特點，孫越生總結了官僚主義發展過程中必然呈現的若干基本規律，包括滾雪球規律、貶值規律、蚯蚓規律、個人崇拜規律、輪流坐莊規律、老化規律、透支規律、遺傳規律、裙帶規律、兩棲規律等十種。透過這些論述，我們可以初步認識古代皇權如何實現包籠天地、宰控萬民的統治效力並維持其存在。
透過理論和歷史考察，孫越生為官僚主義開出的診斷單是：官僚主義在可見的未來都難以消滅，只能努力克服和遏制。歷史證明，一時的革命無法杜絕官僚主義的死灰復燃，只能逐步訴諸改革或改良。克服官僚主義的治本之道在於改變官僚主義的生態環境——人民。只有使民富，教民智，從而改變官吏隊伍內部成份與結構，才能改變官僚主義的運動形態，使之不斷文明化，成為一定時期內可以接受的形態。治標之道是進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改革。須標本兼治，不可偏廢方能真正奏效。[⑩]
提出統分結構的分析範式，總結官僚主義的元模式和發展規律，無疑是孫越生官僚主義研究的卓越理論貢獻。更值得關注的是，他的理論建構總是築基於對人性的深刻把握之上，而這恰恰是馬克思以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在具體運用中常常被忽視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經典論斷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或者把人性歸結為「自由自覺的活動」即「實踐」。這種試圖在更深層面挖掘人作為社會存在的本質屬性的努力固然可貴，但在具體的理論實踐中，卻時常陷入種種邏輯困境：如果利己心（私慾）是一個歷史範疇，為何自人類社會開始直至今天這一幽靈始終在我們心頭徘徊？如果社會存在的發展將會埋葬人類一切私慾，那麼現實的路徑何在？孫越生思想的可貴之處即在於回到人性的真實起點，擱置所有存在烏托邦性質的理論抽象，把漸進改良的理性實踐思維貫徹到理論建構的始終。孫越生曾自稱其理論體系的特徵（結合其個人感情的表現風格）是「廣譜折衷主義多元論和永動改良主義進化論」。 [11]如果我們能反省人類過往由於窮奢極欲或激進選擇而付出的無數沉痛的歷史代價，就會認識到孫越生所提倡的這種理性方式的價值——也許，它還是社會人最能揚人性之長抑人性之短的生命方式。
由對官僚主義的系統認識出發，孫越生還重新思考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他提出，國家的實質不僅僅停留於作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統治的工具這一層面，國家還在「公共國家」的層面管理內外事務，提供公共服務。「公共國家」意義上的國家的產生可以上溯到階級社會之前，並且，它並不像「階級國家」那樣逐漸走向消亡，而是隨著人類社會公共事務日益複雜化、專門化、綜合化和巨型化，不斷發達。馬克思曾經指出國家職能中存在公共國家職能這一層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個方面：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12]但是，「鑒於這一層次的現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階級層次的現象相對而言不起決定性的作用，並且已經被深深淹沒在階級衝突的洪流之中而未對它們進一步深入的研究」。[13]但在當今，世界各國都在現代化浪潮中競賽，因此，「現代化建設工作既是國家的社會職能，又是它的政治職能，而且必須是政治職能」。「也就是說，國家政治職能的重點，已由階級鎮壓職能轉移到對外爭取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與霸權主義的職能，即階級鎮壓的職能日益縮小和其他政治職能的日益加強」。[14]
上述內容寫於1984年，在今天看來，國家理應提供公共服務的觀點並不新鮮，但對於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長期統治理論界、當時又剛剛走出「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來說，這些論點無疑具有很強的糾偏意義，但並非他在這一問題上思考的終點。
如果說，列寧反覆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和「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防止社會主義政權建立後階級內部出現「變異」（像考茨基那樣），那麼，新中國建國後直至「文革」的歷次政治運動怕也出於執政者的類似擔憂。孫越生的憂慮則是公共國家由於官僚主義的寄生（形成國家的另一層次即官僚國家）而產生的變異。他指出，建國以來由於各種形式官僚主義的侵害，人們能夠明顯感覺到消極後果包括依法治國精神的不明確和法制建設的不完備導致的人治代替法治，社會公共生活準則和社會公共道德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更嚴重的則是，官僚階層假借公共名義以權謀私。[15]這雖是對建國後前四十五年的一個反思，但直至今日，上述問題依然存在，說愈加嚴重恐也不為過，儘管具體表現形態發生了許多變化。這就更加印證了孫越生的判斷：「寄生於公共國家的官僚主義如果不加以克服，將成為兩種文明建設的最大障礙，因此克服官僚主義有越來越大的戰略意義。」
官僚主義弊病何以橫行於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課題，對此，孫越生認為，這一癥結的理論根源在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的國度里從來沒有把官僚主義認真地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範疇之一加以深入系統的研究，只是把它附屬於階級鬥爭的範疇內來考慮。「表現在國家理論上，就是只承認有階級國家，不承認有官僚國家，不承認有官僚主義可以寄生於其上的公共國家。」[16]誠然，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調整和發展，階級國家的對立緊張大大緩解，公共國家的服務職能長足發展，技術官僚治國的總體能力也不斷提高，但是上述理論欠缺卻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彌補。
由上可見，孫越生在對官僚主義這一範疇對象的研究上，已經建立了一套獨立的理論體系，繼承並發展了其師王亞南的學術成果，對於馬克思經典學說也作出了突破性的嘗試，提出了若干具有重大挑戰性的理論命題。這些成就都足以奠定其卓越的理論家地位。不僅於此的是，他嫻熟運用的統分範式給我們思考人類社會組織結構和相關問題提供了一個簡要而深刻的途徑，而回歸人性基點的邏輯建構方式和「廣譜折衷主義多元論和永動改良主義進化論」的理性運作方式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平衡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矛盾作出幾乎最好的示範。這使得孫越生的研究已經超越一般理論家水準而臻於思想家的境界。
思想家之不同於一般理論家，表現在思力上就是思想家能跨越學科畛域，洞察歷史因果，如庖丁解牛般捕捉現象域、問題群的關鍵節點，發為言論則每有深切人心、回味無窮的接受效果。在這些方面，孫越生的見解也頗能展現其超邁時賢的思維穿透力。不必強為之說，試看幾例。
如論及研究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思路，他說道：
研究中國傳統官僚政治，如果只研究政治而不同時綜合地研究其他有關對象，如中國傳統經濟，就不能理解中國傳統官僚政治的大一統特點賴以構成的最主要根據。又如，如果不同時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被稱為「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的儒學，就既不可能了解政治對文化的利用機制，也不可能透徹了解中國傳統官僚統治的思想支柱及其行為模式。而如果不能鞭襞入里地理解中國傳統官僚統治，也很難透徹地了解中國的當代政治，乃至中國的其他許多問題。[17]
又如論及傳統中國現代化歷經坎坷而終未成功的根本原因，他指出：
新興工商業者在大一統的專制局面下，不可能利用任何政治角逐或戰亂機會來形成鼎足而立的獨立力量，更不可能在官營經濟和中央財政政策嚴密控制整個經濟的格局下來發展自身的獨立經濟系統。在這種高度集權的統制經濟下，即使想仰承君權的鼻息也很困難。重本抑末的一貫政策，官僚豪紳的不斷侵漁，官營經濟的壟斷限制，地痞流氓的競相劫奪，有土斯有財的社會投資慣性，官本位的價值取向，始終在強有力地左右著他的行為目標和資金流向，最後只能向封建經濟扭曲，與官僚地主連誼，而同工農對立，從而無可避免地在王朝覆滅和無政府主義大肆泛濫的循環中一再充當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的殉葬品。[18]（著重號均為筆者所加）
這是筆者目力所見對此問題最為精闢透徹的一段議論，讀此便知弱小的「資本主義萌芽」面對強大的皇權專制不啻以卵擊石，也就把握了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根本瓶頸所在。
再如論及中國兩千年專制社會的治亂根源，孫越生一陣見血地指出在於農民問題：
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開國伊始皆休養生息，勸農務工，以斂人心，等到政局穩定，經濟向榮，就安而忘危，樂而忘憂。鋪張浪費，日甚一日，貪贓枉法，比逐而增。各方竭澤而漁的災難，四位一體敲骨吸髓的剝削，最後都轉嫁到無權的農民身上。一旦局面敗壞到農村裡「老者轉乎溝洫，壯者散之四方」時，要腐朽無能的官僚機構去挽狂瀾於既倒，勢必又要任何解救的節目，反而演變成擴大災難的弊政。[19]
正因有這樣的認識，他才深刻地覺悟到「富農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壓軸戲」。
僅此三段引文，我們便可以從中深省中國的現代化要面對複雜沉重的歷史背負，絕非單一向度的解決政治體制或經濟水平或文化傳統可以實現，必須綜合治理方能艱難開拓，而最為關鍵的經濟、政治二柄，經濟上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和富農為要義，政治上須以革除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為基礎，才可為現代化創造基本的生息條件。如是知言，今天讀來仍振聾發聵。
思想家不同於理論家，還在於他們不會執著於「左」與「右」的學派分歧，總是以人類最高福祉為目標，反覆思考哪怕永無確論的終極問題。在一首題為《歷史的躊躇——題〈雨後初晴〉》[20] 的小詩中，孫越生這樣吟唱：
效率和公平如何才能兼顧？
自治和集中怎樣取得同步？
這不是短暫的煩惱，
這是歷史長河的躊躇。
如此思考絕非庸人自擾。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看到諸如孫越生這樣的思想者，確實使我們對飽嘗磨難的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增添了無盡的希望。進一步說，如此思考還體現著思想者超出常人的大愛。這份不同尋常的深情在孫越生另一首寫於離世前半年的短詩中盡顯無餘：「當我離開人世｜我要｜帶走兩袖清風｜留下一片愛心｜為了｜永遠向上帝探索真、善、美｜繼續對魔鬼投擲諷嘲的匕首。」對於習慣用壓抑和冷眼來面對個人和民族命運困苦的中國知識分子，這份大愛無疑是孫越生留下的另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思想者，他是異常孤獨的。曾經，由於「無權的知識在無知的權力下哭泣」（《題〈雨後初晴〉》），他感到過孤獨，只好將心靈投入大自然，用畫筆、用詩句來呼吸。而謝世之後，他的名字似乎也漸被淡忘，連帶他的思想也淡出人們的視野。這更是一份孤獨。每念及此，都不禁令我想起宋人度正的那句詩，「江水江花兩無盡，後之來者應何如」，故勉力撰出此文，既是努力留存他作為思想者的貢獻，同時也借之為這位孤獨的思想者獻上一瓣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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